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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外资在华商会及跨国企业抱怨和质疑中国投资环境的声浪逐渐升高。从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未果，到处理力拓商业贿赂事件引起的“非议”，到谷歌中国从内地迁往香港，再到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伊梅尔特(Jeffrey lmmelt)抱怨在中国“遇到了25年来最艰难的商业环境”，一系列事件似乎表明外资对中国经营环境的适应和利用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也被一些人列为“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的依据。
不仅如此，世界银行近期公布了一项对87个国家4个方面的外资投资环境进行比较的研究。这份报告显示，与东亚、亚太乃至全球各国相比，中国对外资的股权限制更加严格，外资在华建立子公司所需时间相对较长。报告的主要撰稿人皮埃尔·吉斯兰(Pierre Guislain)更是直言：“跟87个国家相比，在具有限制性的政策法规所占的比例方面，中国的行业限制数量要比世界许多其它国家都多”。
直观的事件与“客观”的调研言之凿凿，似乎坐实了中国外商投资环境堪虞之状况。然而，也有一些人为此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证。例如，代表了1600多家企业和个人会员的华南美国商会刚刚对外发布了《2010年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报告称其九成会员企业对目前中国的经商环境较为满意，会员企业今年在中国的再投资预算增长44％，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亦有人以客观数字为证，指出自2009年8月以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各月均呈同比增长态势，而2010年6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加39.6％，上半年累计使用外资同比增幅亦达到19.6％。如此大好形势，岂可谓外资环境恶化?
在我们看来，抱怨者的质疑固然有待商榷，辩护者的解释也并非无懈可击。商人以逐利为职，自然希望环境对自己越有利越佳，个别企业在经营中遇不如意事而有所表达实属平常。只是因为其中一些在华企业声名显赫，才特别引人关注且容易为人所利用罢了。以个案而论“环境恶化”殊不足道。伊梅尔特在私人餐会的抱怨被曝光之后，旋即在公开场合声称“中国是通用电气非常重要的市场，我们在中国发展得很好，并且必将长期发展下去。”至于世界银行的报告虽有其一定的“客观性”与严谨性，但因为调查主要考察的是各国对外国投资的相关法规，而这只是投资环境的一个方面，并且与经济规模大小、投资机会多寡、经济成本高低等相比，仅是相对次要的方面，因此在“全面性”或“代表性”上存在严重的缺陷，以此论证中国投资环境之优劣，其结论亦不可靠。
当然，以企业对中国经营环境的满意度调查来举证也存在问题，不仅样本选取及回答的主观性可能存在，更因为这样的调查缺乏国际比较的视角。至于用中国吸引外资的增长数字为据虽然颇为有力，但影响外资进出的除了投资环境，更有经济形势。外资增长的数字并不能完全排除是因为全球经济在危机之后的恢复阶段，因为其他地区有债务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等严峻问题，以致投资者对其经济形势的判断急转直下而以中国为避险地所致。如果属实，即便中国外资环境确实恶化或处于劣势，外资也可能因为一时经济形势的平稳而趋至。如果真的出于这个原因，则世界经济全面恢复之后的中国经济就很值得忧惧了。
因此，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外资环境相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产品存在竞争且本国市场规模较大的新兴经济体相比，是否存在比较优势；如果存在的话，这种优势的可持续性如何。完整准确地勾勒中国外资环境在全世界的位次，可以用投资冷热图法、等级尺度法或道氏评估法等方法来详细评估，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就影响外商投资环境的若干重要因素，在中国与印度、越南、印尼、墨西哥、巴西等国之间进行比较。按照通行的做法，考察因素涉及社会治安、政府管制、税负水平、融资成本以及劳动力市场等方面。
与各国相比，中国及越南的社会治安状况良好，基本没有针对外资或外国人的犯罪或暴行。
印度近年出现了少数针对外国项目的政治运动。在安得拉邦及其首府海得拉巴存在支持特仑甘纳建省引发的罢工和暴力活动，在克什米尔及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和中部一些邦发生了叛乱。同时，印度还一直是恐怖袭击的目标。2008年在斋浦尔、新德里、班加罗尔、海得拉巴、高哈蒂和艾哈迈达巴德都发生了恐怖袭击，11月孟买的袭击造成包括28名外国人在内166人死亡。印度尼西亚在部分地区如亚齐、巴布亚、马鲁古、南苏拉威西、中苏拉威西省等个别县区也存在分离主义、极端势力、种族和宗教冲突的隐患。虽然苏希洛总统执政以来政府加大了反恐力度，恐怖活动受到一定程度遏制，但仍有恐怖袭击事件接连发生。2002年以来，印尼先后发生巴厘岛、雅加达万豪酒店、澳大利亚驻印尼使馆等爆炸事件和第二次巴厘岛恐怖爆炸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爆炸案多发生在外国人密集的旅游胜地及娱乐场所。墨西哥国内也存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人民革命军等反叛组织。2007年人民革命军炸毁一条输气管道，致使驻墨跨国公司暂时关闭其在墨西哥西部的工厂。2009年墨西哥政府关闭一家电力公司引发大规模示威。除了武装叛乱和示威之外，毒品和有组织犯罪也是困扰墨西哥的严重问题。2009年与毒品有关的暴力造成，7800人死亡。巴西城市中也存在一些造成交通堵塞的罢工或政治示威，圣保罗的犯罪组织还偶尔会攻击公共机构。此外，由于哥伦比亚的零星武装人员进入巴西，在与哥伦比亚相邻地区有恐怖活动。
从政府对外资的管制情况看，印度对外资的股权限制最多，不仅在南亚地区居首，在“金砖四国”中也是最严格的。尤其是服务业部门存在许多对外资的限制。铁路货运及林业由公共部门垄断，不对外资开放。除法律规定的例外之外，农业部门也禁止外资持股。新闻出版业外资最多能拥有26％的股份。金融业中，外资占本地银行股份不得超过87％，在保险公司中占股不得超过26％。电信部门中外资股份不得超过75％。
越南对外资的开放程度相对较高，在33个部门中有18个对外资完全开放。明确限制外资的部门主要是战略性的服务业，例如通信、电力及若干交通部门等。此外，根据其新闻法的规定，包括广播电视及新闻出版在内的媒体行业是禁止外资进入的。
印度尼西亚对外资的管制较为严格，33个部门中几乎都有对外资的限制。其2007年的第77及III号总统令列出了一系列禁止外资进入的部门，并对外资进入其他行业进行了限制。具体来说，新闻出版业禁止外资进入，林业、通信及交通业外资不得超过50％，制药、金融、建筑及医疗等行业虽可由外资控股，但同样存在股权限制。
墨西哥对外资的限制程度高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平均水平。其外资法列出了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的战略部门。与本地区其他国家不同，墨西哥不仅在服务业限制外资，在初级产品部门中同样限制外资。例如，石油天然气行业不对外资开放，农业及林业外资不得超过 49％。服务业中电力输配行业禁止外资进入，发电业外资也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固定线路通信、铁路货运、港口及机场、新闻出版等行业中外资持股应低于50％，全国性电视频道外资也不得染指。
巴西对外资的限制同样高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平均水平。航空运输部门外资不能超过20％，传媒行业不得超过30％，医疗卫生行业禁止外资进入。
中国对外资也有所限制，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规定了鼓励、限制及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出版业不对外资开放，电信、电力输配、铁路货运、航空运输、机场及港口作业等行业外资应低于50％。石油天然气、金融服务业、医疗卫生及旅游业对外资有更严格的限制。但中国的大部分制造业对外资是全面开放的。总体上看，中国对外资的行业限制比印度、印尼要少，与墨西哥相当，但比越南和巴西严格。
从法定税率来看，除印度较高外，其他国家相差不大。印度外资所得税税率48％，对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税税率20％。印尼在2500万卢比以下税率为10％，2500-5000万卢比之间为15％，超过5000万卢比之上按30％征收。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税税率为20％。巴西除了法定的企业所得税15％之外，巴西还征收12％的社会贡献税(金融业社会贡献税为18％)。股息不缴纳所得税，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税税率15％。越南通常所得税率为32％，按行业不同所得税税率在25％～50％之间。批准许可合同年限在5年以下的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税税率10％，5年以上15％。墨西哥企业所得税为35％，利息所得税税率10％。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33％。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税税率20％。实际上，由于各种优惠的存在，中国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法定税率，长期以来，中国对国有企业的税收平均是30％左右，民营企业20％左右，而外企平均仅12％左右。
本地的融资成本也是判断外资经营环境的重要方面。一般来说银行体系或资本市场的效率越高，融资成本越低。进一步地，一国银行贷款利率越低、资本市场市值规模越大，则可粗略判断该国金融体系效率越高而外资企业本地融资成本越低。从2008年年底商业银行优惠放款利率(commereial bank prime lending rate)来看，印度13.31％，越南15.78％，印尼13.6％，巴西47.25％，墨西哥8.71％，均高于中国的5.31％。就资本市场市值规模看，印度2398亿美元，越南255.2亿美元，印尼417.1亿美元，巴西950.3亿美元，墨西哥923.4亿美元。均远小于中国的24340亿美元(其中规模最大的印度还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由此可大致认为，中国的外资本地融资成本较各参照国低。
最后，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素质，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及其生产率也是考察外商投资环境不可或缺的一面。我们用识字率(Literacy)来代表劳动力素质，印度、越南、印尼、巴西、墨西哥的识字率分别为61％、90.3％、90.4％、88.6％和91％，中国的识字率为91.6％，在各国中最高。再看劳动力成本。鉴于中国的制造业对外资完全开放，且中国也以制造业大国著称于世，这里仅比较各国制造业的成本。根据世界劳工组织数据做计量处理，可知2008年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中国制造业雇员月均工资分别为57.9美元、99.4美元、650.8美元、468.0美元以及290.6美元，另有调查显示越南制造业雇员月均工资约101美元。仅从工资看，中国制造业工资高于印度、印尼及越南，但低于巴西和墨西哥。如果考虑劳动力的生产率，情况即发生较大的变化。这里用各国第二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之比来表示劳动生产率，则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中国及越南的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5204.7美元／人、11553.2美元/人、29177.0美元／人、33169.9美元／人、9559.9美元／人和4834.7美元/人，此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仅高于印度及越南，略低于印尼，远远低于巴西和墨西哥。以工资为成本，以劳动生产率除以工资，换算为月度数据，则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中国及越南每月单位劳动力成本所创造的人均产值分别为89.9美元、116.2美元、44.8美元、70.9美元、32.9美元、47.9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单位产值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其他各国。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外商投资环境整体尚具备优势，其优势主要在于稳定的社会治安、较低的融资成本和相对较低的实际税率，但在放松行业限制尤其是单位产值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已经不具备比较优势，这值得我们警惕。为了让中国投资环境的整体优势具备可持续性，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治安，不断提升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的效率，并且按照WTO的承诺和我国实际情况，进一步放宽对外资的行业限制。鉴于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等方面实际上的“超国民待遇”已成大势所趋，那么为了实现投资环境的优化，还必须大力提升我国劳动力的生产率，一条可行之路是稳健推进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高附加值制造业的产业转型。考虑到我国较高的劳动力素质，转型之路尽管艰辛，但并非不可实现。另，受篇幅所限，本文未对各国基础设施进行详细评价，显然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既有优势所在，然而，过度依赖基础设施的拉动同样可能埋下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隐患，而这对产业转型将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理应为研究者及政策制定者所重视。
不仅如此，世界银行近期公布了一项对87个国家4个方面的外资投资环境进行比较的研究。这份报告显示，与东亚、亚太乃至全球各国相比，中国对外资的股权限制更加严格，外资在华建立子公司所需时间相对较长。报告的主要撰稿人皮埃尔·吉斯兰(Pierre Guislain)更是直言：“跟87个国家相比，在具有限制性的政策法规所占的比例方面，中国的行业限制数量要比世界许多其它国家都多”。
直观的事件与“客观”的调研言之凿凿，似乎坐实了中国外商投资环境堪虞之状况。然而，也有一些人为此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证。例如，代表了1600多家企业和个人会员的华南美国商会刚刚对外发布了《2010年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报告称其九成会员企业对目前中国的经商环境较为满意，会员企业今年在中国的再投资预算增长44％，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亦有人以客观数字为证，指出自2009年8月以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各月均呈同比增长态势，而2010年6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加39.6％，上半年累计使用外资同比增幅亦达到19.6％。如此大好形势，岂可谓外资环境恶化?
在我们看来，抱怨者的质疑固然有待商榷，辩护者的解释也并非无懈可击。商人以逐利为职，自然希望环境对自己越有利越佳，个别企业在经营中遇不如意事而有所表达实属平常。只是因为其中一些在华企业声名显赫，才特别引人关注且容易为人所利用罢了。以个案而论“环境恶化”殊不足道。伊梅尔特在私人餐会的抱怨被曝光之后，旋即在公开场合声称“中国是通用电气非常重要的市场，我们在中国发展得很好，并且必将长期发展下去。”至于世界银行的报告虽有其一定的“客观性”与严谨性，但因为调查主要考察的是各国对外国投资的相关法规，而这只是投资环境的一个方面，并且与经济规模大小、投资机会多寡、经济成本高低等相比，仅是相对次要的方面，因此在“全面性”或“代表性”上存在严重的缺陷，以此论证中国投资环境之优劣，其结论亦不可靠。
当然，以企业对中国经营环境的满意度调查来举证也存在问题，不仅样本选取及回答的主观性可能存在，更因为这样的调查缺乏国际比较的视角。至于用中国吸引外资的增长数字为据虽然颇为有力，但影响外资进出的除了投资环境，更有经济形势。外资增长的数字并不能完全排除是因为全球经济在危机之后的恢复阶段，因为其他地区有债务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等严峻问题，以致投资者对其经济形势的判断急转直下而以中国为避险地所致。如果属实，即便中国外资环境确实恶化或处于劣势，外资也可能因为一时经济形势的平稳而趋至。如果真的出于这个原因，则世界经济全面恢复之后的中国经济就很值得忧惧了。
因此，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外资环境相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产品存在竞争且本国市场规模较大的新兴经济体相比，是否存在比较优势；如果存在的话，这种优势的可持续性如何。完整准确地勾勒中国外资环境在全世界的位次，可以用投资冷热图法、等级尺度法或道氏评估法等方法来详细评估，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就影响外商投资环境的若干重要因素，在中国与印度、越南、印尼、墨西哥、巴西等国之间进行比较。按照通行的做法，考察因素涉及社会治安、政府管制、税负水平、融资成本以及劳动力市场等方面。
与各国相比，中国及越南的社会治安状况良好，基本没有针对外资或外国人的犯罪或暴行。
印度近年出现了少数针对外国项目的政治运动。在安得拉邦及其首府海得拉巴存在支持特仑甘纳建省引发的罢工和暴力活动，在克什米尔及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和中部一些邦发生了叛乱。同时，印度还一直是恐怖袭击的目标。2008年在斋浦尔、新德里、班加罗尔、海得拉巴、高哈蒂和艾哈迈达巴德都发生了恐怖袭击，11月孟买的袭击造成包括28名外国人在内166人死亡。印度尼西亚在部分地区如亚齐、巴布亚、马鲁古、南苏拉威西、中苏拉威西省等个别县区也存在分离主义、极端势力、种族和宗教冲突的隐患。虽然苏希洛总统执政以来政府加大了反恐力度，恐怖活动受到一定程度遏制，但仍有恐怖袭击事件接连发生。2002年以来，印尼先后发生巴厘岛、雅加达万豪酒店、澳大利亚驻印尼使馆等爆炸事件和第二次巴厘岛恐怖爆炸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爆炸案多发生在外国人密集的旅游胜地及娱乐场所。墨西哥国内也存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人民革命军等反叛组织。2007年人民革命军炸毁一条输气管道，致使驻墨跨国公司暂时关闭其在墨西哥西部的工厂。2009年墨西哥政府关闭一家电力公司引发大规模示威。除了武装叛乱和示威之外，毒品和有组织犯罪也是困扰墨西哥的严重问题。2009年与毒品有关的暴力造成，7800人死亡。巴西城市中也存在一些造成交通堵塞的罢工或政治示威，圣保罗的犯罪组织还偶尔会攻击公共机构。此外，由于哥伦比亚的零星武装人员进入巴西，在与哥伦比亚相邻地区有恐怖活动。
从政府对外资的管制情况看，印度对外资的股权限制最多，不仅在南亚地区居首，在“金砖四国”中也是最严格的。尤其是服务业部门存在许多对外资的限制。铁路货运及林业由公共部门垄断，不对外资开放。除法律规定的例外之外，农业部门也禁止外资持股。新闻出版业外资最多能拥有26％的股份。金融业中，外资占本地银行股份不得超过87％，在保险公司中占股不得超过26％。电信部门中外资股份不得超过75％。
越南对外资的开放程度相对较高，在33个部门中有18个对外资完全开放。明确限制外资的部门主要是战略性的服务业，例如通信、电力及若干交通部门等。此外，根据其新闻法的规定，包括广播电视及新闻出版在内的媒体行业是禁止外资进入的。
印度尼西亚对外资的管制较为严格，33个部门中几乎都有对外资的限制。其2007年的第77及III号总统令列出了一系列禁止外资进入的部门，并对外资进入其他行业进行了限制。具体来说，新闻出版业禁止外资进入，林业、通信及交通业外资不得超过50％，制药、金融、建筑及医疗等行业虽可由外资控股，但同样存在股权限制。
墨西哥对外资的限制程度高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平均水平。其外资法列出了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的战略部门。与本地区其他国家不同，墨西哥不仅在服务业限制外资，在初级产品部门中同样限制外资。例如，石油天然气行业不对外资开放，农业及林业外资不得超过 49％。服务业中电力输配行业禁止外资进入，发电业外资也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固定线路通信、铁路货运、港口及机场、新闻出版等行业中外资持股应低于50％，全国性电视频道外资也不得染指。
巴西对外资的限制同样高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平均水平。航空运输部门外资不能超过20％，传媒行业不得超过30％，医疗卫生行业禁止外资进入。
中国对外资也有所限制，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规定了鼓励、限制及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出版业不对外资开放，电信、电力输配、铁路货运、航空运输、机场及港口作业等行业外资应低于50％。石油天然气、金融服务业、医疗卫生及旅游业对外资有更严格的限制。但中国的大部分制造业对外资是全面开放的。总体上看，中国对外资的行业限制比印度、印尼要少，与墨西哥相当，但比越南和巴西严格。
从法定税率来看，除印度较高外，其他国家相差不大。印度外资所得税税率48％，对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税税率20％。印尼在2500万卢比以下税率为10％，2500-5000万卢比之间为15％，超过5000万卢比之上按30％征收。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税税率为20％。巴西除了法定的企业所得税15％之外，巴西还征收12％的社会贡献税(金融业社会贡献税为18％)。股息不缴纳所得税，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税税率15％。越南通常所得税率为32％，按行业不同所得税税率在25％～50％之间。批准许可合同年限在5年以下的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税税率10％，5年以上15％。墨西哥企业所得税为35％，利息所得税税率10％。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33％。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税税率20％。实际上，由于各种优惠的存在，中国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法定税率，长期以来，中国对国有企业的税收平均是30％左右，民营企业20％左右，而外企平均仅12％左右。
本地的融资成本也是判断外资经营环境的重要方面。一般来说银行体系或资本市场的效率越高，融资成本越低。进一步地，一国银行贷款利率越低、资本市场市值规模越大，则可粗略判断该国金融体系效率越高而外资企业本地融资成本越低。从2008年年底商业银行优惠放款利率(commereial bank prime lending rate)来看，印度13.31％，越南15.78％，印尼13.6％，巴西47.25％，墨西哥8.71％，均高于中国的5.31％。就资本市场市值规模看，印度2398亿美元，越南255.2亿美元，印尼417.1亿美元，巴西950.3亿美元，墨西哥923.4亿美元。均远小于中国的24340亿美元(其中规模最大的印度还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由此可大致认为，中国的外资本地融资成本较各参照国低。
最后，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素质，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及其生产率也是考察外商投资环境不可或缺的一面。我们用识字率(Literacy)来代表劳动力素质，印度、越南、印尼、巴西、墨西哥的识字率分别为61％、90.3％、90.4％、88.6％和91％，中国的识字率为91.6％，在各国中最高。再看劳动力成本。鉴于中国的制造业对外资完全开放，且中国也以制造业大国著称于世，这里仅比较各国制造业的成本。根据世界劳工组织数据做计量处理，可知2008年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中国制造业雇员月均工资分别为57.9美元、99.4美元、650.8美元、468.0美元以及290.6美元，另有调查显示越南制造业雇员月均工资约101美元。仅从工资看，中国制造业工资高于印度、印尼及越南，但低于巴西和墨西哥。如果考虑劳动力的生产率，情况即发生较大的变化。这里用各国第二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之比来表示劳动生产率，则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中国及越南的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5204.7美元／人、11553.2美元/人、29177.0美元／人、33169.9美元／人、9559.9美元／人和4834.7美元/人，此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仅高于印度及越南，略低于印尼，远远低于巴西和墨西哥。以工资为成本，以劳动生产率除以工资，换算为月度数据，则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中国及越南每月单位劳动力成本所创造的人均产值分别为89.9美元、116.2美元、44.8美元、70.9美元、32.9美元、47.9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单位产值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其他各国。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外商投资环境整体尚具备优势，其优势主要在于稳定的社会治安、较低的融资成本和相对较低的实际税率，但在放松行业限制尤其是单位产值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已经不具备比较优势，这值得我们警惕。为了让中国投资环境的整体优势具备可持续性，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治安，不断提升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的效率，并且按照WTO的承诺和我国实际情况，进一步放宽对外资的行业限制。鉴于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等方面实际上的“超国民待遇”已成大势所趋，那么为了实现投资环境的优化，还必须大力提升我国劳动力的生产率，一条可行之路是稳健推进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高附加值制造业的产业转型。考虑到我国较高的劳动力素质，转型之路尽管艰辛，但并非不可实现。另，受篇幅所限，本文未对各国基础设施进行详细评价，显然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既有优势所在，然而，过度依赖基础设施的拉动同样可能埋下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隐患，而这对产业转型将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理应为研究者及政策制定者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