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台的《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修订草案，提出了对食品犯罪者的一些新的惩戒措施。其中最受关注的有两条：一是对于食品安全犯罪人员，除了追究刑事责任，还将采取信用惩戒措施，终身禁止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二是保留区域退市制度，某地区某产品存安全隐患，同一地区同类产品集体下架。草案颁布后，叫好声一片，称这些举措彰显了有关部门针对食品安全问题用“重典”、施“严法”、见实效的决心。
　　笔者初读修订过的食品安全条例，也确实为之一振，大呼过瘾。不过细细琢磨下来，心中还是有些疑惑。
　　先说终身“禁止入市”，即“因食品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终身不得投资食品行业，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首先，这个责任人如何认定？如何确保抓到“真凶”？从这几年的一些热点事件看，我们可从来不缺“临时工”。其次，即使“真凶落网”，如何杜绝其幕后操控？黄光裕在狱中，尚可指挥国美控股权大战，搞得风生水起，惊心动魄。第三，目前我国食品生产的主力军是数以亿计的小农户及几十万的小作坊，如果真的执行这个“终身禁入”规定，其实际执行成本将是天文数字。因此本人对这条听起来很过瘾、很解气的条文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深表怀疑。
　　再说“区域整体退市”。这个“连坐”色彩浓郁的制度是否有违公平、公正的原则？东北人在北京犯了法，难道要把包括笔者在内的所有东北人都“退回原籍”吗？可以理解，建立区域退市制度的初衷，是希望产地政府加强监管，提高产品整体质量。但是，从以往看，北京的所有动作几乎都会被国内其他省市所效仿，如果各地都来个“区域整体退市”，恐怕食品安全问题没有解决，地方保护或垄断经营倒是大行其道了。
　　必须承认，严刑峻法的确能够对某个领域的犯罪行为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在特定的情势下，以专项法律和特别严格的司法追究去打击特定的犯罪行为，也的确能扭转风气和稳定社会底线。但是，严刑峻法只能惩治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对潜在的违法犯罪行为却作用有限。历史也告诉我们，严刑峻法从来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灵丹妙药。明太祖朱元璋治贪官污吏不可谓不严酷，贪赃枉法者一概发配充军，贪污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但是贪官却是前赴后继，越杀越多。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
　　因此，中国食品安全急需的，并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更加严峻的法律，而是监管机制的日常有效运行。
　　重立法、轻执行，说轻点，是没抓到解决问题的根本；说严重点，其实还是呼口号、博眼球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一种惰政行为。事实上，从立法方面看，1984年出台的《药品管理法》、2009年出台的《食品安全法》以及刚刚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等，不能说无法可依，《刑法修正案（八）》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条款甚至适用到了死刑，不可谓不严，可是食品安全问题依然频出。因此，强化执法能力，构筑一个切实有效的行政监管体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总结食品安全事件的教训，维护食品安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国家公共安全的另一有效措施，是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让那些坑害百姓的黑心商人，以及权钱结合、为GDP而放弃监管、放任有害食品流向市场、危害群众的丑行，彻底暴露在阳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