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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
在 最近一次案件查办中，沈阳市纪委监委发现，为提升录取率，有学生把户口迁到沈阳参加高考。得知情况后，沈阳市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韩冰心里咯噔一下，“这可能并非个案”。
不过到底有多少类似情况，韩冰心里也没底。
大数据监督在此时派上用场。通过大数据分析比对，平台发现有疑似学生800多名，且集中在一个区县。利用大数据监督，沈阳市纪委监委开始对“高考移民”亮剑。
对于沈阳市纪委监委开展的大数据监督，去年6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到此调研时给予了充分肯定。
从紧闭嘴到主动投案：大数据成反腐“利刃”
让韩冰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在大数据监督平台运行了一段时间后，沈阳市纪委监委来了个“自首”的干部。
来人四十来岁，是一名区县基层干部。他提着300万元的现金主动上缴，清晰地交代了自己的腐败问题。办理完退赔程序后，却迟迟不愿离开，他找到相关负责人，怯怯地问：“我主动交代了，能不能不处理我了？”
不过，这在办案人员的意料之中。因为“自首者”们交代的问题，早就被沈阳正风肃纪大数据监督平台盯上了。
“在没用大数据手段前，要找相关证据，只有挨个找人核实，想尽办法让可疑人员‘张嘴’。”韩冰说，“但现在各单位、各级人员都暴露在数据下，问题一目了然。”
8月18日，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在沈阳市纪委监委办公楼的机房内看到近百台服务器。它们是沈阳大数据监督的“最强大脑”，存储着该市1100个一级预算单位的25.1亿条基础业务数据。数据从这里清洗、计算、分析后，沈阳正风肃纪大数据监督平台就能主动发现问题。
打理这些服务器的团队叫“大数据监督技术实验室”，由沈阳市纪委监委与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共同打造。正是这个实验室，促使1.3万多名党员干部主动说明问题，上交违纪款3亿元。
2018年3月，大数据监督技术实验室研发建立了正风肃纪大数据监督平台。该平台包括一库四系统。“一库”即正风肃纪监督大数据库，“四系统”即数据采集系统、综合分析系统、正风肃纪监督公示系统、问题管理系统。
“与一些地方针对民生资金、工程项目‘钱袋子’的大数据监督不同，在沈阳，纪委监委把涉及公共财政的项目、资金、物资、决策和权力，都纳入了监督范畴。”沈阳市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副主任郭彬说。
数据采集系统主要负责收集各单位的行权数据。数据采集完成后，就进入到综合分析系统。
在电脑前，技术人员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一串数字，综合分析系统页面展现在记者面前。蓝色的页面上有十几个标签，写着民政、科技、招投标等政府工作中可能出现疏漏的项目。比如点开“民生资金”，下面就会出现“企业法人领取社保”“服刑人员领取低保”“死亡人口领取社保”等子项目，项目括号里自动标记着可疑问题的条目。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方金云将这个大数据分析过程比喻为“体检”：不同指标对应着不同阈值，超过阈值就会“亮起红灯”。发现这些异常问题后，平台会自动报警，成为纪委追查的线索。
家住大东区的张某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发现的。在大数据平台的民生资金信息库里，记录着沈阳市民政局每一笔民生资金的流向，包括发放时间、金额、对象等。而在工商信息库里，记录了沈阳市工商户信息。
“两个数据库碰撞对比，就发现了大量的问题。其中张某是个典型。”郭彬介绍，张某从2012年1月开始领低保，同年10月却购买了一辆奥迪车。工商信息显示，张某还是沈阳某商贸公司的法人代表。在其他数据库比对后又发现，张某自2017年到2019年多次往返欧洲、新马泰。
“以往纪委监委的很多工作是‘手工活儿’，一例一例筛查。”韩冰说，“现在有了这个系统，以前几十个人的团队工作半年才发现的问题线索数量，平台可能一天就能达到，准确率在80%以上，可精准找到某领域的问题。”
“问题管理系统主要是把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察监督四种力量所发现的问题整合起来，打通我们自身的信息壁垒。”郭彬说。
此外，正风肃纪监督公示系统主要是解决政府和民众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全市的项目、资金、物资全部被纳入到该公示系统，市民可以在系统上查询项目，如发现有和实际情况不符的，可以一键举报。
探索不易，要数据等于动奶酪
实际上，自大数据监督平台构建以来，沈阳市纪委监委便一直在大数据监督的无人区探索，“包括梳理材料、统计数据、构建模型、体系建设等，都没有可参照的内容”，沈阳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
在数据采集平台，如何高效地收集各单位的行权数据，是沈阳市纪委监委开展大数据监督面临的第一道难题。
“要数据就是动别人奶酪。过去平级政府部门间，哪怕工作内容相关也难以实现数据流通。”据沈阳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介绍，为打破不同部门间信息系统的数据孤岛，沈阳市纪委监委推动全市建立了数据备案机制，将房产局、民政局、人社局等业务单位的数据纳入“大数据仓库”。
此外，对于机器来说，识别不同类型的表格与数据也有困难。这时工作人员不得不进行手动整理。
数据采集完成后，就进入到分析阶段。“通过对政府内部权力和资源的流转分析，我们研发了5套分析方法，构建了近300个规则模型。”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通过大数据比对分析、关联分析、数据碰撞等方式能实现精准监督，发现各类廉洁风险点。
“要构建模型就需要‘向贼王学习’，我们现在推行的‘一案一模型’就是通过访谈案件中的问题官员，找出相关领域的漏洞后，再调整平台规则和参数来堵住这个漏洞。”这就是所谓的“捉贼要向贼学习”。
在访谈中，也有人拒绝透露如何钻制度的漏洞。沈阳市某区原劳动局一副局长因帮28人偽造工龄被查。因为该案的典型性，技术人员想通过该案查找出同类型的案例。但在访谈中，此人却打起了马虎眼，拒绝透露作案方式。 沈阳大数据监督团队并没有放弃，在仔细分析了这28人的基本信息后，挖掘出了五个数据特征，比如都有异地转入的痕迹、都是灵活就业人员等。“我们把这五个数据特征拿到社保局的信息库里比对，查出了700多条疑似记录，涉及三个区县的经办人。这些人都有可能涉及同类问题。”
不过，机器再智能也离不开人。“发现问题只是我们工作的一小部分。大数据发现的问题不一定都能成为案件线索，后期涉及到大量的核查工作，都需要充分调动纪检机关的力量，包括基层的正风肃纪监督员。”郭彬补充道。
监督体系和治理体系相互融合、一体贯通
随着大数据监督平台的持续深挖，纪委监委人员发现了第一个问题“重灾区”——民政领域。
对于这一情况，沈阳市民政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印象很深。“2018年，在大数据监督平台发现民政领域存在的疑似问题后，市纪委监委通知我们到正风肃纪大数据监督平台的警示教育基地参观。当时纪委监委指出了民政领域的近7万条问题。”
该工作人员回忆，这些问题中包括社区低保干事崔某所办理的“服刑保”。2011年4月至2015年5月期间，其辖区内低保户徐某因触犯刑法入狱，按照相关规定，低保户在服刑期间不再享受低保待遇。由于负责辖区低保户的审核及低保金领取发放工作的崔某未及时发现徐某已经入狱，私自代为签到、盖章，并为其发放低保金，造成徐某冒领救助金24180元。崔某因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除了“服刑保”，“重复保”“死亡保”现象更是时有发生，暴露了民政领域信息不对称、数据未融合、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该工作人员说，“回到民政局后，我们就开始反思，当时社会救助平台也有信息化建设，为什么自己没发现问题？”
历时5个月，全市490名民政工作人员被问责，民政领域避免经济损失2900多万元。问题整改完后，民政局党组开始琢磨，“怎样才能避免问题再次发生？”
彼时，沈阳市纪委监委也在思考：能不能把大数据技术植入到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在前端就遏制住这些问题？相关部门领导透露，在很多问题还没暴露前，一些单位已经提出要建治理体系。
2019年7月，沈阳市纪委监委开始推进监督体系和治理体系“两个体系”建设。当月选取了问题汇聚、权力聚集的民政、国资、科技、交通、人防等6家单位进行试点。
“民政实现了‘平台之外无业务’，再想跟以前一样人工干预某项业务申请，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沈阳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处长陆军舉了个例子，以前“重复保”“服刑保”“人情保”问题屡禁不止，难以发现，现在如果低保户或者服刑人员等人再申报低保救助，系统自动就预警了。
去年9月，沈阳市纪委监委将试点范围扩展到13个区县（市），分别在农业、征收、残联等6个领域开发了13个“小专项”监管系统，用“小专项撬动大监督”。在此情况下，浑南区结合征收领域乱象，建设了基于航拍高清影像、数据比对分析的土地房屋征收治理和监督系统。浑南区纪委监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杨航告诉记者：“目前该系统已录入征收项目1385个，涉及征收对象1万多人，从源头上堵住征收乱象。”
今年8月，辽宁省纪检监察大数据监督现场会在沈阳召开。会上，辽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指出：“大数据监督是沈阳、辽宁的一张名片。”
数据来了，如何实现数据的标准化？这又成了摆在沈阳市纪委监委面前的一道难题。“各市的情况千差万别，要建立一套标准化的数据采集平台，让各方都接受，这并不容易。但既然选择走这条路，我们就有信心继续向前。”沈阳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自此开始，沈阳大数据监督迈向全省。按要求，下一步沈阳市纪委监委将为全省做技术保障，计算分析各市汇总的大数据，找出漏洞、生成结果后再返到各市。
沈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王冬石强调：“如何能让正风肃纪监督、大数据监督更具有时代特征，如何能让正风肃纪监督、大数据监督提升智能化水平，实现反腐的智能化革命，沈阳将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和实践。”
在 最近一次案件查办中，沈阳市纪委监委发现，为提升录取率，有学生把户口迁到沈阳参加高考。得知情况后，沈阳市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韩冰心里咯噔一下，“这可能并非个案”。
不过到底有多少类似情况，韩冰心里也没底。
大数据监督在此时派上用场。通过大数据分析比对，平台发现有疑似学生800多名，且集中在一个区县。利用大数据监督，沈阳市纪委监委开始对“高考移民”亮剑。
对于沈阳市纪委监委开展的大数据监督，去年6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到此调研时给予了充分肯定。
从紧闭嘴到主动投案：大数据成反腐“利刃”
让韩冰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在大数据监督平台运行了一段时间后，沈阳市纪委监委来了个“自首”的干部。
来人四十来岁，是一名区县基层干部。他提着300万元的现金主动上缴，清晰地交代了自己的腐败问题。办理完退赔程序后，却迟迟不愿离开，他找到相关负责人，怯怯地问：“我主动交代了，能不能不处理我了？”
不过，这在办案人员的意料之中。因为“自首者”们交代的问题，早就被沈阳正风肃纪大数据监督平台盯上了。
“在没用大数据手段前，要找相关证据，只有挨个找人核实，想尽办法让可疑人员‘张嘴’。”韩冰说，“但现在各单位、各级人员都暴露在数据下，问题一目了然。”
8月18日，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在沈阳市纪委监委办公楼的机房内看到近百台服务器。它们是沈阳大数据监督的“最强大脑”，存储着该市1100个一级预算单位的25.1亿条基础业务数据。数据从这里清洗、计算、分析后，沈阳正风肃纪大数据监督平台就能主动发现问题。
打理这些服务器的团队叫“大数据监督技术实验室”，由沈阳市纪委监委与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共同打造。正是这个实验室，促使1.3万多名党员干部主动说明问题，上交违纪款3亿元。
2018年3月，大数据监督技术实验室研发建立了正风肃纪大数据监督平台。该平台包括一库四系统。“一库”即正风肃纪监督大数据库，“四系统”即数据采集系统、综合分析系统、正风肃纪监督公示系统、问题管理系统。
“与一些地方针对民生资金、工程项目‘钱袋子’的大数据监督不同，在沈阳，纪委监委把涉及公共财政的项目、资金、物资、决策和权力，都纳入了监督范畴。”沈阳市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副主任郭彬说。
数据采集系统主要负责收集各单位的行权数据。数据采集完成后，就进入到综合分析系统。
在电脑前，技术人员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一串数字，综合分析系统页面展现在记者面前。蓝色的页面上有十几个标签，写着民政、科技、招投标等政府工作中可能出现疏漏的项目。比如点开“民生资金”，下面就会出现“企业法人领取社保”“服刑人员领取低保”“死亡人口领取社保”等子项目，项目括号里自动标记着可疑问题的条目。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方金云将这个大数据分析过程比喻为“体检”：不同指标对应着不同阈值，超过阈值就会“亮起红灯”。发现这些异常问题后，平台会自动报警，成为纪委追查的线索。
家住大东区的张某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发现的。在大数据平台的民生资金信息库里，记录着沈阳市民政局每一笔民生资金的流向，包括发放时间、金额、对象等。而在工商信息库里，记录了沈阳市工商户信息。
“两个数据库碰撞对比，就发现了大量的问题。其中张某是个典型。”郭彬介绍，张某从2012年1月开始领低保，同年10月却购买了一辆奥迪车。工商信息显示，张某还是沈阳某商贸公司的法人代表。在其他数据库比对后又发现，张某自2017年到2019年多次往返欧洲、新马泰。
“以往纪委监委的很多工作是‘手工活儿’，一例一例筛查。”韩冰说，“现在有了这个系统，以前几十个人的团队工作半年才发现的问题线索数量，平台可能一天就能达到，准确率在80%以上，可精准找到某领域的问题。”
“问题管理系统主要是把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察监督四种力量所发现的问题整合起来，打通我们自身的信息壁垒。”郭彬说。
此外，正风肃纪监督公示系统主要是解决政府和民众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全市的项目、资金、物资全部被纳入到该公示系统，市民可以在系统上查询项目，如发现有和实际情况不符的，可以一键举报。
探索不易，要数据等于动奶酪
实际上，自大数据监督平台构建以来，沈阳市纪委监委便一直在大数据监督的无人区探索，“包括梳理材料、统计数据、构建模型、体系建设等，都没有可参照的内容”，沈阳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
在数据采集平台，如何高效地收集各单位的行权数据，是沈阳市纪委监委开展大数据监督面临的第一道难题。
“要数据就是动别人奶酪。过去平级政府部门间，哪怕工作内容相关也难以实现数据流通。”据沈阳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介绍，为打破不同部门间信息系统的数据孤岛，沈阳市纪委监委推动全市建立了数据备案机制，将房产局、民政局、人社局等业务单位的数据纳入“大数据仓库”。
此外，对于机器来说，识别不同类型的表格与数据也有困难。这时工作人员不得不进行手动整理。
数据采集完成后，就进入到分析阶段。“通过对政府内部权力和资源的流转分析，我们研发了5套分析方法，构建了近300个规则模型。”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通过大数据比对分析、关联分析、数据碰撞等方式能实现精准监督，发现各类廉洁风险点。
“要构建模型就需要‘向贼王学习’，我们现在推行的‘一案一模型’就是通过访谈案件中的问题官员，找出相关领域的漏洞后，再调整平台规则和参数来堵住这个漏洞。”这就是所谓的“捉贼要向贼学习”。
在访谈中，也有人拒绝透露如何钻制度的漏洞。沈阳市某区原劳动局一副局长因帮28人偽造工龄被查。因为该案的典型性，技术人员想通过该案查找出同类型的案例。但在访谈中，此人却打起了马虎眼，拒绝透露作案方式。 沈阳大数据监督团队并没有放弃，在仔细分析了这28人的基本信息后，挖掘出了五个数据特征，比如都有异地转入的痕迹、都是灵活就业人员等。“我们把这五个数据特征拿到社保局的信息库里比对，查出了700多条疑似记录，涉及三个区县的经办人。这些人都有可能涉及同类问题。”
不过，机器再智能也离不开人。“发现问题只是我们工作的一小部分。大数据发现的问题不一定都能成为案件线索，后期涉及到大量的核查工作，都需要充分调动纪检机关的力量，包括基层的正风肃纪监督员。”郭彬补充道。
监督体系和治理体系相互融合、一体贯通
随着大数据监督平台的持续深挖，纪委监委人员发现了第一个问题“重灾区”——民政领域。
对于这一情况，沈阳市民政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印象很深。“2018年，在大数据监督平台发现民政领域存在的疑似问题后，市纪委监委通知我们到正风肃纪大数据监督平台的警示教育基地参观。当时纪委监委指出了民政领域的近7万条问题。”
该工作人员回忆，这些问题中包括社区低保干事崔某所办理的“服刑保”。2011年4月至2015年5月期间，其辖区内低保户徐某因触犯刑法入狱，按照相关规定，低保户在服刑期间不再享受低保待遇。由于负责辖区低保户的审核及低保金领取发放工作的崔某未及时发现徐某已经入狱，私自代为签到、盖章，并为其发放低保金，造成徐某冒领救助金24180元。崔某因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除了“服刑保”，“重复保”“死亡保”现象更是时有发生，暴露了民政领域信息不对称、数据未融合、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该工作人员说，“回到民政局后，我们就开始反思，当时社会救助平台也有信息化建设，为什么自己没发现问题？”
历时5个月，全市490名民政工作人员被问责，民政领域避免经济损失2900多万元。问题整改完后，民政局党组开始琢磨，“怎样才能避免问题再次发生？”
彼时，沈阳市纪委监委也在思考：能不能把大数据技术植入到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在前端就遏制住这些问题？相关部门领导透露，在很多问题还没暴露前，一些单位已经提出要建治理体系。
2019年7月，沈阳市纪委监委开始推进监督体系和治理体系“两个体系”建设。当月选取了问题汇聚、权力聚集的民政、国资、科技、交通、人防等6家单位进行试点。
“民政实现了‘平台之外无业务’，再想跟以前一样人工干预某项业务申请，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沈阳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处长陆军舉了个例子，以前“重复保”“服刑保”“人情保”问题屡禁不止，难以发现，现在如果低保户或者服刑人员等人再申报低保救助，系统自动就预警了。
去年9月，沈阳市纪委监委将试点范围扩展到13个区县（市），分别在农业、征收、残联等6个领域开发了13个“小专项”监管系统，用“小专项撬动大监督”。在此情况下，浑南区结合征收领域乱象，建设了基于航拍高清影像、数据比对分析的土地房屋征收治理和监督系统。浑南区纪委监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杨航告诉记者：“目前该系统已录入征收项目1385个，涉及征收对象1万多人，从源头上堵住征收乱象。”
今年8月，辽宁省纪检监察大数据监督现场会在沈阳召开。会上，辽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指出：“大数据监督是沈阳、辽宁的一张名片。”
数据来了，如何实现数据的标准化？这又成了摆在沈阳市纪委监委面前的一道难题。“各市的情况千差万别，要建立一套标准化的数据采集平台，让各方都接受，这并不容易。但既然选择走这条路，我们就有信心继续向前。”沈阳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自此开始，沈阳大数据监督迈向全省。按要求，下一步沈阳市纪委监委将为全省做技术保障，计算分析各市汇总的大数据，找出漏洞、生成结果后再返到各市。
沈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王冬石强调：“如何能让正风肃纪监督、大数据监督更具有时代特征，如何能让正风肃纪监督、大数据监督提升智能化水平，实现反腐的智能化革命，沈阳将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