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2012年结束还剩最后一天的时候，京沪粤三地的异地高考方案终于出台，围绕其中跟户籍相关的条文，和此前风波未平的占海特事件，本土和外来人士两个族群的争论又开始激烈起来。《南都周刊》走访了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两个群体中的活跃分子，让观点和立场各有异同的他们，讲述各自对异地高考政策和占海特事件的看法。
　　南都周刊：你孩子现在读几年级了，准备在哪高考？
　　杨海鹏：蟹妹今年4年级，我想尽可能创造条件让她出国就学，也许高中阶段就出去。从中国教育的现状来看，能改革到位，没有十年二十年不行。我想有条件的上海家庭都这样想。
　　南都周刊：你觉得上海应该放开异地高考吗？
　　杨海鹏：我想会逐步开放，主动权在上海政府。如果不讲约束性条件，恐怕上海难以承受。这是改革的目标，若想一步到位必引发严重的社群冲突。
　　南都周刊：持上海居住证A证即国内人才引进类居住证的来沪务工人员，其子女可在沪参加中高考。你怎么看这个规定？
　　杨海鹏：我是上海户籍居民。我觉得现在A证许可范围小一些，主要原因是上海的财政能力，在二十几年高强度公共建设后，现在已到还贷高峰期。我想对于居住证居民，最为关键的，是形成集体谈判能力，力争政府在财政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更大程度开放异地高考的许可范围。
　　南都周刊：有网友称，即使京沪粤公布了异地高考政策，但仍需“拼爹”。你怎么看？
　　杨海鹏：这是一个制度设置问题。因为当户籍成为壁垒后，引进人才是一个进入城市的便门，就存在“拼爹”现象。即便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香港、美国，也存在“拼爹”，对校友教派的子女优先，很多是公开的。
　　南都周刊：此次异地高考政策问题，无论是网络还是社会上都发生了多起冲突，例如占海特事件等。你认为，这除了户籍制度方面的因素，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吗？
　　杨海鹏：更深层的原因，是以往的20年改革，多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而对体制性的问题，采取的是小修小补的做法。种种矛盾，是积累下来的。对因为户籍制度而造成的严重的不均，往往未及时给与关注。所以，现在需要整体性的改革。否则，深层次的矛盾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
　　南都周刊：你希望未来理想的异地高考政策是怎样的？
　　杨海鹏：未来关键是政制变化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我觉得现在争取异地高考的人群，多依据的是单一化的国家体制；而二三十年来财政分权，事实上有“财政联邦化”的取向，这也是改革的基础。而一些公共政策研究提及，在富裕地区，地方往往愿意投入高等教育，投入不换来居民的福祉，我想他们也不愿意再投；而差一些的地区，则不重视这一块投入，因为培养出来，很难为己用。以后，我觉得在差一些地区，可以给予一些税收或转移支付，用于给予当地大学生贷款，附加服务条件免除贷款。
　　谁都不愿意回到“文革”，那种平等是虚假的；但差距太大也是不可容忍的。所以，中央和地方权利必须有一个规范，且中央和地方必须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提高地方政府兴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
　　南都周刊：权利争取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杨海鹏：我觉得权利的争取，不应该以社群分裂为代价。对这些制度问题的公共讨论，实在很让我失望——绝大多数人，包括多数学者，不是在讨论，而是在做政治运动领袖的事。作为知识者，不是站队，而是给予问题一个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