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我国公布了首批300名抗日英烈名录，我的父亲武士敏也在其中。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的父亲离开我们也已经74年了。那时我们年幼无知，对他的戎马生涯知道得很少，但是儿时的几件事却让我记忆深刻。
　　父亲对于生活的态度是严肃的。旧社会的军人很多都是三妻四妾，就连父亲的部下，有的团长都是一妻三妾。可我父亲却只有我母亲一人，而且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听母亲说，那时也有人给撮合，女子既年轻又漂亮，可我父亲都一口回绝了。他深知这会给家庭、子女带来不良影响，也对不起相濡以沫的妻子。我经常见到有些太太来我家向我母亲诉说因家庭不和带来的痛苦，而我们的家庭是和睦的。父亲虽说是军人，但从不说粗话，对我总是和颜悦色，对母亲则是相敬如宾。
　　父亲对祖母是很孝敬的。记得我们在潼关时，父亲任警备司令，生活安定下来后，立即从老家柴沟堡接祖母和我们一起共享天伦之乐。父亲早出晚归，每晚回家后一定到祖母的房间和老人聊聊天；有好吃的，必先让自己的母亲吃。祖母患半身不遂，一只胳膊不能动，父亲每晚都会亲自给她按摩，用煮好的药水搓、擦。祖母总是笑呵呵的，为有这么个好儿子而自豪。
　　父亲要求母亲一定要勤俭持家，要求我们从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从不许别人喊我们少爷、小姐，因此父亲的勤务兵都喊我们的名字，我们也称呼他们叔叔。从潼关到西安，我们一直是租房住，后来杨虎城将军送给我父亲一处房子，从此我们就住在这所房子里，直到1958年我母亲离开西安。当时还有一部小汽车，专供父亲使用，但父亲从不让我们坐，就是下雨天，我们也是步行上学、回家，他绝不允许我们有优越感。
　　我母亲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她对哥哥百般溺爱，而对我管得很严，经常说女孩子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可父亲和母亲却不同，每当母亲斥责我时，他总是好言相劝，给母亲讲重男轻女的危害，经常说男女都一样。母亲在父亲的耐心、劝说下，对我也逐渐宽容了。父亲对哥哥却很严格，对他的过错从不放过。哥哥从小就怕父亲，而我觉得父亲是慈祥的。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是慈父严母，但有一次我却受到了父亲的责备。我10岁那年祖母去世，我们送祖母的灵柩回老家安葬完毕后，返回北京住在旅馆里。父亲的—位好友带着他的女儿来看望我们。他女儿打扮得很时髦，可嘴唇却是个兔唇，还不时从皮包里拿出一面小镜子照了又照，我看着觉得很好笑，忍不住笑出了声。这时父亲很严肃地推了我一把，吓得我闭住了嘴。客人走后，父亲教育我，不能讥笑别人的短处，尤其是对有缺陷的人。这件事一直铭刻在我心里，在工作中，我对有缺陷的学生总是抱着同情心尽力去帮助他们。
　　使我难忘的是，我刚入初中，抗战爆发，西安遭到日机的轰炸，父亲带领部队早已开赴前线，我们全家迁到岐山。岐山是个小镇，只有一所小学校，哥哥外出读书，我则辍学在家。1940年父亲从前线返家，看到此情况就劝说母亲，女孩子也要读书，不能耽误，否则将来只能依靠别人而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在重返前线时，他把我带到西安，但因西安的中学为避开日机轰炸都外迁了，他又设法把我送到三原读书。我能承担老师的工作，这也多亏了父亲。
　　那次我和父亲在西安住了几天，有人请看戏他也带我去了。那天演的是评剧《珍珠衫》，戏的内容和演员的表情迎合了一部分人，表现得有些低级不健康。戏只看了三分之一，父亲就带我走出了戏院。他对我说：“这种戏对你们年轻人是不会有益处的，以后不要看。”这是我和父亲最后相聚的日子，也是父亲最后对我进行的一次教诲。
　　1941年，在山西沁水一带的抗日前线，父亲为国捐躯，时年49岁，从此我们再也看不到慈祥的父亲了。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写此文纪念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