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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说某人是个天才人物，未见得全是夸赞，然而，对于徐志摩，却只能这么说，否则你解释不了，一个原来没有想到写诗的人，会在短短十年间，成为上世纪中国最著名的诗人：更无法解释，好些名人因多角婚恋而身败名裂，至少也是声名受损，独有徐志摩却是，每经过一次婚恋，增加人生的一重光彩。他身边的每个女人折射着诗人的一个优异的侧面。纵然是他遗弃了的女人，到老也还是深深地爱着他。徐志摩第一任夫人张幼仪，晚年就说过： “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说不定我最爱他。”
一位著名的诗人，一个优秀的男人，这样理解徐志摩，还远远不够，深入研究。你会发现，他的形象，比人们原来的了解，复杂得多。几乎可以说，毕其一生，他的志向和努力，都在改良中国的社会，尽快地走向民主，提高国民的素质，尽快地自尊自强。这一心志，在他最后一本诗集《猛虎集》的序里，说的很是透彻：“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Hamilton)。”——美国华盛顿时代的政治家，对美国的建国方略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
当然，这样一位天才人物，却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他的父亲，一位精明的中国商人精心打造成的。
徐申如，他的父亲，清末民初时期，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的首富，也是该镇商会的会长。徐先生一生最大的贡献，该是联合本县乡绅，将拟定要经过桐乡县的沪杭铁路，拐了一个不小的弯儿，经过他的家乡硖石镇，为家乡人民谋了多少辈子的福祉(海宁县城后来迁到硖石镇)，同时，也让他自己由一镇的首富成为一县的首富。
改善投资环境，才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精明的徐申如先生，将这一经商方略用于独生儿子的培养，不期然，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上最好的学校，不用说了。正常的念书之外，还给他聘请最好的老师。这话说起来容易，做到怕就不那么容易了。且看徐先生为儿子聘请的是什么样的课外老师。小学毕业，为了让儿子的毛笔字有所长进，父亲领着儿子到上海，投师于名声最响的书法家郑孝胥名下。其时，郑孝胥还没有去东北当他的“伪满州国总理大臣”，还在上海作寓公。此事在《郑孝胥日记》中有记载。大学，上了北京大学，仍不满足，为了儿子将来能跻身上流社会，又以一千大洋的贽礼，让儿子拜在梁启超门下，成为声名显赫的梁任公的入室弟子。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进的都是第一流的大学。北京大学上预科而不上本科，是因为预科乃清末编译馆的底子，更注重外语的运用。包括学法律而不学什么国学，都是为了尽快地放洋。果然，预科毕业一年后，便赴美留学。初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历史学系，继而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获硕士学位。旋即渡海赴英，在伦敦大学混了半年，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习政治经济学，课余时间，还参加英国工党的选举活动。
在英国两年，上的是一流大学，结交的也都是一流的人物。罗素，哈代，曼斯菲尔德，狄更生……正是这位狄更生先生，将他介绍进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且看他送给狄先生的礼品是什么，一套雕版印制的《唐诗别裁》，扉页上写着这样的话：“书虽凋蠹，实我家藏，客居无以为赆，幸先生莞尔纳此，荣宠深矣。”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加上天生的聪明伶俐，也就难怪，不长的时间，这个中国年轻的留学生，便成为剑桥大学的名人，连皇家学院的门房先生，多年后，都还记得那个和气而又阔绰的徐先生，再后来，上世纪80年代，有位去英国留学的大陆学者，写过一篇文章，说一个世纪以来，成年后去欧美留学的中国人，很难融入欧美社会——徐志摩是唯一的例外。
按徐志摩的心性，依徐申如的期望，徐志摩本来还可以在英国和欧陆混下去的，弄个博士绝非难事。然而，当林徽因的倩影在眼前一晃，又倏忽而逝的时候，这位富裕的浪荡子，在多雾的英伦再也待不下去了，于是，便收拾行装，匆匆回国。他的这一轻率的行动，后来曾被他的一位学哲学的朋友嘲笑，此人叫金岳霖，晚年人都糊涂了，还记得徐志摩离开伦敦时唱了两句唱词，前面一句他忘了，后面一句是：“销魂今日进燕京!”实际上前一句唱词是很好配的，“快马加鞭往前行，销魂今日进燕京。”
林微因不过是个诱饵，实则国内，有伟大的事业在等着这个难得的天才。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到上海，双脚一离开轮船的甲板，就踏入了中国的上流社会。到了北京，就住在梁启超当馆长的松坡图书馆里。松坡者，再造共和之名将蔡锷也。
社团与流派，历来是推动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古今中外，概莫有外。为了推进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长足发展，在徐志摩回国前，已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就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说都是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真正赓续五四精神，建树卓著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
1924年4月，泰戈尔来华访问，先到上海，再到北京。知道泰戈尔到了北京，定然要来松坡图书馆访谈，居住在馆内的徐志摩，为了讨老诗人喜欢，便在他住所的门外，挂了一个小小的木牌，用毛笔写了三个不会很大的墨字：“新月社”。想来该是个正午，人们都休息的时分，27岁的年轻人，悄悄地挂上这个小木牌，定然还羞怯地四下看看。然而，就是这一挂，一个以留学英美为知识背景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团体，就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
1927年7月，胡适离开北京，取道莫斯科参加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途中给一位朋友写了几封信，谈他对莫斯科的印象，对苏联教育的成就大加赞扬。这位朋友将胡适的信转给徐志摩，徐将两人的信件全部发表，加了长长的按语，对胡适的看法提出质疑与批驳。在徐志摩看来，胡适太天真了也太糊涂了，胡适之所以如此，一是他过分注重实干精神，而不分是什么样的实干，再就是他这几年没有出过国，“自从留学归来已做了将近十年的中国人”。
和胡适相比，徐志摩毕竟是哥伦比亚政治学的硕士，且前一年趁赴欧之便，刚去苏联做过考察。而胡适，不光多年没有出过国，也没有经过政治学方面的专业训练。
1927年春天，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段，功绩卓著的文学团体，非上海的“新月派”莫属。当年在北京的新月社人马，几乎齐集上海，相继办起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尤其是《新月》月刊，其贡献不限于文学作品的发表，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讨论，比如以胡适为主，发起的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争。文学与政治的契合，终于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新月派”。
这一时期的新月派，与前些年徐志摩在北京成立的新月社的关系，梁实秋有不同的看法。梁先生认为，上海时期的新月派，与北京时期的新月社没有任何关系。想来这是因为，梁实秋回国迟，基本上没有参与北京时期的活动，而在上海时期，他却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不承认前后“新月”的关联，并不等于否认徐志摩的功绩。这个刻薄的批评家，晚年回忆说：“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又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灵魂”。
谁都说徐志摩是位杰出的诗人，梁实秋，不独梁实秋，还有叶公超、温源宁、杨振声，几乎他同时期的所有朋友，却都说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超过了诗歌。不要忘了，现代文学诸名家中，梁实秋留美多年，专门研修文学批评。在这方面，他有足够的自负。“只要一读志摩的文章，就不知不觉地非站在他的朋友的地位上不可。”这是多高的评价!
一个年轻人，回国不到十年的时间，接连几起婚恋风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却还能闹中取静，静中发力，跃马挥枪，几个回合下来，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顶级的诗人，又是几个回合，便组建起一个功绩卓著的文学社团，开书店、办刊物，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这样的人，不是上苍着意爱怜的天才，又是什么?
一位著名的诗人，一个优秀的男人，这样理解徐志摩，还远远不够，深入研究。你会发现，他的形象，比人们原来的了解，复杂得多。几乎可以说，毕其一生，他的志向和努力，都在改良中国的社会，尽快地走向民主，提高国民的素质，尽快地自尊自强。这一心志，在他最后一本诗集《猛虎集》的序里，说的很是透彻：“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Hamilton)。”——美国华盛顿时代的政治家，对美国的建国方略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
当然，这样一位天才人物，却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他的父亲，一位精明的中国商人精心打造成的。
徐申如，他的父亲，清末民初时期，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的首富，也是该镇商会的会长。徐先生一生最大的贡献，该是联合本县乡绅，将拟定要经过桐乡县的沪杭铁路，拐了一个不小的弯儿，经过他的家乡硖石镇，为家乡人民谋了多少辈子的福祉(海宁县城后来迁到硖石镇)，同时，也让他自己由一镇的首富成为一县的首富。
改善投资环境，才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精明的徐申如先生，将这一经商方略用于独生儿子的培养，不期然，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上最好的学校，不用说了。正常的念书之外，还给他聘请最好的老师。这话说起来容易，做到怕就不那么容易了。且看徐先生为儿子聘请的是什么样的课外老师。小学毕业，为了让儿子的毛笔字有所长进，父亲领着儿子到上海，投师于名声最响的书法家郑孝胥名下。其时，郑孝胥还没有去东北当他的“伪满州国总理大臣”，还在上海作寓公。此事在《郑孝胥日记》中有记载。大学，上了北京大学，仍不满足，为了儿子将来能跻身上流社会，又以一千大洋的贽礼，让儿子拜在梁启超门下，成为声名显赫的梁任公的入室弟子。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进的都是第一流的大学。北京大学上预科而不上本科，是因为预科乃清末编译馆的底子，更注重外语的运用。包括学法律而不学什么国学，都是为了尽快地放洋。果然，预科毕业一年后，便赴美留学。初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历史学系，继而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获硕士学位。旋即渡海赴英，在伦敦大学混了半年，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习政治经济学，课余时间，还参加英国工党的选举活动。
在英国两年，上的是一流大学，结交的也都是一流的人物。罗素，哈代，曼斯菲尔德，狄更生……正是这位狄更生先生，将他介绍进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且看他送给狄先生的礼品是什么，一套雕版印制的《唐诗别裁》，扉页上写着这样的话：“书虽凋蠹，实我家藏，客居无以为赆，幸先生莞尔纳此，荣宠深矣。”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加上天生的聪明伶俐，也就难怪，不长的时间，这个中国年轻的留学生，便成为剑桥大学的名人，连皇家学院的门房先生，多年后，都还记得那个和气而又阔绰的徐先生，再后来，上世纪80年代，有位去英国留学的大陆学者，写过一篇文章，说一个世纪以来，成年后去欧美留学的中国人，很难融入欧美社会——徐志摩是唯一的例外。
按徐志摩的心性，依徐申如的期望，徐志摩本来还可以在英国和欧陆混下去的，弄个博士绝非难事。然而，当林徽因的倩影在眼前一晃，又倏忽而逝的时候，这位富裕的浪荡子，在多雾的英伦再也待不下去了，于是，便收拾行装，匆匆回国。他的这一轻率的行动，后来曾被他的一位学哲学的朋友嘲笑，此人叫金岳霖，晚年人都糊涂了，还记得徐志摩离开伦敦时唱了两句唱词，前面一句他忘了，后面一句是：“销魂今日进燕京!”实际上前一句唱词是很好配的，“快马加鞭往前行，销魂今日进燕京。”
林微因不过是个诱饵，实则国内，有伟大的事业在等着这个难得的天才。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到上海，双脚一离开轮船的甲板，就踏入了中国的上流社会。到了北京，就住在梁启超当馆长的松坡图书馆里。松坡者，再造共和之名将蔡锷也。
社团与流派，历来是推动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古今中外，概莫有外。为了推进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长足发展，在徐志摩回国前，已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就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说都是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真正赓续五四精神，建树卓著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
1924年4月，泰戈尔来华访问，先到上海，再到北京。知道泰戈尔到了北京，定然要来松坡图书馆访谈，居住在馆内的徐志摩，为了讨老诗人喜欢，便在他住所的门外，挂了一个小小的木牌，用毛笔写了三个不会很大的墨字：“新月社”。想来该是个正午，人们都休息的时分，27岁的年轻人，悄悄地挂上这个小木牌，定然还羞怯地四下看看。然而，就是这一挂，一个以留学英美为知识背景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团体，就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
1927年7月，胡适离开北京，取道莫斯科参加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途中给一位朋友写了几封信，谈他对莫斯科的印象，对苏联教育的成就大加赞扬。这位朋友将胡适的信转给徐志摩，徐将两人的信件全部发表，加了长长的按语，对胡适的看法提出质疑与批驳。在徐志摩看来，胡适太天真了也太糊涂了，胡适之所以如此，一是他过分注重实干精神，而不分是什么样的实干，再就是他这几年没有出过国，“自从留学归来已做了将近十年的中国人”。
和胡适相比，徐志摩毕竟是哥伦比亚政治学的硕士，且前一年趁赴欧之便，刚去苏联做过考察。而胡适，不光多年没有出过国，也没有经过政治学方面的专业训练。
1927年春天，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段，功绩卓著的文学团体，非上海的“新月派”莫属。当年在北京的新月社人马，几乎齐集上海，相继办起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尤其是《新月》月刊，其贡献不限于文学作品的发表，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讨论，比如以胡适为主，发起的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争。文学与政治的契合，终于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新月派”。
这一时期的新月派，与前些年徐志摩在北京成立的新月社的关系，梁实秋有不同的看法。梁先生认为，上海时期的新月派，与北京时期的新月社没有任何关系。想来这是因为，梁实秋回国迟，基本上没有参与北京时期的活动，而在上海时期，他却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不承认前后“新月”的关联，并不等于否认徐志摩的功绩。这个刻薄的批评家，晚年回忆说：“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又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灵魂”。
谁都说徐志摩是位杰出的诗人，梁实秋，不独梁实秋，还有叶公超、温源宁、杨振声，几乎他同时期的所有朋友，却都说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超过了诗歌。不要忘了，现代文学诸名家中，梁实秋留美多年，专门研修文学批评。在这方面，他有足够的自负。“只要一读志摩的文章，就不知不觉地非站在他的朋友的地位上不可。”这是多高的评价!
一个年轻人，回国不到十年的时间，接连几起婚恋风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却还能闹中取静，静中发力，跃马挥枪，几个回合下来，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顶级的诗人，又是几个回合，便组建起一个功绩卓著的文学社团，开书店、办刊物，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这样的人，不是上苍着意爱怜的天才，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