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奥运会的开幕式，不只是一项体育文化活动，更是个有些象征性的文化事件。在中国举办的这场世界性的体育盛会，不仅寄托着中国人面向世界的心情，也承载着西方人好奇地探究中国的心理。通过奥运会开幕式这样一个连接着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特殊现场，我们可以读解出中国与世界目光交错时的复杂的文化心态：中国要以什么样的文化形象面对世界？如何向世界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在这种文化形象和价值表述背后，又潜藏着什么样的思想立场？而奥运会开幕式的华彩表演，也让这些回答变得分外有趣。为此，我们约请了三位价值观不尽相同的学者，分别从各自的视角出发，以奥运会开幕式为契机，阐发他们对此一系列问题的观点。
　　
　　后冷战时代20年，中国在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领域，一直处于西方话语的战略包围之中。这一点，与中国经济在全球迅速扩张的趋势恰成对比。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史无前例的盛大壮丽的呈现形式，以浓郁的传统中国元素，成功地实现了一次突围。
　　当代西方媒体一向对中国采取挑剔和歧视的态度，这一次却为之震撼。8月18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甚至这样夸张地写道：“以往在中央帝国的鼎盛时期，来自世界各地的显贵们前来向皇帝朝贡，这是对中国之权力的遵奉。当传奇般的体操运动员李宁，一位六块奥运金牌得主和运动服装企业巨子，飞翔在半空并点燃奥运主火炬的时候，世界见证了这一明确无误的事实——中国灿烂荣耀地归来了。”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起码要到2020~2040年才可能来临的世界史上的“中国时代”，在这场辉煌的开幕式盛典之上，已经初显端倪。
　　不过，内行看门道。客观地说，在中国崛起之路的前方，还面临着诸如产业升级、能源危机、金融安全、政治转型、社会整合、两岸统一、内部民族和解等一连串挑战，可以说还要经过九九八十一个关口。即使是恢宏的北京开幕式，在举世瞩目和赞叹的同时，也突出地暴露了当今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以下就此作一点分析。
　　北京开幕式是一部全面呈现中国形象的巨型作品。开幕式的古典部分厚重华丽，与此相比，当代部分以“星光”和“梦幻”等为题，则显得相当空洞和薄弱，使人感到当代文化找不到感觉，辨不清方向。当今的中国，实际是5000年古典文明和近代忧患的产物，其中，1840年以来使中国起死回生的历史拐点毫无疑问是“革命”，后续的展开才是“现代化”。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国迄今为止的三个传统，即古典传统、革命传统、启蒙传统。
　　在北京开幕式上，古典传统不必说了，启蒙传统通过宇航员（科技、理性的寓意）、地球（世界主义、普世价值的寓意）等意象和装置也获得表达，而革命传统作为文化符号则完全缺席。革命传统从1920~1970年代构成了现代中国的主流价值，曾经凝聚几代中国人，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并建立了中国现代工业体系。如果说“救亡”和“发展”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那么革命则完成了“救亡”的使命，打下了“发展”的基础。由于以上的历史因果，所以革命元素在开幕式上的消失必然使当代部分失去重量，显得空洞和薄弱。
　　有人会说，林妙可、杨沛宜合作演、唱的《歌唱祖国》不是革命时代的歌曲吗？是的。但是第一，童声演唱在分量上无法与动辄几千人组成的巨型阵容相提并论。第二，这次演唱对《歌唱祖国》的原版（1950年王莘创作词曲）歌词进行了裁剪和改编，突出了原版所缺少的“爱和平”的主题，从而形成了区别于原版、文革版的奥运版。
　　中国革命作为一种危机（非常规）时期的历史运动，包含着两种恒久的价值，一是平等原则，二是战斗精神。从“革命元素”在符号象征层面的隐遁这一表象，我们可以清晰地透视其背后在现实社会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既存在于国内社会领域，也存在于对外交往领域。由于当代社会没有能力将“革命”所包含的价值整合进来，因而也就没有能力完成当代社会自身的整合——奥运开幕式文艺表演的欠缺所折射的其实是现实社会的难题。
　　总导演张艺谋事先曾断言：“开幕式将是一场酷到令人感动的视听盛宴！”从实际效果看，这话是不错的。但是，这种炫目的视听冲击反而衬托出其背后思想的贫弱。北京开幕式仍然延续着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商业大片的路数和风格。在这方面，不妨可以拿北京开幕式与4年前的雅典开幕式做一对比。雅典开幕式的确缺少全景式的场面，与北京开幕式相比，在形式上显得琐碎和散漫，但在其深层，希腊自古以来关于万物起源和人类命运的历史叙述和哲学沉思却清晰可见。雅典开幕式实际是以这种方式恰如其分地强调了希腊作为西方文明、乃至全球文明之母体和摇篮的寓意。
　　
　　反观中国，古典传统中断于清末民初，代之而起的是革命传统的确立。由于文革流产，导致革命传统解体，中国社会转入现代化或启蒙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逻辑。而启蒙传统不久又受挫于1980年代末。三种传统瓦解之后，1990年代以来，当代社会便一直缺少一种足以凝聚人心、激动人心的价值理想。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异质传统的恢复、成长与融合，将是当代中国文化成熟的标志。也只有这三种传统的良性互动和互补，当代中国才能建构出一种连贯自洽的叙述：关于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国家与社会，个人与群体，等等。而这种文化叙述上的连贯自洽其实也就是社会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和谐共存在文化符号层面的表征。
　　宏观来看，大国的文化心理大多经历过这样三个阶段的循环往复或螺旋式上升，即普世价值、依附型、民族主义。以前苏联－俄罗斯为例，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是普世价值时期，那时的苏共意识形态在全球传播并同西方价值对峙；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是依附西方时期，这时原苏共意识形态崩溃，苏联－俄罗斯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殖民地；普京时期，俄罗斯回归民族主义，重新与西方对抗，而且从逻辑上讲，如果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进一步成长，也可能升级为一种新的普世价值。在中国，也同样经历过类似的过程，即从毛时代的普世主义到文革话语解体，到1980年代知识界的依附型意识形态，再到1990年代中期民间涌现的民族主义思潮。这种民族主义与国家体制相结合，形成了近年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并成为支撑北京开幕式上众多古典中国元素的意识形态前提。民族主义需要经过转型和升级，才能成为普世价值，这种转型升级与中国未来的成长是同步的。这样来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就包括前面所说的整合古典、革命、启蒙三种传统。
　　需要指出的是，革命传统的整合不仅关系到国内阶级关系的根本改善。就国际关系而言，未来必将根本扭转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所形成的不平等格局，并相应地清算近代殖民主义的历史。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相应地，革命传统所包含的平等原则和战斗精神在国际范围也将获得重新估价。■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