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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规划是对社会语言问题提供管理对策，对语言问题做出有组织的、主动的反应和调节。普通话的推广（以下简称推普）已成为国家的一项重大语言文字政策。普通话与方言的复杂关系构成了当今中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本文通过分析推普背景下川渝方言节目盛行的原因，提出协调推普与方言保护之间的关系仍是中国语言规划的重点之一，而对方言区讲话人开展语言培训将是协调推普和方言保护关系的一个有效措施。
关键词：普通话 方言 语言规划 协调 语言培训
一、引言
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就是对社会语言问题提供管理对策，对语言问题做出有组织的、主动的反应和调节（徐大明等，1997：191）。它是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逐渐成为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和前沿课题。进入21世纪，语言规划已成为国际文化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进一步突显。
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空前加快，当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明显提高。语言作为承载信息的工具，在此过程中愈发凸显其重要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2006）指出，语言不仅是国家文化的基础和民族的象征，也是“软国力”的核心；语言信息科技和语言产业成为了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新宠”，语言构成了“硬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要“提升语言的国家意识”。我国当前语言生活正快速发展变化，语言生活各种矛盾凸显，虚拟空间迅猛拓展，汉语走向世界的脚步加快。争取国际话语权正成为民族的自觉意识。在此种情况下，我国也必须及时研究自己的宏观语言战略，设计落实语言战略的行动计划，提出应对国内外重要语言问题的科学预案。①
语言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语言规划也势必成为我国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今语言生活中，协调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不仅是“十一五”国家战略的重点之一，也是中国语言规划的核心问题之一。
二、推普与方言节目盛行及其原因
1956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确定了“普通话”的含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这是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提倡推行国家共同语。1983年4月，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进一步确立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了学校、国家机关、广播电视和出版物，以及公共服务行业使用普通话的法律责任。该法于2001年1月1日实施，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推广普通话。
《北京广播电视报》在1997年第34期发表文章，对“方言电视剧”的存在提出质疑，认为电视剧作为一种公众媒介文化，非地方戏，应该按照国家语委的要求使用普通话，而不应该使用方言，所谓“切不可以一剧之艺术效果，而不顾国家政策”。继而国家语委和广电部也发出通知，规定电视台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重大电视剧拍摄的语言都应该使用普通话。
近年来，伴随着推普行动，保护方言活动在全国各地也纷纷上演。以四川、重庆为例，方言剧等方言节目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川渝大地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如《王保长》《傻儿师长》《抓壮丁》《下课了，要雄起》《方脑壳》《柯得平外传》等，也有较大的市场，甚至在《华西都市报》等报纸中也有使用方言的情况。为什么出现一边是推普，一边是方言保护的“推普悖论”现象呢？
在成都，人们认识到，推普是一项国策、法规，必须遵从。一部分人也对普通话持有肯定性的评价。但是，对一种语言或者方言有着某种良好的态度或者看法并不意味着有使用这种语言或方言的行为。人们在实际交际过程中更愿意选择能顺利高效实现交际目的和达到交际效果的语言或者方言。方言既是一种资源，也是地方文化。当今社会全球化、城市化进程空前加快，每天都有方言濒临消亡，而方言几乎成了地域文化的最后栖息地，同时也是积极构建电视观众“地域性”文化认同的一股力量。贴近群众生活的个性化的方言往往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方言剧中使用方言，更能表现娱乐的特点，其中不乏诙谐、风趣、幽默、大众喜闻乐见的方言俗语、谚语。这使一些非职业演员也能参加演出，更加拉近了演员与群众的距离，增强了互动，更为大众所接受。如重庆电视台的《雾都夜话》等方言节目深受老百姓喜欢。成都电视台第1、5、15、33频道都采用方言广播新闻、解读新闻，收视率极高。比起用严肃的普通广话播新闻，更让当地老百姓相信这些事情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真实故事。
我们知道，尽管国家一再禁止或限制在公众媒体使用或播放方言节目，但实际情况是，语言有其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除了特殊的事件造成语言或方言的突变），方言的存亡不以法规的意志为转移。方言剧、方言新闻等节目本身也具有“草根性”，它强调本土性、传统性，强调经验感受和个性，因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诸如《王保长》《傻儿师长》《杨乃五与小白菜》等方言剧，一经播出，就吸引了群众的眼球。四川方言小品《𤆵耳朵》还在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上演，方言节目开始登上大雅之堂。这也不难看出，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逐步增强，各地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记录方言，尤其是那些濒危消亡的方言。
另外，在日常生活中，当一种语言或方言更能高效地实现交际时，人们自然会选择使用该语言或方言，因而该语言或方言的生命力就能得以延续。一般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使用一种统一的语言变体，能更好地进行交流，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就像美国的“唯英语运动”追求语言的同质，认为语言同质对社会有好处。随着推普工作的深入，普通话的推广使得普通话的功能和范围逐步扩大，这势必会带来方言的萎缩。在四川，普通话只是作为一种高变体，一般在正式场合或学校作为教学用语使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更愿意使用四川话。在成都，人们对自己的方言怀有特殊的优越感和“语言安全感”。因此，无论是从情感认知还是从功能性评价方面，在四川人心目中，四川话比普通话更具优势。尽管随着推普的进行，年轻一代对方言认同感下降，但用方言播新闻、讲故事等也是地域文化多元性的体现。
因此，我们认为，川渝方言剧等方言节目的存在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推普与方言保护的协调及对策
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一直是推普以来中国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制订的最大瓶颈。正如陈章太（2006）所说，在当今中国，人们的语言生活相当复杂，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是新形势下产生的社会语言问题；它关系到濒危语言或方言的保护，关系到公民语言权利的维护。涉及到不同方言群体、不同民族地区群体、移民群体、农民工群体的语言使用权的维护等等。正确处理和解决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是创造和谐社会语言生活的关键。语言和谐也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推普和方言保护引发的“推普悖论”现象，学术界对其解决方案持三种态度，一是保护方言，二是推广普通话，还有一种是任其发展。老百姓对于自己耳熟能详、信手拈来的方言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肯定性的评价。“推广普通话是在保存现有方言的前提下提倡各方言区的人学会使用一种全民族共同的交际工具，以增进相互理解，加强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推进现代化的建设。换言之，推广普通话是要使方言区的人从只用方言的单一语言交际水平过渡到既用方言又用普通话的双语交际水平。”②语言规划的目的也就是要提高全社会语言资源的使用率，减少不同言语社区之间的冲突，因此，既要承认个别语言群体或社区之间的共性，也必须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及语言要求的合理性（姚亚平，2006）。我们不可能消灭方言，也不可能取消各民族语言，消灭方言不是推普的目的。一个社会越是现代、越是开放，就越应该是一个双语、多语或多方言的社会，双语或多语人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方言是一种语言在不同地域的变体，是一个地方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是一个地区或一个言语社区的语言与社区认同的符号，与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紧密相关。在同一言语社区中，一种语言或方言使用范围和功能的扩大，必然会使得另一种语言或方言萎缩。
因此，姚亚平（2006）认为，站在社会共同体的角度，为了提高社会语言资源的使用和交际效率，语言规划应当在大力推广全民共同语——普通话的同时，承认各区域通用语——地方方言的价值、地位，处理和协调各个言语社区、社会群体间的语言关系，形成协调各言语社区和社会群体的矛盾与冲突的工作机制。但似乎都没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杨荣华（2008）通过对四川“辰州话”方言岛人的语言意识的社会语言学调查研究后发现，方言区讲话人的语言意识对方言生命力有重要影响；语言意识越强，越容易认同区域共同语或国家标准语，对方言的功能性评价就越低。当研究员给被调查人分析解释了四川话和辰州话在发音、词汇和语法上的差异之后，一部分语言意识弱的人很快发现了两种方言之间的差别，当继续给被调查人分析两种方言的地位和功能之后，被调查人转变了对四川话和普通话的语言态度。杨文提出，对于“推普悖论”，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是，在协调推普与方言保护关系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对方言区人们语言意识的培养和提高。一方面要增强这些讲话人的语言意识，提高他们的普通话水平，另一方面要保护他们的语言权利。Yiakoumetti（2005）研究发现，语言意识是“高效学习双方言的关键”。可见，尽管语言意识弱，但经过专门的培训之后，语言意识就会增强，对于他们的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的改善会有一定作用，这对于一种方言或语言的保护有好处，对于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也具有积极意义。
注 释：
①系李宇明司长在“国家语委‘十一五’科研工作会议”报告中的讲话。
②参见陈恩泉（1999），转引自姚亚平《中国语言规划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参考文献：
[1]陈章太.我国当今社会语言生活的变化与问题[A].云贵彬.语言学名家讲座[C].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2]郭丰登，宋陟刚.新闻知识[J].2006，（10）.
[3]李宇明.强国的语言和语言强国（代序）[A].云贵彬.语言学名家讲座[C].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4]徐大明.当代社会语言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姚亚平.中国语言规划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詹伯慧.方言和规划化杂议[A].陈恩泉.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C].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
[7]Androula Yiakoumetti.Language awareness in a bidialectal setting: The oral performance and language attitudes of urban and rural students in Cyprus[J].Language Awareness,2005,（4）.
（杨荣华 南京大学中文系 210093）
关键词：普通话 方言 语言规划 协调 语言培训
一、引言
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就是对社会语言问题提供管理对策，对语言问题做出有组织的、主动的反应和调节（徐大明等，1997：191）。它是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逐渐成为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和前沿课题。进入21世纪，语言规划已成为国际文化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进一步突显。
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空前加快，当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明显提高。语言作为承载信息的工具，在此过程中愈发凸显其重要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2006）指出，语言不仅是国家文化的基础和民族的象征，也是“软国力”的核心；语言信息科技和语言产业成为了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新宠”，语言构成了“硬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要“提升语言的国家意识”。我国当前语言生活正快速发展变化，语言生活各种矛盾凸显，虚拟空间迅猛拓展，汉语走向世界的脚步加快。争取国际话语权正成为民族的自觉意识。在此种情况下，我国也必须及时研究自己的宏观语言战略，设计落实语言战略的行动计划，提出应对国内外重要语言问题的科学预案。①
语言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语言规划也势必成为我国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今语言生活中，协调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不仅是“十一五”国家战略的重点之一，也是中国语言规划的核心问题之一。
二、推普与方言节目盛行及其原因
1956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确定了“普通话”的含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这是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提倡推行国家共同语。1983年4月，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进一步确立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了学校、国家机关、广播电视和出版物，以及公共服务行业使用普通话的法律责任。该法于2001年1月1日实施，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推广普通话。
《北京广播电视报》在1997年第34期发表文章，对“方言电视剧”的存在提出质疑，认为电视剧作为一种公众媒介文化，非地方戏，应该按照国家语委的要求使用普通话，而不应该使用方言，所谓“切不可以一剧之艺术效果，而不顾国家政策”。继而国家语委和广电部也发出通知，规定电视台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重大电视剧拍摄的语言都应该使用普通话。
近年来，伴随着推普行动，保护方言活动在全国各地也纷纷上演。以四川、重庆为例，方言剧等方言节目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川渝大地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如《王保长》《傻儿师长》《抓壮丁》《下课了，要雄起》《方脑壳》《柯得平外传》等，也有较大的市场，甚至在《华西都市报》等报纸中也有使用方言的情况。为什么出现一边是推普，一边是方言保护的“推普悖论”现象呢？
在成都，人们认识到，推普是一项国策、法规，必须遵从。一部分人也对普通话持有肯定性的评价。但是，对一种语言或者方言有着某种良好的态度或者看法并不意味着有使用这种语言或方言的行为。人们在实际交际过程中更愿意选择能顺利高效实现交际目的和达到交际效果的语言或者方言。方言既是一种资源，也是地方文化。当今社会全球化、城市化进程空前加快，每天都有方言濒临消亡，而方言几乎成了地域文化的最后栖息地，同时也是积极构建电视观众“地域性”文化认同的一股力量。贴近群众生活的个性化的方言往往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方言剧中使用方言，更能表现娱乐的特点，其中不乏诙谐、风趣、幽默、大众喜闻乐见的方言俗语、谚语。这使一些非职业演员也能参加演出，更加拉近了演员与群众的距离，增强了互动，更为大众所接受。如重庆电视台的《雾都夜话》等方言节目深受老百姓喜欢。成都电视台第1、5、15、33频道都采用方言广播新闻、解读新闻，收视率极高。比起用严肃的普通广话播新闻，更让当地老百姓相信这些事情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真实故事。
我们知道，尽管国家一再禁止或限制在公众媒体使用或播放方言节目，但实际情况是，语言有其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除了特殊的事件造成语言或方言的突变），方言的存亡不以法规的意志为转移。方言剧、方言新闻等节目本身也具有“草根性”，它强调本土性、传统性，强调经验感受和个性，因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诸如《王保长》《傻儿师长》《杨乃五与小白菜》等方言剧，一经播出，就吸引了群众的眼球。四川方言小品《𤆵耳朵》还在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上演，方言节目开始登上大雅之堂。这也不难看出，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逐步增强，各地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记录方言，尤其是那些濒危消亡的方言。
另外，在日常生活中，当一种语言或方言更能高效地实现交际时，人们自然会选择使用该语言或方言，因而该语言或方言的生命力就能得以延续。一般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使用一种统一的语言变体，能更好地进行交流，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就像美国的“唯英语运动”追求语言的同质，认为语言同质对社会有好处。随着推普工作的深入，普通话的推广使得普通话的功能和范围逐步扩大，这势必会带来方言的萎缩。在四川，普通话只是作为一种高变体，一般在正式场合或学校作为教学用语使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更愿意使用四川话。在成都，人们对自己的方言怀有特殊的优越感和“语言安全感”。因此，无论是从情感认知还是从功能性评价方面，在四川人心目中，四川话比普通话更具优势。尽管随着推普的进行，年轻一代对方言认同感下降，但用方言播新闻、讲故事等也是地域文化多元性的体现。
因此，我们认为，川渝方言剧等方言节目的存在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推普与方言保护的协调及对策
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一直是推普以来中国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制订的最大瓶颈。正如陈章太（2006）所说，在当今中国，人们的语言生活相当复杂，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是新形势下产生的社会语言问题；它关系到濒危语言或方言的保护，关系到公民语言权利的维护。涉及到不同方言群体、不同民族地区群体、移民群体、农民工群体的语言使用权的维护等等。正确处理和解决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是创造和谐社会语言生活的关键。语言和谐也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推普和方言保护引发的“推普悖论”现象，学术界对其解决方案持三种态度，一是保护方言，二是推广普通话，还有一种是任其发展。老百姓对于自己耳熟能详、信手拈来的方言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肯定性的评价。“推广普通话是在保存现有方言的前提下提倡各方言区的人学会使用一种全民族共同的交际工具，以增进相互理解，加强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推进现代化的建设。换言之，推广普通话是要使方言区的人从只用方言的单一语言交际水平过渡到既用方言又用普通话的双语交际水平。”②语言规划的目的也就是要提高全社会语言资源的使用率，减少不同言语社区之间的冲突，因此，既要承认个别语言群体或社区之间的共性，也必须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及语言要求的合理性（姚亚平，2006）。我们不可能消灭方言，也不可能取消各民族语言，消灭方言不是推普的目的。一个社会越是现代、越是开放，就越应该是一个双语、多语或多方言的社会，双语或多语人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方言是一种语言在不同地域的变体，是一个地方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是一个地区或一个言语社区的语言与社区认同的符号，与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紧密相关。在同一言语社区中，一种语言或方言使用范围和功能的扩大，必然会使得另一种语言或方言萎缩。
因此，姚亚平（2006）认为，站在社会共同体的角度，为了提高社会语言资源的使用和交际效率，语言规划应当在大力推广全民共同语——普通话的同时，承认各区域通用语——地方方言的价值、地位，处理和协调各个言语社区、社会群体间的语言关系，形成协调各言语社区和社会群体的矛盾与冲突的工作机制。但似乎都没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杨荣华（2008）通过对四川“辰州话”方言岛人的语言意识的社会语言学调查研究后发现，方言区讲话人的语言意识对方言生命力有重要影响；语言意识越强，越容易认同区域共同语或国家标准语，对方言的功能性评价就越低。当研究员给被调查人分析解释了四川话和辰州话在发音、词汇和语法上的差异之后，一部分语言意识弱的人很快发现了两种方言之间的差别，当继续给被调查人分析两种方言的地位和功能之后，被调查人转变了对四川话和普通话的语言态度。杨文提出，对于“推普悖论”，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是，在协调推普与方言保护关系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对方言区人们语言意识的培养和提高。一方面要增强这些讲话人的语言意识，提高他们的普通话水平，另一方面要保护他们的语言权利。Yiakoumetti（2005）研究发现，语言意识是“高效学习双方言的关键”。可见，尽管语言意识弱，但经过专门的培训之后，语言意识就会增强，对于他们的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的改善会有一定作用，这对于一种方言或语言的保护有好处，对于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也具有积极意义。
注 释：
①系李宇明司长在“国家语委‘十一五’科研工作会议”报告中的讲话。
②参见陈恩泉（1999），转引自姚亚平《中国语言规划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参考文献：
[1]陈章太.我国当今社会语言生活的变化与问题[A].云贵彬.语言学名家讲座[C].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2]郭丰登，宋陟刚.新闻知识[J].2006，（10）.
[3]李宇明.强国的语言和语言强国（代序）[A].云贵彬.语言学名家讲座[C].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4]徐大明.当代社会语言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姚亚平.中国语言规划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詹伯慧.方言和规划化杂议[A].陈恩泉.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C].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
[7]Androula Yiakoumetti.Language awareness in a bidialectal setting: The oral performance and language attitudes of urban and rural students in Cyprus[J].Language Awareness,2005,（4）.
（杨荣华 南京大学中文系 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