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的天空战争阴云密布，在此敏感时刻，国共两大阵营相继发生青年军官枪杀女性事件。先是1935年，32岁的国军上校团长张钟麟怀疑新婚仅两年的妻子吴海兰不忠而在西安将其枪杀；后是1937年10月，26岁的红军师团级干部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安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
　　这两起事件，在当时的西安和延安都分别引起了满城风波，但两人接下来的命运并不一样：
　　张钟麟杀妻后，依旧在胡宗南那里当他的团长，继续带兵操练。吴海兰一家四处控告，最终找到了西安的妇女协会，后者又将此事告到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处，而于凤至则直接把状子递给了宋美龄。“第一夫人”正在热火朝天搞新生活运动呢，一看团长杀妻，这还了得，于是向蒋介石告了“御状”。蒋介石大怒，下令将凶手送南京军事法庭查办。
　　张钟麟在大牢里蹲了一年后，被判处死刑，但蒋介石表示不予执行——毕竟张钟麟是“天子门生”，黄埔四期毕业，又一直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任职。全面抗战开始了，蒋介石以国家急需人才、将功赎罪为由，将自己的得意门生释放了，官复原职，上了战场。
　　在蒋介石看来，在为张钟麟奔走的“黄埔系”看来，一个女子，命如草芥，哪能跟“党国栋梁”金贵的命相比？
　　张钟麟逃过了死刑，为了再努力逃过杀妻恶名，他以字为名，改为“张灵甫”——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名字了。
　　相比之下，黄克功案的判决则是“从重从快从严”。他在1937年10月5日夜间枪杀刘茜后，翌日被逮捕，10月12日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很多人为黄克功求情——黄克功虽然只有26岁，但资历很深：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从一个红军战士，一步步升到旅长位置。黄克功是个猛将，尤其是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役中立了大功——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深得毛泽东青睐的战将。娄山关之战，是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后进行的关键一役，红军摆脱了当时的被动局面。
　　等待判决时，黄克功上书毛泽东，恳求戴罪立功。在法庭上他也表示，如果难逃一死，愿意死在戰场上。史料显示，当时并非所有人都同意判处黄克功死刑。还原此案的电影《黄克功案件》有这么一个细节：审判结束后，参与审判的陪审员合议时，抗大训练处处长李兴国坚决不同意对黄克功判处死刑，他认为，黄克功是革命功臣，“不要说一个刘茜，就是十个刘茜、一百个刘茜，也抵不上一个黄克功！”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一百个黄克功也比不上共产党员和红军的纪律与荣誉。
　　黄克功案最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写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一封信，这封信在公审黄克功时由雷经天当众宣读。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封信仍然值得重温。此信全文如下：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在电影《黄克功案件》中，雷经天宣读完毛泽东的信之后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判黄克功死刑，就是判了我们未来的死刑！”说罢，他敲响了操场上的一口大钟。
　　这是一个艺术化的结尾，但点明了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力量来源——从严治党。这四个字，既是宝贵经验，也可称得上是血的教训。
　　英国作家乔纳森·芬比著有一本《蒋介石传》，这本书的中文版的封面印着一个问题：“从统治中国到失去江山，为什么会是蒋介石？”作者试图给出多种答案。比如评价蒋介石“擅用派系矛盾，任人唯亲，并且容忍对其政府的被摧毁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的腐败与道德沦丧”。
　　蒋介石到台湾后，还总结了这么一条失败的教训：共产党有纪律，国民党没纪律。
　　这一点倒是很深刻。
　　1940年，在贫瘠的延安，毛泽东说过一句话：“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至今忆起，依然经典，依然警醒。（胡世民荐自2016年6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