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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将于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巴黎举行。外界对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寄予厚望，在今年达成一份富有雄心、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显得格外紧迫。
11月中旬在北京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德国环境部长芭芭拉·亨德里克斯表达了她对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信心。她说：“整个谈判过程显示出，这次谈判与上一次完全不同。”
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各国提交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DC）。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是在2013年华沙气候变化大会上提出的减排承诺机制，今年以来各国已经陆续提交了自己的减排目标和方案。
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德国试图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相比欧盟在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1990年水平降低40%的目标，德国为自己设定了更高的目标，它希望提前十年，也就是在2020年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40%。
以在本世纪末实现全球去碳化为目标
《财经》：外界期待在巴黎气候峰会上达成一个富有雄心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在你看来，我们现在距离这个目标有多远？
亨德里克斯：中国会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我对此信心十足。这次谈判将不同于六年前哥本哈根的谈判。这一次中、美都已经为自己设定了全面的目标。中国通过南南合作的方式也将带动更多的新兴国家一起实现富有雄心的目标。
《财经》：你提到中国为自己制定了全面目标。但根据目前各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INDC），距离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内的目标仍有差距。德国会通过哪些努力来缩小其中的差距？
亨德里克斯：德国也提出了本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目标，即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2020年比1990年降低40%，到2050年降低80%-95%。我们希望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最近在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期间，中法发表的联合声明也体现出双方的努力，我们为此感到高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巴黎不是气候谈判的终点，而是一个进程的开端：在这个进程中，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低排放，并以在本世纪末实现全球去碳化为目标。欧洲已经承诺要在本世纪中叶率先达到这一目标。
《财经》：欧盟提出要在2030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降低40%，而德国计划在2020年便实现这一目标。有人批评欧盟的目标过于保守，你如何看待？
亨德里克斯：我们在欧盟内部已经达成共识，希望到2050年尽力实现减少碳排放80%-95%的目标。95%已经接近100%了。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希望全球在50年之后的2100年同样能够实现这个目标，那也意味着欧盟已提前50年达到这一目标。
作为需要达到的最低目标，欧盟的这个气候目标与欧盟以前制定的长期目标以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工业国家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即到2050年将碳排放量减少80%- 95%。
不过，比起全部需要完成的任务而言，这一目标定得还是比较低的。因此在达成一个全球协议的背景下提高目标的选项依然存在——利用一个附加的国际市场机制是可以采取的手段之一。但是这一途径至今没有像许多其他国家自主贡献措施一样被允许用来完成2030年的气候目标。
《财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是哥本哈根谈判没能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的主要原因。你认为应该如何化解两者之间的分歧？
亨德里克斯：我像以往一样充满信心，对这次气候谈判寄予很大的希望。整个谈判过程显示出，这次谈判与上一次完全不同。这一次每个国家都根据自身的能力和现状自愿提出目标。我在前边已经提到过，这体现的正是我们对全球气候负有的共同责任。当然每个国家的具体责任仍有一定程度的区别。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还会取得更多的进展。现在的情况与《京都议定书》时代毕竟有所不同，因为那时的讨论对象仅仅是工业国家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工业国家确实有200多年的环境污染史。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有所变化：我们不仅要讨论工业国家的排放问题，同时也要讨论所有国家的排放问题。因此已经有150多个国家自愿作出了承诺，覆盖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90%以上。
《财经》：但这些承诺还不足以实现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目标在巴黎气候峰会上还不一定真的能够达到，实现它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亨德里克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不久前公布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使将迄今所有的国家自主贡献加在一起，我们也仍然无法在本世纪末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这当然不行，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种情况将会使地球上的很多地方和很多人陷入极大的困境。因此为了在本世纪末以前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我们非常有必要成立一个定期进行自我检查的监测机制，看看有哪些地方还应加强。这也是今年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期间双方达成的共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说到底，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不过我还是充满信心。我相信技术的进步能够帮助我们达到2摄氏度的目标。国家自主贡献使我们第一次看到各国确有限制升温的意愿。这本身就是个进步，但我们不能就此停止。
《财经》：你们希望将监测机制纳入巴黎协议吗？
亨德里克斯：是的。德国希望这次气候谈判达成的协议能够将这一机制包含在内。国家自主贡献都是自愿提出的目标，因此我们急需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机制。每五年进行一次检查并提供加以改进和制定下一步措施的可能。在这方面，测量方法极其重要，因为我们必须针对“一吨二氧化碳代表的是什么”有一个共同的认识。
《财经》：除了这个监测机制，你认为还有哪些内容应该包括在协议之中？
亨德里克斯：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一个有约束力的长期目标。大家应该达成这样几点共识：首先，我们的目标是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其次，我们应当在本世纪末之前实现零碳经济。再有就是刚才所说的共同的测量方法。我们必须就如何测量各国的排放量达成共识，确保每个国家都不断地充分利用其改进潜力。 采用新的尾气排放检测程序
《财经》：大众汽车尾气排放造假事件曝光之后，你在接受一次采访时提到要加大对汽车排放的监管力度。当时也有媒体报道说你认为德国政府应考虑取消对柴油汽车的减税措施。但后来你解释说上调对柴油汽车的征税不在政治议程之中。那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呢？
亨德里克斯：我们在欧盟层面已经有了一个计划，现在应尽快执行并让它覆盖包括柴油车和汽油车在内的所有汽车。我们过去的做法是在实验室的测试台上检测柴油机的排放量，这和实际驾驶过程中产生的排放量不符。
因此欧盟颁布了新规定，从明年开始要求所有批准上市的新车型使用一种新的、接近实际情况的程序来检测尾气排放（“实际驾驶排放检测”），氧化氮排放当然也在其中。
大众在其出产的汽车中使用欺骗软件是非法和违禁行为。在测试台对汽车排放量进行检测和在公路上的实际行驶状态的排放结果不同。我们以前的错误是过于信赖汽车制造商提供的排放数据，而这些数据却是在特定的测试环境中获得的审核和检测结果。这种做法有不足之处，因此我们改变了检测方法。
《财经》：德国会从大众汽车排放造假事件中吸取哪些教训？
亨德里克斯：“尾气门”带来的教训是，我们必须加强官方和独立机构对汽车生产商提供的数据的检验。欧盟为自己设定了限制排放的广泛目标，其中一项是针对生产商的全部新车型的二氧化碳排放平均极限值作出规定。该规定在2020年后还会更加严格。这个标准现在就已经是全世界最严格的了。
另外我认为从环境和经济性的角度来看，柴油机在未来仍将有一定的市场。它使用的燃料比汽油发动机少，因此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更低。这里当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柴油的节能效果不能以损害健康为代价。生产商必须遵守尾气极限值的规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技术并非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让这些技术得到实际利用。
《财经》：在促进电动汽车在德国的广泛使用方面你们有什么计划吗？据说你们定下的一个目标是要在2020年前使电动车保有量达到100万辆。
亨德里克斯：是的，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百万电动车上路的目标。虽然我们在增加电动车吸引力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目前我们同这个目标仍然相距甚远。这类政策包括为电动车在市内交通中提供特权、在停车场提供优先使用权和扩建充电站等。但在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存在着长期不足。
另外从长途运输的角度来看，电动车的续航里程仍过于有限。目前市面上的电动车充满电的行驶距离仍不如加满油的汽油车。未来的技术肯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没有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的原因。因此除了进一步努力之外我们别无选择，其中包括出台有针对性的鼓励消费者购买电动车的措施。至于具体采取哪些鼓励措施，德国政府不久将会作出决定。
《财经》：目标远大，实现却难——这好像是个经常出现的问题？
亨德里克斯：也不一定。德国是非常有创新能力的国家，已经实现了很多自己定下的目标。我承认我们在电动车方面远远落后于我们的目标，而且进展过于缓慢。我前面已经提到，德国政府正努力增加新的动力，让我们进一步靠近这些目标。
《财经》：中德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了哪些合作？
亨德里克斯：合作项目很丰富。比如我们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开展了很好的合作，目的是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另外双方在垃圾和废水处理领域的合作也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德中城镇化伙伴关系合作中降低建筑物总能耗的项目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
《财经》：你如何评价中国去年以来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一系列承诺和努力？
亨德里克斯：我认为，中国对限制本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态度向前跨出了非常可喜的一步，这对气候大会的成功同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我理解得正确，中国最迟要在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并随后走上减排道路。“最迟”意味着中国有可能提前达到峰值，这对世界气候有深远的影响。如果中国能在2025年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大家都会倍感欣慰。
作者为本刊记者
11月中旬在北京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德国环境部长芭芭拉·亨德里克斯表达了她对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信心。她说：“整个谈判过程显示出，这次谈判与上一次完全不同。”
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各国提交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DC）。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是在2013年华沙气候变化大会上提出的减排承诺机制，今年以来各国已经陆续提交了自己的减排目标和方案。
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德国试图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相比欧盟在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1990年水平降低40%的目标，德国为自己设定了更高的目标，它希望提前十年，也就是在2020年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40%。
以在本世纪末实现全球去碳化为目标
《财经》：外界期待在巴黎气候峰会上达成一个富有雄心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在你看来，我们现在距离这个目标有多远？
亨德里克斯：中国会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我对此信心十足。这次谈判将不同于六年前哥本哈根的谈判。这一次中、美都已经为自己设定了全面的目标。中国通过南南合作的方式也将带动更多的新兴国家一起实现富有雄心的目标。
《财经》：你提到中国为自己制定了全面目标。但根据目前各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INDC），距离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内的目标仍有差距。德国会通过哪些努力来缩小其中的差距？
亨德里克斯：德国也提出了本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目标，即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2020年比1990年降低40%，到2050年降低80%-95%。我们希望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最近在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期间，中法发表的联合声明也体现出双方的努力，我们为此感到高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巴黎不是气候谈判的终点，而是一个进程的开端：在这个进程中，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低排放，并以在本世纪末实现全球去碳化为目标。欧洲已经承诺要在本世纪中叶率先达到这一目标。
《财经》：欧盟提出要在2030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降低40%，而德国计划在2020年便实现这一目标。有人批评欧盟的目标过于保守，你如何看待？
亨德里克斯：我们在欧盟内部已经达成共识，希望到2050年尽力实现减少碳排放80%-95%的目标。95%已经接近100%了。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希望全球在50年之后的2100年同样能够实现这个目标，那也意味着欧盟已提前50年达到这一目标。
作为需要达到的最低目标，欧盟的这个气候目标与欧盟以前制定的长期目标以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工业国家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即到2050年将碳排放量减少80%- 95%。
不过，比起全部需要完成的任务而言，这一目标定得还是比较低的。因此在达成一个全球协议的背景下提高目标的选项依然存在——利用一个附加的国际市场机制是可以采取的手段之一。但是这一途径至今没有像许多其他国家自主贡献措施一样被允许用来完成2030年的气候目标。
《财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是哥本哈根谈判没能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的主要原因。你认为应该如何化解两者之间的分歧？
亨德里克斯：我像以往一样充满信心，对这次气候谈判寄予很大的希望。整个谈判过程显示出，这次谈判与上一次完全不同。这一次每个国家都根据自身的能力和现状自愿提出目标。我在前边已经提到过，这体现的正是我们对全球气候负有的共同责任。当然每个国家的具体责任仍有一定程度的区别。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还会取得更多的进展。现在的情况与《京都议定书》时代毕竟有所不同，因为那时的讨论对象仅仅是工业国家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工业国家确实有200多年的环境污染史。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有所变化：我们不仅要讨论工业国家的排放问题，同时也要讨论所有国家的排放问题。因此已经有150多个国家自愿作出了承诺，覆盖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90%以上。
《财经》：但这些承诺还不足以实现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目标在巴黎气候峰会上还不一定真的能够达到，实现它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亨德里克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不久前公布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使将迄今所有的国家自主贡献加在一起，我们也仍然无法在本世纪末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这当然不行，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种情况将会使地球上的很多地方和很多人陷入极大的困境。因此为了在本世纪末以前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我们非常有必要成立一个定期进行自我检查的监测机制，看看有哪些地方还应加强。这也是今年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期间双方达成的共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说到底，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不过我还是充满信心。我相信技术的进步能够帮助我们达到2摄氏度的目标。国家自主贡献使我们第一次看到各国确有限制升温的意愿。这本身就是个进步，但我们不能就此停止。
《财经》：你们希望将监测机制纳入巴黎协议吗？
亨德里克斯：是的。德国希望这次气候谈判达成的协议能够将这一机制包含在内。国家自主贡献都是自愿提出的目标，因此我们急需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机制。每五年进行一次检查并提供加以改进和制定下一步措施的可能。在这方面，测量方法极其重要，因为我们必须针对“一吨二氧化碳代表的是什么”有一个共同的认识。
《财经》：除了这个监测机制，你认为还有哪些内容应该包括在协议之中？
亨德里克斯：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一个有约束力的长期目标。大家应该达成这样几点共识：首先，我们的目标是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其次，我们应当在本世纪末之前实现零碳经济。再有就是刚才所说的共同的测量方法。我们必须就如何测量各国的排放量达成共识，确保每个国家都不断地充分利用其改进潜力。 采用新的尾气排放检测程序
国家自主贡献都是自愿提出的目标，因此我们急需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机制。每五年进行一次检查并提供加以改进和制定下一步措施的可能。在这方面，测量方法极其重要，因为我们必须针对“一吨二氧化碳代表的是什么”有一个共同的认识
《财经》：大众汽车尾气排放造假事件曝光之后，你在接受一次采访时提到要加大对汽车排放的监管力度。当时也有媒体报道说你认为德国政府应考虑取消对柴油汽车的减税措施。但后来你解释说上调对柴油汽车的征税不在政治议程之中。那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呢？
亨德里克斯：我们在欧盟层面已经有了一个计划，现在应尽快执行并让它覆盖包括柴油车和汽油车在内的所有汽车。我们过去的做法是在实验室的测试台上检测柴油机的排放量，这和实际驾驶过程中产生的排放量不符。
因此欧盟颁布了新规定，从明年开始要求所有批准上市的新车型使用一种新的、接近实际情况的程序来检测尾气排放（“实际驾驶排放检测”），氧化氮排放当然也在其中。
大众在其出产的汽车中使用欺骗软件是非法和违禁行为。在测试台对汽车排放量进行检测和在公路上的实际行驶状态的排放结果不同。我们以前的错误是过于信赖汽车制造商提供的排放数据，而这些数据却是在特定的测试环境中获得的审核和检测结果。这种做法有不足之处，因此我们改变了检测方法。
《财经》：德国会从大众汽车排放造假事件中吸取哪些教训？
亨德里克斯：“尾气门”带来的教训是，我们必须加强官方和独立机构对汽车生产商提供的数据的检验。欧盟为自己设定了限制排放的广泛目标，其中一项是针对生产商的全部新车型的二氧化碳排放平均极限值作出规定。该规定在2020年后还会更加严格。这个标准现在就已经是全世界最严格的了。
另外我认为从环境和经济性的角度来看，柴油机在未来仍将有一定的市场。它使用的燃料比汽油发动机少，因此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更低。这里当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柴油的节能效果不能以损害健康为代价。生产商必须遵守尾气极限值的规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技术并非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让这些技术得到实际利用。
《财经》：在促进电动汽车在德国的广泛使用方面你们有什么计划吗？据说你们定下的一个目标是要在2020年前使电动车保有量达到100万辆。
亨德里克斯：是的，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百万电动车上路的目标。虽然我们在增加电动车吸引力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目前我们同这个目标仍然相距甚远。这类政策包括为电动车在市内交通中提供特权、在停车场提供优先使用权和扩建充电站等。但在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存在着长期不足。
另外从长途运输的角度来看，电动车的续航里程仍过于有限。目前市面上的电动车充满电的行驶距离仍不如加满油的汽油车。未来的技术肯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没有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的原因。因此除了进一步努力之外我们别无选择，其中包括出台有针对性的鼓励消费者购买电动车的措施。至于具体采取哪些鼓励措施，德国政府不久将会作出决定。
《财经》：目标远大，实现却难——这好像是个经常出现的问题？
亨德里克斯：也不一定。德国是非常有创新能力的国家，已经实现了很多自己定下的目标。我承认我们在电动车方面远远落后于我们的目标，而且进展过于缓慢。我前面已经提到，德国政府正努力增加新的动力，让我们进一步靠近这些目标。
《财经》：中德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了哪些合作？
亨德里克斯：合作项目很丰富。比如我们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开展了很好的合作，目的是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另外双方在垃圾和废水处理领域的合作也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德中城镇化伙伴关系合作中降低建筑物总能耗的项目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
《财经》：你如何评价中国去年以来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一系列承诺和努力？
亨德里克斯：我认为，中国对限制本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态度向前跨出了非常可喜的一步，这对气候大会的成功同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我理解得正确，中国最迟要在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并随后走上减排道路。“最迟”意味着中国有可能提前达到峰值，这对世界气候有深远的影响。如果中国能在2025年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大家都会倍感欣慰。
作者为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