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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明复同志曾在毛泽东主席身边担任俄文翻译多年，多年之后，那一段段珍贵的往事仍然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应本刊之约，阎明复撰写了这篇回忆录，文章中，他从回忆第一次给主席当翻译开始，直到有幸亲历了中苏关系那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可以说，他文章中的每一个小标题就是一个精彩的历史故事，比如：米高扬秘密来华、中苏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争吵、赫鲁晓夫当众辱骂毛泽东、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言行不一”、周恩来最后一次访苏等等。阎明复同志的这篇纪实文章文风朴实，那一句句不经雕啄的言语，仿佛让
人重又拾起那片历史的烟云。本刊从第2007年第11期开始，分四期陆续连载。
（续上期）
“大跃进”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
为了实现在莫斯科会议上宣布的“在15年左右时间内赶超英国”的目标，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毛主席从莫斯科回来，连续召开了南宁会议（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和成都会议（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会上，他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个政治问题，并批评了周恩来、陈云，说反冒进者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他强调要“不断革命”，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中办后楼及时地传达了这两次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的讲话，大家都很兴奋，认为中国将会出现“大跃进”形势。
在这两次会议精神的影响下，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报刊上也开始出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跃进之类的新词。4月中旬的一天，苏联使馆二秘顾大寿突然打电话到中办翻译组，问最近中国报刊上出现的“大跃进”一词，应该如何翻译，把它译成“БОЛЬШОЙ СКАЧOК”，对否？他接着说，为此事尤金大使批评了他。尤金认为，经济应当是有计划、按比例、循序渐进发展的，不可能跃进，尤其不可能“大跃进”。中国领导同志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口号，一定是你们翻译搞错了。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这条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中央很重视关于八大二次会议文件的对国外宣传工作，委托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过问这件事。王稼祥指示由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对外部一起把八大二次会议文件译成俄文，并指定由姜椿芳和我定稿。5月23日，王稼祥打电话，要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对外部派人到他办公室。朱瑞真和郑葵（徐葵？）去了，他还把正在北京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师哲也请了去，共同研究会议文件俄文翻译中的疑难问题。如“不断革命”一词本来是当年托洛茨基提出的一个极“左”的口号，苏联批判了好多年，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八大二次会议文件中的“不断革命”应当如何翻译？再如“一个跃进接着一个跃进”，有人说，译成俄文就是“一个跳跃接着一个跳跃”，跳跃式地向前发展有点像兔子赛跑，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很难翻译。其他如“马鞍型”、“波浪式地前进”等提法，也都有这样的问题。争论最多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有人说，没有奋斗的目标，没有达到目标的期间，而且也没有主语，这不像一条总路线；也有人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是一般常识，谁都懂得鼓足干劲比松松垮垮好，力争上游比甘愿下游好，多快好省比少慢差费强，这样译成外文，人家会嘲笑我们。当时由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刚刚过去，大家对文件中的某些提法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摆出来，我们几个青年人鼓起勇气，冒冒失失地提了一大堆问题。王稼祥和师哲并没有责怪我们，一再说，原文如此，翻译无权改动，但你们可以在原文的框架内把译文表述得更圆满些，尽量少出漏洞，少授人以把柄。这时我们抓紧机会提出就“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的翻译问题向这两位老前辈请教。师哲说，1956年苏共20大后，他曾请示过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说，“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是贬义词，应该翻译成“个人迷信”；后来他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只能译成“个人崇拜”，不能译成“个人迷信”，但也有一些翻译仍把这个词译成“个人迷信”。这样就有了“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两种译法。师哲提醒我们，两个月前，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思、列宁吗？对斯大林正确的东西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因此，你们在翻译正式文件时，必须译成“个人崇拜”。
1958年8月1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58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会上确定了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1957年钢产量翻一番。为了完成这个宏伟计划，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个全民炼钢运动。中央办公厅后楼的干部响应中央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到处收集废钢铁，有的回家拿来了冬天取暖用的铁炉子，有的拿来了旧铁锅、破铁壶、切菜刀等等。几个青年人连夜在居仁堂后院用一架鼓风机和一个小坩锅砌起一座小型炼钢炉，便开始炼起钢来。
居仁堂后院离毛主席所住的菊香书屋大约只有100米远。从战争年代起，毛主席就养成了夜间工作、白天休息的习惯。他自己就常说，别人按照太阳的规律办事，我按照月亮的规律办事，看来，改过来也难了。为了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让毛主席白天能睡好觉，一组的卫士们为轰走菊香书屋院内柏树上的喜鹊、乌鸦想尽了各种办法。在菊香书屋红墙外的道路上，常常会竖起一个以“手”示意禁止汽车通行的牌子，中南海的司机一看就明白：毛主席在休息，现在禁止通行。
一天上午，可能因为我们炼钢的鼓风机声音太响，惊醒了正在熟睡的毛主席。当他得知居仁堂后院正在炼钢时，便决定到炼钢现场去看一看。当毛主席前来视察时，他详细地询问了炼钢的情况，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临走时还同全体炼钢人员一起在小炼钢炉前照相留念。此后，大家的热情更高了，几乎每天都炼一炉钢，坚持了四十多天，终因缺乏原料和燃料宣布停产。我们炼出的各种形状的“钢”共有几十块，七、八百斤重，大的像狗脑袋，小的比拳头大一点。经后楼工业组内行专家鉴定，质量还不错，还可以送到大钢厂重新冶炼。他们说，有些单位炼的钢甚至不能重炼。
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赫鲁晓夫感到担忧。他很害怕中国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在东欧国家蔓延开来，便打破沉默，开始批评和挖苦。他还把保加利亚领导人召到莫斯科，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大跃进运动，否则不再向他们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
中苏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争吵
1958年7月21日傍晚，苏联大使尤金来电说，他受赫鲁晓夫委托请求紧急会见毛主席。毛主席于当天晚上9时许接见了他。在场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我担任翻译。
尤金说，他受赫鲁晓夫委托，提出要同中国建设一支共同舰队问题。他说，苏联的自然条件使苏不可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长，四通八达。毛主席听后非常恼火，他质问尤金，你们是不是又要搞“合作社”？毛主席说，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明确，是不是你们认为只能搞合作社，只能搞共同舰队，否则就不帮助我们？尤金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他说，你们可以派人到莫斯科去谈，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和彭德怀到莫斯科去谈这件事情。毛主席说，这个问题暂时不定，我们明天再谈。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毛主席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第二次接见苏联尤金大使，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直到下午四点才结束。参加接见的中央领导同志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王稼祥、杨尚昆等。我担任翻译、赵仲元作记录。
毛主席说，看来，中国海军提出的关于建造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我们可能发生问题。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问题。毛主席越说越有气，他接着说，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口、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当二把手不好办。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同他吵过嘛！赫鲁晓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建立了信任。这次提出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如果讲条件，双方都不必谈。在谈话中，毛主席还谈到苏军方提出的在中国修建长波电台(雷达站)、在华苏联顾问工作中的问题以及对米高扬的意见等。
毛主席最后说，我要跟赫鲁晓夫直接谈，要么我到莫斯科去，要么他到北京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7月23日再次接见尤金大使，质问“共同舰队”问题，尤金改口说是“共同讨论”、“共同建设”。
事后，杨尚昆提醒我们，赫鲁晓夫来北京后很可能把责任推到尤金身上，说尤金把他的建议转达错了。我们也预感到中苏两国领导人将面临着一场大的争论。因此，我把李越然请来同我们翻译组一起参加这次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谈。
赫鲁晓夫于1958年7月31日秘密到达北京。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到机场迎接，一直把他接到怀仁堂，立即开始会谈，中方只有邓小平，苏方只有波诺马廖夫、费德林参加。在会谈中，赫鲁晓夫一再强调：苏共中央从来没有提出过，也从来没有要搞共同舰队的想法。这是个误会。是尤金在一定程度上错误地转达了我们的立场。关于长波电台问题，那是马利诺夫斯基提出来的，苏共中央根本不知道。我们同意中方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你们建，归你们所有，我们可以使用，共同使用。毛主席说，关于“合作社”的问题这次讲清楚了，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会谈中赫鲁晓夫表示要撤回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针对毛泽东对米高扬的意见，赫鲁晓夫也做了解释。本来为欢迎赫鲁晓夫安排了晚宴，会谈结束时，叶子龙走进会场向毛主席报告宴会准备好了，毛主席一摆手说，“不吃！”
赫鲁晓夫一行由杨尚昆陪同，乘车奔赴西郊玉泉山别墅去了。
这次会谈后，毛主席和赫鲁晓夫于8月1、2、3日又分别举行了三次会谈。
毛主席和赫鲁晓夫讨论了国际局势和相互通报了各自的国内情况。在讨论国际形势时，毛主席提出了紧张局势究竟对谁有利的问题。他说，我们要求缓和紧张局势，这是正确的。但是不要认为，似乎紧张局势只是对我们不利。这不见得。要辩证地看问题，紧张局势对美国也不利，可以引起全世界人民来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可以动员更多的人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毛主席还提出了谁怕谁，谁怕谁更多一点的问题。他说，美国的弱点甚多，恐怕还是他们怕我们更多一点。毛主席还谈了对西方军事基地的看法。他说，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这三个组织是侵略的，这没有疑问。问题是，究竟是防御性大一点还是进攻性大一点。依我看，还是防御性大一点。这三个条约组织是一些“钙化”组织。毛主席在谈到中国国内形势时说，中国今年夏粮丰收，在某些地区，仓库容量太小，粮食多得没有地方存放。赫鲁晓夫说，以后没有地方存放时就卖给我们，我们那里总是缺少粮食。
赫鲁晓夫这次访问中国是秘密来的，但回去是公开的。临走时还发表了一个中苏联合公报。公报中有几句措词强硬的话，用毛主席的话说，那是用来吓唬美国人的。在这次中苏最高级领导人会谈中，虽然解决了关于共同舰队的争论问题，但我们感到，毛赫面对面的争吵却大大增加了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感，为以后的中苏关系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炮打金门”事件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炮轰金门，一天打了近三万发炮弹，国民党马上向美国求援。几天之内，美国在台湾地区集结了6艘航空母舰、40艘驱逐舰，剑拔弩张。西方媒体说，北京的这个行动是20天前赫鲁晓夫访华时同毛泽东商定的。其实，中国方面在事前并没有向莫斯科打招呼，在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时，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向他谈过这件事。台湾地区突如其来的紧张局势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惊慌。他担心一旦中美之间发生冲突，苏联会被中国拉下水。赫鲁晓夫不了解中国方面炮打金门的意图，他决定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到北京了解情况。
9月6日，葛罗米柯秘密飞到北京，周总理和毛主席先后接见了他，都是我担任翻译。周总理和毛主席告诉他：我们不是要解放台湾，也不是要在金门、马祖登陆，而是要打击国民党的气焰，打击美国的气焰，支援阿拉伯人民的斗争。我们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就是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美国人要打仗，我们就诱敌深入，放他们进来，然后关起门来打狗。我们跟美国人周旋。我们绝对不连累苏联，不拖苏联下水。葛罗米柯表示，他完全赞成中国政府的方针。
葛罗米柯摸清中国方面的意图后，于9月7日离开北京回国。当天，苏联公开发表了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对中国表示支持。但对中方事前不通气的做法还是很生气的。“联合舰队事件”和“炮击金门事件”开始破坏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并不十分确定的互信基础，明显地给中苏关系投上了阴影。
国庆10周年期间的激烈争论
1959年，中苏两国对外政策大相径庭。赫鲁晓夫不断向中国施压，力图要中国配合苏联同美国搞缓和的外交路线。为了缓和同美国的关系，赫鲁晓夫在9月15日访美以前，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拒绝给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就中印边境事件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冷嘲热讽等。
9月30日，赫鲁晓夫结束在美国的访问后，匆匆忙忙地来到北京，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当赫鲁晓夫走下飞机时，他同前来迎接的毛主席握了握手后，毛主席有意躲开了那种苏联式的拥抱和亲颊，也没有致欢迎词；而赫鲁晓夫却发表了长达15分钟的讲话。
当天晚上在国庆宴会前，苏联代表团把赫鲁晓夫在宴会上的讲话稿交给中方的翻译，以便事先译成中文。李越然在翻译中发现赫鲁晓夫讲话稿中影射攻击中国。当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已到人民大会堂，各国外宾也陆续来到，正步入宴会厅。
这时，李越然拿着赫鲁晓夫的讲话稿的中文译文向周总理反映讲话中有攻击中国的内容，总理当即向毛主席报告了这一情况。
毛主席听了对周总理说，宴会上他就不讲话了，由总理出面致词。本来国庆期间所有活动早己有明确安排，毛主席将在国庆宴会上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致词，现在改由总理致词。周总理马上对李越然和我说，毛主席不讲了，由他致词，让我们有所准备。
宴会开始后，首先是总理致词，接着赫鲁晓夫又发表了长篇讲活。赫鲁晓夫在赞扬了中国十年来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后，开始批评中国领导人。他说“我们应当对当前局势有现实的看法和正确的理解。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样强大就应该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绝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想这样干的人”。
显然，他的这些话是影射中国1958年炮击金门的行动，以及一个月前中国为保卫自己的领土与印度发生的边境冲突。
10月2日，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会谈，会谈争吵激烈。李越然和我担任翻译，越然负责中译俄，即翻译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我分工俄译中，即翻译赫鲁晓夫的发言。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介绍了他访问美国的情况，接着他要中国释放5名在押的美国战俘。周恩来指出，朝鲜战场上的战俘，我们根据同美国达成的协议和日内瓦公约全部释放了。现在在押的5名美国人中，有3名是触犯了中国法律的美国侨民，他们披着神父的外衣刺探中国的情报。另外两人是驾机前来侦察时被中国击落后俘虏的情报人员。毛主席说，放是可以的，但现在不能放，要到一个适当的时候再放。赫鲁晓夫有些恼火，他讥讽说，如果中国有饭给他们吃，就养着他们好了。接着，赫鲁晓夫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他认为台湾问题可以参照苏联内战时期建立远东共和国的办法解决。毛主席说，这同美国人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时提出的办法相类似。台湾问题应该照我们的意见办，不能照美国的意见办。在谈到中印边境冲突问题时，赫鲁晓夫说，你们应该和印度搞好关系，印度是一个中立国，尼赫鲁也是比较进步的，应该团结他，不应把他推到西方去。如果是我们，我们就不会同印度这样的民族主义国家发生边界冲突。此时陈毅发言，他说，中印冲突分明印军挑起的，他们越过了传统的边界线，又越过了麦克马洪线，在我们边境内设立哨所，又首先向我方巡逻人员开枪。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边境冲突时，你们不但不支持我们，反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你们9月9日塔斯社声明是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你们对待尼赫鲁采取迁就态度！赫鲁晓夫听到“迁就”二字，勃然大怒，他说：苏联存在了42年，从来没有迁就过任何人！你们不要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我们也不是昨天才入党的共产党人！会谈在争吵中不欢而散。这次会谈表明，赫鲁晓夫试图压中国向美国让步，以利于改善苏美关系，他的企图没有得逞。
10月4日，赫鲁晓夫余怒未消，取消了在中国的访问计划，提前回国。
毛主席送走赫鲁晓夫后，回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主要是讨论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会议开始，先由周总理向全体政治局委员汇报毛主席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大家听后议论很多，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抱有幻想，只看到美国当局表面上所谓“爱好和平’’的一面，而且真的相信，没有看到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他说艾森豪威尔和我们一样“热爱和平”。赫鲁晓夫这么讲，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有修正主义的倾向。这只能由美国来教训他。现在我们无论怎样讲，他也是不会听的。对美国的问题，对印度的问题，他都听不进我们的话。我们是赞成和平共处的，这是外交政策问题，但是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作为路线，他相信苏联跟美国、社会主义跟帝国主义可以永久和平相处下去，可以实现他提出的所谓“全面彻底裁军"。对于中苏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我们暂时还不同他争论。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让客观事实和历史进程来教育他。毛主席说，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很重要的教员是反面教员，像蒋介石、像日本帝国主义、像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反面教员。用反面教员来教育他，往往比我们来跟他辩论、跟他讲道理，会起更好的效果。会议赞同中央常委几个月来的活动，并作出结论，认为我们目前应采取团结为重、不搞争论、冷静观察的方针，但要看到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 。
l0月5日，赫鲁晓夫在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次讲话中，影射攻击中国领导人像“好斗的公鸡”，热衷于战争。
10月14日，毛泽东约见苏联使馆代办安东诺夫。毛泽东表示，我们对赫鲁晓夫访美还是支持的，认为还是有好处的。赫鲁晓夫在美国的几次公开演讲还是比较好的。毛泽东说，上个星期我们会谈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但这是十个指头中间一个指头的问题。中苏之间不要因为一个小指头的分歧，影响九个指头的团结。他说，中国党还是强调中苏两国、两党要团结一致。我们不会同美国打仗，也不会去打台湾，甚至也不会登陆金门、马祖。但是必要的时候也要斗争，以斗争求得缓和。美国搞紧张是搞不下去的，国际上大的趋势还是对我们有利。
10月31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报告，影射中国领导人像托洛茨基一样，奉行“既不要战争，也不要和平”的政策。
（未完待续）
人重又拾起那片历史的烟云。本刊从第2007年第11期开始，分四期陆续连载。
（续上期）
“大跃进”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
为了实现在莫斯科会议上宣布的“在15年左右时间内赶超英国”的目标，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毛主席从莫斯科回来，连续召开了南宁会议（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和成都会议（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会上，他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个政治问题，并批评了周恩来、陈云，说反冒进者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他强调要“不断革命”，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中办后楼及时地传达了这两次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的讲话，大家都很兴奋，认为中国将会出现“大跃进”形势。
在这两次会议精神的影响下，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报刊上也开始出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跃进之类的新词。4月中旬的一天，苏联使馆二秘顾大寿突然打电话到中办翻译组，问最近中国报刊上出现的“大跃进”一词，应该如何翻译，把它译成“БОЛЬШОЙ СКАЧOК”，对否？他接着说，为此事尤金大使批评了他。尤金认为，经济应当是有计划、按比例、循序渐进发展的，不可能跃进，尤其不可能“大跃进”。中国领导同志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口号，一定是你们翻译搞错了。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这条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中央很重视关于八大二次会议文件的对国外宣传工作，委托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过问这件事。王稼祥指示由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对外部一起把八大二次会议文件译成俄文，并指定由姜椿芳和我定稿。5月23日，王稼祥打电话，要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对外部派人到他办公室。朱瑞真和郑葵（徐葵？）去了，他还把正在北京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师哲也请了去，共同研究会议文件俄文翻译中的疑难问题。如“不断革命”一词本来是当年托洛茨基提出的一个极“左”的口号，苏联批判了好多年，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八大二次会议文件中的“不断革命”应当如何翻译？再如“一个跃进接着一个跃进”，有人说，译成俄文就是“一个跳跃接着一个跳跃”，跳跃式地向前发展有点像兔子赛跑，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很难翻译。其他如“马鞍型”、“波浪式地前进”等提法，也都有这样的问题。争论最多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有人说，没有奋斗的目标，没有达到目标的期间，而且也没有主语，这不像一条总路线；也有人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是一般常识，谁都懂得鼓足干劲比松松垮垮好，力争上游比甘愿下游好，多快好省比少慢差费强，这样译成外文，人家会嘲笑我们。当时由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刚刚过去，大家对文件中的某些提法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摆出来，我们几个青年人鼓起勇气，冒冒失失地提了一大堆问题。王稼祥和师哲并没有责怪我们，一再说，原文如此，翻译无权改动，但你们可以在原文的框架内把译文表述得更圆满些，尽量少出漏洞，少授人以把柄。这时我们抓紧机会提出就“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的翻译问题向这两位老前辈请教。师哲说，1956年苏共20大后，他曾请示过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说，“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是贬义词，应该翻译成“个人迷信”；后来他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只能译成“个人崇拜”，不能译成“个人迷信”，但也有一些翻译仍把这个词译成“个人迷信”。这样就有了“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两种译法。师哲提醒我们，两个月前，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思、列宁吗？对斯大林正确的东西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因此，你们在翻译正式文件时，必须译成“个人崇拜”。
1958年8月1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58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会上确定了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1957年钢产量翻一番。为了完成这个宏伟计划，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个全民炼钢运动。中央办公厅后楼的干部响应中央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到处收集废钢铁，有的回家拿来了冬天取暖用的铁炉子，有的拿来了旧铁锅、破铁壶、切菜刀等等。几个青年人连夜在居仁堂后院用一架鼓风机和一个小坩锅砌起一座小型炼钢炉，便开始炼起钢来。
居仁堂后院离毛主席所住的菊香书屋大约只有100米远。从战争年代起，毛主席就养成了夜间工作、白天休息的习惯。他自己就常说，别人按照太阳的规律办事，我按照月亮的规律办事，看来，改过来也难了。为了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让毛主席白天能睡好觉，一组的卫士们为轰走菊香书屋院内柏树上的喜鹊、乌鸦想尽了各种办法。在菊香书屋红墙外的道路上，常常会竖起一个以“手”示意禁止汽车通行的牌子，中南海的司机一看就明白：毛主席在休息，现在禁止通行。
一天上午，可能因为我们炼钢的鼓风机声音太响，惊醒了正在熟睡的毛主席。当他得知居仁堂后院正在炼钢时，便决定到炼钢现场去看一看。当毛主席前来视察时，他详细地询问了炼钢的情况，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临走时还同全体炼钢人员一起在小炼钢炉前照相留念。此后，大家的热情更高了，几乎每天都炼一炉钢，坚持了四十多天，终因缺乏原料和燃料宣布停产。我们炼出的各种形状的“钢”共有几十块，七、八百斤重，大的像狗脑袋，小的比拳头大一点。经后楼工业组内行专家鉴定，质量还不错，还可以送到大钢厂重新冶炼。他们说，有些单位炼的钢甚至不能重炼。
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赫鲁晓夫感到担忧。他很害怕中国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在东欧国家蔓延开来，便打破沉默，开始批评和挖苦。他还把保加利亚领导人召到莫斯科，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大跃进运动，否则不再向他们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
中苏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争吵
1958年7月21日傍晚，苏联大使尤金来电说，他受赫鲁晓夫委托请求紧急会见毛主席。毛主席于当天晚上9时许接见了他。在场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我担任翻译。
尤金说，他受赫鲁晓夫委托，提出要同中国建设一支共同舰队问题。他说，苏联的自然条件使苏不可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长，四通八达。毛主席听后非常恼火，他质问尤金，你们是不是又要搞“合作社”？毛主席说，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明确，是不是你们认为只能搞合作社，只能搞共同舰队，否则就不帮助我们？尤金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他说，你们可以派人到莫斯科去谈，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和彭德怀到莫斯科去谈这件事情。毛主席说，这个问题暂时不定，我们明天再谈。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毛主席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第二次接见苏联尤金大使，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直到下午四点才结束。参加接见的中央领导同志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王稼祥、杨尚昆等。我担任翻译、赵仲元作记录。
毛主席说，看来，中国海军提出的关于建造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我们可能发生问题。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问题。毛主席越说越有气，他接着说，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口、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当二把手不好办。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同他吵过嘛！赫鲁晓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建立了信任。这次提出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如果讲条件，双方都不必谈。在谈话中，毛主席还谈到苏军方提出的在中国修建长波电台(雷达站)、在华苏联顾问工作中的问题以及对米高扬的意见等。
毛主席最后说，我要跟赫鲁晓夫直接谈，要么我到莫斯科去，要么他到北京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7月23日再次接见尤金大使，质问“共同舰队”问题，尤金改口说是“共同讨论”、“共同建设”。
事后，杨尚昆提醒我们，赫鲁晓夫来北京后很可能把责任推到尤金身上，说尤金把他的建议转达错了。我们也预感到中苏两国领导人将面临着一场大的争论。因此，我把李越然请来同我们翻译组一起参加这次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谈。
赫鲁晓夫于1958年7月31日秘密到达北京。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到机场迎接，一直把他接到怀仁堂，立即开始会谈，中方只有邓小平，苏方只有波诺马廖夫、费德林参加。在会谈中，赫鲁晓夫一再强调：苏共中央从来没有提出过，也从来没有要搞共同舰队的想法。这是个误会。是尤金在一定程度上错误地转达了我们的立场。关于长波电台问题，那是马利诺夫斯基提出来的，苏共中央根本不知道。我们同意中方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你们建，归你们所有，我们可以使用，共同使用。毛主席说，关于“合作社”的问题这次讲清楚了，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会谈中赫鲁晓夫表示要撤回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针对毛泽东对米高扬的意见，赫鲁晓夫也做了解释。本来为欢迎赫鲁晓夫安排了晚宴，会谈结束时，叶子龙走进会场向毛主席报告宴会准备好了，毛主席一摆手说，“不吃！”
赫鲁晓夫一行由杨尚昆陪同，乘车奔赴西郊玉泉山别墅去了。
这次会谈后，毛主席和赫鲁晓夫于8月1、2、3日又分别举行了三次会谈。
毛主席和赫鲁晓夫讨论了国际局势和相互通报了各自的国内情况。在讨论国际形势时，毛主席提出了紧张局势究竟对谁有利的问题。他说，我们要求缓和紧张局势，这是正确的。但是不要认为，似乎紧张局势只是对我们不利。这不见得。要辩证地看问题，紧张局势对美国也不利，可以引起全世界人民来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可以动员更多的人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毛主席还提出了谁怕谁，谁怕谁更多一点的问题。他说，美国的弱点甚多，恐怕还是他们怕我们更多一点。毛主席还谈了对西方军事基地的看法。他说，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这三个组织是侵略的，这没有疑问。问题是，究竟是防御性大一点还是进攻性大一点。依我看，还是防御性大一点。这三个条约组织是一些“钙化”组织。毛主席在谈到中国国内形势时说，中国今年夏粮丰收，在某些地区，仓库容量太小，粮食多得没有地方存放。赫鲁晓夫说，以后没有地方存放时就卖给我们，我们那里总是缺少粮食。
赫鲁晓夫这次访问中国是秘密来的，但回去是公开的。临走时还发表了一个中苏联合公报。公报中有几句措词强硬的话，用毛主席的话说，那是用来吓唬美国人的。在这次中苏最高级领导人会谈中，虽然解决了关于共同舰队的争论问题，但我们感到，毛赫面对面的争吵却大大增加了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感，为以后的中苏关系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炮打金门”事件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炮轰金门，一天打了近三万发炮弹，国民党马上向美国求援。几天之内，美国在台湾地区集结了6艘航空母舰、40艘驱逐舰，剑拔弩张。西方媒体说，北京的这个行动是20天前赫鲁晓夫访华时同毛泽东商定的。其实，中国方面在事前并没有向莫斯科打招呼，在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时，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向他谈过这件事。台湾地区突如其来的紧张局势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惊慌。他担心一旦中美之间发生冲突，苏联会被中国拉下水。赫鲁晓夫不了解中国方面炮打金门的意图，他决定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到北京了解情况。
9月6日，葛罗米柯秘密飞到北京，周总理和毛主席先后接见了他，都是我担任翻译。周总理和毛主席告诉他：我们不是要解放台湾，也不是要在金门、马祖登陆，而是要打击国民党的气焰，打击美国的气焰，支援阿拉伯人民的斗争。我们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就是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美国人要打仗，我们就诱敌深入，放他们进来，然后关起门来打狗。我们跟美国人周旋。我们绝对不连累苏联，不拖苏联下水。葛罗米柯表示，他完全赞成中国政府的方针。
葛罗米柯摸清中国方面的意图后，于9月7日离开北京回国。当天，苏联公开发表了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对中国表示支持。但对中方事前不通气的做法还是很生气的。“联合舰队事件”和“炮击金门事件”开始破坏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并不十分确定的互信基础，明显地给中苏关系投上了阴影。
国庆10周年期间的激烈争论
1959年，中苏两国对外政策大相径庭。赫鲁晓夫不断向中国施压，力图要中国配合苏联同美国搞缓和的外交路线。为了缓和同美国的关系，赫鲁晓夫在9月15日访美以前，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拒绝给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就中印边境事件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冷嘲热讽等。
9月30日，赫鲁晓夫结束在美国的访问后，匆匆忙忙地来到北京，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当赫鲁晓夫走下飞机时，他同前来迎接的毛主席握了握手后，毛主席有意躲开了那种苏联式的拥抱和亲颊，也没有致欢迎词；而赫鲁晓夫却发表了长达15分钟的讲话。
当天晚上在国庆宴会前，苏联代表团把赫鲁晓夫在宴会上的讲话稿交给中方的翻译，以便事先译成中文。李越然在翻译中发现赫鲁晓夫讲话稿中影射攻击中国。当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已到人民大会堂，各国外宾也陆续来到，正步入宴会厅。
这时，李越然拿着赫鲁晓夫的讲话稿的中文译文向周总理反映讲话中有攻击中国的内容，总理当即向毛主席报告了这一情况。
毛主席听了对周总理说，宴会上他就不讲话了，由总理出面致词。本来国庆期间所有活动早己有明确安排，毛主席将在国庆宴会上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致词，现在改由总理致词。周总理马上对李越然和我说，毛主席不讲了，由他致词，让我们有所准备。
宴会开始后，首先是总理致词，接着赫鲁晓夫又发表了长篇讲活。赫鲁晓夫在赞扬了中国十年来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后，开始批评中国领导人。他说“我们应当对当前局势有现实的看法和正确的理解。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样强大就应该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绝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想这样干的人”。
显然，他的这些话是影射中国1958年炮击金门的行动，以及一个月前中国为保卫自己的领土与印度发生的边境冲突。
10月2日，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会谈，会谈争吵激烈。李越然和我担任翻译，越然负责中译俄，即翻译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我分工俄译中，即翻译赫鲁晓夫的发言。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介绍了他访问美国的情况，接着他要中国释放5名在押的美国战俘。周恩来指出，朝鲜战场上的战俘，我们根据同美国达成的协议和日内瓦公约全部释放了。现在在押的5名美国人中，有3名是触犯了中国法律的美国侨民，他们披着神父的外衣刺探中国的情报。另外两人是驾机前来侦察时被中国击落后俘虏的情报人员。毛主席说，放是可以的，但现在不能放，要到一个适当的时候再放。赫鲁晓夫有些恼火，他讥讽说，如果中国有饭给他们吃，就养着他们好了。接着，赫鲁晓夫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他认为台湾问题可以参照苏联内战时期建立远东共和国的办法解决。毛主席说，这同美国人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时提出的办法相类似。台湾问题应该照我们的意见办，不能照美国的意见办。在谈到中印边境冲突问题时，赫鲁晓夫说，你们应该和印度搞好关系，印度是一个中立国，尼赫鲁也是比较进步的，应该团结他，不应把他推到西方去。如果是我们，我们就不会同印度这样的民族主义国家发生边界冲突。此时陈毅发言，他说，中印冲突分明印军挑起的，他们越过了传统的边界线，又越过了麦克马洪线，在我们边境内设立哨所，又首先向我方巡逻人员开枪。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边境冲突时，你们不但不支持我们，反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你们9月9日塔斯社声明是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你们对待尼赫鲁采取迁就态度！赫鲁晓夫听到“迁就”二字，勃然大怒，他说：苏联存在了42年，从来没有迁就过任何人！你们不要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我们也不是昨天才入党的共产党人！会谈在争吵中不欢而散。这次会谈表明，赫鲁晓夫试图压中国向美国让步，以利于改善苏美关系，他的企图没有得逞。
10月4日，赫鲁晓夫余怒未消，取消了在中国的访问计划，提前回国。
毛主席送走赫鲁晓夫后，回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主要是讨论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会议开始，先由周总理向全体政治局委员汇报毛主席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大家听后议论很多，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抱有幻想，只看到美国当局表面上所谓“爱好和平’’的一面，而且真的相信，没有看到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他说艾森豪威尔和我们一样“热爱和平”。赫鲁晓夫这么讲，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有修正主义的倾向。这只能由美国来教训他。现在我们无论怎样讲，他也是不会听的。对美国的问题，对印度的问题，他都听不进我们的话。我们是赞成和平共处的，这是外交政策问题，但是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作为路线，他相信苏联跟美国、社会主义跟帝国主义可以永久和平相处下去，可以实现他提出的所谓“全面彻底裁军"。对于中苏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我们暂时还不同他争论。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让客观事实和历史进程来教育他。毛主席说，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很重要的教员是反面教员，像蒋介石、像日本帝国主义、像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反面教员。用反面教员来教育他，往往比我们来跟他辩论、跟他讲道理，会起更好的效果。会议赞同中央常委几个月来的活动，并作出结论，认为我们目前应采取团结为重、不搞争论、冷静观察的方针，但要看到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 。
l0月5日，赫鲁晓夫在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次讲话中，影射攻击中国领导人像“好斗的公鸡”，热衷于战争。
10月14日，毛泽东约见苏联使馆代办安东诺夫。毛泽东表示，我们对赫鲁晓夫访美还是支持的，认为还是有好处的。赫鲁晓夫在美国的几次公开演讲还是比较好的。毛泽东说，上个星期我们会谈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但这是十个指头中间一个指头的问题。中苏之间不要因为一个小指头的分歧，影响九个指头的团结。他说，中国党还是强调中苏两国、两党要团结一致。我们不会同美国打仗，也不会去打台湾，甚至也不会登陆金门、马祖。但是必要的时候也要斗争，以斗争求得缓和。美国搞紧张是搞不下去的，国际上大的趋势还是对我们有利。
10月31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报告，影射中国领导人像托洛茨基一样，奉行“既不要战争，也不要和平”的政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