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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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教育是面向社会大众,社会大众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因此,教育与社会紧密相连、密不可分,两者呈现的关系是相互依托、相互依存。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就是教育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处理、协调好两者的关系,使之相互促进、和谐共进,达到公平性与合理性在社会学意义上的结合,做到普及性与和谐性在教育学意义上的统一。
  关键词:教育;社会;教育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G40-05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9—0112—02
  
  任何国家都要开展文化教育,任何社会都会存在社会问题。文化教育要依托社会各个层面来进行,因此,任何教育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反映着鲜明的社会特色、体现着醒目的社会导向;社会各个层面需要通过教育来呈现自己的地位、关系和作用,所以,任何社会的问题无不与文化教育有关,反映出明显的教育构成、体现出深远的教育影响。教育问题与社会问题互相交织、互为依存、相互作用、融为一体。
  教育学,从学科定义上来看,它的研究对象是“学校系统中的行为、活动、组织和制度之间的结构关系及其互动过程,”[1]是研究“教育行动和教育事实”的学科。“教育行动”当然就是指学校实施教学中的教学师资、教学教材、教学场地、教学手段;“教育事实”显然表明的是“教育行动”带来的教育结果、教育影响、社会反映、社会关系。把握好“教育行动”与“教育事实”两者之间的重点、处理好“教育行动”与“教育事实”两者之间的矛盾、协调好“教育行动”与“教育事实”两者之间的关系,教育与社会就能呈现出相互推动、相互作用的一种良性互动,并进而形成教育与社会的一种良性循环。反之,“教育行动”与“教育事实”则会相互排斥、互为敌我,并进而形成教育与社会的一种恶性循环。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文化、教育、艺术等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优劣共存,瑕瑜同在。有些历史生成的问题非但尚未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为严重,分析起来更为紧迫,解决起来更为棘手,消除起来更为困难。教育就是一个最为突出的领域。
  按照教育社会学的定义,教育具有双重的作用。它可以防止社会问题的产生、解决社会问题的难点、推动社会和谐的进步与发展。同时,它也会酿成社会问题的生成、加剧社会问题的矛盾、阻碍社会和谐的进步与发展。所以,教育在社会层面上的关键就在于它的公平与合理。公平、合理的教育“既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又能满足个体的需求,”[2]达到公平性与合理性在社会学意义上的结合。另外,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人组成,而每个人都需从小起接受文化教育。所以,社会个人乃至社会问题对教育的影响是极为广泛、极为深刻的,可以说“一切社会问题均与教育有关”。[3]找出社会问题的根源、分析社会问题的原因、解剖社会问题的难点,既能推广教育的普及,又能推动教育的深入,达成普及性与深入性在教育学意义上的统一。由此看来,我们不能仅就教育而抓教育,也不能仅就社会而看社会。事实上,教育问题是一种社会问题。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办社会和人民满意的教育,是社会和谐、进步和发展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可以这么说,教育发展怕患寡,但教育发展更怕患不均。所以,教育问题不能仅从教育制度、教育体系本身中去寻找解题方法,而必须从教育和社会的宏观架构下,既看到教育表层下的缺陷,也要认清社会深层下的弊端,综合治理,兴利除弊,动员教育和社会两个层面的一切力量来加以解决。
  下列的数据是真实可靠的,但更是触目惊心的。1990年,我国小学的流失人数为292.1万,流失率达到了2.4%;初中流失的人数为185.83万,流失率达到了4.8%。[4]1991年,城市中小学教学设备配备比例为42.49%和24.52%,而农村仅为17.62%和8.46%;城市中小学每生拥有图书20.9册和7.6册,而农村仅为3.6册和1.9册。1993年,城市高中、初中和小学的师生比分别为1:11.16、1:13.04和1:19.83,而农村则分别为1:11.18、1:16.56和1:23.13。[5]
  我国农村中小学学生的大量流失、农村中小学师资的严重匮乏、农村中小学资源的极其短缺,无不加剧了农村的穷困状态、加重了社会的经济负担、拉大了城乡的贫困差距、增大了社会的人际冲突。
  教育问题属于社会问题,属于教育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涉及的是教育的失调、失衡等现象。因此,教育问题的形成与构成就必然会有一或数种教育现象出现失调与失衡。而且,这种失调与失衡一定会影响到学生的正常学习,最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必须动用社会力量给予综合治理。结合我国农村失学现象的严重现实,我们的工作的着力点应该、也必须放在动用社会力量综合治理这个层面上。
  众所周知,对于社会而言,文化教育力是除经济力、生产力之外的一种和谐创新、持续发展的强大的内在推动力。综观全球,文化教育力乃是提升社会整体素质、创造社会和谐氛围、促进社会成员良性互动的系统工程和有力手段。更多地关注教育文化的建设,并以此为切入点,以战略的眼光、从全局的视野重视并落实好教育文化,帮助改进和完善教育的普及和推广策略,提升教育的社会效益,创造教育与社会的和谐环境。
  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只有从己做起,以己绵薄之力,联手筑起战胜困难、赢取胜利的伟力长城。诚然,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教育问题、社会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但是,运用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教育失调、教育失衡、社会不公、社会不平等教育、社会领域的现象就会减少,最终得到彻底的消除。
  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行为做事的能动性,它包括了社会成员身上的“意识性”、“主体性”、“开发性”、和“激励性”。我们认为,认识到并发挥好社会成员身上的这四性,做到有机结合、充分协调,就能够挖掘并产生出比物质生产潜在的、更大的教育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因为,教育文化是由学科知识、理论知识、实际知识等组成,贯彻“大家建设社会的文化,建设大家的社会文化”,就能够在社会内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形成长久的、牢固的凝聚力,由点及面,由面到众,进而形成一个环环相扣、辐射四处的融洽、愉悦的社会氛围,推动并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2009年1月17日和25日,我们分别去了上海育苗小学和希望小学,参加了智力支教和扶贫帮困的社会实践。在此活动中,我们有效地运用了上述的意识性、主体性、开发性和激励性,取得了较好的支教效果。“意识性”强调的是人的求知欲、理解力和思维力,并形成一种明确的学习和工作的选择性。农民工孩子文化知识匮乏,我们就利用了历史、近代和现代的几个范例,说明了由穷变富、由弱变强的活生生的例子,大大提高了这些孩子学习的意识性和积极性;“主体性”突出的是人的内因、人做事的自主性和进取心。我们在讲学中,注意突出农民工子弟上进、求知的形象,运用启发式、讨论式和互动式方法,让他们感受到了自己就是学习的主人,挖掘出了他们内在的闪光点;“开发性”表明的是人在工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更新、提高和发展自身。使用了传话、接力、影像模仿、音话同步等游戏手段,我们让学生们在愉悦自身的同时,更使他们明了了欢乐、积极的周边氛围是能够更好、更强烈地改造自身并同时影响、带动他人的,进而造成团结、和谐的局面;“激励性”说明的是利用精神、物质的方法来达到褒奖、激励、推动的作用。我们和农民工子弟开展了农作物常识问答、手工劳动比赛、史地知识串联、跳远跑步投掷竞赛等活动,推出胜者,及时表彰,带动全体,人人争先,形成了比、学、赶、帮、超的全班良性互动的氛围。由此可见,如能把教育中的意识性、主体性、开发性和激励性能动地运用到教育文化建设中去,确实能在精神层面上起到鼓励学生、密切交往、创造和谐、提升素质的积极作用,能让无形的教育文化渗入进有形的社会个人身上,使其作用倍增、效益更多。
  我们在这两次活动中,在与农民工子弟的交流、接触中,真实感受到了教育社会学给自己的社会工作带来的指导性和实践性,也深刻体会到了这些农民工子弟发自内心的强烈求知欲和高涨上进心,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对我们——一个军校老师和一个法律大学生——流露出的心境的淳朴、心地的善良和内心的真爱。农民工子弟的身上集中了许多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淳朴民风,因此,知识的补充和提高会使他们更加茁壮地成长,成为国家建设未来的新栋梁。这两次活动时间虽短,但我们认为,尽快从立法层面上强调、从操作层面上解决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例如,享受与城市同龄儿童的同等教育、入学费用的减免、初、高中的衔接、课程与就业的对口、职业高中、工种培训、就业资助的一条龙服务等问题,都可以在立法层面、操作层面上提早筹划、细心操作、全面谋划、多方协调,让农民工子弟全面地感受到党、政府和全社会对他们的关心、帮助和支持。
  诚如上述,教育问题的形成、发展、影响都已经远远超越了教育制度的范畴。因此,教育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整体的变革。教育既然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那么教育问题的解决当然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教育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它是一个涉及政治、民主、民生的重大问题和系统工程,争取教育的平等、公平与合理是最广大社会民众的基本权益。政府应创造机会、提供资源,让每一个社会成员享有均等、公平、合理、全面的教育。惟有如此,我们的教育才能普及民众,我们的社会才会和谐发展。
  教育推动社会,社会完善教育,这就是教育社会学的辨证关系和依存关系。
  
  参考文献:
  [1]马和民.新编教育社会学[M].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8.
  [2]马和民.新编教育社会学[M].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320.
  [3]马和民.新编教育社会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320.
  [4]1990年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N].中国教育报,1991-03-19.
  [5]马和民.新编教育社会学[M].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334.
  
  (责任编辑/石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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