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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以来，中央政府建立了一套以主要经济指标为中心，兼顾意识形态忠诚度和其他社会发展指标的考评机制。从实践来看，作为行政性放权的副产品，这种融监控于考核的“考核替代型监控”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重要意义，但当政治经济的现实基础出现变化的情境下，这种社会存在形式就会进入自我否定的历史轨道中，制度化监控将成为经济社会深入转型时期纵向监控的形式。从长远来看，“以责控权”将是实现监控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