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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幼年时起，这些正直的品质就被慢慢地灌输进了我的头脑，那就是，不要因为别人不同意或者可能不被人喜欢而改变自己的信念
我对童年的记忆是一种田园牧歌似的朦胧感觉：阳光穿过菩提树叶子的间隙照进我家的客厅里，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或者是在店里干活的某个人总是在我的身边，不时地过来抱抱我，或者给我一块糖果来哄我安静下来。家里人常说我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我的政敌们恐怕很难相信这一点。但是，我可并没有降生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家庭里。
罗伯茨家族连续四代都在北安普敦郡做鞋匠，这个地区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制鞋业中心。我的父亲原本想做一名教师，但是在他十三岁的时候就被迫辍学了，因为家里供不起他继续上学。
我的父亲换过很多工作，但我想大多数可能都是在食品杂货店里打工。直到1913年，他才在格兰瑟姆当上了一家食品杂货店的经理。后来他通过抵押贷款在北帕拉德盘下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面，并在这间店面的楼上安了家。“楼下店面楼上家”的生活可不是用这一句话就能概括的，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知道，这种生活方式可是独具特色。首先一点，你一天到晚都在上班。不管是在夜里的任何时间，还是在周末，只要人们的咸肉、糖、黄油或是鸡蛋吃完了，他们就会来敲你的门。我们家人都清楚，我们是靠为顾客提供服务来谋生的，所以抱怨是没有用的——因此也没有人抱怨。
我们家是一个踏实、严谨、笃信宗教的家庭。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实际上，我父亲在格兰瑟姆及其方圆附近还是一个不担任神职的传教士。他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传教士，他的布道包含很多知识性的内容。我们的生活都是围绕卫理公会教展开的。星期天上午十一点，全家都要去教堂做早礼拜。当我对父亲说我也想像朋友们那样可以不去教堂而是出去散散步的时候，父亲就会回答说：“永远不要只因为别人这么做，你也要这么做。”
事实上，这是他最常说的口头禅之一——当我提出想学跳舞时，或者有时当我提出想去看电影或外出到某个地方去玩时，他就会这么说。从幼年时起，这些正直的品质就被慢慢地灌输进了我的头脑，那就是，不要因为别人不同意或者可能不被人喜欢而改变自己的信念。
我的阅读所涉猫的范围很可能比班上的多数同学要宽得多，毫无疑问，这也是受到了我父亲的影响
1936年，在我十一岁的时候，我得到了一本《毕比年刊》。这本年刊是我最为珍贵的物品之一。我从中学到了一些诗歌，直到现在我在发表即席讲话时还时常引用，因为它们体现了我在成长过程中的许多感受。
在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吉卜林的作品时，就对他的诗歌和小说着了迷，常常要求父母给我买一本吉卜林的书作为圣诞礼物。他的诗歌通俗易懂，能够让儿童了解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实际上是带他们进入许多更广阔的世界——包括大英帝国、人们的工作、英国的历史以及动物王国。到这时，我的阅读所涉猎的范围很可能比班上的多数同学要宽得多，毫无疑问，这也是受到了我父亲的影响。
我父亲十三岁就辍学了，所以他下决心要在我身上加以补偿，于是便支持我抓住每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诺丁汉大学定期在格兰瑟姆举行有关时事和国际问题的“扩展’讲座，我们俩就一起去听。讲座结束后会留一段时间让听众提问，我和其他人总是踊跃参加。
父亲是自学成才的，非常喜欢阅读，经常与我讨论我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有一次，他发现我居然不知道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就立即给我补课。直到现在，惠特曼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父亲还鼓励我读一些古典作品，如勃朗特和简·奥斯汀的作品，当然还有狄更斯的作品：狄更斯的《双城记》有很强的政治性，也是我最喜欢的。我父亲那时还订了一份名叫《希伯特》的哲学杂志，尽管我努力了，但仍然很难读下去。
许多年以后，当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也以父亲为榜样，努力效仿他当年退出公众生活的方式
当我还是个正在上学的女孩时，我和父亲主要的共同兴趣也许是对政治公众事务方面的知识的渴望了。我想，那时我们家的消息要比其他家庭更灵通一些吧。我们每天都阅读《每日电讯报》，每周都阅读卫理公会的《循道纪录报》《画报》《约翰·奥伦敦周刊》。小时候我们还订阅《儿童报》，有时我们也看看《泰晤士报》。
后来有一天，父亲买回了我们家的第一台无线电收音机，是飞利浦牌的。我知道父亲买收音机的打算，我非常激动，几乎是一路小跑地从学校回到家里。它没有让我失望，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自从有了收音机，我们就可以听新闻了。
在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编者注）期间，在每个星期日的九点钟新闻之后，还有一个“播后结束语”栏目。这是一个短小的紧跟时事的专题谈话节目，经常由J·B·普利斯特利主讲，他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才能，能够把左翼的观点阐述得非常严谨而又切合实际，听起来像是北部的朴素哲理。
像格兰瑟姆小镇上其他主要的商人一样，我父亲是扶轮社的会员。扶轮社信奉“服务至上”，这一点父亲也一直铭记在心。他在扶轮社的活动中经常发表有说服力的演讲，当地的报纸也经常对他的演讲进行长篇报道。
我父亲先后担任镇议员、镇财政委员会的主席、参事，最后在1945至1946年间还当了镇长。因此，镇上的事务我知道得很多，也知道那些相关的人。参与政治事务是公民的一项义务，而政党的重要性则排在第二位。
我父亲也明白，政治也是有局限性的，他的这种洞察力在政治家里面真是太少见了。把他的政治观点描述为“老式的自由主义者”也许最恰当不过了。人要有责任感，这是他信奉的格言；维持良好的财政状况，这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他非常推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编者注）的著作《论自由》。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都是一个坚定的保守党人。
我还记得1952年选举中那让人伤心的一天。当时工党在政务会选举中获胜，而父亲参选参事失败了。我没有忘记他当时表现出的尊严和高贵。政务会选举投票结束后，他站起来说道：“这些象征荣誉的长袍我已经穿了将近九年了，现在，当我脱下它们时，我仍然相信它们代表的荣誉。”
后来，在收到几百封来自朋友、盟友、甚至老对手给父亲的信之后，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尽管我落选了，但我还是很幸运。我自己的感觉是，不管是在政务会里还是离开它，我都非常知足。”许多年以后，当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也以父亲为榜样，努力效仿他当年退出公众生活的方式，而那时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
我对童年的记忆是一种田园牧歌似的朦胧感觉：阳光穿过菩提树叶子的间隙照进我家的客厅里，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或者是在店里干活的某个人总是在我的身边，不时地过来抱抱我，或者给我一块糖果来哄我安静下来。家里人常说我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我的政敌们恐怕很难相信这一点。但是，我可并没有降生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家庭里。
罗伯茨家族连续四代都在北安普敦郡做鞋匠，这个地区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制鞋业中心。我的父亲原本想做一名教师，但是在他十三岁的时候就被迫辍学了，因为家里供不起他继续上学。
我的父亲换过很多工作，但我想大多数可能都是在食品杂货店里打工。直到1913年，他才在格兰瑟姆当上了一家食品杂货店的经理。后来他通过抵押贷款在北帕拉德盘下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面，并在这间店面的楼上安了家。“楼下店面楼上家”的生活可不是用这一句话就能概括的，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知道，这种生活方式可是独具特色。首先一点，你一天到晚都在上班。不管是在夜里的任何时间，还是在周末，只要人们的咸肉、糖、黄油或是鸡蛋吃完了，他们就会来敲你的门。我们家人都清楚，我们是靠为顾客提供服务来谋生的，所以抱怨是没有用的——因此也没有人抱怨。
我们家是一个踏实、严谨、笃信宗教的家庭。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实际上，我父亲在格兰瑟姆及其方圆附近还是一个不担任神职的传教士。他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传教士，他的布道包含很多知识性的内容。我们的生活都是围绕卫理公会教展开的。星期天上午十一点，全家都要去教堂做早礼拜。当我对父亲说我也想像朋友们那样可以不去教堂而是出去散散步的时候，父亲就会回答说：“永远不要只因为别人这么做，你也要这么做。”
事实上，这是他最常说的口头禅之一——当我提出想学跳舞时，或者有时当我提出想去看电影或外出到某个地方去玩时，他就会这么说。从幼年时起，这些正直的品质就被慢慢地灌输进了我的头脑，那就是，不要因为别人不同意或者可能不被人喜欢而改变自己的信念。
我的阅读所涉猫的范围很可能比班上的多数同学要宽得多，毫无疑问，这也是受到了我父亲的影响
1936年，在我十一岁的时候，我得到了一本《毕比年刊》。这本年刊是我最为珍贵的物品之一。我从中学到了一些诗歌，直到现在我在发表即席讲话时还时常引用，因为它们体现了我在成长过程中的许多感受。
在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吉卜林的作品时，就对他的诗歌和小说着了迷，常常要求父母给我买一本吉卜林的书作为圣诞礼物。他的诗歌通俗易懂，能够让儿童了解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实际上是带他们进入许多更广阔的世界——包括大英帝国、人们的工作、英国的历史以及动物王国。到这时，我的阅读所涉猎的范围很可能比班上的多数同学要宽得多，毫无疑问，这也是受到了我父亲的影响。
我父亲十三岁就辍学了，所以他下决心要在我身上加以补偿，于是便支持我抓住每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诺丁汉大学定期在格兰瑟姆举行有关时事和国际问题的“扩展’讲座，我们俩就一起去听。讲座结束后会留一段时间让听众提问，我和其他人总是踊跃参加。
父亲是自学成才的，非常喜欢阅读，经常与我讨论我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有一次，他发现我居然不知道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就立即给我补课。直到现在，惠特曼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父亲还鼓励我读一些古典作品，如勃朗特和简·奥斯汀的作品，当然还有狄更斯的作品：狄更斯的《双城记》有很强的政治性，也是我最喜欢的。我父亲那时还订了一份名叫《希伯特》的哲学杂志，尽管我努力了，但仍然很难读下去。
许多年以后，当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也以父亲为榜样，努力效仿他当年退出公众生活的方式
当我还是个正在上学的女孩时，我和父亲主要的共同兴趣也许是对政治公众事务方面的知识的渴望了。我想，那时我们家的消息要比其他家庭更灵通一些吧。我们每天都阅读《每日电讯报》，每周都阅读卫理公会的《循道纪录报》《画报》《约翰·奥伦敦周刊》。小时候我们还订阅《儿童报》，有时我们也看看《泰晤士报》。
后来有一天，父亲买回了我们家的第一台无线电收音机，是飞利浦牌的。我知道父亲买收音机的打算，我非常激动，几乎是一路小跑地从学校回到家里。它没有让我失望，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自从有了收音机，我们就可以听新闻了。
在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编者注）期间，在每个星期日的九点钟新闻之后，还有一个“播后结束语”栏目。这是一个短小的紧跟时事的专题谈话节目，经常由J·B·普利斯特利主讲，他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才能，能够把左翼的观点阐述得非常严谨而又切合实际，听起来像是北部的朴素哲理。
像格兰瑟姆小镇上其他主要的商人一样，我父亲是扶轮社的会员。扶轮社信奉“服务至上”，这一点父亲也一直铭记在心。他在扶轮社的活动中经常发表有说服力的演讲，当地的报纸也经常对他的演讲进行长篇报道。
我父亲先后担任镇议员、镇财政委员会的主席、参事，最后在1945至1946年间还当了镇长。因此，镇上的事务我知道得很多，也知道那些相关的人。参与政治事务是公民的一项义务，而政党的重要性则排在第二位。
我父亲也明白，政治也是有局限性的，他的这种洞察力在政治家里面真是太少见了。把他的政治观点描述为“老式的自由主义者”也许最恰当不过了。人要有责任感，这是他信奉的格言；维持良好的财政状况，这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他非常推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编者注）的著作《论自由》。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都是一个坚定的保守党人。
我还记得1952年选举中那让人伤心的一天。当时工党在政务会选举中获胜，而父亲参选参事失败了。我没有忘记他当时表现出的尊严和高贵。政务会选举投票结束后，他站起来说道：“这些象征荣誉的长袍我已经穿了将近九年了，现在，当我脱下它们时，我仍然相信它们代表的荣誉。”
后来，在收到几百封来自朋友、盟友、甚至老对手给父亲的信之后，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尽管我落选了，但我还是很幸运。我自己的感觉是，不管是在政务会里还是离开它，我都非常知足。”许多年以后，当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也以父亲为榜样，努力效仿他当年退出公众生活的方式，而那时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