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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在大会中明确的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之中，这体现了执政党创新理论思维的科学精神和开放态度。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深水区，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各种理论思想，都试图从不同角度来解释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而国家治理概念的提出和探讨对社会实践的解释则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治理；治国方略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有30多个年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体现了经济转型的“中国奇迹”，在此国家治理理论模式的影响功不可没。社会主义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不断做出适应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理论模式，促使在社会转型期国家稳定的基础之上实现了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社会主义中国从传统体制开始，不断与时俱进，发展成社会主义中国的“从严治党、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国家治理理论模式。
一、社会主义中国传统体制下的国家治理理论模式
在经历了长期内忧外患和国家衰败之后，封建专制制度与小农经济体制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国家治理理论模式即将衰败。此时的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强有力的国家治理模式来实现中国的稳定、推动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效仿借鉴苏联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模式符合了当时时代的要求。中国实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治理理论模式在不同程度都体现出苏联全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模式。
1.政治方面
在政治方面，中国效仿苏联建立起“政党——国家”体制。这种体制使党和国家相互交叉渗透。党在政府部门建立组织，党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干预政府行政过程。政府在中央与地方建立起各个部门，庞大而复杂的层级制度，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
2.经济方面
在经济方面，中国也借鉴苏联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成立至三大改造完成，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八年时间。在此期间里计划经济体制的完善是通过对所有制结构的不断提高和对计划管理组织体系和管理原则的加强，进一步巩固发展计划经济体制。
3.公共社会与文化方面
在公共社会生活方面，政治、经济的作用会不断深入到社会层面。政治上的权力集中，经济上的计划体制，进而对社会实施强有力的控制。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用品都统一由国家进行管理发配。在文化方面，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避免封建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一些非主流思想会受到一定的批判。从中可以看出，如果国家权力与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使社会作用地位削弱，这将不利于国家良性发展。
全能主义国家的治理理论模式在特定时期有惊人的治理效力，但也出现了极其严重的不良后果。在政治方面，由于国家权力的集中，过度膨胀，政府部门设置无限扩张。对国家权力没有必要的约束，最终导致专断行为，产生官僚主义等一系列腐败问题。在经济方面，国家实行有效的计划经济体制，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严重压抑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不利于高度集中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出现了很大程度的混乱，导致体制效率衰减，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停滞，也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治理危机。
二、社會主义中国国家治理理论模式演进与调整
全能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模式给国家秩序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为了解决这种模式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国家领导人做出重大决策国家进入新的时期，改革开放就此拉开帷幕。目前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治理已经进入和正在经历一个经济转型的深化与完善时期。
1.执政者理念发生变化
社会主义中国改革的动力源于执政者的理念发生转变，从而引发政府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做出重大的决策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将国家治理目标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随着改革的推进，执政者的理念也是发生变化的，他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做出一系列系统的调整，为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从而使国家的稳定、战略目标、经济与制度改革的政策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
2.政府治理模式发生变化
政府对组织机构和设置进行精简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无用的员工，降低了政府的行政陈本，激励和约束机制更加合理化。政府的权力分配也从集权制治理向分权制治理转变，使政府权力配置更加合理化。政府治理模式更加多元化，政府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也重视支持市场效率的作用，两者相互辅助，从而为国家良性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在社会管理层面，政府也已经从过去的控制全部社会事物以及社会成员行为转变为主要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运转，而将政府过多承担的部分社会管理事务转交给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政府也更加注重培育和维护社会的自组织秩序治理能力，越来越关注，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
3.政府与社会关系发生变化
随着政府治理模式与市场化的改革推进，政府也在不断加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协调关系，从而保证国家对社会的有效管理与和谐治理。政府与社会关系变化第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政府通过积极的政策来促使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通过政策加大扶持社会力度，相应出台了一些列公共政策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列如：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市最低保障制度、建立合作医疗体系、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效的缩减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政府与社会关系变化第二个重要表现就是政府对社会各种民间组织团体的控制、规范和协调。政府与社会关系变化第第三个表现就是政策制定过程中倾听民众声音，举办听证会等活动采纳民意，社会对政府制定政策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各阶层身份的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给予采纳的意见日益增多。 三、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的新发展
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联系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模式，即：“从严治党、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治理模式。
1.从严治党是国家治理理论的根本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习近平多次强调治党的重要性“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政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条件，党的治理对国家治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严治党之所以是治理的根本，主要原因是：一是党和党政干部在人民群众中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既可立威于党又能取信于民；二是在政党治理国家的框架下，党是国家的执政者，国家的兴衰与执政党的能力、制定相关政策和远见的发展目标有着密切关系；最重要的是第三方面，党的领导和执政对“法治”与“德治”两个方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严治党是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党的治理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党内关系，是党内治理，依据党的章程、纪律来规范党的思想、纪律、组织、作风等，教育广大的党员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水平；二是党政关系，是党外治理，依据国家宪法、法律来约束、监督党员干部违法乱纪行为，使广大党员干部能够自觉行使权力，执政为民。坚持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新形势下，我们党的自身建设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落实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正是因为把从严治党提到关系到国家治理成败的高度上，这样对于“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国家治理方略才具有有效性和现实性，两个治理方略才可能做到相辅相成。因此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潜在优势，是马克思有关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必然。
2.以德治国是国家治理理论的基本准则
社会主义的以德治国的“德”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政治道德，它反映这个国家的治理制度的性质、目标和原则，才可能树立起治理的权威性、强制性、责任性，因之才体现出国家治理的权能。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生态下，“政德”建设最重要的是抓住国家治理的制度与国家治理者这两个基本因素。在制度方面，必须把社会主义“政德”贯彻到国家治理制度的制定、执行、遵守和适用的各个制度环节中去，使国家的制度化治理建立在社会主义“政德”的基础上。在治理者方面，不仅要把社会主义“政德”作为衡量国家治理者的基本标准，而且还要把“政德”在治理实践中的贯彻运用作为国家治理者的一项基本素质。“政德”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特色，是中国确立并推行以德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而政党作为社会主义“政德”建设的主导力量和主要推动者，在新的世纪面前以社会的眼界和全球的视界来观照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德治”，有效地防止了國家治理价值的民族狭隘化和政治狭隘化。一方面，把先进的执政理念与国家和社会的科学发展结合起来，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贡献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理论的成果有机结合起来，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与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德治”方略，为中国的国家治理和人类进步提供了有意义的价值、理论和思想。
3.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理论的关键环节
党的十八大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依法治国方略源于西方国家法治思想和中国封建体制人治思想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思与总结，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最终形成而来。
依法治国最主要的是国家不断完善宪法、法律和制度化的建设，形成一个持续、稳定的法治体系。当前，社会主义中国还存在比较严重的法治问题：一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建设缺乏权威’而是国家治理法治缺乏一定的基础。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法治制度没有得到有效完善，国家对法治建设的缺乏一定的投入。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法治的认识并不是清晰透彻。在我们思想中，法治所表现的是对社会的管治要依法行事，而不是对政治权力行使者进行一定的约束，使得行使政治权力的干部人员，利用职权违法乱纪。因此，完善依法治国方略体系建设是国家治理理论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 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 郑永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4] 徐湘林.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
关键词：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治理；治国方略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有30多个年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体现了经济转型的“中国奇迹”，在此国家治理理论模式的影响功不可没。社会主义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不断做出适应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理论模式，促使在社会转型期国家稳定的基础之上实现了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社会主义中国从传统体制开始，不断与时俱进，发展成社会主义中国的“从严治党、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国家治理理论模式。
一、社会主义中国传统体制下的国家治理理论模式
在经历了长期内忧外患和国家衰败之后，封建专制制度与小农经济体制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国家治理理论模式即将衰败。此时的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强有力的国家治理模式来实现中国的稳定、推动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效仿借鉴苏联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模式符合了当时时代的要求。中国实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治理理论模式在不同程度都体现出苏联全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模式。
1.政治方面
在政治方面，中国效仿苏联建立起“政党——国家”体制。这种体制使党和国家相互交叉渗透。党在政府部门建立组织，党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干预政府行政过程。政府在中央与地方建立起各个部门，庞大而复杂的层级制度，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
2.经济方面
在经济方面，中国也借鉴苏联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成立至三大改造完成，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八年时间。在此期间里计划经济体制的完善是通过对所有制结构的不断提高和对计划管理组织体系和管理原则的加强，进一步巩固发展计划经济体制。
3.公共社会与文化方面
在公共社会生活方面，政治、经济的作用会不断深入到社会层面。政治上的权力集中，经济上的计划体制，进而对社会实施强有力的控制。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用品都统一由国家进行管理发配。在文化方面，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避免封建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一些非主流思想会受到一定的批判。从中可以看出，如果国家权力与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使社会作用地位削弱，这将不利于国家良性发展。
全能主义国家的治理理论模式在特定时期有惊人的治理效力，但也出现了极其严重的不良后果。在政治方面，由于国家权力的集中，过度膨胀，政府部门设置无限扩张。对国家权力没有必要的约束，最终导致专断行为，产生官僚主义等一系列腐败问题。在经济方面，国家实行有效的计划经济体制，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严重压抑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不利于高度集中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出现了很大程度的混乱，导致体制效率衰减，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停滞，也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治理危机。
二、社會主义中国国家治理理论模式演进与调整
全能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模式给国家秩序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为了解决这种模式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国家领导人做出重大决策国家进入新的时期，改革开放就此拉开帷幕。目前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治理已经进入和正在经历一个经济转型的深化与完善时期。
1.执政者理念发生变化
社会主义中国改革的动力源于执政者的理念发生转变，从而引发政府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做出重大的决策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将国家治理目标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随着改革的推进，执政者的理念也是发生变化的，他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做出一系列系统的调整，为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从而使国家的稳定、战略目标、经济与制度改革的政策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
2.政府治理模式发生变化
政府对组织机构和设置进行精简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无用的员工，降低了政府的行政陈本，激励和约束机制更加合理化。政府的权力分配也从集权制治理向分权制治理转变，使政府权力配置更加合理化。政府治理模式更加多元化，政府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也重视支持市场效率的作用，两者相互辅助，从而为国家良性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在社会管理层面，政府也已经从过去的控制全部社会事物以及社会成员行为转变为主要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运转，而将政府过多承担的部分社会管理事务转交给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政府也更加注重培育和维护社会的自组织秩序治理能力，越来越关注，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
3.政府与社会关系发生变化
随着政府治理模式与市场化的改革推进，政府也在不断加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协调关系，从而保证国家对社会的有效管理与和谐治理。政府与社会关系变化第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政府通过积极的政策来促使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通过政策加大扶持社会力度，相应出台了一些列公共政策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列如：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市最低保障制度、建立合作医疗体系、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效的缩减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政府与社会关系变化第二个重要表现就是政府对社会各种民间组织团体的控制、规范和协调。政府与社会关系变化第第三个表现就是政策制定过程中倾听民众声音，举办听证会等活动采纳民意，社会对政府制定政策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各阶层身份的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给予采纳的意见日益增多。 三、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的新发展
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联系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模式，即：“从严治党、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治理模式。
1.从严治党是国家治理理论的根本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习近平多次强调治党的重要性“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政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条件，党的治理对国家治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严治党之所以是治理的根本，主要原因是：一是党和党政干部在人民群众中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既可立威于党又能取信于民；二是在政党治理国家的框架下，党是国家的执政者，国家的兴衰与执政党的能力、制定相关政策和远见的发展目标有着密切关系；最重要的是第三方面，党的领导和执政对“法治”与“德治”两个方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严治党是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党的治理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党内关系，是党内治理，依据党的章程、纪律来规范党的思想、纪律、组织、作风等，教育广大的党员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水平；二是党政关系，是党外治理，依据国家宪法、法律来约束、监督党员干部违法乱纪行为，使广大党员干部能够自觉行使权力，执政为民。坚持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新形势下，我们党的自身建设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落实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正是因为把从严治党提到关系到国家治理成败的高度上，这样对于“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国家治理方略才具有有效性和现实性，两个治理方略才可能做到相辅相成。因此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潜在优势，是马克思有关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必然。
2.以德治国是国家治理理论的基本准则
社会主义的以德治国的“德”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政治道德，它反映这个国家的治理制度的性质、目标和原则，才可能树立起治理的权威性、强制性、责任性，因之才体现出国家治理的权能。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生态下，“政德”建设最重要的是抓住国家治理的制度与国家治理者这两个基本因素。在制度方面，必须把社会主义“政德”贯彻到国家治理制度的制定、执行、遵守和适用的各个制度环节中去，使国家的制度化治理建立在社会主义“政德”的基础上。在治理者方面，不仅要把社会主义“政德”作为衡量国家治理者的基本标准，而且还要把“政德”在治理实践中的贯彻运用作为国家治理者的一项基本素质。“政德”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特色，是中国确立并推行以德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而政党作为社会主义“政德”建设的主导力量和主要推动者，在新的世纪面前以社会的眼界和全球的视界来观照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德治”，有效地防止了國家治理价值的民族狭隘化和政治狭隘化。一方面，把先进的执政理念与国家和社会的科学发展结合起来，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贡献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理论的成果有机结合起来，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与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德治”方略，为中国的国家治理和人类进步提供了有意义的价值、理论和思想。
3.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理论的关键环节
党的十八大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依法治国方略源于西方国家法治思想和中国封建体制人治思想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思与总结，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最终形成而来。
依法治国最主要的是国家不断完善宪法、法律和制度化的建设，形成一个持续、稳定的法治体系。当前，社会主义中国还存在比较严重的法治问题：一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建设缺乏权威’而是国家治理法治缺乏一定的基础。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法治制度没有得到有效完善，国家对法治建设的缺乏一定的投入。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法治的认识并不是清晰透彻。在我们思想中，法治所表现的是对社会的管治要依法行事，而不是对政治权力行使者进行一定的约束，使得行使政治权力的干部人员，利用职权违法乱纪。因此，完善依法治国方略体系建设是国家治理理论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 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 郑永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4] 徐湘林.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