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在比较法上,直接承认人格权的立法例很少.我国《民法典》确立人格权,一是因为人格元素有被保护的需要,二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人格元素衍生出来的财产有巨大的利用价值.有鉴于此,《民法典》规定的人格权在解释上应当区分为保护性人格权和财产性人格权,二者均应当服务于人而非将人作为手段.《民法典》人格权条款的适用应当建立在上述类型区分之上.保护性人格权主要起人格保护的作用,而财产性人格权还可以被积极利用并取得财产收益.
【机 构】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土地法制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420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比较法上,直接承认人格权的立法例很少.我国《民法典》确立人格权,一是因为人格元素有被保护的需要,二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人格元素衍生出来的财产有巨大的利用价值.有鉴于此,《民法典》规定的人格权在解释上应当区分为保护性人格权和财产性人格权,二者均应当服务于人而非将人作为手段.《民法典》人格权条款的适用应当建立在上述类型区分之上.保护性人格权主要起人格保护的作用,而财产性人格权还可以被积极利用并取得财产收益.
其他文献
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内涵,其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提升一方面要靠新型政党制度宏观制度的设计与实施,另一方面也需要执政党与参政党成员等微观行为主体的支持.基于对执政党与参政党成员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执政党与参政党成员在社会主义民主本质认知等核心价值上具有统一性,反映出社会主义政治协商与政党协商具有主观心理基础,这也是建构新型政党制度的客观依据和现实基础;而同时在协商民主实现机制、适用层次等方面具有差异化认知,显示出多党合作与民主
晚清小说的新女性叙事主要有女学生、女医者和女志士三种类型.女学生主要在学堂学习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与传统女性相比,她们的知识结构产生了很大变化.女医者在医生-病人的二元结构中居于主动的位置,她们能看到“疾病”的根源,并主动施以疗救.女志士期望在国家危亡之际,能够像男性一样肩负起救国的责任,往往以反抗朝廷与创办实业为志业.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叙事既是她们事迹的历史记录,也是对她们积极参与改造国家与社会的颂扬.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面临着产业专业化水平不高、产业同构、高端生产要素资源瓶颈、产业跨界融合与制度协同等现实约束.基于颠覆性创新价值网追求技术原创性以及重视市场判断的两个重要特征,从市场价格结构、国际分工、资源配置、资本全球流动、规模经济、产业融合以及风险等方面分析其作用机理,构建“颠覆性创新价值网-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创新生态重构”三维分析框架,分析数字经济赋能下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双向联动所呈现出的新的产业网络特征,从而加快产业创新生态体系重构,促进产业组织自适应性优化,获得技术与市场“双颠覆”的内在机理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了一个制度平台.8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共识不断扩大,基础设施项目扎实推进,贸易投资活动不断深化,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亦取得瞩目成绩,现已成为全球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但同时,泛化不聚焦、资金缺口大、规则标准“软联通”滞后、话语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依旧存在并制约着“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进程.基于此,在考察各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现有成就的基础上,分析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
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新时代,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客观要求与政府就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本文运用解释结构模型法,从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既有理论研究成果出发,梳理概括了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基本因素,分析归纳了各因素间的层次及内在联系;研究确定了其核心因素或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政策体系.
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在全球意义上的约束空前趋紧.生态马克思主义因其犀利深刻的批判特质,再次引发关注.它的理论图景是建构基于资本逻辑批判的生态政治哲学,但因疏离唯物史观立场和科学社会主义内核又面临着内在困境.百年变局正是其“接受检阅”的重要窗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要想产生实践效能、获得长足生命力,就应该主动打开视界“向东看”,积极借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实践和中国智慧,在高扬人民性的坚实发展中驾驭和形塑资本逻辑、开启生态文明新形态.
西方权力运行制约策略主要是以西方分权制衡理论为指导,围绕“权力”中心建构制衡体制机制,而对权力运行中的权力主体、文化生态等方面关注不够.建构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需要关注中国的社会关系、权力运行、行动逻辑、文化传统等因素,从中国社会文化生态视野中,运用人情、社会资本与权力异化三个变量对权力腐败发生研机析理,寻找阻断权力寻租的人情、人性、人伦因素,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中国方案”提供参考借鉴.
推进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制度化,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制度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与实践,通过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度、丰富发展内容供给制度、完善落实重点领域制度、适时调整机构职能体系,有效推进了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制度化进程.站在百年历史新起点上,进一步加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制度化,必须以问题为导向,着力深化规律认识、不断健全制度体系、有效优化组织管理,从而切实推进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朝着更加制度化
在智能化时代,数据被看作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资源,政府数据治理意味着政府从信息管理到政府数据治理的转型.政府数据治理以获取数字化的信息和知识、共享和分析数据为基础,在制度设计功能上,赋能制度设计的技术基础;在制度运行机制上,赋能制度运行的增能价值;在激发制度创新动力上,赋能制度创新内生增长动能.但也要看到政府数据治理赋能过程中,有可能产生“数据迷思”“数据霸权”等问题,因此必须把握政府数据治理赋能制度执行力的效度与限度.
社会学传入中国已有百年历史,但社会学本土化却是百年历史进程中受到持续热议、“争而未果”的核心议题.文章采用“社会史”的方法,结合社会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将本土化进程划分为社会学传入时期的“强势植入与民族自省”、恢复重建后的“主动吸收与本土自觉”和新时代背景下的“通用规则与中国品格”三大阶段.通过这一历时性的考察,认为各个阶段的本土化因受限于特定时空脉络而呈现出差异性,但对当下社会学本土化的论争应回归到学科主体性这一内核上来,提出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强调中国情境下的实践自觉和在中西平等的框架下发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