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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2日，是个平静的星期天。被卷进“九一三”漩涡中的黄吴李邱没有想到，第二天即将发生震动新中国历史的大事件。当然更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天。直至1980年开始审理“两案”时基本搞清：没有证据表明黄吴李邱与林彪的出逃有关系。
那么，1971年9月12日，黄吴李邱都在干什么呢?
黄永胜理了发
9月12日，黄永胜上午先到理发室理发，然后大儿子黄春光陪他散步聊天，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回来，接着就是看4个月大的孙子。饭后午睡，起床看文件。
9月12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黄吴李邱并不知道。周恩来通知黄永胜晚上到人民大会堂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回忆，晚上快8点时黄永胜坐车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
首长在里面开会，费四金在外面大厅坐着，看见周总理两次出来接保密电话，第二次出来大约夜里12点多。12点以后，周恩来和警卫员走了，事后知道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夜里一两点，华国锋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来了，四五点周恩来
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直到第三天费四金等人才回家。
9月24日，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被抓时，大叫冤枉。
邱家有家宴
9月12日，邱会作的孙女12天了，邱家设家宴庆祝。邱会作不在，那一段他心情不好。黄吴李邱在庐山上“摔了跤”，邱也里老是忐忑不安。他上午在总后召开国防工办会议，下午在京西宾馆开会，会后约吴法宪在京西宾馆见面(后来没见成)。家人吃完晚饭已是傍晚六七点钝，邱会作回来了。
邱会作工作到半夜，他心里烦，多喝了几口酒，就睡了。刚睡着没多久，凌晨三点左右，邱会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叫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说有个重要的会。
为什么半夜开紧急会议呢?狐疑的邱会作被服务员引到会议厅，他小声问李作鹏，因为李作鹏接过周恩来的电话，不让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起飞，所以李猜到一点情况，说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
4点，周恩来宣布，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们几个不会感到突然吧?接着提高嗓门说，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
对于“这一夜”，黄吴李邱四太将中只有邱会作一无所知，另外三位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
李作鹏忙着“种自留地”
9月1 2日这一天，李作鹏在忙着“种自留地”。所谓“自留地”，就是各自处理本单位的事情。李作鹏8月陪江青到青岛去了段时间，8月底到连云港处理两派的问题。回到北京，又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的吴振宇到长沙、武汉等地，9月7目、8日还在武汉。好不容易碰上“空闲”的星期天，正是大种“自留地”的好时光。
李作鹏在海军大院47楼“种”了一天的“自留地”，很累。接周恩来电话时，他已经吃安眠药睡下了。这个关于三叉戟的电话是李作鹏、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的，核对后，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周恩来肯定地回答对，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
处理完山海关的电话，李作鹏又吃安眠药睡了，但一听说开会，他马上清醒了：政治局开会从来没有用过后半，是不是与晚上总理那个不飞的电话有关?
9月13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传达“九一三”事件，张、江、姚特别高兴，姚文元马上让工作人员拿茅台酒庆祝。叶剑英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是一种耻辱，你们还有心庆祝?姚文元这才作罢。李作鹏支持叶剑英的观点。
毛泽东曾评价李作鹏不卑不亢。确实，李作鹏在法庭很硬，认为是他的错都认，不是他的问题，他死也不认账。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一人”还是“四人”，实际上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山海关机场的跑道灯并没有打开，调度室也没给起飞命令，三叉戟是强行起飞。李作鹏不服气：如果林彪要起飞，我拦得住吗?如果命令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拦截，一百个林彪也走不成。为什么不下命令?七八个问号始终缠绕着李作鹏。
吴法宪吓得魂飞魄散
9月12日，对吴法宪来说是最混乱的一天。在黄吴李邱四人中，他最知情，也吓得最厉害。
9月11日晚上，周恩来召集会议，吴法宪参加丁。会一直开到凌晨一点，这已经是9月12日了。吴法宪回到西郊驻地，打了一阵乒乓球。临睡前他告诉夫人陈绥圻，快要开三中全会了，我要准备在会上再检讨。因为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情，黄永胜、邱会作和吴法宪都作了检讨，黄和邱的检讨过了关，只有吴法宪仍被吊在空中。中午起床后，吴法宪叫车与陈绥圻、张秘书回到空军大院。因为写检讨的事情比较急，要马上动笔，下午就这样紧张地过去了。9月12日晚8点，吴法宪约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薛少卿找开会的八航校校长政委谈话。谈话结束已是9月12日晚上11点多，红机子响了，让吴法宪魂飞魄散的“事件”开始了：
周总理来电话，问我是不是调一架大飞机到北戴河了?我很肯定地说没有。周总理又问，究竟有没有?我更加肯定地说，绝对没有。因为周总理已经从北戴河了解到来了一架大飞机，他说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放下电话，我马上给三十四师(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打电话，时念堂正在家里睡觉，他也说不知道。第二次我又打电话问时念堂，时念堂说，可能胡萍知道。胡萍是空军副参谋长，还兼着三十四师党委书记。最后我了解是胡萍调的飞机。平时任何专机都经过我，这次我却不知道，而且又是总理查问，非同小可。胡萍说，飞机改装试飞，所以没有报告。我又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而不去其他地方?胡萍没有答复。
吴法宪把调动三叉戟的责任全推到了胡萍身上，而胡萍则是另一种说法。胡萍回忆，吴法宪对他说：林彪在北戴河，林要专机就不要通过我(吴法完)了，你(胡萍)就以训练的名义，主要是为了保密。
吴法宪回忆：
当时提出立即去机场追查，周总理表示同意。我要求把飞机调回北京，5分钟后，胡萍打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等飞机修好立即回京。我马上报告周总理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总理表示同意，让飞机立即返回，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周总理说要去北戴河与林彪谈话，我问要不要准备飞机，周总理说准备一下，我马上让时念堂准备了两架飞机。
不久，叶群打来电话，告诉我，等一会儿，周总理打电话叫你来，你能来也好。……周总理打来电话，说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临走还开枪打伤了警卫员。我感到情况严重，北戴河到山海关还有个把小时的车程，我马上叫张秘书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飞机不能起飞，潘景寅满口答应，可是飞机还是起飞了。
小人物费四金
“九一三”之后，专案组只 查到林立果“小舰队”的活动，却没有黄永胜等人的“大舰队”活动。搞政变，怎么不依靠既是“死党”又掌握军队大权的“大舰队”呢?
专案组着重调查了9月12日白天黄永胜是否在京西宾馆接见林立果，要警卫参谋费四金证实。费四金是黄永胜的“贴身保镖”，黄永胜到哪，费四金就跟到哪，寸步不离。如果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与林立果见面，这可是一次极其关键的“接见”，说明黄永胜百分之百地知道“九一三”事件的内幕。但费四金实事求是地说：黄永胜这一天没有去过京西宾馆。林立果我认识，9月12日，黄永胜也没在别的地方见过林立果。
专案组大失所望，以后又多次审问费四金。但费四金坚决地说，黄永胜没接见林立果，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为了攻下费四金这个“堡垒”，专案组把他押到京西宾馆对质。京西宾馆的干部、服务员众口一词，说黄永胜和林立果9月12日确实见面了，还拿出当时的值班记录。费四金是保卫干部，学过专业知识。他一看，马上说这不是当时的记录，是事后补记的。这个值班日记跨度好几个月，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是字迹也一样，一眼可以看出是一个人抄的，不可能好几个月都是一个人值班吧?费四金说，我认为这不是原始记录，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费四金始终不改口，由于费四金的坚持，最后在黄永胜的起诉书上，没有“两谋”这一条。
至于黄永胜到广州“另立中央”，费四金也坚决否认。专案组拿出缴获的飞机编组名单，上面有黄吴李邱的名字。费四金说不知道去广州这回事，黄永胜根本没说要出差。费四金肯定地说，黄永胜不知道到广州，也没想到广州。其实专案组已经从“小舰队”那里搞清了，黄吴李邱都知道要去广州，准备第二天一早再“通知”他们，说林彪要在广州召开会议。如果黄吴李邱不走，就两个人“招呼”一个。
解除关押后费四金在基层部队过渡一下，转业到地方，最后的职务是北京汽车制造厂再就业中心主任。不管在部队还是在地方，背着黄永胜这个“大包袱”，人家都不敢用。
黄永胜之子黄春光的回忆
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时任北京军区空军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副主任)回忆：
9月13日一上班，值班参谋报告，主任，出大事了，跑了一架三叉戟，是林家的，机上有谁不知道。我马上问我家秘书，他也不知道。又问父亲回来没有，说没有回来，我搞不清怎么回事。9月24日通知我们回家。我妈来电话，说父亲出事了，让搬家……
和费四金一样，我也被关了4年。李作鹏的女婿、王秉璋的秘书、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我们都在一起。为什么不放?因为对父亲定不了罪。
父亲一直没有消息，1976年我们才知道他被关在秦城。我们反复要求去看。终于说可以看了，母亲却在外地劳改，去不了。我们兄弟四人约好，老婆孩子十几口人，浩浩荡荡到了秦城。父亲不见，说，我不能以这种身份见孩子，还我清白以后再见。
不见到父亲我们不走，就在秦城住下了。父亲终于同意了。我第一个进去，父亲非常苍老。
父亲后来说，我怎么知道他们要跑?请律师有什么用?他不相信律师。其实应该请律师，父亲不懂，没请，他自己为自己辩护。他始终认为自己是真心反江青的，抵制江青的，怎么会与他们是一伙?在“两案”公开审理的现场，父亲还和江青互相瞪眼睛。
1983年春节前父亲被发现肺癌，4月去世。
我问过父亲，一生中最好的领导是谁?他答，当然是林，跟林彪打仗多痛快……
那么，1971年9月12日，黄吴李邱都在干什么呢?
黄永胜理了发
9月12日，黄永胜上午先到理发室理发，然后大儿子黄春光陪他散步聊天，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回来，接着就是看4个月大的孙子。饭后午睡，起床看文件。
9月12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黄吴李邱并不知道。周恩来通知黄永胜晚上到人民大会堂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回忆，晚上快8点时黄永胜坐车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
首长在里面开会，费四金在外面大厅坐着，看见周总理两次出来接保密电话，第二次出来大约夜里12点多。12点以后，周恩来和警卫员走了，事后知道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夜里一两点，华国锋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来了，四五点周恩来
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直到第三天费四金等人才回家。
9月24日，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被抓时，大叫冤枉。
邱家有家宴
9月12日，邱会作的孙女12天了，邱家设家宴庆祝。邱会作不在，那一段他心情不好。黄吴李邱在庐山上“摔了跤”，邱也里老是忐忑不安。他上午在总后召开国防工办会议，下午在京西宾馆开会，会后约吴法宪在京西宾馆见面(后来没见成)。家人吃完晚饭已是傍晚六七点钝，邱会作回来了。
邱会作工作到半夜，他心里烦，多喝了几口酒，就睡了。刚睡着没多久，凌晨三点左右，邱会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叫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说有个重要的会。
为什么半夜开紧急会议呢?狐疑的邱会作被服务员引到会议厅，他小声问李作鹏，因为李作鹏接过周恩来的电话，不让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起飞，所以李猜到一点情况，说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
4点，周恩来宣布，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们几个不会感到突然吧?接着提高嗓门说，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
对于“这一夜”，黄吴李邱四太将中只有邱会作一无所知，另外三位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
李作鹏忙着“种自留地”
9月1 2日这一天，李作鹏在忙着“种自留地”。所谓“自留地”，就是各自处理本单位的事情。李作鹏8月陪江青到青岛去了段时间，8月底到连云港处理两派的问题。回到北京，又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的吴振宇到长沙、武汉等地，9月7目、8日还在武汉。好不容易碰上“空闲”的星期天，正是大种“自留地”的好时光。
李作鹏在海军大院47楼“种”了一天的“自留地”，很累。接周恩来电话时，他已经吃安眠药睡下了。这个关于三叉戟的电话是李作鹏、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的，核对后，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周恩来肯定地回答对，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
处理完山海关的电话，李作鹏又吃安眠药睡了，但一听说开会，他马上清醒了：政治局开会从来没有用过后半，是不是与晚上总理那个不飞的电话有关?
9月13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传达“九一三”事件，张、江、姚特别高兴，姚文元马上让工作人员拿茅台酒庆祝。叶剑英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是一种耻辱，你们还有心庆祝?姚文元这才作罢。李作鹏支持叶剑英的观点。
毛泽东曾评价李作鹏不卑不亢。确实，李作鹏在法庭很硬，认为是他的错都认，不是他的问题，他死也不认账。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一人”还是“四人”，实际上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山海关机场的跑道灯并没有打开，调度室也没给起飞命令，三叉戟是强行起飞。李作鹏不服气：如果林彪要起飞，我拦得住吗?如果命令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拦截，一百个林彪也走不成。为什么不下命令?七八个问号始终缠绕着李作鹏。
吴法宪吓得魂飞魄散
9月12日，对吴法宪来说是最混乱的一天。在黄吴李邱四人中，他最知情，也吓得最厉害。
9月11日晚上，周恩来召集会议，吴法宪参加丁。会一直开到凌晨一点，这已经是9月12日了。吴法宪回到西郊驻地，打了一阵乒乓球。临睡前他告诉夫人陈绥圻，快要开三中全会了，我要准备在会上再检讨。因为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情，黄永胜、邱会作和吴法宪都作了检讨，黄和邱的检讨过了关，只有吴法宪仍被吊在空中。中午起床后，吴法宪叫车与陈绥圻、张秘书回到空军大院。因为写检讨的事情比较急，要马上动笔，下午就这样紧张地过去了。9月12日晚8点，吴法宪约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薛少卿找开会的八航校校长政委谈话。谈话结束已是9月12日晚上11点多，红机子响了，让吴法宪魂飞魄散的“事件”开始了：
周总理来电话，问我是不是调一架大飞机到北戴河了?我很肯定地说没有。周总理又问，究竟有没有?我更加肯定地说，绝对没有。因为周总理已经从北戴河了解到来了一架大飞机，他说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放下电话，我马上给三十四师(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打电话，时念堂正在家里睡觉，他也说不知道。第二次我又打电话问时念堂，时念堂说，可能胡萍知道。胡萍是空军副参谋长，还兼着三十四师党委书记。最后我了解是胡萍调的飞机。平时任何专机都经过我，这次我却不知道，而且又是总理查问，非同小可。胡萍说，飞机改装试飞，所以没有报告。我又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而不去其他地方?胡萍没有答复。
吴法宪把调动三叉戟的责任全推到了胡萍身上，而胡萍则是另一种说法。胡萍回忆，吴法宪对他说：林彪在北戴河，林要专机就不要通过我(吴法完)了，你(胡萍)就以训练的名义，主要是为了保密。
吴法宪回忆：
当时提出立即去机场追查，周总理表示同意。我要求把飞机调回北京，5分钟后，胡萍打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等飞机修好立即回京。我马上报告周总理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总理表示同意，让飞机立即返回，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周总理说要去北戴河与林彪谈话，我问要不要准备飞机，周总理说准备一下，我马上让时念堂准备了两架飞机。
不久，叶群打来电话，告诉我，等一会儿，周总理打电话叫你来，你能来也好。……周总理打来电话，说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临走还开枪打伤了警卫员。我感到情况严重，北戴河到山海关还有个把小时的车程，我马上叫张秘书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飞机不能起飞，潘景寅满口答应，可是飞机还是起飞了。
小人物费四金
“九一三”之后，专案组只 查到林立果“小舰队”的活动，却没有黄永胜等人的“大舰队”活动。搞政变，怎么不依靠既是“死党”又掌握军队大权的“大舰队”呢?
专案组着重调查了9月12日白天黄永胜是否在京西宾馆接见林立果，要警卫参谋费四金证实。费四金是黄永胜的“贴身保镖”，黄永胜到哪，费四金就跟到哪，寸步不离。如果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与林立果见面，这可是一次极其关键的“接见”，说明黄永胜百分之百地知道“九一三”事件的内幕。但费四金实事求是地说：黄永胜这一天没有去过京西宾馆。林立果我认识，9月12日，黄永胜也没在别的地方见过林立果。
专案组大失所望，以后又多次审问费四金。但费四金坚决地说，黄永胜没接见林立果，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为了攻下费四金这个“堡垒”，专案组把他押到京西宾馆对质。京西宾馆的干部、服务员众口一词，说黄永胜和林立果9月12日确实见面了，还拿出当时的值班记录。费四金是保卫干部，学过专业知识。他一看，马上说这不是当时的记录，是事后补记的。这个值班日记跨度好几个月，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是字迹也一样，一眼可以看出是一个人抄的，不可能好几个月都是一个人值班吧?费四金说，我认为这不是原始记录，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费四金始终不改口，由于费四金的坚持，最后在黄永胜的起诉书上，没有“两谋”这一条。
至于黄永胜到广州“另立中央”，费四金也坚决否认。专案组拿出缴获的飞机编组名单，上面有黄吴李邱的名字。费四金说不知道去广州这回事，黄永胜根本没说要出差。费四金肯定地说，黄永胜不知道到广州，也没想到广州。其实专案组已经从“小舰队”那里搞清了，黄吴李邱都知道要去广州，准备第二天一早再“通知”他们，说林彪要在广州召开会议。如果黄吴李邱不走，就两个人“招呼”一个。
解除关押后费四金在基层部队过渡一下，转业到地方，最后的职务是北京汽车制造厂再就业中心主任。不管在部队还是在地方，背着黄永胜这个“大包袱”，人家都不敢用。
黄永胜之子黄春光的回忆
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时任北京军区空军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副主任)回忆：
9月13日一上班，值班参谋报告，主任，出大事了，跑了一架三叉戟，是林家的，机上有谁不知道。我马上问我家秘书，他也不知道。又问父亲回来没有，说没有回来，我搞不清怎么回事。9月24日通知我们回家。我妈来电话，说父亲出事了，让搬家……
和费四金一样，我也被关了4年。李作鹏的女婿、王秉璋的秘书、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我们都在一起。为什么不放?因为对父亲定不了罪。
父亲一直没有消息，1976年我们才知道他被关在秦城。我们反复要求去看。终于说可以看了，母亲却在外地劳改，去不了。我们兄弟四人约好，老婆孩子十几口人，浩浩荡荡到了秦城。父亲不见，说，我不能以这种身份见孩子，还我清白以后再见。
不见到父亲我们不走，就在秦城住下了。父亲终于同意了。我第一个进去，父亲非常苍老。
父亲后来说，我怎么知道他们要跑?请律师有什么用?他不相信律师。其实应该请律师，父亲不懂，没请，他自己为自己辩护。他始终认为自己是真心反江青的，抵制江青的，怎么会与他们是一伙?在“两案”公开审理的现场，父亲还和江青互相瞪眼睛。
1983年春节前父亲被发现肺癌，4月去世。
我问过父亲，一生中最好的领导是谁?他答，当然是林，跟林彪打仗多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