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内府初拓本《三希堂法帖》
　　袁玉红
　　
　　书法艺术是中华民独特的艺术瑰宝，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墨客为之倾情，就连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对书法艺术喜爱备至。唐太宗以王羲之《兰亭序》陪葬，宋徽宗创作瘦金体，乾隆设“三希堂”收藏法书，无不展现出书法艺术的生命力。
　　魏、晋迄至唐、宋、元、明、清，造就了一批书法大家，他们的书法为人们广泛效仿临摹，法帖就是人们学习书法的范本。所谓法帖，就是摹刻在石版或木版上的法书，经传拓后，可供人们效法和欣赏的书法帖子。法帖一般是选刻摹勒历代帝王、名臣和名人，以为师法的墨迹，供人们临摹和欣赏。法帖究竟起源于何时，各家著述不一，当以北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赵匡义敕王著刻的《淳化阁帖》十卷最为可信，“法帖”之名由此而始。傅山《补镌宝贤堂帖跋》中说：“古人法书至《淳化》大备；其后来摹勒工拙固殊，大率皆本之《淳化》。”
　　刻帖自宋朝兴起至清代，有近千年的历史，前期以宫廷为盛。据《国朝宫史》和《续国朝宫史》记载，清宫镌刻法帖有百种之多，大都是乾隆时所刻。其中有集历代名家书法的丛帖，更多的是康熙、乾隆个人的专帖。清代文人刻帖庞大而杂乱，以乾隆时《三希堂法帖》最负盛名。
　　三希堂位于故宫博物院养心殿的西暖阁，是乾隆皇帝的书房。乾隆帝文韬武略，博学多识，能诗词，尤善书法。曾多次在全国寻求历代大家的名帖，他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三件晋代行书法帖置于书房，视之为三件希世珍宝，遂命其书房为“三希堂”。其后，为将书法向全国推广，乾隆诏命将宫内所藏以上三种法帖及内府所藏历代法帖墨迹汇刻为一部大型丛帖，名曰《三希堂法帖》。
　　《快雪时晴帖》，晋王羲之书，唐人摹本。纸本。行书。四行，二十八字。曾经宋宣和内府、贾似道、米芾、元内府、明朱成国、王稚登、清冯铨、清内府及故宫博物院收藏。全贴仅寥寥二十八字，但“字势强雄，笔力飘逸，残弱游云，矫若惊龙”，可谓字字珠玑，绝世罕见。《快雪时晴帖》流传已逾1500年，是王羲之当今存世唯一的书法精品真迹。《石渠宝笈》列此帖于首位。
　　


　　


　　《中秋帖》，传晋王献之行书。三行，二十二字。前后皆有阙文。《大观录》谓：“书法古朴，墨彩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勾填，恐是宋人临仿。此帖曾见《书史》，自为元章所临无疑。”钤有“宣和”、“绍兴”、“御书”、“广仁殿”、“弘文之印”、“内府图书之印”、“项氏子京”、“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等印。
　　《伯远帖》，晋王珣行书。五行，四十七字。此墨迹笔法遒逸，古厚拙重。曾经宋宣和内府、明董其昌、清内府等收藏。其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王珣真迹，历来为后世书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
　　《三希堂法帖》全称《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凡三十二卷。清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将溥，户部左侍郎嵇瑝，兵部右侍郎汪由敦选择内府收藏部分历代书法名家作品编成，由宋璋、扣住、二格、焦林等人镌刻。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刻成。因帖中收有内府秘藏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三件稀世墨宝，故以“三希”得名。因所收各帖均见于《石渠宝笈》著录，故名《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法帖收录了自魏晋至明代135位书法名家的书法名迹珍品340余件，名家题跋200余条，共9万余字，印章1600余方，堪称法帖中之巨帙。全帖除王献之《保母帖》、赵孟《兰亭序跋》前的《兰亭序》是根据拓本上石，其余皆为墨迹上石，刻工精良，卷帙浩繁，堪称法帖之最。为嵌藏刻石，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北海琼华岛西北建成阅古楼，将500块原石嵌于壁间。因此帖为皇家御刻，故摹、刻、拓俱天下之良工，初拓本流传极少，均为乌金拓，墨光可鉴，神彩焕然，仅精拓数十本专赐王公大臣。清道光十九年（1839）对刻石进行了一次修剔，加刻花边，多以淡墨传拓，据此可辨拓本之先后。
　　被受乾隆帝珍爱的《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三件墨宝，一直为内府秘藏。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把宫中《中秋帖》、《伯远帖》等物私下带出宫外，抵押在日本银行。后被袁世凯手下郭世五赎回，二帖再次流传于民间。解放前夕，大批封建遗老、军阀贵族逃亡台港，二帖遂流入香港。爱国收藏家张伯驹先生一直关注二帖流传情况，当得知二帖被典给一家香港英国银行后立即上报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十分重视，派专人赴港，在1951年典当期满时，用重金赎回《中秋帖》、《伯远帖》，二帖重回故宫博物院收藏。《快雪时晴帖》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国家图书馆藏《三希堂法帖》为止园主人珍藏的清内府初拓本。乌金拓，经折装。1958年购于庆云堂，卷十、十一、十二为配本。拓本高28.8厘米，宽17.7厘米，凡1200.5开。铁梅题签，钤“宋季子金石记”印。清英和等旧藏，钤“赐本”“臣和恭藏”、“宋季子金石”、“铁梅题记”、“王锡瓒鉴赏章”、“那兴阿印”、“兰汀珍藏”等印。馆藏另有初拓三希堂帖，残存一、五、九、十五、十六、二十、二十五、三十，共八册。钤“修直考藏”、“句吴许氏白观室印”、“汪振勋印”、“汪士钟印”、“臣汪文琛敬藏之章”、“汪氏金石”、“厚斋”等印。
　　张伯英在《法帖要录》中对《三希堂法帖》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他说：“自魏、晋迄明季三十二卷，意在包括停云、郁冈、戏鸿、快雪诸名帖故诸帖所有名迹，此刻亦多有之。卷帙丰富，为自来官帖所仅见，洋洋乎大观也。以帝王之力，当稽古右文全盛之时，取群玉中秘寿诸贞珉，垂示后世，其选择宜致慎。乃明刻赝书如季直表、钟千文、保母帖砖、倪宽赞等，乃得一一备列。……非梁、汪诸贤之镜有时而昏，则是皇上以为真，众则不敢有异议耳。”林志均所著《帖考》对其中诸帖有翔实考证。
　　
　　传奇的宋拓神策军碑
　　归义军
　　
　　


　　


　　宋拓《神策军碑》是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藏碑拓中最具传奇色彩的珍品。
　　唐朝自德宗之后，宦官掌管禁军神策军，专权局面逐渐形成，甚至皇帝的废立生杀也操纵在宦官手中。武宗面临的新问题就是修复与宦官的关系，故有巡行左神策军之举。武宗之兄文宗曾命朝官谋划“甘露之变”，引发朝官和宦官的激烈冲突，文宗也因此被宦官软禁。文宗曾立敬宗之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本意是由成美继承皇位，也得到了部分宦官的支持；但是文宗临终时，当时掌握兵权的大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人则假托文宗遗诏，立颖王李炎为帝，于是爆发了流血冲突，陈王成美和支持陈王的宦官尉迟璋、安王溶及支持安王的文宗嫔妃杨贤妃都被杀害，颖王李炎立为帝，是为武宗。会昌三年（843），武宗李炎即位不久，巡行神策军，意在向宦官示好；仇也从而请求建立颂圣德碑以回应。碑文记录了武宗即位后如同历朝皇帝一样祭祀天地、告祭祖先宗庙。此外，碑文中记录了回鹘汗国灭亡及安辑降于唐朝的回鹘首领嗢没斯等事，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此碑由翰林学士承旨崔铉撰文，集贤院学士判院事柳公权书写。此碑书法结体严整，最能体现柳体楷书骨骼开张、平稳匀称的特点，加之刻工精良，拓本与真迹无异，故后世奉为柳书代表作。依照惯例，当时此类颂圣德碑的拓本都会颁赐近臣，但肯定流传不广。原碑大约毁于宋代，故后世也就无从传拓了，至今仅有此本传世。
　　北宋末期，赵明诚《金石录》著录了一种分装两册的《神策军碑》拓本，与国图善本部所藏恰好相同。鉴于同一碑本装潢时分装册数相同的几率很小，故历来猜测此本曾经赵明诚、李清照伉俪珍藏。遥想当年承平之日，赵明诚、李清照以诗书、金石自娱，摩挲赏玩的珍品中也有这件《神策军碑》拓本，真是令人神往不已。
　　赵氏收藏经靖康战火而损失大半，劫余又流入权势之家。此拓首有“秋壑图书”朱文印，后有“封”字朱文印，知为南宋权臣贾似道所藏。这两枚贾似道的印章也见于宋拓《淳化阁帖》上，可证其真。后贾氏家产查抄入官，此拓成为南宋皇室藏品。今拓本为宋代内库装裱，大约重装于此时。元朝灭宋，归翰林国史院，钤有“翰林国史院官书”楷书朱文印。明代洪武六年收入内库，拓本末题有“洪武六年闰十一月十八日收”泥金小字一行。不久朱元璋赐给其子晋王朱棡，故首尾皆有“晋府书画之印”、“晋府图书”朱文印。国图善本部收藏的宋本《文苑英华》等书同样曾经赐予晋王，也有这两方晋王的藏书印。明末，归大收藏家孙承泽，拓本上钤有“北平孙泽”、“北平孙氏”等印章。孙氏故园即今北京琉璃厂之“孙公园”，当年孙氏于此消夏，顾炎武等名流都曾于此鉴赏碑帖。清代又经梁清标、安岐、张蓉舫、陈介琪等递藏。
　　此拓原本上下两册，不知何时失去下册。清乾隆时安岐《墨缘汇观》记载上册尚全，原有五十六页。至清末陈介祺后人转让此拓时，发现第四十二页之后丢失两页，仅余五十四页。民国时，经上海富商陈仁涛和南方著名藏书家陈澄中收藏，拓本上有“陈仁涛”、“陈氏仁涛”、“仁涛奇缘”、“金匮室”和“金匮秘笈”，1949年，陈澄中夫妇携部分珍贵藏书定居香港。两年后，传言陈氏将出售藏书，并有日本人意欲收购的消息。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获悉后，决定不惜重金将这批珍贵古籍购回。当即通过香港大公报费彝民社长和收藏家徐伯郊会同国图版本目录学专家赵万里与陈氏洽商，直到1955年终于成功地购回了“郇斋”所藏的第一批善本，入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其中就有《神策军碑》。现在，作为稀世珍宝，《神策军碑》仍宝藏于国家图书馆书库中。日前，国家图书馆举办“文明的守望”大型古籍善本特藏展览，展出了这件《神策军碑》拓本，使得二万多观众得以大饱眼福。
　　
　　清拓本慧成造像记
　　王丽燕
　　
　　又称《始平公造像记》。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九月十四日刻于河南洛阳龙门山古阳洞北壁。“龙门四品”之一。孟达撰文，朱义章正书，清干隆年间为钱塘黄小松访得后，始显于世。记10行，行20字；额文6字，均阳文刻，每字周界方格。
　　北魏统治者崇尚佛教，开窟造像祈福之风大盛。因此，造像碑之风盛行。龙门石窟始于北魏太和十七年（439），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宋诸朝，前后营造400余年。龙门石窟造像题记之多为中国诸石窟之冠，它们既是研究历史的佐证，又真实、客观地反映不同时代、不同书体的真迹。
　　北魏王朝的建立及孝文帝的改革，特别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文化由夷变夏而复归夏，汉化达到高潮，北魏的书法艺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巨大的发展，也是楷书发展的勃兴时期。这时期南北书风已逐渐得到全面的趋向统一。
　　 北朝的书体，是沿袭汉碑分隶而来，盖其族望质朴，不尚风流，均守旧法，很少变通，其质朴雄强的艺术风格，与南方的秀丽典雅，双峰对峙。北朝不像南朝禁止立碑，名篇巨制，及其壮美的书风蔚然兴起，加上佛教盛行北方，造像题记不知凡几，许多是出于石工之手，其书法师承与文人士族的书风有别，又刀笔相合，使书迹雄奇角出。仅以“龙门造像记”而言，共达三千六百种以上。龙门北魏造像题记，体法多变，纯朴天然，介乎隶、楷之间，有其独特的风采。北朝尤其是北魏时代碑版的书法，是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体，又是石刻艺术和书法艺术两者完美结合的共同体，形成了独具风貌，人称“魏碑”。这种魏碑体，以方笔文体为主，大多数出自民间无名书家之手，为后代留下了许多赞口不绝的杰作。 以造像记来说，当以龙门造像为最多，其中以二十品为精品，世称“龙门二十品”，尤其以始平公、杨大眼、孙秋生、魏灵藏为最佳，是龙门造像中的最精品，并最有代表性，世称“龙门四品”。遒劲奇伟，尤以方笔写大字，深得雅健之致。
　　《始平公造像记》用棋子格凸起，是石刻所希有的。造像记中称：“父使节光□／大夫洛州刺史始平公奄焉毙……”始平公何其人也，《隋书》云：“元孝矩，河南洛阳人也。祖修义，父子均，并为魏尚书仆射。孝矩西魏时袭爵始平县公，拜南丰州刺史。”《魏书》云：“汝阴王天赐，和平三年封，拜镇南大将军，虎牢镇都大将。……天赐第五子修义，字寿安，涉猎书传，颇有文才，为高祖所知。……二秦反，假修义兼尚书右仆射、西道行台、行秦州事，为诸军节度。……元志败没，贼东至黑水，更遣萧宝夤讨之，以修义为雍州刺史。卒于州，赠司空，谥曰文。”《北史》云：“子均，位给事黄门侍郎。后入西魏，封安昌王，位开府仪同三司。薨，赠司空，谥曰平。” 依据史书，矩西魏时袭祖爵始平县公，且矩之父均入西魏封安昌王，矩何以不袭父爵而袭祖爵，当此有疑。在则修义，元孝矩、元均，未尝为洛州刺史，而此碑称父洛州刺史始平公，当为另有其人，非元均及孝矩，有待考证。
　　国家图书馆藏此拓为整幅拓本，裱轴装，1964年购于北京庆云堂，系清乾隆嘉庆（1736-1820）时佳拓本。第3行“邀逢”之“邀”字仅末笔稍损，其余笔画完好；第5行“始平公”之“公”字横画犹存；第6行“匪乌”之“乌”字完好。拓片连额通高90厘米，宽39厘米，为清人胡震旧藏。
　　胡震（1817－1862），字听香，听芗，一字伯恐，别号胡鼻山人，富春大长岭、鼻山。浙江富阳人。侨居上海。与钱松友。拜钱松为师，分朱布白有灵气，疏不嫌空，密不嫌实。不轻为人作书、刻印，作品流传较少。嗜金石，与胡远交善，因亦作画，金石书卷气温于楮墨。深究篆、籀、八分、六书、小学。篆、隶、行书均高古，自成一格。所居室，几、杨、屏、幛皆秦汉碑版，古趣盎然。隶字、行书均高古。
　　馆藏此拓片周附清咸丰九年(1859)二月望后三日胡氏题跋；咸丰八年(1858)七月钱松记，八月二十五日松龛，十月一日痴伯跋；咸丰九年端阳后三日上元孙文川跋；咸丰八年冬宝山蒋敦复记；咸丰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华亭胡远跋，四月新会黄炳堃观款；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秀水周闲记；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 下旬王堃跋、吴铁樵跋等共计十三款。
　　钤“胡震之印”、“黄节读碑”、“胡鼻山藏真印”、“钱松叔盖印信宜长寿”、“竹节砚斋金石文字”、“ 痴伯”、“ 周闲金石同寿”、“剑人”、“公寿”、“松龛”等印章。
　　龙门造像题记刻书手姓名者仅此碑与《孙秋生造像记》，诚为可贵。清包世臣《艺舟双楫》谓“《始平公》出孔羡，具龙威虎震之规。”杨守敬《平碑记》谓“《始平公》以宽博胜。”胡震跋曰：“字形大小如星散天；体势顾盼如鱼戏水。”钱松题曰：“此龙门石刻中冠于当世者也，石刻中之阳文古来只此矣。”赵之谦谓此记系“北魏造像中最佳者。”吴昌硕谓：“此刻用笔沉猛，所谓郁勃纵横如古隶。”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称朱义章是“工絶一时，精能各擅”的书家，并赞曰“雄重莫如朱义章”，赞其书法曰“遍临诸品，终之始平公，极意峻宕，骨格成，体形定，得其势雄力厚，一生无靡弱之病，且学之亦易似。”
　　《始平公造像记》，孟达文，朱义章书，二人虽不见史传，当为民间书家。其字体端庄，结构严谨，笔画方整峻快，代表了北魏书法的典型风格。作为魏碑名品代表作的《始平公造像记》既含汉晋书体雍容方正之态，一反南朝靡弱的书风，开创了北魏方笔的风格，这种风格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是与魏碑开张、峻宕的体势和雄强、浑厚的风格相一致，与鲜卑族的勇武、强健的民族性格和汉族民间书家相融合。可谓是上续汉魏之隶意碑风，下开隋唐之楷体书韵，实为北碑石刻中之异彩。
　　
　　天一阁旧藏明拓《天一池碑》
　　冀亚平
　　
　　明拓《天一池碑》,整幅立轴装。轴通高200厘米，宽92 厘米。其中拓片高133厘米，宽88厘米；加上上下题跋高173 厘米。此拓本缺阳及阴额，有硬伤。拓本最初为明范氏天一阁所藏，罹清道光、咸丰之难后，1932年被邵章得到。轴衣为布质，上邵氏题曰“明初拓元天一池记，杭州邵氏珍藏”并钤“邵章”“精品”印；拓本签邵氏题曰：“明拓元揭文安书天一池记，壬申所得，伯褧珍藏”并钤“邵章小记”印。
　　《天一池碑》，元至正七年(1347)五月十五日立石，原在江西省贵溪市西南部的龙虎山上，久佚。龙虎山左右后三面皆悬崖，前面有小山，原有龙虎观坐落在山崖中，额曰“正一观”。东汉张道陵（34－156）曾修道于此（时名云锦山），为道教正一道的发源地。该碑阳面刻元吴全节（1269－1346）题“龙虎山天一池”六个大字；碑阴刻元揭傒斯撰文并书写的“天一池记”，额元张晏篆。碑文正书，20行，行37字，计725字。末行隶书“至正七年五月十五日立石”较正文大一半。
　　该碑详细地记述了天一池凿建和命名的经过。据碑载，元至正二年（1342），在万寿宫的南门外二十步处凿建大池，池长二百尺，宽四百尺，深十六尺（二寻）。大池建成后，委派道士彭元鼎到京师请大宗师吴全节命名。大宗师根据“生天地者，道也；载天地者，气也。无形曰道，有形曰气。气者，道之用也。道为万物之祖，气为万物之母。道与气一□已，故天一生水。一者，万物之所由生也。一之生无穷，万物之生生亦与之无穷，故一者，万物之终始也”之理，认为叫名天一之池最宜。并亲自书写了“龙虎山天一池”六个大字。吴全节字成季，自号闲闲。玄教第二代大宗师，元饶州安仁（今江西余江）人，生于元至元六年（1269），卒于元至正六年（1346）。十三岁到龙虎山上清正一宫达观堂学道得受秘法。至元二十四年（1287） 被张留孙征到北京。著有《看云集》。
　　“天一池记”撰文书写人揭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省丰城县）人。生于元至元十一年（1274），卒于至正四年（1344）。追封豫章郡公，谥曰文安。元史有传。早有文名，延祐（1314－1320）初荐于朝，三入翰林。天历（1328－1330）初开奎章阁，首擢授经郎。元统（1333－1335）初累迁翰林侍讲学士，总修辽、金、宋三史。著有《文安集》十四卷。其文严整简当，诗尤清婉丽密。存世书迹有《千字文》《杂书卷》等。历史上对他的文章和书法的评价很多，如明陶宗仪《书史会要》曰：“揭傒斯正、行书师晋人，苍古有力。”元欧阳玄《圭斋集》曰：“傒斯楷法精健闲雅，行书尤工。国家典册及功臣家传赐碑，遇其当笔，往往传诵于人。四方释、老氏碑版，购其文若字，袤及殊域。”《元史》本传曰：“善楷行草书，朝廷大典册及元勋茂德，当得铭辞者，必以命焉。殊方绝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为荣。”《历代画史汇传》谓其：“工诗文，善书画”。周之士《游鸿堂墨薮》曰：“曼硕父子，美而近弱。”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载刘诜曰：“揭公手书千文正直端楷，如刀划玉。”国家图书馆藏拓中，揭傒斯撰写的碑刻除《天一池碑》外，还有延祐七年二月《长明灯记》，后至元四年五月《竹温台神道碑》，后至元五年三月《代祀南镇记》，至正九年十二月《瑞应寺碑》等。其书写的碑刻除《天一池碑》外，还有元大德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加封孔子诏碑》，元统二年《孔庙田宅记》，后至元五年三月《代祀南镇记》，至正九年十二月《瑞应寺碑》等。另外，他还曾为至正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德（上“富”下“则”音gui）功行碑》篆写了碑额。
　　篆额者张宴，邢州沙河人，字彦清。仕至御史中丞，赠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国公，谥文靖。馆藏碑刻中有其书《董文忠墓碑》。
　　拓片的上方为收藏人邵章1935年的题诗,钤有“乙亥”、“邵章字曰伯”、“庵题记”印。邵章 （1874 -1953 ）字伯，号崇伯、倬庵。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清光绪二十九（1903）年二甲进士。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历任翰林院编修，杭州府中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湖北法政学堂及东三省法政学堂监督，法律馆咨议员，奉天提学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约法会议议员，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北京政府平政院评事兼庭长、院长等职。著有《云淙琴趣》等。
　　拓片的下方为章钰1932年的题跋，钤有：“茗理题记”、“章钰叚观”印。章钰字式之，别号有坚梦、茗理、蛰存、负翁、晦翁、霜根老人等。江苏省苏州市人，生于清同治四年(1865)，清光绪二十九年二甲进士。章钰长于金石目录及乙部掌故之学。晚年侨居京津，精研古籍，尤擅校勘之业。曾任刑部湖广清吏司行走，南洋、北洋大臣幕僚，京师图书馆编修，1914年任清史馆纂修。民国二十六年(1937) 卒于北京。着有《读书敏求记校证》、《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宋史校勘记》、《四当斋集》等。
　　有关此本的版本情况，收藏人邵章和题跋章钰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同科同甲进士，邵氏是第三十四名，章氏是第十四名，他们又同是清末民初金石拓片的收藏大家。邵章在他的题诗中说：“我未游四明，阁故闻知耳。独得文安笔，煌煌天一记。毡墨溯明初，直疑阁中庋。惜无碑阳书，永怀吴道士”。章钰题在他的题跋中说“以故今所传《天一阁碑目》有《天一池记》一目，即当年所以题阁之墨本也。无传掘地得石刻字，固未足信耳。嗣后未见著录，《金石萃编未刻稿》亦无，海丰吴氏《攈古录》有此目，而下注浙江鄞县范氏拓本，则知其未得后来毡墨也。此纸精采古黝，必五百年前物，虽未敢定为范氏遗物，然为绝无仅有之品则确然无疑。”以上诗跋都认定该拓本是明朝初年所拓，并怀疑是范氏所藏。此碑清黄联珏撰《贵溪县志》未载。历代著录有《天一阁碑目》、孙星衍《环宇访碑录》、吴式芬《攈古录》、马子云《碑帖鉴定》等。应该说，此拓是范氏天一阁所藏应该没有太大的疑议。据考订，《天一池碑》目前尚未发现第二部拓本，因此，此拓应是孤本。其文献、艺术和文物价值非常高。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天一池碑》，具体说是这张拓片，竟与远在九百多里外“天一阁”的命名有着密切的联系。“天一阁”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月湖之西，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的。明嘉靖四十年（1561），时任兵部右侍郎的范钦为自己的藏书建造楼阁，历经五年建成。书阁为木制结构，六开间二层楼房，前后有长廊相互沟通，楼前有“天一池”引水入池，蓄水以防火。据全祖望（1705－1755）《天一阁碑目记》云：阁建成后“尚未署名也，及搜碑版，忽得吴道士龙虎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所书，而有记于其阴，大喜，以为适与是阁凿池之意相合，因即移以阁名。”这证明了《天一池碑》和“天一阁”的渊源关系。后来，“天一阁”还成为清乾隆时储藏七部《四库全书》的南北七阁的规制，“天一阁”从此闻名遐迩。
　　
　　梁启超旧藏汉君车画像
　　王丽燕
　　
　　汉君车画像石，东汉（25—220）刻。无年月。原石清光绪八年（1882）出土于山东潍县。画像隶书题字存五处十四字，硃拓本。硃拓始于明代，是用鸡蛋去黄留清，调和硃砂，调匀后以毡卷蘸墨擦拓而成。馆藏整幅裱轴装，高87厘米，宽130厘米。
　　画像石产生于西汉，盛行于东汉，是汉魏时期的一种石刻艺术。它是汉代厚葬习俗的直接产物。山东是古代文化发达的地区，也是画像石产生年代最早的地区。据记载有六十多个县市发现画像石，总数约3000多块。山东作为儒家学派发祥地，其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历史神话故事等交织在一起，成为画像石表现的主要的内容，而风靡东汉，艺术水平达到了最高峰。
　　汉君车出行图画像石，浅浮雕。山东画像石的早期作品，构图简单明朗，较少分层分格，而晚期作品多采用分层分格法，构图多密集复杂。此画像分上下二层，上层之右一单骑有盖车。东汉刘熙曰：“，遥也，遥远也，四向远望之耳。”《晋书·與服志》：“车，古之时军车也。”车内坐二人，其右为御者执髻控一马车，盖前马上书有“君车”二字。后一骑者题“铃下”二字，其后一骑者题“门下小吏”。下层前一似树似芝，旁一骑后题“门下书佐”；又二骑未刻字，其后又似树似芝，上刻“主簿”，后残缺。为突出石面物体形象，匠师们在物体轮廓线内刻上线纹作为装饰，烘托出整个画面上的生动效果。“铃下”即侍卫；书佐、主簿为汉代郡县下设官吏。书佐主起草、缮写文书，主簿典领文书，办理事务。车骑出行的场面在汉画像中是常见的题材。汉代以骑射战胜匈奴之后，骑乘成了当时贵族社会的风尚，不同等级的官吏，出行的规格也有所不同，以驾车马匹来分等级。皇帝的御车驾六马或四马，随行官吏或使节也驾四马；皇后、皇太子、长公主等主车驾三马；贵人、公主、列侯等驾二匹。不论是车马巡游，或是田猎游乐，骑吏前导，步卒后拥，鼓吹喧嚷，场面十分壮观。
　　原石清光绪初归陈介祺，后流入法国，今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陈介祺（1813－1884），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山东潍县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咸丰时，助军饷，后在籍治团练。嗜好收藏文物，金石极富，精于鉴赏。
　　国家图书馆藏此拓本为梁启超旧藏，有梁氏题签、题跋。梁启超（1873－1929）号任公，广东新会人。近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梁启超收藏的拓本，上乘者为明拓和乾隆拓本，多数藏品是嘉庆、道光时的拓本以及清中期以至民初时新出土碑志造像的初拓本。题有跋语的碑刻拓本，计120余种，涉及面比较广泛。此拓片跋为：“右石曾为潍县陈簠斋所得，筑亭护之，曰‘君东汉石亭’，自署‘汉石亭长’。当时拓片已不多见。此石为胡贾辇去在巴黎博物馆中，毡柱之事从兹绝矣。此本为簠翁家精拓，良可珍祕。丁巳腊八，启超题藏。”钤：“饮冰室藏金石图书”、“任公”、“新会梁启超印”等章。
　　
　　大克鼎全形拓
　　贾双喜
　　
　　青铜鼎流行于商至汉，盛行于商周。在商周时期，青铜鼎不仅被作为实用炊器，而且被视为“明尊卑，别上下”的重要礼器，是统治阶级划分等级和权力的标志，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据礼书的记载，天子用九鼎，诸候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可见等级森严的用鼎制度是不可逾越的。春秋后期至战国晚期，随着古礼制度的逐渐衰落，诸如鼎这样的青铜礼器，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大克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大克鼎又名克鼎或膳夫克鼎，与此鼎同时出土的还有小鼎七件、盨二件、钟六件、镈一件，都是膳夫克所作之器，因此称此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是西周晚期著名的青铜器，也是仅次于大盂鼎的西周第二大青铜器。
　　大克鼎的造型端庄，宏伟古朴，纹饰圆畅，具有西周中晚期青铜艺术的典型特征。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此鼎系周孝王时期铸器，历见著录，流传有绪，是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珍贵资料。它是周孝王时大贵族克为颂扬国君、祭祀祖父所铸。鼎腹内壁亦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铭文字体工整，笔势圆润，洋洋洒洒，无论在布局书写上、还是铸造效果上都十分精美，字体大小统一不失灵动，圆润古拙不失劲健，呈出一种舒展端雅的风尚，堪称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的典范。大克鼎铭文形体修长，笔画遒劲凝练，结体规整，通篇使用界格，一字一格，布局严谨。这种典型的大篆书体，是西周金文书法的杰出代表。其内容一是歌颂祖父佐助周室的功绩，记述自己由此蒙受余荫，被周孝王任命为大臣；二是记载其受赏赐的物品，其中有服饰、田地和大量民众。大克鼎现藏上海博物馆，同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被誉为“海内三宝”。
　　此青铜器拓片的传拓方法为器物全形拓。青铜器全形拓是十九世纪中叶兴起的，是一种综合了素描、绘画、传拓、剪纸等技法，把青铜器的原貌转移到平面的拓纸上的一种特别技艺。全形拓，又称器物拓、图形拓、立体拓。全形拓不同于对碑碣墓志、刻石、古陶砖瓦、古钱币等器物的文字图形纹饰等文物一般的平面传拓，也不同于以硬黄纸覆帖上，就明窗影而摹之的响拓，还不同于用毛笔朱墨临拓古代的器物、纹饰、石刻等的颖拓。
　　老年间的全形拓不用整纸，是将器身、器耳、器腹、器足等部位的纹饰、器铭分拓，故此也叫“分纸拓”。然后用笔蘸水划撕掉余纸，按事先画好图稿相应之需，把拓完的各部分拓片拼粘在一起。拓图形的墨色也很讲究，要浓淡相间，凸出的部分要浓，凹下去的部分要淡。器形上大下小的，墨色就由上而下逐渐由浓渐淡。洼糟部分的，两边墨色浓，中间逐渐淡。如凸出一条半圆形的楞儿，中间的墨色要浓，两边逐渐减淡。
　　
　　大克鼎全形拓
　　贾双喜
　　
　　青铜鼎流行于商至汉，盛行于商周。在商周时期，青铜鼎不仅被作为实用炊器，而且被视为“明尊卑，别上下”的重要礼器，是统治阶级划分等级和权力的标志，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据礼书的记载，天子用九鼎，诸候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可见等级森严的用鼎制度是不可逾越的。春秋后期至战国晚期，随着古礼制度的逐渐衰落，诸如鼎这样的青铜礼器，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大克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大克鼎又名克鼎或膳夫克鼎，与此鼎同时出土的还有小鼎七件、盨二件、钟六件、镈一件，都是膳夫克所作之器，因此称此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是西周晚期著名的青铜器，也是仅次于大盂鼎的西周第二大青铜器。
　　大克鼎的造型端庄，宏伟古朴，纹饰圆畅，具有西周中晚期青铜艺术的典型特征。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此鼎系周孝王时期铸器，历见著录，流传有绪，是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珍贵资料。它是周孝王时大贵族克为颂扬国君、祭祀祖父所铸。鼎腹内壁亦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铭文字体工整，笔势圆润，洋洋洒洒，无论在布局书写上、还是铸造效果上都十分精美，字体大小统一不失灵动，圆润古拙不失劲健，呈出一种舒展端雅的风尚，堪称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的典范。大克鼎铭文形体修长，笔画遒劲凝练，结体规整，通篇使用界格，一字一格，布局严谨。这种典型的大篆书体，是西周金文书法的杰出代表。其内容一是歌颂祖父佐助周室的功绩，记述自己由此蒙受余荫，被周孝王任命为大臣；二是记载其受赏赐的物品，其中有服饰、田地和大量民众。大克鼎现藏上海博物馆，同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被誉为“海内三宝”。
　　此青铜器拓片的传拓方法为器物全形拓。青铜器全形拓是十九世纪中叶兴起的，是一种综合了素描、绘画、传拓、剪纸等技法，把青铜器的原貌转移到平面的拓纸上的一种特别技艺。全形拓，又称器物拓、图形拓、立体拓。全形拓不同于对碑碣墓志、刻石、古陶砖瓦、古钱币等器物的文字图形纹饰等文物一般的平面传拓，也不同于以硬黄纸覆帖上，就明窗影而摹之的响拓，还不同于用毛笔朱墨临拓古代的器物、纹饰、石刻等的颖拓。
　　老年间的全形拓不用整纸，是将器身、器耳、器腹、器足等部位的纹饰、器铭分拓，故此也叫“分纸拓”。然后用笔蘸水划撕掉余纸，按事先画好图稿相应之需，把拓完的各部分拓片拼粘在一起。拓图形的墨色也很讲究，要浓淡相间，凸出的部分要浓，凹下去的部分要淡。器形上大下小的，墨色就由上而下逐渐由浓渐淡。洼糟部分的，两边墨色浓，中间逐渐淡。如凸出一条半圆形的楞儿，中间的墨色要浓，两边逐渐减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