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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关于爱与性的作品往往都是从男性视角出发，即使是1970、80年代出现的女性作家，也将焦点放在男性身上。贾平凹与他的前辈一样，更关心男子气概是如何与社会权力和社会控制产生联系的。在《人极》这部时代悲歌里，贾平凹反击了中国男性“太监化”的控诉，写出了阴阳融合越界可能造成的后果。在层级—性别坐标系上，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过在性别轴上的移动来改变他/她的政治地位。
关键词：贾平凹;《人极》;男性;层级;性别
一
1980年代的中国见证了许多举措的反转，①尽管许多群体从这些转变中受益，另一些却没有如此好运。比如，在性别关系的问题上，海内外的女性学者都对女性可能在现代化新时代的“失势”表现出担忧。②由于传统中国父权制的弹性和力量，以及“文革”时期层级优于性别的事实，关于性别角色的传统思想很快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之后重新找到了愿意接受它的群体。然而，在旧思想恢复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更多的矛盾激流。
旧思想并不像它们表现出来的那样一致，它们源于三个重要却不一定相互共存的传统：晚清以前、“五四”时期、“十七”年时期，并且都对中国人的心理产生了持久、重大的影响。因此，即便可以用传统思想完全取代“文革”时期关于性别关系的论述，最终很可能和使用其他思想的结果一样，包含无数的矛盾与对立。在上述三个传统中，几乎所有描写两性的作品都是由男性来完成的，其关注点往往是基于男性视角。尽管“五四”时期，鲁迅、陈独秀等有影响力的作家写了大量关于女性压迫的作品，很多期刊也刊登了关于爱、性、婚姻的文章，但它们仍旧是从男性视角出发的。少数描写此类话题的女作家，比如丁玲，也并未真正摆脱这种男性视角。他们将女性塑造为需要同情与帮助的可怜对象，而极少将其描绘成社会变革的见证者。尽管如此，这些作家至少承认了性别的不平等是当时社会关注的基本话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里，性几乎从所有出版物上消失了。这一情况在1970年代得到了改善，中国小说里出现了大量关于爱情和女性地位的讨论。③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的类别也在悄然改变，张洁、谌容等书写女性和女性气质的女作家声名鹊起。
然而，在女性关注女性的同时，当时的中国社会显然还是以男性为中心。1980年代早期，关注性别问题的大多是女性，人们仍期待她们把焦点放在男性身上。讽刺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来自男作家还是女作家，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关注女性的困境。直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才出现了第一批有意识地在作品中加入男性性行为叙述的青年男性作家。本文通过分析贾平凹的《人极》，试图说明1980年代中期的男性作家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在重新肯定男性气概的背后，主要关注权力与管理。这种对权力的追求可以在“阶层—性别”的坐标系上绘制出来：领导者可以在性别轴上的任何一点合法化他们的政治地位，而普通人只能通过向性别轴的“男性化”方向移动来获得掌握权力的快感。但是，在这部作品中，这种感觉总是虚幻的，因为无论主人公拥有哪种性别特质，他都不可能提高他的地位。
1970年代晚期及1980年代早期，女性作家作为书写爱与性的先驱，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女性身上的不平等与苦难并没有像封建残余那样简单地消失。这些女性作家在她们的作品中表达了对当下社会的不满。作品中的许多女主角们和她们的创造者一样，都是高素质的专业人士，她们胸怀大志，同时心有不满，而这在以往是男性所独有的。女性作家的兴起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男性再也不能继续躲在“人类”的名义之下了。很显然，除了对社会感到不满之外，一些女性仍然受到1970年代初女权主义言论的影响，尤其是“批孔”运动，进一步将男性从“人类”中分离出来。除此之外，这些女性尤其蔑视“中国男人”这类称谓，宣称中国没有“真正的男人”。
孙绍先在关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中提出，1980年代，“这种找不到真男人的苦闷，使得女性主义文学的气氛低沉压抑”④。张洁用戏谑的文字描述了一个看似成功的男性干部，堪称完美地诠释了这种情绪：“魏经理斜躺在那张罩着大红平绒套子的沙发上，一条腿跨骑在沙发的扶手上，裤门的扣子一粒也没有扣，露出女人们才穿的那种花哨的内裤”（《方舟》）。在表面阳刚之气的掩饰下，中国男人实则像个女人，令人厌恶，这一评价可能是受到某些西方观念中“真男人”的影响而产生的。比如，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范扬，在她的两性二元讨论中也提到了“阴盛阳衰”，宣称与其他文化中的男性相比，中国男性的部分男子气概似乎被“阉割”了，即使在银幕上也无法找到类似阿兰·德龙（Alain Delon）所扮演的硬漢角色。⑤海外的华人也认为1980年代的中国缺少“真正的男人”。广受欢迎的香港学者孙隆基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说法和结构主义，得出结论：各地的中国男人正在被女性化，即“中国男性的‘太监化’倾向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在港、台、大陆。”⑥传统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导致了性别角色行为的转变，而对“阉割”的恐惧则可能是对转变过程中男性特权丧失的一种回应。讽刺的是，当中国先锋派试图通过流行的西方符号去寻找“真男人”时，西方批评家们不仅早已对大男子主义神话产生怀疑，一些女权主义者也已经开始控诉敏感的后现代主义者“在异性恋和同性恋、黑暗与光明、男性和女性之间游移”，以期“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⑦
因此，抱怨中国与西方相比缺乏“真男人”是错误的。令人不安的是，无论“真男人”的定义来自男性还是女性，它们是如此的相似，这表明了一种趋势——两性似乎都对“真男人”或“真女人”的本质有固定概念，这种趋势将进一步扩大性别差异。此外，似乎是为了反击中国没有真男人的指责，必须有一些证据来表明中国男人拥有与生俱来的坚韧不拔的品质，而不是从西方学来的。事实上，始于19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可以看作是中国年轻男性作家对他们是假男人控诉的回应。
二
在对《人极》进行分析前，不妨先回顾一下男性主义兴起语境中的寻根文学。曹文轩在讨论1980年代文学不同写作风格的著作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讨论“真男人”（硬汉子）的崛起。⑧他认为作家中的“真男人”包括蒋子龙、张贤亮、张承志和梁晓声。这些作家因为创作了一些也许能反驳中国缺少真男人这一说法的典型人物而受到称赞。曹文轩认为，这些人物有三个基本特征：冷酷外表下隐藏着情感，意志坚定、坚忍不拔，以及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精神。曹文轩不是从理论上得出结论，而是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找了许多例子去证实。事实上，文学作品不是男性形象展现“真男人”特质的唯一领域。其他方面的作品，比如电影《黄土地》《红高粱》，以及1980年代后期的流行歌曲《西北风》，都赞扬了“男性”特质中的坚韧与力量。 这些特质与奥克塔维奥·帕斯在关于墨西哥裔西班牙人的描述中对“男子气概”⑨的定义非常接近。和许多其他注意到这些品质的中国批评家与作家一样，曹文轩对这类男人充满了赞赏。但是，奥克塔维奥·帕斯认为孕育出这种不怕外面世界的“真男人”，恰恰是墨西哥文明的败笔。我们并不关注为何会产生这些截然相反的对大男子主义的评价，也不打算像奥克塔维奥·帕斯那样，深入探讨贾平凹作品中所描绘的中国男性是如何融入一个完整文化体系的。相反，本文从性别和层级的角度审视贾平凹对男子气概的赞美，揭示它们是如何与社会权力和社会控制产生联系的。有趣的是，尽管墨西哥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有巨大的差异，但是关于男性形象的相似性却表明，即使作家有意识地“寻求文化根源”，关于两性和权力的观念却可以超越文化界限。
《人极》发表于《文汇月刊》1985年10月号。朱虹将其翻译为“一个男人到底能承受多少？”⑩我更倾向于直译，尽管这是一篇由男性写男性的小说，但是我认为作者试图阐明关于两性的态度。一部作品只有处在双性化的背景下，才是对人类普遍生存负担的有力见证。故事发生在商州，位于西安南边不远的一个小县城，也是贾平凹大部分作品的背景地，他写过一系列讲述商州风土人情的散文和小说。这种对商州的集中关注并非巧合。贾平凹作为“寻根文学”群体中的年轻一员——这个群体还包括韩少功、郑万隆和阿城——选择了商州代表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所有这些“寻根者”，包括贾平凹在内，都是男性，都在1980年代中期塑造了一批男性角色，这些角色都拥有曹文轩和奥克塔维奥·帕斯所描述的特质。《人极》因此被视为一部典型作品，对文本的细读可以揭示1980年代的中国人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小说的主人公光子似乎具备所有上述“真男人”的特质。他坚强、沉默、冷酷、无情，即使身体几乎被摧毁，他也从不逾越道德上的禁忌。在他救下亮亮之前，他的男子气概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到上岸，也剥了精光，用热尿揉搓了肚子。抓污泥涂了腿根处那块部位……光子也是水豹人物，当下口叼了一把砍刀，溜下水去。”（《人极》）这段描写非常清晰地描绘了一个行动大胆的男人。虽然没有细致刻画他的裸体，但是这些描述已经足够让我们注意到他的男子气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故事的这个阶段，光子和拉毛处在他们生命的黄金时期，对女人一无所知。这也是故事中唯一一次把光子描绘成一个游泳好手。如果我们把水的古典象征意义看作阴阳中阴（女性）的象征，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女人被“水豹人物”光子从水里救了出来。
这个情节还告诉我们，尽管光子勇敢地扎进水里，他还是在腿根处擦了泥巴，以免受到寒冷河水的侵袭。当然，在传统的“五行”理论中，土是阴阳模型中的中性元素，中和了两极论。11这种符号象征影响深远，在阴阳两极学说里，水代表着阴和女性。过多的水是致命的，而在这部小说中，洪水经常出现，不仅仅把上游的物品冲刷下来，还会带来死亡与悲伤。小说中被水冲下来的女人虽然被人从死亡中拉了回来，但她同时也带来了很多伤痛，甚至是拉毛的早逝。尽管男人们试图保护自己免受阴性自然灾害的侵害，但他们仍然无法逃脱被水运来的“弱态生娇”的女人所带来的灾难。12这种运用阴阳和五行学说所作的情节分析并不是牵强附会。大量证据表明，贾平凹意识到了本土古老哲学对当代中国人生活的重要性。他在许多作品中都故意且有针对性地使用了这些经典的象征符号，比如他的小说《火纸》就充满了对不同的五行排列及其与阴阳和性别间关系的思考。
光子叼着刀跳进水里也说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在中国传统还是西方传统中，用刀与恶劣天气或其他男性搏斗的形象让人联想起男子气概。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这似乎一直是“真男人”故事中非常普遍的主题。比如说，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里主人公都善于用刀较量。尽管他们带了枪，但是当这些角色需要表现男性力量时都倾向于用刀。一把出鞘的刀，可以同时带来惩罚与奖赏。这些擅长用刀的人“像真男人一样”面对危险和死亡。比如，某个故事中的主角，申肯，用刀杀死了一只熊，同时也在搏斗中丧了命。当他从致命的熊抱中脱身时，他的脸色却和平时一样平静，“看不出一丝的悲伤和恐惧”（《峡谷》）。除了象征痛苦或者忍耐痛苦的能力，光子的刀还有一个作用。当刀再一次被提到时，它被用来“拉出血淋淋的一节东西”，那是公猪的生殖器官。同样地，挥刀所带来的英雄主義的性暗示在郑万隆的作品中也有迹可循。在《异乡异闻》系列的另一部小说中，主角陈三脚捕获了一只熊并用刀剖开了它：“刀是从咽眼扎进去，整个儿豁开，肠肚都流出来啦，卵子也被打碎了。”（《老棒子酒馆》）因此，刀不仅呈现出强势的男性力量，也呈现出这种男性力量的毁灭。这并不矛盾，因为刀是权力的象征——凌驾于男性、女性、动物和自然之上的权力。此外，它勾起人们对古典英雄时代的回忆，当时还未从西方引入枪炮，男人用刀搏斗。刀在《人极》中被恰当地运用，在故事的这个阶段，权力拥有者光子正处在人生的鼎盛时期，身心都是纯洁而不可战胜的。随着刀的挥动，他从汹涌洪水中救回了被野草缠绕推到鬼门关的亮亮。然而，亮亮的短暂出场却戏剧性地改变了光子和拉毛的命运。拉毛上吊自杀，不是因为他耻于自己强奸亮亮的行为，而是因为他的“兄弟”指责他“猪狗不如”。就如伊甸园里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夏娃，亮亮无意中破坏了这对“兄弟”间纯洁的快乐和如婚姻般的亲密关系。尽管亮亮失去了她的贞操，忍受了生育的痛苦，同时不得不遗弃这个孩子，但她对于被强奸的反应却是不带感情的。至此，她一直扮演着陪衬男人的角色，此后十年的场景里她不再出现。
随后的关注点在兄弟俩对事实的恐惧。拉毛因为让“那一点东西”控制了心绪而自杀。在光子的眼里，拉毛无法自控，比一头未阉割的猪好不了多少。就像《水浒传》里的人物，光子和拉毛肝胆相照，逍遥自在，放纵自由。夏志清认为《水浒传》中人物的禁欲行为是他们展现自己男性气质的唯一方式。13因此，失去控制被认为是对男子气概和兄弟情谊的双重背叛。在这种情况下，拉毛不仅表现出自控的无能，同时也背叛了他与光子之间暗藏的爱恋关系。在中国文学中，男性之间的爱与忠诚超越夫妻间羁绊的并不少见。贾平凹的很多作品都表现了这种态度。例如，《天狗》中丈夫为了感激昔日弟子的帮助，让自己的妻子嫁给徒弟，妻子也照做了，她因此有了两个丈夫。新丈夫娶了这个共享妻子并且深深地迷恋她，却因为对旧日老师的“尊敬”而拒绝与她发生关系。 近年来，兄弟间亲密无间的力量重新成为大批中国小说的主题，尤其是当青年作家谈起他们下乡的经历，“哥们儿”被广泛用来表现这种关系，即字面意义上的“一群兄弟”。尽管迄今为止我们只用柏拉图式的眼光来看待男性之间的关系，但是這种关系间的亲密是毋庸置疑的，恰恰是因为这种关系不会陷入明显的滥情与嫉妒，它才被认为是充满男子气概的。光子对拉毛性行为的激烈反应，从对“兄弟”惩罚式的厌弃变成了拉毛自杀后近乎疯狂的懊悔。三年里他不再用刀，“蓬首垢面，形如饿鬼”，每日准备三餐供在拉毛灵前。光子对拉毛的追思让人回想起中国传统中的为父母守丧。这份悲伤超越了夫妻之情，如果光子和拉毛是一男一女的话，他们定会结为夫妻的。因此，尽管拉毛在与亮亮的性行为中表现强势，但这一事件本身就意味着他权力的丧失。对光子来说，服丧三年表面上是他对拉毛死亡的自我救赎，但在小说语境中这也是一种声明：放纵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权力与控制的短暂丧失。
因此，性欲的游戏实际上是权力的游戏，而游戏的输赢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者自身的性别。当权者，也就是“真男人”，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他们能给予快感，或是压抑快感，而女性的快感程度取决于丈夫、情人或强奸犯。虽然性权力掌握在男性手里，但只有当他们可以掌控时才能继续。小说中拉毛屈服于他对亮亮的欲望，在他的自我评估里，自己不比禽兽或女人强多少。在传统伦理道德之下，女性的控制权很小，这同时意味着她们的责任也更少，因此亮亮受到的影响很小。只有“真男人”有能力控制他们的性欲，而女人和伪君子都将沦为自己欲望的奴隶。比如，出现在光子生命里的另一个女人白水，也是被强奸了，她是被一群“造反队”野蛮地强奸了。但这次经历似乎使她的性欲高涨，她无耻地在半夜进入了光子的房间，像古代的鬼怪和狐狸精一样，爬上毫无戒备心的说书人的床。从白水的极度无助和自尊心丧失可以看出，她明显无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当光子让她离开的时候，她哭喊自己没有地方去，“我不是个好女人，我该去死”（《人极》）。在贾平凹等作家笔下的父权世界里，女性失去贞洁意味着她将无缘合法性行为与道德高尚的声名。这种女人的一条出路是参考狐狸精和妓女：将性作为征服男人的武器。但是这种魔力只有在男人“着迷”的时候才暂时有用，能否抵制这一诱惑是对“真男人”的挑战。另外一条出路更决绝，更激烈，那就是反抗式自杀和自杀协议，就像叶蔚林的短篇小说《五个女子与一根绳子》所描述的那样。这一故事的背景可以是任何时期，它表现了封建环境迫使女性自杀的情形在现代依然没有改变。尽管导致自杀的原因应该被谴责，但就如传统社会中“贞洁烈女”自杀一样，现代女性因此自杀也会被宽恕或理解。这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女性用自己的生命换来荣誉。男人当然也死了，他们获得了自律和控制自己欲望的能力，这是“牲畜”拉毛无法做到的。当他用死亡进行自我救赎之后，他的“兄弟”光子以他为荣并为他守丧三年。
三
男性的禁欲从本质上来说并不高尚，它是一种自发行为。那些无法真正自我克制的男人只能被当作同情和轻视的对象。纵观中国历史，关于阉人的神话都是充满贬低意味的。太监被描绘成贪婪的、喜怒无常的、胆小懦弱的形象。14在很多例子中，太监被等同于缺乏自制力的女人。各种各样的故事写到太监沉溺于催情春药，试图重振他们的男性雄风，这更激发了大众的想象。他们所谓的施虐行为以及其中的性暗示，进一步证明了太监不是“真男人”。经过儒家思想的过滤后，外部原因导致的对自己性行为的无法控制就会转化为生育能力的丧失。在我们研究的文本中，儒家用生殖力定义男性气概的方式带来了有趣的复杂性。小说中拉毛和亮亮有了一个女儿，白水被“造反队”强奸生下了虎子。相比而言，小说的主人公光子拥有所有的男子气质，却以某种方式成为功能上的太监。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转折不能被视为对男性的控诉，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这一代的中国作家厌恶“真男人”，大量的证据表明事实恰恰相反。
为什么自制力如此重要？答案在儒家所追求的“克己复礼”中。这一行为规范是进入“君子”阶层的关键，君子的任务是管理女性和其他男性。自控力因此成为控制他人的基本前提。一个人对性欲的控制不仅是自我约束，也是使自身获得政治权力以及道德和精神优越的必要要求。正如福柯所指出的：“为了不至于过度和产生暴力，也为了避免产生（对他人）暴政和（自己的欲望）对灵魂的暴政，政治权力的施行需要管理自我的权力，这是政治权力内在调整的原则。作为控制自我的一个方面的节制，它与正义、勇气或慎重一样，是准许一个人控制别人的一种德性。最高贵的人是自身的国王。”15
光子没有后代的儒家式悲剧因此成为一种能指，表明成为一个完整男人的重要元素被阉割了。这种不完整性使光子失去了成为“国王”的资格。在与亮亮作比较时，他不合格的男性身份尤其值得注意。在小说的开头，亮亮被政治风暴席卷，不得不被光子和拉毛拯救。她本来是被拉毛这个陷入自己权力欲望的农民强奸的女孩，在这种结合下诞生的女婴和所谓“迷惘的一代”一样，被托付给了一个农民，并且再无音信。但是，当亮亮一家得到平反后，她重新获得了原有家庭的地位与声望，那是光子无法进入的世界，他一生都只是个农民。
小说的潜台词显示，个体对自我性欲的控制是通往“国王之路”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光子和拉毛都是农民，尽管他们有时在乡里游串替人劁猪，但他们贫民的身份从未改变。因此，无论他们的性行为是高尚的还是野蛮的，他们都不可能像“国王”一样高贵。对于像拉毛这样的农民和“造反队”来说，他们唯一可以用来控制的方式就是大男子主义的野蛮行为。但是，通过释放性欲能量将自身置于主导地位的方式，所产生的效果通常都是短暂的。相比之下，受过教育的人却可以随意跨越性别轴，使他们的立场合法化。因此，只有当参与者来自受教育阶层时，使人成为领导者的自控力会从性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这一点在张贤亮这类执着于成为精英知识分子作家的小说中尤为显著。张贤亮的小说几乎都是男性知识分子通过征服他们的性欲，重获失去的政治权力的故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女性通常起到促进作用。这在他最著名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作者明确地将主人公的政治命运和性的命运联系起来。主人公被送进了劳改所，在那里他发现自己阳痿了。他只能依靠妻子的帮助和洪水中的英雄事迹重获男子气概。然而，他发现除非恢复他的政治权力，否则自己依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离开了自己的农村妻子。和张贤亮的大部分小说一样，当男主人公抛弃了来自底层的妇女，并不再需要使用或滥用他的性权力之后，他重新获得了政治权力。 《人极》中富有象征意义的一点是，亮亮作为一个女性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教师的职业。亮亮生于知识分子家庭，除了她不是儿子外，没有其他任何不合逻辑的地方。但是小说中明确表明，亮亮在寻回自己身份的过程中丢失了她的性别认同。小说中多次向我们表明她“男不男、女不女的”。亮亮表现出男性特征，而不是原有的女性特色，從中我们可以知道，无论亮亮多么努力，她都不可能为光子生一个孩子。实际上她和光子一样，是一个功能性的阉人。小说并没有强调背景，但它显然是导致性和政治逆转的原因。光子在小说一开始就纳闷，“真是社会混乱，人心也都龌龊”（《人极》）。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主题。几乎所有的诱惑和强奸都是由没有或不该有政治权力的男性实施的。如果他们是干部或者军官，就会被描绘成拥有政治权力的反派角色。而“女性化”或者“太监化”的男人，比如张洁所描绘的穿花哨内裤的魏经理，可能拥有权力，但是在处理权力方面没有“君王气度”。
问题不在于中国男人是否“穿花哨的内裤”或者行为举止“像个女人”，而在于这些形象是能产生一种政治力量的感觉，还是一种荒谬的感觉。一项针对中国年轻女性的调查显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最不受欢迎的中国男性形象。他的柔弱行为不仅使他没有吸引力，而且冒犯了很多人。但是从历史上看，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这从他在大观园里受欢迎的程度就可以看出。高罗佩等学者给出的解释是，中国男性的女性化始于明朝并一直延续到清朝，起因是汉人反对满族征服者的尚武精神，“理想的男性往往被描述成文弱书生，多愁善感，面色苍白，双肩窄小，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书本与花丛中，稍不如意就会病倒。”16这种分析表明，男性和女性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变化。高罗佩的观点也可以反过来看。比起用呈现女性特征来反抗男子气概十足的侵略者，汉人的贵族更有可能是故意将“文弱书生，多愁善感，面色苍白，双肩窄小”理想化，以此减少对统治者的威胁性，使自己能维持现有的政治权力地位。无论怎样解读高罗佩的观察，性别认知的改变清楚地体现了人们对政治权力的不同理解方式及其与性别和性行为关系的不同看法。
类似《人极》这样的小说也表现了对男子汉形象的积极主张：男主人公被剥夺了政治和经济权力，试图重新坚持自己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关于男子汉的小说大多出自以前的“知青”笔下，“知青”曾经被誉为英雄，而到了1970年代末，他们曾经拥有的财富变成了一种负担。即使不是为了政治上的合法化，回城的“知青”也需要为上山下乡找个理由来获得内心的踏实。
韩少功、张承志、贾平凹等男性作家通过“寻根文学”来迎合国家主义，将文学之根设置于崎岖落后的地区。在此过程中，一种阳刚之气出现了，它的灵感来自于古典文学和中国农村中“好汉”的概念。不幸的是，这些概念往往与现行政策相悖，因为传统小说中的“好汉”， 比如《水浒传》里的那些人，同时也是“邪恶时代”的产物。因此“寻根”小说与传统小说一样充满了模糊性。现在的问题是，在试图解决性别不平等时，女性在重新分配传统中的两性角色，中国男性纷纷效仿，并再次内化性别角色，这在传统上有利于男性尤其是受过教育的男性。在“正名”的过程中，作家不仅很快恢复了旧的秩序，也很快恢复了旧的性别制度。女性依然顶半边天，但是她们顶起的是黑暗的一半，男性则享有全部的光明。《人极》中光子和亮亮的命运似乎表明，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如果他们不履行传统赋予他们的性别角色的义务，很可能会变得“人不人鬼不鬼”。尽管阴和阳应该互相融合、相辅相成，但《人极》这类作品写出了阴阳融合越界可能造成的后果。
注释：
①原题为“The Macho Eunuch：The Politics of Masculinity in Jia Pingwa’s ‘Human Extremities’”，《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第17卷第2期（1991年4月），有删节。
②[澳]霍普（Hooper， B）：《中国的现代化：年轻女性会输吗？》（“China’s modernization：are young women going to lose out？”），《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第10卷第3期（1984年7月），第317-343页。
③参见[澳]雷金庆（Kam Louie）：《事实与虚构之间：后毛文学与社会论文集》（Between Fact and Fiction：Essays on Post-Mao Literature and Society），Wild Peony Press 1989年版，第49-75页。
④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
⑤范扬：《阳刚的隳沉》，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
⑥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集贤社1983年版，第213页。
⑦[美]摩尔（Moore S），《获得其他：后现代主义的皮条客》（“Getting a bit of the other： the pimps of postmodernism”），《男性命令：展现男子气概》（Male Order：Unwrapping Masculinity），罗威娜·查普曼（Rowena Chapman）
关键词：贾平凹;《人极》;男性;层级;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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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中国见证了许多举措的反转，①尽管许多群体从这些转变中受益，另一些却没有如此好运。比如，在性别关系的问题上，海内外的女性学者都对女性可能在现代化新时代的“失势”表现出担忧。②由于传统中国父权制的弹性和力量，以及“文革”时期层级优于性别的事实，关于性别角色的传统思想很快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之后重新找到了愿意接受它的群体。然而，在旧思想恢复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更多的矛盾激流。
旧思想并不像它们表现出来的那样一致，它们源于三个重要却不一定相互共存的传统：晚清以前、“五四”时期、“十七”年时期，并且都对中国人的心理产生了持久、重大的影响。因此，即便可以用传统思想完全取代“文革”时期关于性别关系的论述，最终很可能和使用其他思想的结果一样，包含无数的矛盾与对立。在上述三个传统中，几乎所有描写两性的作品都是由男性来完成的，其关注点往往是基于男性视角。尽管“五四”时期，鲁迅、陈独秀等有影响力的作家写了大量关于女性压迫的作品，很多期刊也刊登了关于爱、性、婚姻的文章，但它们仍旧是从男性视角出发的。少数描写此类话题的女作家，比如丁玲，也并未真正摆脱这种男性视角。他们将女性塑造为需要同情与帮助的可怜对象，而极少将其描绘成社会变革的见证者。尽管如此，这些作家至少承认了性别的不平等是当时社会关注的基本话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里，性几乎从所有出版物上消失了。这一情况在1970年代得到了改善，中国小说里出现了大量关于爱情和女性地位的讨论。③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的类别也在悄然改变，张洁、谌容等书写女性和女性气质的女作家声名鹊起。
然而，在女性关注女性的同时，当时的中国社会显然还是以男性为中心。1980年代早期，关注性别问题的大多是女性，人们仍期待她们把焦点放在男性身上。讽刺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来自男作家还是女作家，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关注女性的困境。直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才出现了第一批有意识地在作品中加入男性性行为叙述的青年男性作家。本文通过分析贾平凹的《人极》，试图说明1980年代中期的男性作家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在重新肯定男性气概的背后，主要关注权力与管理。这种对权力的追求可以在“阶层—性别”的坐标系上绘制出来：领导者可以在性别轴上的任何一点合法化他们的政治地位，而普通人只能通过向性别轴的“男性化”方向移动来获得掌握权力的快感。但是，在这部作品中，这种感觉总是虚幻的，因为无论主人公拥有哪种性别特质，他都不可能提高他的地位。
1970年代晚期及1980年代早期，女性作家作为书写爱与性的先驱，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女性身上的不平等与苦难并没有像封建残余那样简单地消失。这些女性作家在她们的作品中表达了对当下社会的不满。作品中的许多女主角们和她们的创造者一样，都是高素质的专业人士，她们胸怀大志，同时心有不满，而这在以往是男性所独有的。女性作家的兴起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男性再也不能继续躲在“人类”的名义之下了。很显然，除了对社会感到不满之外，一些女性仍然受到1970年代初女权主义言论的影响，尤其是“批孔”运动，进一步将男性从“人类”中分离出来。除此之外，这些女性尤其蔑视“中国男人”这类称谓，宣称中国没有“真正的男人”。
孙绍先在关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中提出，1980年代，“这种找不到真男人的苦闷，使得女性主义文学的气氛低沉压抑”④。张洁用戏谑的文字描述了一个看似成功的男性干部，堪称完美地诠释了这种情绪：“魏经理斜躺在那张罩着大红平绒套子的沙发上，一条腿跨骑在沙发的扶手上，裤门的扣子一粒也没有扣，露出女人们才穿的那种花哨的内裤”（《方舟》）。在表面阳刚之气的掩饰下，中国男人实则像个女人，令人厌恶，这一评价可能是受到某些西方观念中“真男人”的影响而产生的。比如，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范扬，在她的两性二元讨论中也提到了“阴盛阳衰”，宣称与其他文化中的男性相比，中国男性的部分男子气概似乎被“阉割”了，即使在银幕上也无法找到类似阿兰·德龙（Alain Delon）所扮演的硬漢角色。⑤海外的华人也认为1980年代的中国缺少“真正的男人”。广受欢迎的香港学者孙隆基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说法和结构主义，得出结论：各地的中国男人正在被女性化，即“中国男性的‘太监化’倾向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在港、台、大陆。”⑥传统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导致了性别角色行为的转变，而对“阉割”的恐惧则可能是对转变过程中男性特权丧失的一种回应。讽刺的是，当中国先锋派试图通过流行的西方符号去寻找“真男人”时，西方批评家们不仅早已对大男子主义神话产生怀疑，一些女权主义者也已经开始控诉敏感的后现代主义者“在异性恋和同性恋、黑暗与光明、男性和女性之间游移”，以期“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⑦
因此，抱怨中国与西方相比缺乏“真男人”是错误的。令人不安的是，无论“真男人”的定义来自男性还是女性，它们是如此的相似，这表明了一种趋势——两性似乎都对“真男人”或“真女人”的本质有固定概念，这种趋势将进一步扩大性别差异。此外，似乎是为了反击中国没有真男人的指责，必须有一些证据来表明中国男人拥有与生俱来的坚韧不拔的品质，而不是从西方学来的。事实上，始于19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可以看作是中国年轻男性作家对他们是假男人控诉的回应。
二
在对《人极》进行分析前，不妨先回顾一下男性主义兴起语境中的寻根文学。曹文轩在讨论1980年代文学不同写作风格的著作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讨论“真男人”（硬汉子）的崛起。⑧他认为作家中的“真男人”包括蒋子龙、张贤亮、张承志和梁晓声。这些作家因为创作了一些也许能反驳中国缺少真男人这一说法的典型人物而受到称赞。曹文轩认为，这些人物有三个基本特征：冷酷外表下隐藏着情感，意志坚定、坚忍不拔，以及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精神。曹文轩不是从理论上得出结论，而是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找了许多例子去证实。事实上，文学作品不是男性形象展现“真男人”特质的唯一领域。其他方面的作品，比如电影《黄土地》《红高粱》，以及1980年代后期的流行歌曲《西北风》，都赞扬了“男性”特质中的坚韧与力量。 这些特质与奥克塔维奥·帕斯在关于墨西哥裔西班牙人的描述中对“男子气概”⑨的定义非常接近。和许多其他注意到这些品质的中国批评家与作家一样，曹文轩对这类男人充满了赞赏。但是，奥克塔维奥·帕斯认为孕育出这种不怕外面世界的“真男人”，恰恰是墨西哥文明的败笔。我们并不关注为何会产生这些截然相反的对大男子主义的评价，也不打算像奥克塔维奥·帕斯那样，深入探讨贾平凹作品中所描绘的中国男性是如何融入一个完整文化体系的。相反，本文从性别和层级的角度审视贾平凹对男子气概的赞美，揭示它们是如何与社会权力和社会控制产生联系的。有趣的是，尽管墨西哥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有巨大的差异，但是关于男性形象的相似性却表明，即使作家有意识地“寻求文化根源”，关于两性和权力的观念却可以超越文化界限。
《人极》发表于《文汇月刊》1985年10月号。朱虹将其翻译为“一个男人到底能承受多少？”⑩我更倾向于直译，尽管这是一篇由男性写男性的小说，但是我认为作者试图阐明关于两性的态度。一部作品只有处在双性化的背景下，才是对人类普遍生存负担的有力见证。故事发生在商州，位于西安南边不远的一个小县城，也是贾平凹大部分作品的背景地，他写过一系列讲述商州风土人情的散文和小说。这种对商州的集中关注并非巧合。贾平凹作为“寻根文学”群体中的年轻一员——这个群体还包括韩少功、郑万隆和阿城——选择了商州代表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所有这些“寻根者”，包括贾平凹在内，都是男性，都在1980年代中期塑造了一批男性角色，这些角色都拥有曹文轩和奥克塔维奥·帕斯所描述的特质。《人极》因此被视为一部典型作品，对文本的细读可以揭示1980年代的中国人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小说的主人公光子似乎具备所有上述“真男人”的特质。他坚强、沉默、冷酷、无情，即使身体几乎被摧毁，他也从不逾越道德上的禁忌。在他救下亮亮之前，他的男子气概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到上岸，也剥了精光，用热尿揉搓了肚子。抓污泥涂了腿根处那块部位……光子也是水豹人物，当下口叼了一把砍刀，溜下水去。”（《人极》）这段描写非常清晰地描绘了一个行动大胆的男人。虽然没有细致刻画他的裸体，但是这些描述已经足够让我们注意到他的男子气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故事的这个阶段，光子和拉毛处在他们生命的黄金时期，对女人一无所知。这也是故事中唯一一次把光子描绘成一个游泳好手。如果我们把水的古典象征意义看作阴阳中阴（女性）的象征，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女人被“水豹人物”光子从水里救了出来。
这个情节还告诉我们，尽管光子勇敢地扎进水里，他还是在腿根处擦了泥巴，以免受到寒冷河水的侵袭。当然，在传统的“五行”理论中，土是阴阳模型中的中性元素，中和了两极论。11这种符号象征影响深远，在阴阳两极学说里，水代表着阴和女性。过多的水是致命的，而在这部小说中，洪水经常出现，不仅仅把上游的物品冲刷下来，还会带来死亡与悲伤。小说中被水冲下来的女人虽然被人从死亡中拉了回来，但她同时也带来了很多伤痛，甚至是拉毛的早逝。尽管男人们试图保护自己免受阴性自然灾害的侵害，但他们仍然无法逃脱被水运来的“弱态生娇”的女人所带来的灾难。12这种运用阴阳和五行学说所作的情节分析并不是牵强附会。大量证据表明，贾平凹意识到了本土古老哲学对当代中国人生活的重要性。他在许多作品中都故意且有针对性地使用了这些经典的象征符号，比如他的小说《火纸》就充满了对不同的五行排列及其与阴阳和性别间关系的思考。
光子叼着刀跳进水里也说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在中国传统还是西方传统中，用刀与恶劣天气或其他男性搏斗的形象让人联想起男子气概。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这似乎一直是“真男人”故事中非常普遍的主题。比如说，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里主人公都善于用刀较量。尽管他们带了枪，但是当这些角色需要表现男性力量时都倾向于用刀。一把出鞘的刀，可以同时带来惩罚与奖赏。这些擅长用刀的人“像真男人一样”面对危险和死亡。比如，某个故事中的主角，申肯，用刀杀死了一只熊，同时也在搏斗中丧了命。当他从致命的熊抱中脱身时，他的脸色却和平时一样平静，“看不出一丝的悲伤和恐惧”（《峡谷》）。除了象征痛苦或者忍耐痛苦的能力，光子的刀还有一个作用。当刀再一次被提到时，它被用来“拉出血淋淋的一节东西”，那是公猪的生殖器官。同样地，挥刀所带来的英雄主義的性暗示在郑万隆的作品中也有迹可循。在《异乡异闻》系列的另一部小说中，主角陈三脚捕获了一只熊并用刀剖开了它：“刀是从咽眼扎进去，整个儿豁开，肠肚都流出来啦，卵子也被打碎了。”（《老棒子酒馆》）因此，刀不仅呈现出强势的男性力量，也呈现出这种男性力量的毁灭。这并不矛盾，因为刀是权力的象征——凌驾于男性、女性、动物和自然之上的权力。此外，它勾起人们对古典英雄时代的回忆，当时还未从西方引入枪炮，男人用刀搏斗。刀在《人极》中被恰当地运用，在故事的这个阶段，权力拥有者光子正处在人生的鼎盛时期，身心都是纯洁而不可战胜的。随着刀的挥动，他从汹涌洪水中救回了被野草缠绕推到鬼门关的亮亮。然而，亮亮的短暂出场却戏剧性地改变了光子和拉毛的命运。拉毛上吊自杀，不是因为他耻于自己强奸亮亮的行为，而是因为他的“兄弟”指责他“猪狗不如”。就如伊甸园里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夏娃，亮亮无意中破坏了这对“兄弟”间纯洁的快乐和如婚姻般的亲密关系。尽管亮亮失去了她的贞操，忍受了生育的痛苦，同时不得不遗弃这个孩子，但她对于被强奸的反应却是不带感情的。至此，她一直扮演着陪衬男人的角色，此后十年的场景里她不再出现。
随后的关注点在兄弟俩对事实的恐惧。拉毛因为让“那一点东西”控制了心绪而自杀。在光子的眼里，拉毛无法自控，比一头未阉割的猪好不了多少。就像《水浒传》里的人物，光子和拉毛肝胆相照，逍遥自在，放纵自由。夏志清认为《水浒传》中人物的禁欲行为是他们展现自己男性气质的唯一方式。13因此，失去控制被认为是对男子气概和兄弟情谊的双重背叛。在这种情况下，拉毛不仅表现出自控的无能，同时也背叛了他与光子之间暗藏的爱恋关系。在中国文学中，男性之间的爱与忠诚超越夫妻间羁绊的并不少见。贾平凹的很多作品都表现了这种态度。例如，《天狗》中丈夫为了感激昔日弟子的帮助，让自己的妻子嫁给徒弟，妻子也照做了，她因此有了两个丈夫。新丈夫娶了这个共享妻子并且深深地迷恋她，却因为对旧日老师的“尊敬”而拒绝与她发生关系。 近年来，兄弟间亲密无间的力量重新成为大批中国小说的主题，尤其是当青年作家谈起他们下乡的经历，“哥们儿”被广泛用来表现这种关系，即字面意义上的“一群兄弟”。尽管迄今为止我们只用柏拉图式的眼光来看待男性之间的关系，但是這种关系间的亲密是毋庸置疑的，恰恰是因为这种关系不会陷入明显的滥情与嫉妒，它才被认为是充满男子气概的。光子对拉毛性行为的激烈反应，从对“兄弟”惩罚式的厌弃变成了拉毛自杀后近乎疯狂的懊悔。三年里他不再用刀，“蓬首垢面，形如饿鬼”，每日准备三餐供在拉毛灵前。光子对拉毛的追思让人回想起中国传统中的为父母守丧。这份悲伤超越了夫妻之情，如果光子和拉毛是一男一女的话，他们定会结为夫妻的。因此，尽管拉毛在与亮亮的性行为中表现强势，但这一事件本身就意味着他权力的丧失。对光子来说，服丧三年表面上是他对拉毛死亡的自我救赎，但在小说语境中这也是一种声明：放纵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权力与控制的短暂丧失。
因此，性欲的游戏实际上是权力的游戏，而游戏的输赢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者自身的性别。当权者，也就是“真男人”，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他们能给予快感，或是压抑快感，而女性的快感程度取决于丈夫、情人或强奸犯。虽然性权力掌握在男性手里，但只有当他们可以掌控时才能继续。小说中拉毛屈服于他对亮亮的欲望，在他的自我评估里，自己不比禽兽或女人强多少。在传统伦理道德之下，女性的控制权很小，这同时意味着她们的责任也更少，因此亮亮受到的影响很小。只有“真男人”有能力控制他们的性欲，而女人和伪君子都将沦为自己欲望的奴隶。比如，出现在光子生命里的另一个女人白水，也是被强奸了，她是被一群“造反队”野蛮地强奸了。但这次经历似乎使她的性欲高涨，她无耻地在半夜进入了光子的房间，像古代的鬼怪和狐狸精一样，爬上毫无戒备心的说书人的床。从白水的极度无助和自尊心丧失可以看出，她明显无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当光子让她离开的时候，她哭喊自己没有地方去，“我不是个好女人，我该去死”（《人极》）。在贾平凹等作家笔下的父权世界里，女性失去贞洁意味着她将无缘合法性行为与道德高尚的声名。这种女人的一条出路是参考狐狸精和妓女：将性作为征服男人的武器。但是这种魔力只有在男人“着迷”的时候才暂时有用，能否抵制这一诱惑是对“真男人”的挑战。另外一条出路更决绝，更激烈，那就是反抗式自杀和自杀协议，就像叶蔚林的短篇小说《五个女子与一根绳子》所描述的那样。这一故事的背景可以是任何时期，它表现了封建环境迫使女性自杀的情形在现代依然没有改变。尽管导致自杀的原因应该被谴责，但就如传统社会中“贞洁烈女”自杀一样，现代女性因此自杀也会被宽恕或理解。这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女性用自己的生命换来荣誉。男人当然也死了，他们获得了自律和控制自己欲望的能力，这是“牲畜”拉毛无法做到的。当他用死亡进行自我救赎之后，他的“兄弟”光子以他为荣并为他守丧三年。
三
男性的禁欲从本质上来说并不高尚，它是一种自发行为。那些无法真正自我克制的男人只能被当作同情和轻视的对象。纵观中国历史，关于阉人的神话都是充满贬低意味的。太监被描绘成贪婪的、喜怒无常的、胆小懦弱的形象。14在很多例子中，太监被等同于缺乏自制力的女人。各种各样的故事写到太监沉溺于催情春药，试图重振他们的男性雄风，这更激发了大众的想象。他们所谓的施虐行为以及其中的性暗示，进一步证明了太监不是“真男人”。经过儒家思想的过滤后，外部原因导致的对自己性行为的无法控制就会转化为生育能力的丧失。在我们研究的文本中，儒家用生殖力定义男性气概的方式带来了有趣的复杂性。小说中拉毛和亮亮有了一个女儿，白水被“造反队”强奸生下了虎子。相比而言，小说的主人公光子拥有所有的男子气质，却以某种方式成为功能上的太监。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转折不能被视为对男性的控诉，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这一代的中国作家厌恶“真男人”，大量的证据表明事实恰恰相反。
为什么自制力如此重要？答案在儒家所追求的“克己复礼”中。这一行为规范是进入“君子”阶层的关键，君子的任务是管理女性和其他男性。自控力因此成为控制他人的基本前提。一个人对性欲的控制不仅是自我约束，也是使自身获得政治权力以及道德和精神优越的必要要求。正如福柯所指出的：“为了不至于过度和产生暴力，也为了避免产生（对他人）暴政和（自己的欲望）对灵魂的暴政，政治权力的施行需要管理自我的权力，这是政治权力内在调整的原则。作为控制自我的一个方面的节制，它与正义、勇气或慎重一样，是准许一个人控制别人的一种德性。最高贵的人是自身的国王。”15
光子没有后代的儒家式悲剧因此成为一种能指，表明成为一个完整男人的重要元素被阉割了。这种不完整性使光子失去了成为“国王”的资格。在与亮亮作比较时，他不合格的男性身份尤其值得注意。在小说的开头，亮亮被政治风暴席卷，不得不被光子和拉毛拯救。她本来是被拉毛这个陷入自己权力欲望的农民强奸的女孩，在这种结合下诞生的女婴和所谓“迷惘的一代”一样，被托付给了一个农民，并且再无音信。但是，当亮亮一家得到平反后，她重新获得了原有家庭的地位与声望，那是光子无法进入的世界，他一生都只是个农民。
小说的潜台词显示，个体对自我性欲的控制是通往“国王之路”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光子和拉毛都是农民，尽管他们有时在乡里游串替人劁猪，但他们贫民的身份从未改变。因此，无论他们的性行为是高尚的还是野蛮的，他们都不可能像“国王”一样高贵。对于像拉毛这样的农民和“造反队”来说，他们唯一可以用来控制的方式就是大男子主义的野蛮行为。但是，通过释放性欲能量将自身置于主导地位的方式，所产生的效果通常都是短暂的。相比之下，受过教育的人却可以随意跨越性别轴，使他们的立场合法化。因此，只有当参与者来自受教育阶层时，使人成为领导者的自控力会从性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这一点在张贤亮这类执着于成为精英知识分子作家的小说中尤为显著。张贤亮的小说几乎都是男性知识分子通过征服他们的性欲，重获失去的政治权力的故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女性通常起到促进作用。这在他最著名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作者明确地将主人公的政治命运和性的命运联系起来。主人公被送进了劳改所，在那里他发现自己阳痿了。他只能依靠妻子的帮助和洪水中的英雄事迹重获男子气概。然而，他发现除非恢复他的政治权力，否则自己依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离开了自己的农村妻子。和张贤亮的大部分小说一样，当男主人公抛弃了来自底层的妇女，并不再需要使用或滥用他的性权力之后，他重新获得了政治权力。 《人极》中富有象征意义的一点是，亮亮作为一个女性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教师的职业。亮亮生于知识分子家庭，除了她不是儿子外，没有其他任何不合逻辑的地方。但是小说中明确表明，亮亮在寻回自己身份的过程中丢失了她的性别认同。小说中多次向我们表明她“男不男、女不女的”。亮亮表现出男性特征，而不是原有的女性特色，從中我们可以知道，无论亮亮多么努力，她都不可能为光子生一个孩子。实际上她和光子一样，是一个功能性的阉人。小说并没有强调背景，但它显然是导致性和政治逆转的原因。光子在小说一开始就纳闷，“真是社会混乱，人心也都龌龊”（《人极》）。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主题。几乎所有的诱惑和强奸都是由没有或不该有政治权力的男性实施的。如果他们是干部或者军官，就会被描绘成拥有政治权力的反派角色。而“女性化”或者“太监化”的男人，比如张洁所描绘的穿花哨内裤的魏经理，可能拥有权力，但是在处理权力方面没有“君王气度”。
问题不在于中国男人是否“穿花哨的内裤”或者行为举止“像个女人”，而在于这些形象是能产生一种政治力量的感觉，还是一种荒谬的感觉。一项针对中国年轻女性的调查显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最不受欢迎的中国男性形象。他的柔弱行为不仅使他没有吸引力，而且冒犯了很多人。但是从历史上看，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这从他在大观园里受欢迎的程度就可以看出。高罗佩等学者给出的解释是，中国男性的女性化始于明朝并一直延续到清朝，起因是汉人反对满族征服者的尚武精神，“理想的男性往往被描述成文弱书生，多愁善感，面色苍白，双肩窄小，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书本与花丛中，稍不如意就会病倒。”16这种分析表明，男性和女性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变化。高罗佩的观点也可以反过来看。比起用呈现女性特征来反抗男子气概十足的侵略者，汉人的贵族更有可能是故意将“文弱书生，多愁善感，面色苍白，双肩窄小”理想化，以此减少对统治者的威胁性，使自己能维持现有的政治权力地位。无论怎样解读高罗佩的观察，性别认知的改变清楚地体现了人们对政治权力的不同理解方式及其与性别和性行为关系的不同看法。
类似《人极》这样的小说也表现了对男子汉形象的积极主张：男主人公被剥夺了政治和经济权力，试图重新坚持自己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关于男子汉的小说大多出自以前的“知青”笔下，“知青”曾经被誉为英雄，而到了1970年代末，他们曾经拥有的财富变成了一种负担。即使不是为了政治上的合法化，回城的“知青”也需要为上山下乡找个理由来获得内心的踏实。
韩少功、张承志、贾平凹等男性作家通过“寻根文学”来迎合国家主义，将文学之根设置于崎岖落后的地区。在此过程中，一种阳刚之气出现了，它的灵感来自于古典文学和中国农村中“好汉”的概念。不幸的是，这些概念往往与现行政策相悖，因为传统小说中的“好汉”， 比如《水浒传》里的那些人，同时也是“邪恶时代”的产物。因此“寻根”小说与传统小说一样充满了模糊性。现在的问题是，在试图解决性别不平等时，女性在重新分配传统中的两性角色，中国男性纷纷效仿，并再次内化性别角色，这在传统上有利于男性尤其是受过教育的男性。在“正名”的过程中，作家不仅很快恢复了旧的秩序，也很快恢复了旧的性别制度。女性依然顶半边天，但是她们顶起的是黑暗的一半，男性则享有全部的光明。《人极》中光子和亮亮的命运似乎表明，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如果他们不履行传统赋予他们的性别角色的义务，很可能会变得“人不人鬼不鬼”。尽管阴和阳应该互相融合、相辅相成，但《人极》这类作品写出了阴阳融合越界可能造成的后果。
注释：
①原题为“The Macho Eunuch：The Politics of Masculinity in Jia Pingwa’s ‘Human Extremities’”，《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第17卷第2期（1991年4月），有删节。
②[澳]霍普（Hooper， B）：《中国的现代化：年轻女性会输吗？》（“China’s modernization：are young women going to lose out？”），《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第10卷第3期（1984年7月），第317-343页。
③参见[澳]雷金庆（Kam Louie）：《事实与虚构之间：后毛文学与社会论文集》（Between Fact and Fiction：Essays on Post-Mao Literature and Society），Wild Peony Press 1989年版，第49-75页。
④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
⑤范扬：《阳刚的隳沉》，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
⑥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集贤社1983年版，第213页。
⑦[美]摩尔（Moore S），《获得其他：后现代主义的皮条客》（“Getting a bit of the other： the pimps of postmodernism”），《男性命令：展现男子气概》（Male Order：Unwrapping Masculinity），罗威娜·查普曼（Rowena Chap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