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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九日五首》乃杜甫羁旅夔州时的著名诗作，其中《登高》被胡应麟誉为“古今七言律第一”，年衰多病的诗人在公元七六七年的重阳节登高望远，吟咏抒怀，诗人自景入情，从己身到家国。回顾了他悲怆的一生，蕴含着对家国命运的深深忧虑，并将家国的伤痛和人生感遇都熔入于重九登高的感怀之中。《登高》中悲秋的伤怀情结与深沉忧思，浸润着诗人內心强烈的生命意识。
[关键词]《登高》 家国之痛 生命意识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落魄而羁旅夔州的诗人杜甫在重阳节抱病登台，感怀深重，悲咏情怀，作诗五首，合称为《九日五首》“诗题‘五首’，实仅四首，一般认为包括《登高》在内，故称五首。”其中《登高》是最有名的一首，被胡应麟推崇为“此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
杜甫是在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伏枕云安县，迁居白帝城”(《移居夔州郭》)，然后船下夔州(今四川奉节)，直到大历三年(768年)正月出川，流落夔州整一年零九个月。此时的唐王朝正是民生凋敝，兵连祸结的多事之秋，北半个中国疮痍满目。安史之乱虽已平息，但其贻患无穷：藩镇骄横，屡生叛乱：异旅乘侵，边畔时起；民不堪命，铤而走险：真是“万方多难”!诗人自幼立志功名，自期稷契，忧国忧民，壮怀激烈。然却屡遭贬谪，空怀报国之志，最后不得不弃官离乡，将妇携雏，避乱逃荒，流亡把书，落魄夔州。公元七六七年的九月九日重阳节，依旧俗应聚亲友登高、饮酒和庆贺。而此时的诗人孤独登台，高处眺远，急风哀猿，满目萧杀，一生凄怆，惨不忍顾。山城秋色引发了他的壮志难酬的人生忧思和难以释怀的悲慨之情。诗人将“窃比稷契”、“致君尧舜”的伟大理想和人生抱负中蕴含的功业意识和深沉的生命意识全熔入于重九登高的悲慨中，全诗渲染出浓厚的凄凉、肃杀、悲哀、愁苦的氛围，在穷困潦倒中彰显慷慨悲壮，哀愁悲愤中蕴含着忧国伤时，诗中浸润着郁结深沉，抑郁顿挫的悲怆之情和功业难就的无奈、不屈的生命痕迹。“夔州诗作为杜甫晚年诗歌创作的代表，却洋溢着强烈的生命精神，诗人强烈的求生欲发为痛彻心脾的人世感慨，生命体验在诗中表现得真切、深沉而又具体，几使人鼻酸泪流，肝肠寸断。”这其中为《登高》尤甚：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一、时空永恒，生命易逝的伤感
对人的生命个体而言，时空是客观存在且无限永恒的，人的生命是主观、有限而短暂的。孔子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汉末和魏晋是文人开始了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有了曹植的“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杂诗·二》)，徐斡的“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室思》)，阮籍的“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咏怀诗》)，左思的“壮岁不恒居，岁暮常慷慨”(《杂诗》)等许多感时伤怀的诗作，形成了中国诗坛感物候之盛衰而兴发人生功业之叹的咏怀传统。从大自然的荣枯兴替强烈感到岁月匆匆，人生短促，从而受到激励启示，及时而作，早树功业；从时光不再，功业无成感到生命易逝，恐惧忧伤。使得“时序之更移、草木之凋萌就演化成古代文人抒发其志向怀抱的因缘契机和原型意象。”
杜甫的《登高》满含着因“时序之更移、草木之凋萌”而萌生的萧瑟、凝重、茫茫的生命意识。诗人登高望远，极目所见，是浩渺的时空，“萧萧落木、滚滚长江”是人的生命和时序的落木与奔腾的长江相比较，对涌动热血的诗人而言，节序如流的永恒，生命不在的恐惧，功业未就的无奈，国破家亡的伤痛，已使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理想破灭，有的只是对生命历程的反思，将一种深沉的家国伤痛融入在登高的悲慨之中，是一种对生命意识“绚烂之后的平淡”的理性思索。他“已不再像魏晋那样从金乌日晷倏如流电上来着眼，而是开拓出一片悠悠天地的寥廓境界，所表达的不再是一种对于‘死’的恐惧和悲痛，而是一种对于‘生’之孤独的咏叹。”
杜甫的一生在辗转到夔州时，已是身心憔悴，年衰将逝之际。面对狂风怒吼于厚地高天之间，哀哀猿声在风中回转、低昂。群鸟惊疑不定地回旋于江上，落叶纷纷如声声叹息，滚滚而来的长江，空旷的江声传播至无极。一个颠沛流离、为生命追求而落败的伤痕累累的老人，深感自身何其渺小，怎不黯然神伤，潸然泪下。如果说“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是扑面而来、萧杀凄凉的秋景，那么“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则让我们感受到诗人一种急促的、强烈的生命激流在奔涌，一种压抑不住的焦虑情绪在激荡，一种对生命的深深眷恋之情在回旋。“夔州时期的杜甫对哀残生命的忧伤尤为强烈，此时，诗人对人生的理解是一种对死亡、对生命存在之本质的沉痛关切。”
二、人生短暂，功业难就的无奈
中国古代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始于魏晋。到盛唐时代，士人对生命的追求演变为建功立业的政治热情和希望扬名后世的伟大理想。因而，生命意识的自觉使杜甫在内的中国古代文人切肤之痛般地感受到了人生的短暂。面对节序如流的迁逝，他们不甘于与草木同朽。尽管生命有时而尽，但古代的文人们相信立德、立功、立言可以让人精神不朽、垂名后世。为此，他们执着于现实的世界以求建功立业，然而世路坎坷，人生多难，理想往往成空或者难以令人乐观，尤其值登临送目之际，更感到孤独和前途的渺茫。
登高远望时，登临者与平常相比更突出地遭遇了自然——登高远望时所见的大抵都是广阔的自然天地，尤其是山水浮云。青山以其万古不变的恒久与个体生命的短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滔滔不绝的流水和变幻不停的浮云又象征了生命的易逝。无论是千古不易的青山还是恒变不居的云水都提示了登临者生命的短暂与易逝。所以登临者所看到的往往不是灿烂的理想而是自身生命的短暂。因为生命短暂所以想通过建功立业而达到不朽。但世路坎坷，登临者登高望远时所见到的不是理想而正是生命的短暂，当此之际，他们如何能不悲从中来，慨然多感!
然而杜甫的一生却是功业难成，德言难立，空有报国之志，却无用武之途，他从皇帝身边的谏臣，到靠野果充饥的难民，从裘马清狂的贵介公子，到行吟江边的乡村野老，杜甫一生的运势可谓起伏莫测、变幻不定。他从中遍尝世道艰辛，人情冷暖。难能可贵的是，复杂的人生际遇并未使他变得玩世不恭，抑或愤世嫉俗，相反，他那生命和仁爱之心却益发深厚而炽热。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曾说得极为透彻：“万里，地辽远也；悲秋，时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 间，含八意。”近人萧涤非的《杜甫研究》，则进一步指出“悲秋”之“悲”的九层含意：“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又当萧瑟的秋天，四可悲；当此重九佳节，没有任何饮酒等乐事，只是去登台，五可悲：亲朋凋谢，孤零零的独自去登，六可悲：身体健旺也还罢了，却又是扶病去登，七可悲；而这病又是经常性的多种多样的，八可悲；光阴可贵，而人生不过百年，如今年过半百，只落得这般光景，九可悲。”功业难就之情尽在其中。“旧曰重阳日，传杯不放杯”(《九日五首之一》)“坐客醉纷纷”(其二)的热闹场面，从而更增添其孤独之感与思亲之情。“他时一笑后，今日几人存”(《九日五首》之四)，今日衰老登台，岂知明年能否再来?
“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诗人一想到自己衰老多病，不由出动其壮志未酬的痛苦——正当国运艰难之际，自己却空老江湖，功业无成，两鬓已斑，该是何等痛心!人近衰迈，功业未已，登高之际，怎不黯然神伤!诗人本知“一酌散千愁”(《落日》)，但如今思亲怀友，蹉跎失意，使他神情颓唐，心境极坏，竟连独酌的兴致也没了，刚才还“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九日五首》之一)”，现在不得不罢盏停杯，酒饮不下矣!诗人的生命意识和功业意识，就像落叶和江水一样，推徘不尽，驱赶不绝。再加上离乡万里、人在暮年的感叹，在诗人的“如椽巨笔”下，“软冷收之，而无限悲凉之意，溢于言外。”
三、登高寄情，生命不息的追求
中国古代文人中自古就有“登高远望，使人心瘁”的愁绪情结。无论是仕路失意日暮途穷或者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大凡登高一望，他们总会感到古今积恨天地来愁。孔子登山曾喟然叹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到陈子昂的“登望兴悲”意象定型成熟后，“我们在唐诗中一见‘登望’意象，就感觉到其中沉甸甸的生命忧伤。”如李白诗“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古风》)，柳宗元诗“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许浑诗“一上高城万里愁，兼霞杨柳似汀洲”(《咸阳城东楼》)等等。这是因为诗人常以情感化的时间或以时间中的情感为描写对象。而这种时间的咏叹往往从空间开始，或以空间为对比、参照，尤其在登高望远之时。“巨大的空间对个体生命既吸引又拒绝的状况，引起人对生命的沉思与悲哀，这就是‘登高远望，使人心瘁’的内在动因，这种心瘁，是忧生之感。”
诗人杜甫心中存在着伟大理想与残酷现实的巨大矛盾，强烈的生命意识使得功业永恒与生命短促的冲突愈加激烈，但又无法超越于社会，逍游于自然，只有在诗歌中吟咏心中的深悲厚哀。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艺术家有时会陷入一种极度深重的痛苦，“一种非个人的、超个人的、面向一个民族、人类、全部文化以及一切受苦之存在的感觉。”杜甫正于斯，他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体现了他宽厚的人文关怀和伟大人格，同时彰显他为追求生命意义的无奈和苦痛，而中国古代文人传统的登高寄情式抒怀给杜甫的生命追求的沉痛感受提供了十分契合的载体。
“无边落木”、“不尽长江”、“万里”、“百年”这一类表现巨大时空跨度的名词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幅巨大的时空景象：空间上广大无边，时间上横跨古今，容量极大，涵盖极广。这种嗟老叹病的忧生之念，在此巨大意象的衬托下，更具有庄重崇高的意味，给人以回肠荡气的强烈震撼，充溢着悲怆凝重的生命意识和宇宙情感。“使诗人直接逼视生命的意义，体察到人的生命在自然宇宙中处于“苍海一粟”的微茫地位，从而直悟到生命促迫有限之悲哀，扩展得极深极广，滔滔无尽。”如《九日五首其四》中的“他时一笑后，今日几人存。”“系舟身万里，伏枕泪双痕”，《九日五首其二》中“北阙心长恋，西江首独回”，充满了对死亡的伤感，但却并非是一种对死亡将至的恐惧，而是化作一种平静的回味与理性的思考。在杜甫身上，更是因为一种“天下观意识”的作用，因为诗人始终将自己的身世与社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所以诗人的心灵所要负荷的，便不仅是一个个体命运的生死，而更多了一种天下社会的兴亡，在这种情况下，生的沉重要远远超过死的恐惧，因生而感到的寂寞也要远远大于因死而体会的无奈。“由此可见，杜甫登高诗的时间感里，不仅蕴涵着一种死亡的威胁，更多的还有一种生存的寂寞。”
由于诗人家世“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鹃赋表》)”，“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忧患意识始终贯穿诗人的一生。据考证，诗人羁旅夔州时，他的生活还是富足的，有公田百顷、柑林40亩、还有数名奴仆。可他却再也无法找回烷花溪畔那种恬静的心境，因为此时不仅蜀中军阀连年混战，更有吐蕃不断侵扰内地，甚至一度攻占京师长安。诗人自己避居蛮乡，与新人故交彼此隔绝，精神上感到孤独不堪，更为自己不能为国效力而深感愧疚，这种生命追求使得诗人的一生都处于颠沛流离，惨淡不堪的境况，但他用一生的努力追寻了“致君尧舜”的伟大理想，用独步古今、“沉郁顿挫”的诗篇诠释了对国家、人民的热爱和关怀。
杜甫的《登高》溶入了他一生对理想追求的深痛感怀，溶入了对家国命运的“仁爱”关怀，诗中蕴含了深沉的、生生不息的生命追求和功业意识，“在千载之后，当我们想象起杜甫独立高台之上、面对时空之广袤、感叹人生之寂寞时，……却会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蕴藏于这一有限个体中的无限伟大!”就像李泽厚说的：“杜甫将“仁爱”的人性自觉的思想与安邦治国、拯救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这种人性自觉便超越了宗教使命感和形而上的历史责任感。这种“为仁由己”的“爱人”精神，这种人性自觉和情感心里本身具有了一种生命动力的深刻性，因之，并非“个性解释”之类的情感，而毋宁是人际关怀的共同情感(人道)，成了历代儒家士大夫知识分子生活存在的严肃动力。”
[关键词]《登高》 家国之痛 生命意识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落魄而羁旅夔州的诗人杜甫在重阳节抱病登台，感怀深重，悲咏情怀，作诗五首，合称为《九日五首》“诗题‘五首’，实仅四首，一般认为包括《登高》在内，故称五首。”其中《登高》是最有名的一首，被胡应麟推崇为“此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
杜甫是在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伏枕云安县，迁居白帝城”(《移居夔州郭》)，然后船下夔州(今四川奉节)，直到大历三年(768年)正月出川，流落夔州整一年零九个月。此时的唐王朝正是民生凋敝，兵连祸结的多事之秋，北半个中国疮痍满目。安史之乱虽已平息，但其贻患无穷：藩镇骄横，屡生叛乱：异旅乘侵，边畔时起；民不堪命，铤而走险：真是“万方多难”!诗人自幼立志功名，自期稷契，忧国忧民，壮怀激烈。然却屡遭贬谪，空怀报国之志，最后不得不弃官离乡，将妇携雏，避乱逃荒，流亡把书，落魄夔州。公元七六七年的九月九日重阳节，依旧俗应聚亲友登高、饮酒和庆贺。而此时的诗人孤独登台，高处眺远，急风哀猿，满目萧杀，一生凄怆，惨不忍顾。山城秋色引发了他的壮志难酬的人生忧思和难以释怀的悲慨之情。诗人将“窃比稷契”、“致君尧舜”的伟大理想和人生抱负中蕴含的功业意识和深沉的生命意识全熔入于重九登高的悲慨中，全诗渲染出浓厚的凄凉、肃杀、悲哀、愁苦的氛围，在穷困潦倒中彰显慷慨悲壮，哀愁悲愤中蕴含着忧国伤时，诗中浸润着郁结深沉，抑郁顿挫的悲怆之情和功业难就的无奈、不屈的生命痕迹。“夔州诗作为杜甫晚年诗歌创作的代表，却洋溢着强烈的生命精神，诗人强烈的求生欲发为痛彻心脾的人世感慨，生命体验在诗中表现得真切、深沉而又具体，几使人鼻酸泪流，肝肠寸断。”这其中为《登高》尤甚：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一、时空永恒，生命易逝的伤感
对人的生命个体而言，时空是客观存在且无限永恒的，人的生命是主观、有限而短暂的。孔子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汉末和魏晋是文人开始了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有了曹植的“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杂诗·二》)，徐斡的“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室思》)，阮籍的“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咏怀诗》)，左思的“壮岁不恒居，岁暮常慷慨”(《杂诗》)等许多感时伤怀的诗作，形成了中国诗坛感物候之盛衰而兴发人生功业之叹的咏怀传统。从大自然的荣枯兴替强烈感到岁月匆匆，人生短促，从而受到激励启示，及时而作，早树功业；从时光不再，功业无成感到生命易逝，恐惧忧伤。使得“时序之更移、草木之凋萌就演化成古代文人抒发其志向怀抱的因缘契机和原型意象。”
杜甫的《登高》满含着因“时序之更移、草木之凋萌”而萌生的萧瑟、凝重、茫茫的生命意识。诗人登高望远，极目所见，是浩渺的时空，“萧萧落木、滚滚长江”是人的生命和时序的落木与奔腾的长江相比较，对涌动热血的诗人而言，节序如流的永恒，生命不在的恐惧，功业未就的无奈，国破家亡的伤痛，已使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理想破灭，有的只是对生命历程的反思，将一种深沉的家国伤痛融入在登高的悲慨之中，是一种对生命意识“绚烂之后的平淡”的理性思索。他“已不再像魏晋那样从金乌日晷倏如流电上来着眼，而是开拓出一片悠悠天地的寥廓境界，所表达的不再是一种对于‘死’的恐惧和悲痛，而是一种对于‘生’之孤独的咏叹。”
杜甫的一生在辗转到夔州时，已是身心憔悴，年衰将逝之际。面对狂风怒吼于厚地高天之间，哀哀猿声在风中回转、低昂。群鸟惊疑不定地回旋于江上，落叶纷纷如声声叹息，滚滚而来的长江，空旷的江声传播至无极。一个颠沛流离、为生命追求而落败的伤痕累累的老人，深感自身何其渺小，怎不黯然神伤，潸然泪下。如果说“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是扑面而来、萧杀凄凉的秋景，那么“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则让我们感受到诗人一种急促的、强烈的生命激流在奔涌，一种压抑不住的焦虑情绪在激荡，一种对生命的深深眷恋之情在回旋。“夔州时期的杜甫对哀残生命的忧伤尤为强烈，此时，诗人对人生的理解是一种对死亡、对生命存在之本质的沉痛关切。”
二、人生短暂，功业难就的无奈
中国古代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始于魏晋。到盛唐时代，士人对生命的追求演变为建功立业的政治热情和希望扬名后世的伟大理想。因而，生命意识的自觉使杜甫在内的中国古代文人切肤之痛般地感受到了人生的短暂。面对节序如流的迁逝，他们不甘于与草木同朽。尽管生命有时而尽，但古代的文人们相信立德、立功、立言可以让人精神不朽、垂名后世。为此，他们执着于现实的世界以求建功立业，然而世路坎坷，人生多难，理想往往成空或者难以令人乐观，尤其值登临送目之际，更感到孤独和前途的渺茫。
登高远望时，登临者与平常相比更突出地遭遇了自然——登高远望时所见的大抵都是广阔的自然天地，尤其是山水浮云。青山以其万古不变的恒久与个体生命的短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滔滔不绝的流水和变幻不停的浮云又象征了生命的易逝。无论是千古不易的青山还是恒变不居的云水都提示了登临者生命的短暂与易逝。所以登临者所看到的往往不是灿烂的理想而是自身生命的短暂。因为生命短暂所以想通过建功立业而达到不朽。但世路坎坷，登临者登高望远时所见到的不是理想而正是生命的短暂，当此之际，他们如何能不悲从中来，慨然多感!
然而杜甫的一生却是功业难成，德言难立，空有报国之志，却无用武之途，他从皇帝身边的谏臣，到靠野果充饥的难民，从裘马清狂的贵介公子，到行吟江边的乡村野老，杜甫一生的运势可谓起伏莫测、变幻不定。他从中遍尝世道艰辛，人情冷暖。难能可贵的是，复杂的人生际遇并未使他变得玩世不恭，抑或愤世嫉俗，相反，他那生命和仁爱之心却益发深厚而炽热。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曾说得极为透彻：“万里，地辽远也；悲秋，时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 间，含八意。”近人萧涤非的《杜甫研究》，则进一步指出“悲秋”之“悲”的九层含意：“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又当萧瑟的秋天，四可悲；当此重九佳节，没有任何饮酒等乐事，只是去登台，五可悲：亲朋凋谢，孤零零的独自去登，六可悲：身体健旺也还罢了，却又是扶病去登，七可悲；而这病又是经常性的多种多样的，八可悲；光阴可贵，而人生不过百年，如今年过半百，只落得这般光景，九可悲。”功业难就之情尽在其中。“旧曰重阳日，传杯不放杯”(《九日五首之一》)“坐客醉纷纷”(其二)的热闹场面，从而更增添其孤独之感与思亲之情。“他时一笑后，今日几人存”(《九日五首》之四)，今日衰老登台，岂知明年能否再来?
“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诗人一想到自己衰老多病，不由出动其壮志未酬的痛苦——正当国运艰难之际，自己却空老江湖，功业无成，两鬓已斑，该是何等痛心!人近衰迈，功业未已，登高之际，怎不黯然神伤!诗人本知“一酌散千愁”(《落日》)，但如今思亲怀友，蹉跎失意，使他神情颓唐，心境极坏，竟连独酌的兴致也没了，刚才还“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九日五首》之一)”，现在不得不罢盏停杯，酒饮不下矣!诗人的生命意识和功业意识，就像落叶和江水一样，推徘不尽，驱赶不绝。再加上离乡万里、人在暮年的感叹，在诗人的“如椽巨笔”下，“软冷收之，而无限悲凉之意，溢于言外。”
三、登高寄情，生命不息的追求
中国古代文人中自古就有“登高远望，使人心瘁”的愁绪情结。无论是仕路失意日暮途穷或者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大凡登高一望，他们总会感到古今积恨天地来愁。孔子登山曾喟然叹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到陈子昂的“登望兴悲”意象定型成熟后，“我们在唐诗中一见‘登望’意象，就感觉到其中沉甸甸的生命忧伤。”如李白诗“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古风》)，柳宗元诗“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许浑诗“一上高城万里愁，兼霞杨柳似汀洲”(《咸阳城东楼》)等等。这是因为诗人常以情感化的时间或以时间中的情感为描写对象。而这种时间的咏叹往往从空间开始，或以空间为对比、参照，尤其在登高望远之时。“巨大的空间对个体生命既吸引又拒绝的状况，引起人对生命的沉思与悲哀，这就是‘登高远望，使人心瘁’的内在动因，这种心瘁，是忧生之感。”
诗人杜甫心中存在着伟大理想与残酷现实的巨大矛盾，强烈的生命意识使得功业永恒与生命短促的冲突愈加激烈，但又无法超越于社会，逍游于自然，只有在诗歌中吟咏心中的深悲厚哀。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艺术家有时会陷入一种极度深重的痛苦，“一种非个人的、超个人的、面向一个民族、人类、全部文化以及一切受苦之存在的感觉。”杜甫正于斯，他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体现了他宽厚的人文关怀和伟大人格，同时彰显他为追求生命意义的无奈和苦痛，而中国古代文人传统的登高寄情式抒怀给杜甫的生命追求的沉痛感受提供了十分契合的载体。
“无边落木”、“不尽长江”、“万里”、“百年”这一类表现巨大时空跨度的名词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幅巨大的时空景象：空间上广大无边，时间上横跨古今，容量极大，涵盖极广。这种嗟老叹病的忧生之念，在此巨大意象的衬托下，更具有庄重崇高的意味，给人以回肠荡气的强烈震撼，充溢着悲怆凝重的生命意识和宇宙情感。“使诗人直接逼视生命的意义，体察到人的生命在自然宇宙中处于“苍海一粟”的微茫地位，从而直悟到生命促迫有限之悲哀，扩展得极深极广，滔滔无尽。”如《九日五首其四》中的“他时一笑后，今日几人存。”“系舟身万里，伏枕泪双痕”，《九日五首其二》中“北阙心长恋，西江首独回”，充满了对死亡的伤感，但却并非是一种对死亡将至的恐惧，而是化作一种平静的回味与理性的思考。在杜甫身上，更是因为一种“天下观意识”的作用，因为诗人始终将自己的身世与社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所以诗人的心灵所要负荷的，便不仅是一个个体命运的生死，而更多了一种天下社会的兴亡，在这种情况下，生的沉重要远远超过死的恐惧，因生而感到的寂寞也要远远大于因死而体会的无奈。“由此可见，杜甫登高诗的时间感里，不仅蕴涵着一种死亡的威胁，更多的还有一种生存的寂寞。”
由于诗人家世“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鹃赋表》)”，“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忧患意识始终贯穿诗人的一生。据考证，诗人羁旅夔州时，他的生活还是富足的，有公田百顷、柑林40亩、还有数名奴仆。可他却再也无法找回烷花溪畔那种恬静的心境，因为此时不仅蜀中军阀连年混战，更有吐蕃不断侵扰内地，甚至一度攻占京师长安。诗人自己避居蛮乡，与新人故交彼此隔绝，精神上感到孤独不堪，更为自己不能为国效力而深感愧疚，这种生命追求使得诗人的一生都处于颠沛流离，惨淡不堪的境况，但他用一生的努力追寻了“致君尧舜”的伟大理想，用独步古今、“沉郁顿挫”的诗篇诠释了对国家、人民的热爱和关怀。
杜甫的《登高》溶入了他一生对理想追求的深痛感怀，溶入了对家国命运的“仁爱”关怀，诗中蕴含了深沉的、生生不息的生命追求和功业意识，“在千载之后，当我们想象起杜甫独立高台之上、面对时空之广袤、感叹人生之寂寞时，……却会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蕴藏于这一有限个体中的无限伟大!”就像李泽厚说的：“杜甫将“仁爱”的人性自觉的思想与安邦治国、拯救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这种人性自觉便超越了宗教使命感和形而上的历史责任感。这种“为仁由己”的“爱人”精神，这种人性自觉和情感心里本身具有了一种生命动力的深刻性，因之，并非“个性解释”之类的情感，而毋宁是人际关怀的共同情感(人道)，成了历代儒家士大夫知识分子生活存在的严肃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