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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常乐，是母亲这辈子感悟出来的幸福之道，同时也奠定了母亲幸福生活的大半辈子。
“我吃点苦算不了什么”
我母亲名叫崔占英，1937年生人，属牛，今年81岁。她精气神儿十足，住在我们兄弟俩在村里新盖的两层小“别墅”内，时不时哼唱几句充满正能量的革命老歌，翻翻《三字经》，天气好时就到村子附近溜达一圈，生活得有滋有味。回忆过去的日子，她总觉得自己是个有福之人。
母亲的娘家在北京市延庆区上板泉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村子位于县城西北，离大山很近。解放前家里有水浇地十几亩，有山坡地十几亩，姥爷还有手艺，经常帮别人盖房子，挣些零钱补贴家用。母亲经常深有感触的说“涝了有岗地，旱了有浇地，不旱不涝还有手艺”。
但母亲却偏偏生于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生活在东躲西藏的恐怖之中。敌军一来，母亲赶紧躲在被窝里装生病，母亲的几个姐姐则把仅剩的几件衣服裹在腰里坐在炕上不敢出声。就这样度日如年，总算盼到解放了，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母亲说：“回想在战争年代死去的那些小伙伴，我吃的那点苦算不了什么！”
“帮人家就是帮自己”
刚解放时村里有文化的人不多，有文化的妇女就更少。母亲读的那点书连小学一年级都算不上，但在村里却已经很稀缺了。当时村里找不到合适的女干部，她毛遂自荐当上了妇女队长。白天带领大伙“学大寨”，晚上还要组织妇女学习。别看母亲文化不高，但却没给村里人少算过一分。村里那些没有大名的老太太们，在母亲的帮助下都有了寓意幸福的响亮姓名；我奶奶的名字赵淑珍就是母亲结婚后给她起的，奶奶很是满意。
母亲总是说能帮助别人是件幸福的事儿，她一直坚信这个老理。由于母亲童年缺少营养，个子只有1.5米多一点，有些农活干起来很是吃力，但她从没有因此落在别人后面。
记得有一年初冬，村里的场院着了一场大火，眼瞅着几个麦垛就要被烧尽。当听到大队的广播，母亲几乎是第一个挑着水赶到现场灭火。也不知来来回回挑了多少桶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扑灭了大火。只见母亲全身湿透，分不清是汗水还是井水。只记得那天母亲回家就躺下了，晚饭也没吃。我问她：“您累了不会休息一会儿吗？少挑一桶水没人说您。”她说：“作人要有责任心，那可是咱公家的财产呀！个人累点不算什么，只要能保住咱村的财产就是幸福的。”
母亲老早在家中就用上了现在的奖惩机制：看到我们考试得了高分，她会多炒几个菜，搞个家庭小聚会庆祝一下；每次期末考试前她总要炒上一盘鸡蛋为参加考试的孩子们补补脑。1983年我考上了北京农学院林学系，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总是不由自主地和别人说起：“现在政策好了，儿子有机会上大学了，以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匠心独具的教导，不但影响了我，也影响到她的孙子辈。去年我儿子如愿以偿考上研究生，给母亲带来不少的欢乐。
母亲还是种地的一把好手，尤其种子撒得均匀。分田到户后左邻右舍种地都请她帮助，不管自家多忙，她从未拒绝过。看着别人家的庄稼长得苗齐杆壮，母亲感到很幸福。她是个好心人，看见别人困难总要帮一把。母亲只读过《三字经》和《百家姓》，却能说出一些很有哲理的话来。
一次一个外地人急着要破两百元零钱，母亲看他着急的样子就说我们家卖菜有些零钱，我给你破吧。她从柜子里拿出零钱交给外地人，外地人数也不数就拿走了。她觉得有点不对劲，就让邻居给看看钱的真假，结果有一张百元票是假钱。那需要她买多少菜才能挣回来呀！邻居们说母亲不应该帮不熟悉的人，她却说：“帮人家就是帮自己，吃亏是福。”她总爱把不如意的事往好处想。她常说：“常为善，福未至，祸已远去；常为恶，祸未至，福必远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由他去吧。兴许那个外地人也不是恶意的，要是恶意的还不把我家柜子里的钱都拿跑了，我一个老太太想拦也拦不住。帮人没有错，能帮人就是一种幸福。”
“我真是有福之人”
母亲属牛，性格中也带有牛的吃苦耐劳的坚韧劲。我们兄弟姐妹说她是奶牛，吃的最差却奉献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她却说自己是蜡烛，愿意燃烧自己，给子女们照亮。母亲养活了4个孩子，生活压力可想而知。每天都是第一个起床，最晚一个休息。怕我们吃不饱，一直是最后一个吃饭，有时孩子们把饭抢光了，她只好胡乱对付几口。好不容易把儿女们养大成家立业了，可母亲还是放心不下。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哥俩前后脚在县城买房子，母亲没有存款，只好向亲朋好友借了8000元。在那个年代，8000元对农村来说可算得上是天文数字了。看到儿子又要养孩子，又要还欠款，母亲硬是用种粮、种菜、种瓜的收入还了这些欠款。
进入新世纪，赶上党的好政策，给病退的父亲补发了一笔工资，母亲终于有了存款。可就在这时，大闺女要续工龄，二闺女要翻盖房子。看到女儿们愁眉不展的样子，母亲从箱底取出仅有的3万元存款送给两个女儿。
几十年过去了，母亲的4个孩子总算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不時给母亲买些点心、水果，母亲却总是转手让孙子、孙女吃掉。我们总劝他，岁数大了应该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不要亏着自己。她总说：“吃喝现在不是个事，你们到我这个年纪也一样。”她这辈子最大的追求是盼着孩子们有出息。
母亲常常自豪地说，自己现在也有工资了，是共产党发的，从当初的280多元已经长到600多元了。除了这些收入，母亲说还有政府给的土地补偿款和水库移民补贴款，加起来每年有1万多元。儿女给她钱时她总说：“政府给我的钱足够我花了，现在我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有福之人了。”你们干好自己的事，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是对我最大的孝顺。
希冀母亲笑口常开，哼着革命歌曲，永远陪伴着我们兄弟姐妹。我为母亲点赞、喝彩。
（责编：辛娅）
“我吃点苦算不了什么”
我母亲名叫崔占英，1937年生人，属牛，今年81岁。她精气神儿十足，住在我们兄弟俩在村里新盖的两层小“别墅”内，时不时哼唱几句充满正能量的革命老歌，翻翻《三字经》，天气好时就到村子附近溜达一圈，生活得有滋有味。回忆过去的日子，她总觉得自己是个有福之人。
母亲的娘家在北京市延庆区上板泉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村子位于县城西北，离大山很近。解放前家里有水浇地十几亩，有山坡地十几亩，姥爷还有手艺，经常帮别人盖房子，挣些零钱补贴家用。母亲经常深有感触的说“涝了有岗地，旱了有浇地，不旱不涝还有手艺”。
但母亲却偏偏生于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生活在东躲西藏的恐怖之中。敌军一来，母亲赶紧躲在被窝里装生病，母亲的几个姐姐则把仅剩的几件衣服裹在腰里坐在炕上不敢出声。就这样度日如年，总算盼到解放了，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母亲说：“回想在战争年代死去的那些小伙伴，我吃的那点苦算不了什么！”
“帮人家就是帮自己”
刚解放时村里有文化的人不多，有文化的妇女就更少。母亲读的那点书连小学一年级都算不上，但在村里却已经很稀缺了。当时村里找不到合适的女干部，她毛遂自荐当上了妇女队长。白天带领大伙“学大寨”，晚上还要组织妇女学习。别看母亲文化不高，但却没给村里人少算过一分。村里那些没有大名的老太太们，在母亲的帮助下都有了寓意幸福的响亮姓名；我奶奶的名字赵淑珍就是母亲结婚后给她起的，奶奶很是满意。
母亲总是说能帮助别人是件幸福的事儿，她一直坚信这个老理。由于母亲童年缺少营养，个子只有1.5米多一点，有些农活干起来很是吃力，但她从没有因此落在别人后面。
记得有一年初冬，村里的场院着了一场大火，眼瞅着几个麦垛就要被烧尽。当听到大队的广播，母亲几乎是第一个挑着水赶到现场灭火。也不知来来回回挑了多少桶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扑灭了大火。只见母亲全身湿透，分不清是汗水还是井水。只记得那天母亲回家就躺下了，晚饭也没吃。我问她：“您累了不会休息一会儿吗？少挑一桶水没人说您。”她说：“作人要有责任心，那可是咱公家的财产呀！个人累点不算什么，只要能保住咱村的财产就是幸福的。”
母亲老早在家中就用上了现在的奖惩机制：看到我们考试得了高分，她会多炒几个菜，搞个家庭小聚会庆祝一下；每次期末考试前她总要炒上一盘鸡蛋为参加考试的孩子们补补脑。1983年我考上了北京农学院林学系，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总是不由自主地和别人说起：“现在政策好了，儿子有机会上大学了，以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匠心独具的教导，不但影响了我，也影响到她的孙子辈。去年我儿子如愿以偿考上研究生，给母亲带来不少的欢乐。
母亲还是种地的一把好手，尤其种子撒得均匀。分田到户后左邻右舍种地都请她帮助，不管自家多忙，她从未拒绝过。看着别人家的庄稼长得苗齐杆壮，母亲感到很幸福。她是个好心人，看见别人困难总要帮一把。母亲只读过《三字经》和《百家姓》，却能说出一些很有哲理的话来。
一次一个外地人急着要破两百元零钱，母亲看他着急的样子就说我们家卖菜有些零钱，我给你破吧。她从柜子里拿出零钱交给外地人，外地人数也不数就拿走了。她觉得有点不对劲，就让邻居给看看钱的真假，结果有一张百元票是假钱。那需要她买多少菜才能挣回来呀！邻居们说母亲不应该帮不熟悉的人，她却说：“帮人家就是帮自己，吃亏是福。”她总爱把不如意的事往好处想。她常说：“常为善，福未至，祸已远去；常为恶，祸未至，福必远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由他去吧。兴许那个外地人也不是恶意的，要是恶意的还不把我家柜子里的钱都拿跑了，我一个老太太想拦也拦不住。帮人没有错，能帮人就是一种幸福。”
“我真是有福之人”
母亲属牛，性格中也带有牛的吃苦耐劳的坚韧劲。我们兄弟姐妹说她是奶牛，吃的最差却奉献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她却说自己是蜡烛，愿意燃烧自己，给子女们照亮。母亲养活了4个孩子，生活压力可想而知。每天都是第一个起床，最晚一个休息。怕我们吃不饱，一直是最后一个吃饭，有时孩子们把饭抢光了，她只好胡乱对付几口。好不容易把儿女们养大成家立业了，可母亲还是放心不下。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哥俩前后脚在县城买房子，母亲没有存款，只好向亲朋好友借了8000元。在那个年代，8000元对农村来说可算得上是天文数字了。看到儿子又要养孩子，又要还欠款，母亲硬是用种粮、种菜、种瓜的收入还了这些欠款。
进入新世纪，赶上党的好政策，给病退的父亲补发了一笔工资，母亲终于有了存款。可就在这时，大闺女要续工龄，二闺女要翻盖房子。看到女儿们愁眉不展的样子，母亲从箱底取出仅有的3万元存款送给两个女儿。
几十年过去了，母亲的4个孩子总算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不時给母亲买些点心、水果，母亲却总是转手让孙子、孙女吃掉。我们总劝他，岁数大了应该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不要亏着自己。她总说：“吃喝现在不是个事，你们到我这个年纪也一样。”她这辈子最大的追求是盼着孩子们有出息。
母亲常常自豪地说，自己现在也有工资了，是共产党发的，从当初的280多元已经长到600多元了。除了这些收入，母亲说还有政府给的土地补偿款和水库移民补贴款，加起来每年有1万多元。儿女给她钱时她总说：“政府给我的钱足够我花了，现在我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有福之人了。”你们干好自己的事，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是对我最大的孝顺。
希冀母亲笑口常开，哼着革命歌曲，永远陪伴着我们兄弟姐妹。我为母亲点赞、喝彩。
（责编：辛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