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国经济内忧外患的一年。
　　在稳增长和稳杠杆的平衡博弈之中，中国经济增速是否应跌破6%这一“底线”的讨论在2019年底掀起一阵不小声浪。
　　2019年，房地产的表现一枝独秀，仍然为宏观经济贡献着巨大动力，但是关于地产韧性的担忧愈发强烈。一旦房地产投资出现下滑，中国经济的新增长引擎究竟将由谁担当？目光转向海外，中美贸易的不确定前景令外部环境隐忧仍存。
　　面对荆棘丛生，2020年的中国经济将如何破局？

高连奎6%绝不是中国经济增长宿命

　　近年来，中国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没有信心，甚至感觉能保“6”已经很不错了，但我不这样看。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靠基础设施的改善，二是靠科技进步，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科技，对经济增长的效用都是边际递增的。因此，中国经济没理由失速，而是应该比原来更快。
　　经济增长是按比例衡量的，与体量无关，现在看起来还挺大的经济体量，在将来就可能感觉很小，经济体量的大小都是相对的，中国经济还有充分增长潜力，每年扩张8%是没有问题的，仅仅是城镇化一项就可以帮助中国经济增长5%，而科技升级与消费升级再带动中国经济增长3%是完全可能的。只要还存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经济增长就上不设限，目前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是被内部经济政策抑制住了。
　　比如房地产就一直被打压，中国虽然有着基建狂魔的称号，但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恰恰是基础设施与房地产。虽然中国在生活便利性等软件方面确实已经超越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达到了全球领先，但我们的市容市貌还差得远，要追上发达国家还需要至少10-20年的时间。虽然中国人均住房面积并不低，但绝大多数空置住房都在人口流出区，以一、二线城市为代表的人口流入地区仍然不足，而且旧房比例过大，旧房改造是非常难的，只有建设足够多的新房，老旧小区的人才可以自然置换出来。
　　房地产这几年也拖累了中国经济增速，房地产企业融资太难。在开发商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中国房子质量普遍下降，而房地产行业又是影响消费升级的核心因素，如果大部分人都住在破旧的老房子里，或青年人没有自己的住房，消费升级不可能完成。
　　2010年以后，为抑制通脹而采取的超高存款准备金率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回调，中国存款准备金率最高时，中国30万亿的基础货币中，有一半左右被央行锁定，不能流通，而舆论对广义货币，融资规模等数据的严重误读，又反过来影响了高层决策，这导致融资成本长期极高，大批传统企业经营困难，制造业生产力外流严重，几乎重蹈了当年美国为治理滞涨而不惜过度提高利率，最终导致制造业外迁的悲剧。这也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之一。
　　2017年底开始金融供给侧改革也是以收为主，不但没能控制金融风险，反而在部分领域放大了金融风险，如果按需求管理的思路，只要降低些利率，减轻企业利息负担，很多不良债务都会转良，毕竟中国的债务都是在高利率环境下造成的，而非低利率，金融供给侧改革，特别是资管新规中关于金融产品嵌套的规定几乎冻结了整个银行外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导致多种金融机构不能再合作完成一些巨大的融资项目，受伤害最深的是规模比较大的民营上市企业和创投企业，不少行业龙头企业在金融供给侧改革中破产，创投行业募集资金减半，也对中国经济创新发展产生较大影响，我曾经说过决定一个国家未来增长潜力的只有一个指标，那就是创新创投行业募集的资金总量，资管新规后创投募集减半牺牲了未来几年中国增长的储备力量。
　　我认为中国经济处于增长条件最好的时期，只要经济政策能够适度放松，经济重新回归高增长是毫无问题的。

连平进一步推动降息很有必要

　　伴随着存款准备金率的多次下调，货币市场利率出现明显回落，但贷款利率却居高难下，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并没有伴随稳健偏松货币政策的实施而出现应该有的明显下降。
　　国际比较来看，我国货币市场利率明显高于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适度下调存在空间。为了真正落实好逆周期宏观政策，下一阶段应更加有效地推动市场实际利率水平下降。考虑到目前有约150万亿的信贷存量以及差不多规模的其他融资，而其他融资方式的利率水平又通常明显高于信贷利率，利率水平一定程度下调给实体经济带来的融资成本下降将会是较为可观的。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本轮降息不再采取存贷款基准利率调降的方式，而是通过LPR挂钩MLF等具有一定市场化程度的调控方式，来推动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水平下降。MLF操作利率已成为现阶段价格型调控重要工具。为了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降低其融资成本，2019年底和2020年初，进一步推动降息很有必要。
　　2019年以来，由于周期和疫病带来的供求关系扰动，猪肉价格上涨大幅抬升了CPI，给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带来掣肘。价格水平及其变化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的集中体现。当前的食品价格上涨并非典型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当前核心CPI较低，非食品价格持续缓慢下行，PPI连续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下降，表明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仍是需求偏弱，并不是什么“胀”。在应对上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以调节猪肉供求关系为主，辅以市场价格管理，货币政策需要警惕但不必将所谓的通胀视为主要政策方向，仍应以稳增长为主攻方向采取有力措施开展逆周期调节。 　　无数经验教训证明，加杠杆容易去杠杆难。而相关的针对性举措如债转股等则可以有效地降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水平，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近年来实施步伐缓慢。如果能排除障碍顺利实施，会较为有效地降低企业部门的杠杆率。
　　第四次经济普查修订结果，中国GDP的总量上调了2.1个百分点，从而影响到GDP作为分母的相关指标的下降。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19年一季度末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率为259%，GDP总量上调后，债务率将下降5个百分点至254%。可见，现实中存在着种种不需要收紧货币政策即可以推动债务水平下降的举措和可能，政策应更多地从这些方面进行考量，降杠杆可以通过综合性的政策举措针对性地实施。
　　货币政策必要的偏松操作如降息等没有必要十分拘泥或过度受制于债务水平。

鲁政委改革中化解风险

　　对于2020年来说，经济政策的核心逻辑，就是要在稳增长和稳杠杆之间求得平衡，压力都非常大。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防风险就是控制宏观杠杆率。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最后的落脚点在改革中化解风险，通过改革提供动力。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改项目资本金。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专项债可以做项目资本金，项目资本金比例可以进一步下调，保证既定的举债规模下给定其他的条件不变可以上更多的项目，而不增加政府举债的量。但是要注意后面还有几个限制条件，项目必须有收益，投资回报机制明确，收益可靠。要市场化创造这些项目的收益，才能够在不增加债务水平的情况下，使得经济增速能够被维持住。
　　二是投资方面从之前的全国普遍的雨露均沾更多回到重点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已经讲得很清楚，中心城市群正在成为发展要素的主要城市，要解决中心城市群的发展优势，增强土地管理的灵活性，使优势的地区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充分挖掘投资潜力，支持愿意干事创业有担当、有较好发展潜力的地区加快发展。也就是说，举债的规模不变，但是让重点城市能够把钱用得下去，用了还能够还得起。
　　三是改革股权融资。如果把中国比喻为一个企业，宏观杠杆率实际上就是指这家企业的资产负债。股权融资，一方面减少了在分子上本来可能被举债出来的钱，却同时增加了分母，从分子和分母两个方面同时降低了宏观杠杆率。同时，要建设科技强国、创新强国，而支持科创型企业，靠债务型的融资是不行的。因为这两个性质是不匹配的，债务型的融资我拿到钱我要按期收利息，可是很多科创企业在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都不盈利，你靠债务怎么支持它？逾期90天就违约了，十年不赚钱就没有办法还利息，只能靠私募股权基金解决，我们国家也推出科创板，科创板推出了注册制，包括现在在创业板里面也开始推行注册制的改革。这些都是希望更多的发挥股权融资的作用。
　　四是让入世的红利重现。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经济也很困难，很多人认为入世成为了中国经济最终走出困境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比照过去，有没有可能再创造一次新的入世的机会，带来新一轮入世的红利呢？国家非常重视更多的区域贸易自贸区谈判，比如中欧的自由贸易协定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等谈判的推进。2020年协议能够生效，可以极大缓冲目前全球贸易摩擦给出口带来的压力。
　　最近几年总体上外资对于中国的债券和股票一直都是在买买买，然后买A股比买债券还要坚决，大家看到了最近几年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巨大活力。如果说2001年我们加入WTO主要是制造业的开放，现在服务业的开放、金融业的开放，也会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帶来一股新的力量。
　　最后改革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汇率的变化，跟工业企业的利润率有着非常好的一致性。最近几年中国工业企业利润的下滑在某种程度上和实际有效汇率是有比较强的关系的，汇率能够变得更柔和，对中国以及国际经济发展更有利。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必要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未来人民币汇率会进入自由浮动的时代。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新的变化。

陆挺房地产行业要避免大起大落

　　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逆周期调节政策确实有必要，政府应该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还在下行，潜在增速目前可能已经在6%以下。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可适度下调至“6%左右”，为低于6的经济增速留下空间。
　　应该珍惜已经不大的政策空间，慎用宽松政策，用好宽松政策。尊重经济规律，将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放在制定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位置。
　　在执行宽松政策的同时需真正推动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这样才能减缓潜在经济增速的下行。过去一年政府在扶持民营企业和减税方面已经迈开大步。
　　在我看来，一个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至关重要。财政政策和房地产政策以及一些重要改革可能更多围绕此核心展开。
　　房地产行业要避免大起大落。房地产行业对经济的贡献加总起来超过25%，短期内其他新兴产业还难于替代房地产的地位;而且中国城市化尚未完成，大城市的住房刚需还很强，应全盘考虑，及时对房地产政策做出一些微调预调，免房地产行业的硬着陆。
　　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基本原则下，真正的长效机制是用市场化的手段和供给测改革的思路来防止大中城市房价过快上升。住宅和公共建设用地的供给应该和就业、人口或者参加社保人数等指标挂钩。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可与这些指标挂钩。在增加大中城市住宅用地供应和提供足够数量公共保障住房的前提下，可考虑逐步分阶段放松这些城市的商品房限价。 　　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宅基地改革，让在就业城市落户的农民工有权利处置自己在家乡的宅基地，甚至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用宅基地复耕来换取落户城市的用地指标，这样就可以大幅提升宅基地的价值，同时在不减少耕地的前提下，为城市扩张提供土地。

张明预计2020年中国GDP增速放缓至5.9%

　　2020年，随着美国经济投资出口双弱带动劳动力市场与消费转弱，美国经济会延续下行趋势，非美经济体则有望延续弱势，“美强欧弱”格局将转为“美欧双弱”，全球经济将同步下行。
　　不过美国经济回落程度仍存在不确定性，料难以失速下行。全球央行货币政策宽松的脚步恐难以停下，降息与扩表仍将是2020年全球各大央行货币政策的主流。
　　回到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存，但幅度有限。从三大需求来看，消费受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支撑而逐渐企稳，但掣肘于杠杆率的高企难有亮眼表现，汽车和地产消费有望边际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在地产投资韧性仍存以及基建投资回暖的支撑下将会小幅反弹，制造业投资料将保持低位震荡;出口受全球经济回落及多轮关税负面影响的显现将继续保持弱势，“衰退型”顺差对经济的支撑将会减弱。预计2020年中国实际GDP同比增速将小幅放缓至5.9%。
　　国内货币与财政继续宽松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在全球经济普遍回落、各国开启降息潮，以及中国经济延续下行、就业压力增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中长期偏宽松的趋势不变。

朱海斌房地产投资可能明显放缓

　　2018、2019年经济一直处于下行通道。2019年下行速度加快。2017-2018年从6.8%到6.6%，下降0.2个百分点。2018-2019年，预测2019全年增速是6.1%，下降0.5个百分点。2019年出现了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行。市场面临一个重大的判断，即2020年经济增速会不会出现一个拐点，还是会进一步下行。
　　2020年GDP增速整体预测是5.9%。预计官方会把2020年经济增速目标下调到6%左右。
　　2020年的经济主线，存在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坦率讲是结构性下行的因素;另外一方面是短期的周期性因素，2019年是非常明确的周期性下行的结果。
　　2019年的数据来看，大部分领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疲软，房地产投资到目前为止一枝独秀，10%以上。建筑安装比2018年有非常明显的反弹，也带动了整个房地产上下游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这个是目前经济的一个亮点。中长期来看，我们有理由担心，2020下半年之后房地产的韧性是否仍然持续，需要打一个问号。
　　2019年初，土地出让面积下降了30%以上，前10个月下降了接近20%，这是比较明显的下行调整。住宅市场新开工面积，2019年初到现在出现了明显的放缓。我担心房地产投资在2020下半年有可能会出现明显放缓。
　　如果担心成为事实，房地产投资出现明显的下调，目前的少数亮点之一也失速的情况下，稳增长压力会更大。在继续强化“房住不炒”，或者全国层面继续维持房地产政策基本不变的同时，建议2020年在地方层面，更多强调因城施策。
　　房地产市场有一个非常强的区域性差异，以往传统是一、二线和三、四线，现在是大都市圈或者人口净流入地区和边远地区或者人口净流出地区。这两类城市的供需环境截然不同。在大都市圈或者人口净流入地区基本是供小于求。反过来在人口净流出地区，短期来讲库存在走高，供大于求。建议在不同区域采取不同政策。大都市圈应该进一步改革土地供应制度，增加土地供应、住宅供应。
　　2020年经济增速会略低于6%，但是整体环境不需要太悲观，因为从周期性来讲，中国经济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支撑。

祝寶良打政策组合拳

　　尽管2019年中美贸易战、2018年去杠杆等各种原因，造成2019年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较大，但总的来看，经济还算在合理区间。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2019年的制造业投资有四个领域，像医药、半导体、高端化工（新材料）、专项设备，需要大量进口替代，投入的增长速度还是比较高，说明产业结构还是有一定的调整。
　　但要看到中国经济还有几个问题，制造业投资增长很慢。这其中，企业经营出现困难，这里面有供给侧的原因，包括技术水平偏弱，中美贸易摩擦等。而且企业还有技术保护的问题，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制造业的下降，不仅仅是周期性问题，我认为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
　　另外一个比较矛盾的现象，从2018、2019年开始，一方面消费结构在升级，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以汽车为代表的消费是在下降的，实际上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居民消费结构是在降级，这背后不仅仅是需求不足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收入分配结构上。
　　中等收入家庭买车的时候，这一部分居民的家庭杠杆率非常高。这部分人群买完房子以后，大量的钱用于还房贷，但用于汽车的钱变少了，导致汽车市场连续下降。
　　除此之外，基建项目中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以及金融风险积累的问题也值得关注。
　　放眼2020年，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还有几个优势。从短期看，中国经济的库存增长速度可能会回升，库存的拉动作用对GDP可能有0.2%的作用，这还是比较大的一块。
　　同时，减税的作用也将逐渐显现。现在对企业减的税，短期内由于支出也减了，对经济拉动作用并没有那么明显。但未来一段时间，减完税，对企业是利好的。
　　外部环境，2020年世界经济将有所回稳，出口将有所回暖。国内采取逆周期调节，2020年6%的增长是可以预计的。
　　还是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这个基础上宏观调控的稳定政策，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调整。而不仅仅是为了逆周期调节，为了稳定而放水，这不可取。中国主要的问题还是结构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不解决，宏观调控要发挥作用是非常困难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短期慢一点，这对长期的经济发展还是有好处的。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时在短期内实行逆周期调节的宏观稳定政策，这个政策组合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