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艾米斯的小说,评论家们有许多类似“黑色幽默”、“精神分析手法”及“卡夫卡再版”等说法。其实,他们说的全都是一回事。他们都从比较清晰的角度发现了艾米斯创作的努力方向;又从比较熟悉的现实生活中看到了艾米斯作品的生动性和穿透力。无论说法多么不同,艾米斯的创作总是首先发现现实世界的荒诞之处,并用与这个现实相对应的方式手法把它们“解放出来”(卡夫卡语)。现实的荒诞正是他从外部世界洞见并摄入到内心的生活真实,是他所理解的,在常人看来极为奇异的真实;然而,也不过是往往为我们所忽略的真实。只要我们注意,我们不但会在最近的距离内看到他最感兴趣的肮脏的街道、孤独的楼群、为肥胖和谢顶所困扰的男男女女、被本能所支配的亢奋和厌倦……甚至我们会调过头来,不无惊讶地审视自己的内心。这也就是说,一切荒诞之处并不是艾米斯的发明:他只是发现了它们。但他发现的早一些、快一些、透一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本领有时并不是那些感情激切,雄心勃勃而又富于幻想的作家或诗人所能熟练掌握的。或许这是因为他们不屑于这类众所周知的平凡之处。然而,现代文学理论普遍承认,构成创作上最大障碍的恰恰是已知的东西,而不是未知的东西。在已知当中发现新意与营生于琐琐碎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说,这种早、快、透的特征在艾米斯的第一部小说《雷切尔档案》——他在这部小说中更注重技巧——中还显得有些单薄的话,那么越是到后来,他就越加全神贯注于他的这种特长。《凯旋》和《别人》是他努力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的收获。它们透露出他已无意于贵古而贱今,忽近而图远。或许他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和希望看到自己的本质总是在最伟大的人物的精神里得到反映。因为,无论如何,这首先就不可能。其次,人世的生活在纷纷纭纭中难保不会有时显得可笑,可叹,甚至纯粹就是一个误会。这样,在这里节译的《别人》一书中,我们将看到最不起眼的人物在最无聊的生活里游荡、奔命;活着或死去。一切都平凡的使人腻味,以至于我们放下书转眼就可能忘了他们。然而,艾米斯郑重其事地向我们强调:他们是真实的;他们曾经活着,现在依然活着,人数众多,沸反盈天;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那么,你说他们全都死了也行;死和活同样重要,现实世界主要就是被这两根神经所牵动;关键在于,活着的幽灵和还魂的死鬼能不能找到一条通往再生的坦途。答案在《别人》一书中是否定的。但艾米斯否定的是坦途,而不是再生。再生——这正是艾米斯惨淡经营的主题,也是他设计小说情节的起点。当主人公玛丽在医院中醒来时,时间重新开始了运转。小说情节暗示:事实上,玛丽已经死掉了。那么她现在所面临的不就是再生之路吗?然而再生之路上遍布荆棘,到处是噩梦,到处是羞辱,到处是眼泪。艾米斯就是这样把再生的神话刻在了痛苦的碑版上。用荒诞的情节线索来处理如此严肃的主题确非易事。艾米斯尽管常常不得不“幽默”一番,“再版”一番,“分析”一番。然而,这类手法并不新鲜,他的前辈同行中许多人都对此熟之已稔,甚至也看不出在这方面他比詹姆斯·乔伊斯、约翰·福尔斯等等有什么高明之处。他的特长并不在于对结构的变形处理和非理性的摹状,而是在于他的春秋笔法,他的藏而不露的讽刺,加上这种讽刺建立在无微不至的观察的基础上,使得他能以最滑稽突梯的怪样表现人物最疯狂的行为,以最为寒碜的憨相刻画人物最阴暗的心理。这一点,在《别人》一书的第二章有最为精采的例子,可惜该章太长,这里没选。艾米斯的这种努力大概是想表明:当现实世界留给人们的只有虚妄、痛苦和苦笑时,除了讽刺,没有什么更能表现本质,表现符合真实情况的重要实质的了。他比较成功地证实了这一点。看得出来,艾米斯比较喜欢缜密、细腻的风格,从而能酣畅淋漓地加强他的讽刺效果。为此,他从不大刀阔斧地褒扬善类,贬斥恶人。而是发力挖掘一些隐密处潜藏的渣滓。这当然符合他的一贯作风。然而,所谓过犹不及,他似乎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了点,以至无意谈道德却又偏偏从相反的一面与之缠夹不清。一九八一年,他在答“Time Out”记者问时说:“小说家应该褒善贬恶的看法并不起任何作用。龌龊淫猥之事当然是我选用的一种素材。我写它们是因为它们更有趣。每个人都对坏消息更感兴趣。”对这段话,很可能有不同的理解。然而,如果举《别人》一书为例,令人遗憾之处正在于对那种“素材”的无聊的、流水帐似的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