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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事在教学中除了激趣外，还应尽可能发挥出它的张力，比如在整课的结构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能引导学生对某一历史现象做出更加深层次的思考。
人民版《汉代儒学》一课，是笔者在2012年参加全国历史优质课（南昌）评比的课题。课中引用的叔孙通制立朝仪的故事，得到了一些与会专家与老师的关注。去年12月，凑巧本课又作为浙江省高中历史教学疑难问题研讨会的示范课，课后，很多老师的关注点仍然集中在叔孙通的故事上，赞誉者有之，质疑者也有。因此，笔者就引用这一故事的想法并结合课堂实践情况谈谈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
人民版《汉代儒学》是通过两个方面阐述儒学独尊的原因：第一，从秦以来大一统的时代特征出发，“文化的‘一统’和政治的‘一统’是一致的，而文化的‘一统’又可以成为政治‘一统’的根基”;①第二，因为董仲舒的理论为君主提供了“理论基础”，②所以汉武帝接受他的独尊儒术的建议。这样的解释存在一个逻辑缺陷：它只能解释“罢黜百家”的原因，而不能解释独尊的为什么是儒学，即使是董仲舒的建议，也是因为有汉武帝重用儒学之士在先。教材的编写者大概也知道这一缺陷，因为这一目的标题只写“罢黜百家”，而没写“独尊儒术”。我在教学设计中引用“叔孙通制立朝仪”的故事就是为了填补教材逻辑上这缺失的一环。
根据《史记》的记载，故事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刘邦初得天下（高祖五年），设宴庆功，群臣在宴会上喝醉，大声喧哗，甚至拔剑击柱……刘邦见状很不高兴。
一旁的儒生叔孙通乘机对刘邦说：“儒生虽然不能一块和您打天下，但是您要治理天下，那就用得着了。臣愿意去鲁地召集些儒生，与臣一起制定礼仪。”刘邦表示同意，于是授权叔孙通。
（教师旁白：不久之后，长乐宫落成，叔孙通借此机会向刘邦展示成果）
在叔孙通的指挥下，来朝庆贺的群臣都排着整齐的队伍鱼贯而入。刘邦赐酒，大臣齐刷刷地作揖谢恩，然后端起酒杯，分批向刘邦敬酒。整个典礼从早到晚，没有一个人喧哗。
刘邦看后说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③
这个故事揭示了儒学得以独尊的一个内在原因，即儒家通过制定礼仪秩序来烘托皇权之尊，从而赢得执政者的欢心。结合教材的描写，学生对儒学独尊的背景就有了一个更加合乎逻辑的理解。
据史书记载，向来厌恶儒家的刘邦在即位后的第十年路过鲁国时以太牢祭孔，表达尊儒之意。虽然史书没有说明这一转变的原因，但想来必然和叔孙通制立朝仪会有一定关系，那么问题来了，本课的主题——儒学独尊——是发生在汉武帝时代，上距高祖刘邦尚有70余年，为什么独尊儒学的不是刘邦，而是他的曾孙汉武帝刘彻呢？遗憾的是，教材对这70年的历史几乎只字未提。而学生对汉初到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状况也是一片空白，如果加以补充未免会游离于本课主题，且教学时间不足，如果不讲，那么引用叔孙通制立朝仪的故事在解决了教材逻辑问题的同时，又制造了一个新的、需要花较长时间解读的“难题”，未免得不偿失。
学者余英时认为，研究思想史，固然要注重政治、经济发展的外在作用，但“思想史内在理路”更加关键，即“思想史本身也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领域，有它内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它的发展过程中找到从上一个阶段转变到下一个阶段的线索”。①那么，儒学从刘邦时期到汉武帝时期发展的内在理路究竟是什么呢？冯友兰先生的一段文字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在封建时代，所有的君王都是从祖先承受君位，甚至秦始皇也不例外，只是到了汉朝，情况不同了。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而君临天下。这需要某种理论的支撑，董仲舒正是提供了这种理论支撑。②
受此启发，我在教学中，设计了这样一个过渡环节：
师：叔孙通采用制立朝仪的方式彰显皇帝之尊贵，得到刘邦的欣赏。但是他只是让皇帝尊（同步板书：皇帝——尊），却没有解释……（抛给学生作答）
生：皇帝为什么尊？！
师：非常好！“皇帝为什么尊”的问题不解释，会带来严重问题，比如（电子课件同步展示）刘邦的一位功臣叫英布，起来造反，刘邦问他：“汝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
师：所以，叔孙通版的儒学还过于粗糙，不够理论化，它能让帝王欣赏，但要变成国家的统治思想，未免还欠了分火候。而要完成这一理论塑造，解答“君何以尊”的，则要等到汉武帝时代，要等到儒学理论大家董仲舒的出现。
通过“皇帝为什么尊”的问题，找到了一条儒学从刘邦时期到汉武帝时期发展的内在理路，它不仅弥缝了因引用“叔孙通制立朝仪”造成的教学环节上的罅隙，而且还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自然地引出董仲舒改造儒学的知识点。而教材关于董仲舒理论的描写，其落脚点恰恰就是“为君主受命于天提供了理论保障”，即是说，皇帝的尊是因为“受命于天”，而董仲舒又进一步阐述了受命于天的合理性。如此一来，使得叔孙通制立朝仪的故事在完成弥补教材逻辑缺陷的任务后，还起到了作为“药引”——引出董仲舒改造儒学——的作用，这就让故事突破了时间的限制，产生一定的张力。
课后，一位老师向我提出质疑：用叔孙通制立朝仪的故事，与其说是论证儒家的作用，倒不如说是论证了法家的作用。因为法家比儒家更强调君尊臣卑的等级。所以，用了叔孙通的故事，非但不能解释独尊的何以是儒学，反倒出现了新的问题——独尊的为什么不是法家？
对此，我是这样认为的：
首先，按照《史记》的记载，叔孙通制立朝仪本就是“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而且叔孙通曾任秦廷博士，他对秦朝法家一套尊君卑臣的东西应该非常熟悉。所以这位老师对叔孙通制立的朝仪有可能是法家的质疑是非常准确的。但是，有“秦仪”的东西、法家的思想，并不一定要独尊法家。因为秦的速亡，使得后来的统治者基本上放弃了公开以法家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念头。对此，学生是有知识储备的：本课教材编写的第一目就是“‘焚书坑儒’批判”;而上一课《百家争鸣》在介绍法家思想时，还有这样一句结束语：“汉代以来，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消失，其法制思想被吸收到儒学体系中，成为维护专制政权的工具。”①因此，叔孙通制立朝仪有秦代法家的思想作为指导，确属无疑。但由于秦的历史教训，法家思想不可能成为独尊的对象。
其次，叔孙通在史书中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儒家形象。叔孙通最初投靠刘邦时，穿的就是一套儒家的服饰，还因此引起刘邦的厌恶。他为刘邦制立朝仪，也是去鲁国找一些儒生作帮手。而司马迁更是评价他为“汉家儒宗”。②由此可见，即使叔孙通采“秦仪”，有法家思想，但是他打出的旗帜一直就是儒家的，刘邦爱屋及乌，也因朝仪一事改变对儒家的恶感，以至于后来用太牢祭孔。这都表明，用叔孙通制立朝仪的故事是可以来论证儒家的作用，是可以来论证独尊的何以是儒学这一问题的。
第三，思想史总是在不断融合、变异中进行，没有哪一家思想能一直保持着原始状态，纯净地单线发展。叔孙通最大的优点（也可说是缺点），就是能“希世度务”，“与时变化”。笔者在向学生展示故事时，有意省略了这样一个情节：叔孙通为制立朝仪去鲁国召集儒生时，有两个儒生便拒绝受召。他们对叔孙通说：“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而叔孙通则笑道：“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③这段话足以让人回味，两个拒受召的儒生大概是看穿了叔孙通的把戏，其“杂就”的“古礼”和“秦仪”中，“秦仪”是真，“古礼”是假。而叔孙通的嘲笑，则揭示了传统儒学想要在新时代得以发展，就必须懂得灵活变通。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来写《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显然认同叔孙通的做法，给予了他“汉家儒宗”的头衔。
其实，同行们所质疑的问题，笔者在教学设计之初就已考虑到。不过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叔孙通制立朝仪”这个故事的丰富内涵，感觉到它在本课中的作用超出了原先的预设。面对质疑，我把上面有意省略的故事剩余部分展示出来，从而把对汉代儒学的认识引向一个更深的思考层面：汉代受到独尊的儒学已经和春秋战国时期儒学不同，已经大量融合了法家思想，而这个趋势到了董仲舒时期更加明显，还融入了阴阳家的学说。只是，在我的教学预设中，提出这一质疑的最佳人选不是听课的老师，而是学生。我希望让他们能在有趣的故事里面，自主的生成问题，在师生互动中得到更加深刻的认知，从而也更加彰显“叔孙通制立朝仪”所蕴含的巨大张力。
【作者简介】虞森，男，1983年生，中学一级教师，浙江省温州第二高级中学历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课堂教学和试题命制。
【责任编辑：王雅贞】
人民版《汉代儒学》一课，是笔者在2012年参加全国历史优质课（南昌）评比的课题。课中引用的叔孙通制立朝仪的故事，得到了一些与会专家与老师的关注。去年12月，凑巧本课又作为浙江省高中历史教学疑难问题研讨会的示范课，课后，很多老师的关注点仍然集中在叔孙通的故事上，赞誉者有之，质疑者也有。因此，笔者就引用这一故事的想法并结合课堂实践情况谈谈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
人民版《汉代儒学》是通过两个方面阐述儒学独尊的原因：第一，从秦以来大一统的时代特征出发，“文化的‘一统’和政治的‘一统’是一致的，而文化的‘一统’又可以成为政治‘一统’的根基”;①第二，因为董仲舒的理论为君主提供了“理论基础”，②所以汉武帝接受他的独尊儒术的建议。这样的解释存在一个逻辑缺陷：它只能解释“罢黜百家”的原因，而不能解释独尊的为什么是儒学，即使是董仲舒的建议，也是因为有汉武帝重用儒学之士在先。教材的编写者大概也知道这一缺陷，因为这一目的标题只写“罢黜百家”，而没写“独尊儒术”。我在教学设计中引用“叔孙通制立朝仪”的故事就是为了填补教材逻辑上这缺失的一环。
根据《史记》的记载，故事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刘邦初得天下（高祖五年），设宴庆功，群臣在宴会上喝醉，大声喧哗，甚至拔剑击柱……刘邦见状很不高兴。
一旁的儒生叔孙通乘机对刘邦说：“儒生虽然不能一块和您打天下，但是您要治理天下，那就用得着了。臣愿意去鲁地召集些儒生，与臣一起制定礼仪。”刘邦表示同意，于是授权叔孙通。
（教师旁白：不久之后，长乐宫落成，叔孙通借此机会向刘邦展示成果）
在叔孙通的指挥下，来朝庆贺的群臣都排着整齐的队伍鱼贯而入。刘邦赐酒，大臣齐刷刷地作揖谢恩，然后端起酒杯，分批向刘邦敬酒。整个典礼从早到晚，没有一个人喧哗。
刘邦看后说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③
这个故事揭示了儒学得以独尊的一个内在原因，即儒家通过制定礼仪秩序来烘托皇权之尊，从而赢得执政者的欢心。结合教材的描写，学生对儒学独尊的背景就有了一个更加合乎逻辑的理解。
据史书记载，向来厌恶儒家的刘邦在即位后的第十年路过鲁国时以太牢祭孔，表达尊儒之意。虽然史书没有说明这一转变的原因，但想来必然和叔孙通制立朝仪会有一定关系，那么问题来了，本课的主题——儒学独尊——是发生在汉武帝时代，上距高祖刘邦尚有70余年，为什么独尊儒学的不是刘邦，而是他的曾孙汉武帝刘彻呢？遗憾的是，教材对这70年的历史几乎只字未提。而学生对汉初到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状况也是一片空白，如果加以补充未免会游离于本课主题，且教学时间不足，如果不讲，那么引用叔孙通制立朝仪的故事在解决了教材逻辑问题的同时，又制造了一个新的、需要花较长时间解读的“难题”，未免得不偿失。
学者余英时认为，研究思想史，固然要注重政治、经济发展的外在作用，但“思想史内在理路”更加关键，即“思想史本身也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领域，有它内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它的发展过程中找到从上一个阶段转变到下一个阶段的线索”。①那么，儒学从刘邦时期到汉武帝时期发展的内在理路究竟是什么呢？冯友兰先生的一段文字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在封建时代，所有的君王都是从祖先承受君位，甚至秦始皇也不例外，只是到了汉朝，情况不同了。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而君临天下。这需要某种理论的支撑，董仲舒正是提供了这种理论支撑。②
受此启发，我在教学中，设计了这样一个过渡环节：
师：叔孙通采用制立朝仪的方式彰显皇帝之尊贵，得到刘邦的欣赏。但是他只是让皇帝尊（同步板书：皇帝——尊），却没有解释……（抛给学生作答）
生：皇帝为什么尊？！
师：非常好！“皇帝为什么尊”的问题不解释，会带来严重问题，比如（电子课件同步展示）刘邦的一位功臣叫英布，起来造反，刘邦问他：“汝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
师：所以，叔孙通版的儒学还过于粗糙，不够理论化，它能让帝王欣赏，但要变成国家的统治思想，未免还欠了分火候。而要完成这一理论塑造，解答“君何以尊”的，则要等到汉武帝时代，要等到儒学理论大家董仲舒的出现。
通过“皇帝为什么尊”的问题，找到了一条儒学从刘邦时期到汉武帝时期发展的内在理路，它不仅弥缝了因引用“叔孙通制立朝仪”造成的教学环节上的罅隙，而且还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自然地引出董仲舒改造儒学的知识点。而教材关于董仲舒理论的描写，其落脚点恰恰就是“为君主受命于天提供了理论保障”，即是说，皇帝的尊是因为“受命于天”，而董仲舒又进一步阐述了受命于天的合理性。如此一来，使得叔孙通制立朝仪的故事在完成弥补教材逻辑缺陷的任务后，还起到了作为“药引”——引出董仲舒改造儒学——的作用，这就让故事突破了时间的限制，产生一定的张力。
课后，一位老师向我提出质疑：用叔孙通制立朝仪的故事，与其说是论证儒家的作用，倒不如说是论证了法家的作用。因为法家比儒家更强调君尊臣卑的等级。所以，用了叔孙通的故事，非但不能解释独尊的何以是儒学，反倒出现了新的问题——独尊的为什么不是法家？
对此，我是这样认为的：
首先，按照《史记》的记载，叔孙通制立朝仪本就是“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而且叔孙通曾任秦廷博士，他对秦朝法家一套尊君卑臣的东西应该非常熟悉。所以这位老师对叔孙通制立的朝仪有可能是法家的质疑是非常准确的。但是，有“秦仪”的东西、法家的思想，并不一定要独尊法家。因为秦的速亡，使得后来的统治者基本上放弃了公开以法家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念头。对此，学生是有知识储备的：本课教材编写的第一目就是“‘焚书坑儒’批判”;而上一课《百家争鸣》在介绍法家思想时，还有这样一句结束语：“汉代以来，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消失，其法制思想被吸收到儒学体系中，成为维护专制政权的工具。”①因此，叔孙通制立朝仪有秦代法家的思想作为指导，确属无疑。但由于秦的历史教训，法家思想不可能成为独尊的对象。
其次，叔孙通在史书中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儒家形象。叔孙通最初投靠刘邦时，穿的就是一套儒家的服饰，还因此引起刘邦的厌恶。他为刘邦制立朝仪，也是去鲁国找一些儒生作帮手。而司马迁更是评价他为“汉家儒宗”。②由此可见，即使叔孙通采“秦仪”，有法家思想，但是他打出的旗帜一直就是儒家的，刘邦爱屋及乌，也因朝仪一事改变对儒家的恶感，以至于后来用太牢祭孔。这都表明，用叔孙通制立朝仪的故事是可以来论证儒家的作用，是可以来论证独尊的何以是儒学这一问题的。
第三，思想史总是在不断融合、变异中进行，没有哪一家思想能一直保持着原始状态，纯净地单线发展。叔孙通最大的优点（也可说是缺点），就是能“希世度务”，“与时变化”。笔者在向学生展示故事时，有意省略了这样一个情节：叔孙通为制立朝仪去鲁国召集儒生时，有两个儒生便拒绝受召。他们对叔孙通说：“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而叔孙通则笑道：“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③这段话足以让人回味，两个拒受召的儒生大概是看穿了叔孙通的把戏，其“杂就”的“古礼”和“秦仪”中，“秦仪”是真，“古礼”是假。而叔孙通的嘲笑，则揭示了传统儒学想要在新时代得以发展，就必须懂得灵活变通。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来写《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显然认同叔孙通的做法，给予了他“汉家儒宗”的头衔。
其实，同行们所质疑的问题，笔者在教学设计之初就已考虑到。不过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叔孙通制立朝仪”这个故事的丰富内涵，感觉到它在本课中的作用超出了原先的预设。面对质疑，我把上面有意省略的故事剩余部分展示出来，从而把对汉代儒学的认识引向一个更深的思考层面：汉代受到独尊的儒学已经和春秋战国时期儒学不同，已经大量融合了法家思想，而这个趋势到了董仲舒时期更加明显，还融入了阴阳家的学说。只是，在我的教学预设中，提出这一质疑的最佳人选不是听课的老师，而是学生。我希望让他们能在有趣的故事里面，自主的生成问题，在师生互动中得到更加深刻的认知，从而也更加彰显“叔孙通制立朝仪”所蕴含的巨大张力。
【作者简介】虞森，男，1983年生，中学一级教师，浙江省温州第二高级中学历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课堂教学和试题命制。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