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谢泳先生曾在《遥想教授当年》一文中说：“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徽因）家客厅和西南联大，虽然各自独立，但相互之间又有联系，在这四个场所活动的人彼此有联系，而这四个地方在精神上是相同的。”无锡国专可以和这几个文化地位显赫的著名场所并提，揭示了无锡国专在现代教育史上的重量级地位。
　　对于无锡国专这所学校，近二十年来不乏文化教育视域的研究评论，但大都是阐述其概貌的零星篇章，以陈平原、谢泳的评论影响较广。近来得读刘桂秋先生著《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以下简称《事辑》），厚重的四十万字，具体呈现了无锡国专三十年的详尽历史。无论是国专办学的客观史实，还是《事辑》的撰著形式，都可以给当代学人以深刻的启示。

一

　　读无锡国专的往事，缅怀诸多先贤不折不挠、历久弥坚的文化精神，很自然想起清代龚自珍《与秦敦夫书》中的话：“士大夫多瞻仰前辈一日，则胸中长一分丘壑；长一分丘壑，则去一分鄙陋。”国专三十年的办学史，就是以唐文治为首的一批文化人顽强坚守，为中国传统文化殉道的历史。他们硬是凭着自己的书生本色，靠着民间的支持，造就了近现代教育史上国学教育的最后一段辉煌。反观当代大学，从国家高层到普通教师，都在为所谓的“行政化”弊病头疼，可对照一百年前的唐文治先生，这事情变得不成其为事情。唐文治进士出身，二十八岁进入官场，短短十五年即任署理农工商部尚书，他倒是晚清名副其实的“省部级”高官，可他仅凭一己之力，轻而易举就完成了他个人的“去行政化”转型，脱去官职，投入教育，主持上海交大的前身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是西学潮涌，科技教育当红的时代，他却又从科技教育转向国学教育。民国时期，国立的上海交通大学地位显赫，而他创建的无锡国专，自1920年起办学近十年后方经官方考核备案。他中年以后的个人设计，选择了三重变轨：弃政而从教，弃科技教育而从事国学教育，弃官办而投私立。诚然，一个国家的文化精英，应该充当时代行进的先导，但是，一种文化思潮已然成为公众接受的强大的社会潮流的时候，清醒地审视和矫正潮流中裹挟的片面倾向，就成为民族赋予精英知识分子的一项更重要的使命。
　　唐文治就是在国学教育日渐式微的时期全身心地投入国学教育的，与他同行的那个群体，并非不知觉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对物质建设的重视。据《事辑》载，1940年国专桂校代校长冯振托已经离开国专的前校务主任钱基博，代向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写信申请补助经费，信中有语：“现在抗战建设，通商惠工助农教战，斯诚当务之急，而国学专修学校似迂阔而远于事情，然民族复兴与心里（理）建设亦或以无用为有用。”虽属应酬恳请之语，却道出了对国学教育的自觉认识。他们是意识到了一味西学西化的不完整不适切，正如唐文治在文章中说过的：“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里，带着国专的师生们手捧“四书五经”颠沛转徙，历经磨难仍弦诵不绝，这种行为的动机，除却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信仰与忠诚，无法找到另外的理由来解释。《事辑》载，唐文治去世前曾嘱咐门生王蘧常等人：“现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和他校合并，是由于百废待举，政府集中人力财力从事建设之需要，将来条件允许，此校仍应力求恢复，这是关系到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长久大计，非一校之存废而已。”可见在他心中，民族繁荣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撑，这个信念从来没有动摇。当前民族复兴进程中我们日益高涨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多少印证了唐文治当年的预见。
　　我们现在也意识到要呼吁教育家办教育。只要随便翻一翻《事辑》，说唐文治是教育家办教育的典型，无需再作其他的论证与考量。面对唐文治主持无锡国专屡经坎坷却不离不弃的史实，我们会慨叹，提倡教育家办教育，即使有了高层的设计和体制的改良，还有一项运行软件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那就是文化人的胸襟与操守。正是他们貌似“逆时代潮流而动”的选择与献身，在中西文化交汇、冲突的敏感时刻构筑了某种平衡，在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都极其不利的背景下，为民族培养了现代史上最后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国学人才群体。如果我们真心要接续传统国学的根脉，相信无论到将来什么时候，都无法忽视这一代国专学生的作用。

二

　　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的书名，稍有阅读经历的人都会联想起另一部“编年事辑”，即蒋天枢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蒋天枢是无锡国专第二届（1925年）毕业生，被誉为“唐门三鼎甲”之一，从国专毕业后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国学大师陈寅恪。他晚年放弃自身的研究工作倾心整理恩师著作，编撰年谱《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忠诚恩师嘱托的学人品格广受赞誉。揣想《事辑》作者是感佩前辈学者在传统文化里浸濡出的士林高风，拈“编年事辑”而称名无锡国专的校史，可谓相宜而朴雅。
　　近三十年来，人文科学的研究日益兴盛，各专业领域的研究选题和资源受到广泛的挖掘。无锡国专这样一个话题，对于国学研究和现代教育史研究，都应该极具吸引力，可是却少有对其专门研究的成规模的成果，未见对其办学过程的深入而详尽的梳理。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该课题的难度。国专办学三十年，其间经历八年抗战，避难桂林时期也数度迁徙，历尽颠沛。国专的锡校、桂校、沪校，有接续有并行，线索交错。国专幸存的档案，因解放后学校的兼并重组散置几处。国专的校友大半辞世，最晚的毕业生如今也年届耄耋。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充分地占有材料，将三十年人事厘清脉络，敷排经纬，考订翔实，如果没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决心和恒心，难以修成正果。冯其庸先生在《事辑》序言中说：“无锡国专在唐校长和诸师长的苦心经营下，确实造就了不少人才，但是至今却没有一部较为翔实的历史，现在有了刘桂秋先生撰著的这部《无锡国专编年事辑》，总算弥补了这一重大学术缺憾。”这样一项有文化价值、有学术含量、有操作难度的工作，其对于撰著者学力、学风的考验不言而喻，其完成过程的艰辛不难想见。
　　作者在后记里说“内心很希望这本《无锡国专编年事辑》有修订再版之日”，凭着当前学界对国学教育的热情关注和对纯厚学风的迫切祈盼，这个愿望不难实现。一旦实施修订，我想建议作者编一个人名索引作为附录。无锡国专的教师、学生，与无锡国专发生过种种关系的人，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份文化名人名录。这份名录，不独方便读者检索，它对于无锡国专的地位和贡献，对于整整一个世纪的国学传承，有着极其充分的解释力。

（《无锡国专编年事辑》，刘桂秋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