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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希腊抗议民众投掷汽油弹带来的冲天火光，也照亮了希腊命运新的起承转合点：希腊议会。
宪法广场的催泪瓦斯渐渐散去后，好消息终于传了出来。议会投票通过了欧元区集团提供860亿欧元救援方案所需执行的一系列严苛的紧缩政策和改革措施。欧元区财长随后在一份声明中称，他们原则上同意向希腊提供欧洲稳定机制（ESM）的稳定支持，条件是该国需要完成相关的国家程序。
第三轮财政救助的出笼，也宣布了前两轮财政救助的失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认为， 希腊前两次救助失败，不是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紧缩措施带来的经济低迷没有清醒预判，相反，他说， 财政整顿只解释了生产力下降的一小部分原因。 真正的问题在于，希腊自身的结构改革不足，而希腊退欧的持续风险则打击了投资的积极性，使得低迷进一步蔓延。
财政整顿只解释了生产力下降的一小部分原因。 真正的问题在于，希腊自身的结构改革不足，而希腊退欧的持续风险则打击了投资的积极性，使得低迷进一步蔓延。
经历动荡的希腊经济不断恶化，为其纾困的成本也升至860亿欧元。这其中，包括8月份所需的120亿欧元，以及银行资本重组急需的100亿欧元。
在政治舞台上险棋连连的齐普拉斯，在最后关头转向了实用主义。冒险公投之后，最终屈服于欧洲领导人的惩罚性最后通牒，同意快速通过改革计划，并承诺进行财政紧缩，以拯救希腊最终留在欧元区。齐普拉斯的政治棋局为希腊经济的重新布局奠定了起点。
在希腊经济重新打造版图之际，欧元区也酝酿着一系列变化。美国知名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恩（Robert Kahn）对《财经》记者说，在我看来，如果希腊留在欧元区并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德国会支持欧元区的进一步整合，但德国会主张强硬的规则来迫使各国进行调整，法国则可能会成为这种强硬方式的反对力量。
分歧在欧元区领导人峰会时已然显露：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反对对希腊采取断然措施，巴黎甚至扮演起和事佬的角色，派人去雅典协助希腊政府准备改革方案，使希腊人在自我陶醉中警醒。德国和芬兰等国则对希腊保持强硬姿态，欧元区的整体一致性已然出现裂痕。
近期来看，欧元区距离财政与政治一体化的目标是离得更远而非更近。
虽然对于新一轮救助协议的内容众说纷纭，但它实质上为希腊经济螺旋式下降过程踩了一脚刹车。
比起五年前，此时的希腊经济已千疮百孔。国民对整个银行体系的信心几乎处于崩溃状态，希腊投放资金重塑金融系统的任务显得异常艰巨。
IMF发布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报告称，银行关门和资本管制严重损害了希腊经济及金融体系，导致该国偿还债务的能力急剧下降。希腊经济仍将面临很大的下行风险，这意味着欧元区国家可能必须向希腊提供更多特殊融资。
悲观者如智库Levy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乔治·阿吉提斯（Giorgios Argitis）所做的经济预测显示，如果第三轮财政救助协议的条款得以贯彻实施，希腊经济在未来三年将再萎缩10%——实际上自2008年以来，希腊经济已经萎缩了25%。
乐观者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Jacob Kirkegaard），则寄希望于左翼领导人齐普拉斯。认为他会借此机会，在希腊推进这次比其任何一个前任都更雄心勃勃的改革。在柯克加德看来，协议里的大多数条款都有利于希腊经济的重建，而此前过分执着于短期财政目标的做法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协议重点放在了养老金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等重塑希腊的结构性变革上。
一个重头戏是养老金改革。在希腊的很多家庭中，养老金甚至成为祖孙三代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欧元集团在协议中对希腊政府的要求是，通过前期措施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可持续性，议会必须在7月15日通过养老金改革方案，虽然这并不意味着退休年龄一夜间会有变化，但至少释放了压缩养老金和延长退休年龄的信号。
从7月到10月的三个月时间，被留给希腊政府来打磨具体方案，细化相关措施以补偿2012年部分养老金削减措施被取消所带来的财政影响。
养老金制度改革是一项大工程，希腊的提前退休现象更是要应对的一大难题。改革方向包括把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增加对提前退休的惩罚，并撤消某些行业允许从业人员50岁退休的例外;另一个难题是养老基金的改革，许多部门养老基金有必要合并、简化，不能仅依靠间接税或政府预算来改善退休金制度的长期持续能力。
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也时不我待。在2000年希腊加入欧元区前，希腊全国劳动力总量为460.9万人，占总人口的52%。2009年末债务危机爆发后，就业情况急剧恶化，失业率一度高攀至28%。在数次债务救助谈判中，债权人一直坚持开放希腊劳动力市场，但遇到的都是希腊民众的抵触态度。
与此同时，希腊年龄在29岁以下的年轻人失业率超过60%，很多人选择离开希腊。据鼓励创业团体Endeavor Greece统计，自2010年希腊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已有20多万希腊人选择出国发展，原因包括找不到工作、薪金过低、不满贪污猖獗和缺乏任人唯贤制度等。
只有为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找到通路，希腊的经济才会有起色。不过，此次协议方案在养老金改革方面细节不足，只是强调了希腊劳工市场的与时俱进，并要求其政策符合国际和欧洲实践证明为好的规则。此方案要求，希腊政府应严格检讨劳工市场与罢工程序、集体交易、解聘人的数量限制等方面的规则，并大幅减少希腊臭名昭著的公务员规模。基于这些方面，希腊应该向债权人提交一份单独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方案，以保障未来可持续发展。 希腊没有强大的税收机制来支撑经济，也一向为人诟病。7月15日获得通过的条款，包括了改善增值税制度和扩大税基。如果简化税率，在更多的产品上扩大增值税，一些现存的免税领域势必也要清理。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消费的增加及更广泛的经济局势是否稳定。
增值税改革的阵痛并非没有缓解良方。欧盟委员会15日推出了一项名为“希腊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新开端”的计划。根据这项计划，欧盟将从现在起到2020年间，动员总额为350亿欧元以上的资金，用于支持希腊提高就业率和促进经济增长。人们期望这笔资金为希腊经济转好提供强有力的基础，帮助人口中的弱势群体，并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希腊人民的生活水平。
还有两项改革涉及更为直接的制度性措施。由于希腊统计局过去经常受政治干预和人为操纵，如何确保这个机构的独立性被提上日程;此前曾有提及的“建立独立的财政委员会来监控预算执行”则是另一个举措。这样，在预算盈余目标偏离的情况下，欧元货币联盟监管的“准自动削减开支”计划就会启动。
希腊公投前，人们对新一轮救助金额的预估是500亿欧元。大概十天左右后，救助金额飙升了300亿欧元，希腊经济形势之糟糕由此可见一斑。但是这同时也给人机会，从更广阔的视野去审视希腊问题，尤其是对希腊银行系统状况有更接近真实状况的评估和认知。
希腊银行体系已经接近瘫痪状态。直到欧元区国家财长7月16日同意通过欧盟基金向希腊提供70亿欧元“过渡性”贷款，以保证希腊在新救助资金获得批准之前的金融运作，希腊长期银行体系正常化进程才有可能真正启动。与此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同意增加向希腊银行提供紧急资金的数额，在今年6月份，这项资金被冻结了。
卡恩认为，扩大对希腊的紧急流动性援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它确保了欧元体系的正常运转，并使得基本银行服务能够存在，同时，这也事关希腊国内的政治经济稳定。
希腊短期流动性企稳之后，欧洲对希腊提供支持的核心元素才得以展开。这其中，最值得期待的是希腊与欧元区达成新的欧洲稳定机制（ESM），并就“改革换救助”的具体方案开启协商。但是，这项具体方案最早也要到2016年一季度才有望真正实现。
经过希腊的几次反复后，有信誉危机的希腊政府如何践行承诺存在未知数。一方面，希腊政府有可能成为中期双方合作的助推器，或者反之，成为绊脚石。希腊在诸领域能否遵守严格的履约条件，以及在推行改革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数，也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奥本海默基金公司高级副总裁李山泉对《财经》记者说，希腊任何改革计划都有可能在细节上与欧元区出现分歧，这使得今后一段时期内，每个节点市场都有可能发生动荡。
按照改革法案，除了修订民事诉讼法外，希腊还需通过“银行复苏与清算指令”相关法案，便于对银行进行重组。这些措施包括，在金融改革领域加强金融监管，处理不良贷款、在银行人事任命方面减少“政治干涉”等。这些措施的实施可能会解决一直困扰着希腊社会的任人唯亲和腐败现象，并加快司法进程、降低司法成本。有望希腊解掉沉重的阻碍改革的枷锁。
希腊经济寡头盛行，直接导致了裙带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经济运行中充斥着不公平与低效。基于此，欧元区敦促希腊开放市场并制定开放具体时间表，允许周日营业、延长销售时间、开放药店所有权、开放奶制品和烘焙制品市场，以打破行业垄断;进行能源改革，实施输电电网运营商领域私有化，或其他希腊与债权人都同意的私有化改革方案。
除此之外，人们对希腊国有资产私有化项目也拭目以待。接受希腊所移交资产的，将会是一家独立的第三方基金。未来几年，希腊将移交包括飞机、机场、基础设施和银行等价值500亿欧元的资产，基金一半用于救助希腊银行，四分之一用于减少债务赤字，剩余四分之一用于投资希腊经济。该基金由希腊政府出资和管理，但需由相关债权人监管。虽然直接私有化的难度较大，但希腊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会售予私人投资者。有人因此认为部分希腊国有小岛很快会出现在eBay上，以供全世界客户挑选购买。
希腊的结构性改革蓝图宏大而复杂，但质疑的声音也不少。一种观点认为，除非伴随着强劲的需求，否则改革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起色，因为财政整顿将降低需求，进而破坏成功救助的机会。而新一轮的救助将继续提高希腊债务占GDP的比例，而非降低这一比例。
IMF报告称，对包括新贷款在内的希腊欠其他欧洲国家的所有债务，欧洲国家将不得不给出30年宽限期，并将债务期限延长很久，或是对希腊预算进行直接的年度财政转移，甚至还需要对希腊贷款进行大幅预先减记。
不过在柯克加德看来，把IMF纳入到新一轮财政救助方案中，本身就是希腊债务减记的希望。齐普拉斯本来反对IMF介入和设立基金监管，但因德国等国坚持，齐普拉斯最终让步。柯克加德认为，比起过去数年，债务减记的选择变得更为具体而坚实。因为若在2016年3月前没有实现债务减免，IMF董事会将回绝欧元区联合融资三分之一的计划请求。但这些都是更远的图景，也需要希腊政府的大量妥协。
咨询机构Complete Intelligence首席经济学家托尼·纳什（Tony Nash）对《财经》记者说，这是欧元区国家的一个转折点，它质疑了欧元这个从一开始就有缺陷的货币“联盟”的长期生存能力。当然，希腊不得不兑现大多数承诺。欧元集团也要降低一下他们的期望，以此与希腊的目标调和。
在过去数周变数迭出的谈判中，从希腊到其他欧元区国家都面对着说明选民支持救助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执行董事、威尔逊中心现任公共政策研究员梅格·朗德萨格尔（MegLundsager）对《财经》记者说，这表明迄今为止，希腊与其他欧洲国家都还没有准备好去牺牲更多自己的主权，以换来超越国家的欧洲联盟。
希腊危机似乎迎来了转折，但欧洲一统的道路仍然漫长艰难。
宪法广场的催泪瓦斯渐渐散去后，好消息终于传了出来。议会投票通过了欧元区集团提供860亿欧元救援方案所需执行的一系列严苛的紧缩政策和改革措施。欧元区财长随后在一份声明中称，他们原则上同意向希腊提供欧洲稳定机制（ESM）的稳定支持，条件是该国需要完成相关的国家程序。
第三轮财政救助的出笼，也宣布了前两轮财政救助的失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认为， 希腊前两次救助失败，不是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紧缩措施带来的经济低迷没有清醒预判，相反，他说， 财政整顿只解释了生产力下降的一小部分原因。 真正的问题在于，希腊自身的结构改革不足，而希腊退欧的持续风险则打击了投资的积极性，使得低迷进一步蔓延。
经历动荡的希腊经济不断恶化，为其纾困的成本也升至860亿欧元。这其中，包括8月份所需的120亿欧元，以及银行资本重组急需的100亿欧元。
在政治舞台上险棋连连的齐普拉斯，在最后关头转向了实用主义。冒险公投之后，最终屈服于欧洲领导人的惩罚性最后通牒，同意快速通过改革计划，并承诺进行财政紧缩，以拯救希腊最终留在欧元区。齐普拉斯的政治棋局为希腊经济的重新布局奠定了起点。
在希腊经济重新打造版图之际，欧元区也酝酿着一系列变化。美国知名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恩（Robert Kahn）对《财经》记者说，在我看来，如果希腊留在欧元区并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德国会支持欧元区的进一步整合，但德国会主张强硬的规则来迫使各国进行调整，法国则可能会成为这种强硬方式的反对力量。
分歧在欧元区领导人峰会时已然显露：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反对对希腊采取断然措施，巴黎甚至扮演起和事佬的角色，派人去雅典协助希腊政府准备改革方案，使希腊人在自我陶醉中警醒。德国和芬兰等国则对希腊保持强硬姿态，欧元区的整体一致性已然出现裂痕。
近期来看，欧元区距离财政与政治一体化的目标是离得更远而非更近。
短期愿景
虽然对于新一轮救助协议的内容众说纷纭，但它实质上为希腊经济螺旋式下降过程踩了一脚刹车。
比起五年前，此时的希腊经济已千疮百孔。国民对整个银行体系的信心几乎处于崩溃状态，希腊投放资金重塑金融系统的任务显得异常艰巨。
IMF发布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报告称，银行关门和资本管制严重损害了希腊经济及金融体系，导致该国偿还债务的能力急剧下降。希腊经济仍将面临很大的下行风险，这意味着欧元区国家可能必须向希腊提供更多特殊融资。
悲观者如智库Levy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乔治·阿吉提斯（Giorgios Argitis）所做的经济预测显示，如果第三轮财政救助协议的条款得以贯彻实施，希腊经济在未来三年将再萎缩10%——实际上自2008年以来，希腊经济已经萎缩了25%。
乐观者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Jacob Kirkegaard），则寄希望于左翼领导人齐普拉斯。认为他会借此机会，在希腊推进这次比其任何一个前任都更雄心勃勃的改革。在柯克加德看来，协议里的大多数条款都有利于希腊经济的重建，而此前过分执着于短期财政目标的做法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协议重点放在了养老金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等重塑希腊的结构性变革上。
一个重头戏是养老金改革。在希腊的很多家庭中，养老金甚至成为祖孙三代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欧元集团在协议中对希腊政府的要求是，通过前期措施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可持续性，议会必须在7月15日通过养老金改革方案，虽然这并不意味着退休年龄一夜间会有变化，但至少释放了压缩养老金和延长退休年龄的信号。
从7月到10月的三个月时间，被留给希腊政府来打磨具体方案，细化相关措施以补偿2012年部分养老金削减措施被取消所带来的财政影响。
养老金制度改革是一项大工程，希腊的提前退休现象更是要应对的一大难题。改革方向包括把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增加对提前退休的惩罚，并撤消某些行业允许从业人员50岁退休的例外;另一个难题是养老基金的改革，许多部门养老基金有必要合并、简化，不能仅依靠间接税或政府预算来改善退休金制度的长期持续能力。
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也时不我待。在2000年希腊加入欧元区前，希腊全国劳动力总量为460.9万人，占总人口的52%。2009年末债务危机爆发后，就业情况急剧恶化，失业率一度高攀至28%。在数次债务救助谈判中，债权人一直坚持开放希腊劳动力市场，但遇到的都是希腊民众的抵触态度。
与此同时，希腊年龄在29岁以下的年轻人失业率超过60%，很多人选择离开希腊。据鼓励创业团体Endeavor Greece统计，自2010年希腊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已有20多万希腊人选择出国发展，原因包括找不到工作、薪金过低、不满贪污猖獗和缺乏任人唯贤制度等。
只有为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找到通路，希腊的经济才会有起色。不过，此次协议方案在养老金改革方面细节不足，只是强调了希腊劳工市场的与时俱进，并要求其政策符合国际和欧洲实践证明为好的规则。此方案要求，希腊政府应严格检讨劳工市场与罢工程序、集体交易、解聘人的数量限制等方面的规则，并大幅减少希腊臭名昭著的公务员规模。基于这些方面，希腊应该向债权人提交一份单独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方案，以保障未来可持续发展。 希腊没有强大的税收机制来支撑经济，也一向为人诟病。7月15日获得通过的条款，包括了改善增值税制度和扩大税基。如果简化税率，在更多的产品上扩大增值税，一些现存的免税领域势必也要清理。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消费的增加及更广泛的经济局势是否稳定。
增值税改革的阵痛并非没有缓解良方。欧盟委员会15日推出了一项名为“希腊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新开端”的计划。根据这项计划，欧盟将从现在起到2020年间，动员总额为350亿欧元以上的资金，用于支持希腊提高就业率和促进经济增长。人们期望这笔资金为希腊经济转好提供强有力的基础，帮助人口中的弱势群体，并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希腊人民的生活水平。
还有两项改革涉及更为直接的制度性措施。由于希腊统计局过去经常受政治干预和人为操纵，如何确保这个机构的独立性被提上日程;此前曾有提及的“建立独立的财政委员会来监控预算执行”则是另一个举措。这样，在预算盈余目标偏离的情况下，欧元货币联盟监管的“准自动削减开支”计划就会启动。
变革挑战
希腊公投前，人们对新一轮救助金额的预估是500亿欧元。大概十天左右后，救助金额飙升了300亿欧元，希腊经济形势之糟糕由此可见一斑。但是这同时也给人机会，从更广阔的视野去审视希腊问题，尤其是对希腊银行系统状况有更接近真实状况的评估和认知。
希腊银行体系已经接近瘫痪状态。直到欧元区国家财长7月16日同意通过欧盟基金向希腊提供70亿欧元“过渡性”贷款，以保证希腊在新救助资金获得批准之前的金融运作，希腊长期银行体系正常化进程才有可能真正启动。与此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同意增加向希腊银行提供紧急资金的数额，在今年6月份，这项资金被冻结了。
卡恩认为，扩大对希腊的紧急流动性援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它确保了欧元体系的正常运转，并使得基本银行服务能够存在，同时，这也事关希腊国内的政治经济稳定。
希腊短期流动性企稳之后，欧洲对希腊提供支持的核心元素才得以展开。这其中，最值得期待的是希腊与欧元区达成新的欧洲稳定机制（ESM），并就“改革换救助”的具体方案开启协商。但是，这项具体方案最早也要到2016年一季度才有望真正实现。
经过希腊的几次反复后，有信誉危机的希腊政府如何践行承诺存在未知数。一方面，希腊政府有可能成为中期双方合作的助推器，或者反之，成为绊脚石。希腊在诸领域能否遵守严格的履约条件，以及在推行改革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数，也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奥本海默基金公司高级副总裁李山泉对《财经》记者说，希腊任何改革计划都有可能在细节上与欧元区出现分歧，这使得今后一段时期内，每个节点市场都有可能发生动荡。
按照改革法案，除了修订民事诉讼法外，希腊还需通过“银行复苏与清算指令”相关法案，便于对银行进行重组。这些措施包括，在金融改革领域加强金融监管，处理不良贷款、在银行人事任命方面减少“政治干涉”等。这些措施的实施可能会解决一直困扰着希腊社会的任人唯亲和腐败现象，并加快司法进程、降低司法成本。有望希腊解掉沉重的阻碍改革的枷锁。
希腊经济寡头盛行，直接导致了裙带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经济运行中充斥着不公平与低效。基于此，欧元区敦促希腊开放市场并制定开放具体时间表，允许周日营业、延长销售时间、开放药店所有权、开放奶制品和烘焙制品市场，以打破行业垄断;进行能源改革，实施输电电网运营商领域私有化，或其他希腊与债权人都同意的私有化改革方案。
除此之外，人们对希腊国有资产私有化项目也拭目以待。接受希腊所移交资产的，将会是一家独立的第三方基金。未来几年，希腊将移交包括飞机、机场、基础设施和银行等价值500亿欧元的资产，基金一半用于救助希腊银行，四分之一用于减少债务赤字，剩余四分之一用于投资希腊经济。该基金由希腊政府出资和管理，但需由相关债权人监管。虽然直接私有化的难度较大，但希腊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会售予私人投资者。有人因此认为部分希腊国有小岛很快会出现在eBay上，以供全世界客户挑选购买。
希腊的结构性改革蓝图宏大而复杂，但质疑的声音也不少。一种观点认为，除非伴随着强劲的需求，否则改革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起色，因为财政整顿将降低需求，进而破坏成功救助的机会。而新一轮的救助将继续提高希腊债务占GDP的比例，而非降低这一比例。
IMF报告称，对包括新贷款在内的希腊欠其他欧洲国家的所有债务，欧洲国家将不得不给出30年宽限期，并将债务期限延长很久，或是对希腊预算进行直接的年度财政转移，甚至还需要对希腊贷款进行大幅预先减记。
不过在柯克加德看来，把IMF纳入到新一轮财政救助方案中，本身就是希腊债务减记的希望。齐普拉斯本来反对IMF介入和设立基金监管，但因德国等国坚持，齐普拉斯最终让步。柯克加德认为，比起过去数年，债务减记的选择变得更为具体而坚实。因为若在2016年3月前没有实现债务减免，IMF董事会将回绝欧元区联合融资三分之一的计划请求。但这些都是更远的图景，也需要希腊政府的大量妥协。
咨询机构Complete Intelligence首席经济学家托尼·纳什（Tony Nash）对《财经》记者说，这是欧元区国家的一个转折点，它质疑了欧元这个从一开始就有缺陷的货币“联盟”的长期生存能力。当然，希腊不得不兑现大多数承诺。欧元集团也要降低一下他们的期望，以此与希腊的目标调和。
在过去数周变数迭出的谈判中，从希腊到其他欧元区国家都面对着说明选民支持救助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执行董事、威尔逊中心现任公共政策研究员梅格·朗德萨格尔（MegLundsager）对《财经》记者说，这表明迄今为止，希腊与其他欧洲国家都还没有准备好去牺牲更多自己的主权，以换来超越国家的欧洲联盟。
希腊危机似乎迎来了转折，但欧洲一统的道路仍然漫长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