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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春节，我和我的夫人汤蕉媛有幸得到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朱光潜先生为我们书写的两幅墨宝。由此我们萌发了将百年北大著名学者的墨迹有系统地汇集起来的想法。经过近二十年的艰辛搜集整理，由我主编的《二十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手迹》于2003年5月面世。此集选编了近百年来203位北大著名学者的墨迹，其中有9位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总监督的翰墨收编入册。这里展示给藏友的四幅墨宝，为前四任京师大学堂“校长”所书。拂去岁月的风尘，我们能够从中体味到的或许不只是有关北大的故事。
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的行楷七言联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19世纪末戊戌变法的产物。京师大学堂不但是中国近代中央政府建立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而且具有统领全国各级学堂的行政职能，因而其“校长”被称作管学大臣，统管全国学务。到了第四任“校长”时，上述行政职能被取消，“校长”专门管理大学堂，从此改称为“大学堂总监督”。中华民国建立初期，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此后其最高领导称作北京大学校长。
“与可自有竹外竹，少文不游山间山”，是孙氏退休前夕所书。不敢说是其绝笔，但确信是其一生禅悟。与可为北宋人文同（1018－1079年）之字，世称“石室先生”，善诗文、工书画，尤善墨竹。少文为南朝宋人宗炳（375－443年）之字，精于玄理，善琴书、图画。西涉荆巫，南登衡岳，以疾还江陵，叹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睹，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壁，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而孙氏，史传其秉性“简约敛退，生平无疾言遽色”，虽居官显贵，却常“闭门斋居、杂宾远迹、推避权势”，与所喜欢的两位艺术家颇有些相通之处。
孙家鼐，字燮臣，1827年出生于安徽寿县，咸丰九年已未科状元。殿试后，咸丰召见前十名进士，命以清王朝的兴盛为内容各撰一联。孙氏略加思索便得之：“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物阜，雍和其体，乾健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绍羲皇尧舜；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 既歌颂了清王朝的“宏伟功业”，又把咸丰之前历代清帝的年号都嵌入联中，极为工整巧妙，令皇帝击节称赏。孙氏状元及第后，在清廷为官长达五十年之久，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和内阁大学士等职，曾与尚书翁同龢同任光绪帝师傅。
1898年7月4日，光绪皇帝专门下诏，正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任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简称管学大臣），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由于孙氏的努力，当年夏天入试京师大学堂的人数超过七百人。可惜的是，时隔不久，西太后发动政变，囚光绪、罢新法，悉复旧制。虽然西太后独对大学堂网开一面，但在1898年冬天正式开学时，人数已经锐减到一百多人。孙氏办学困难重重，加之对囚禁光绪极为不满，1899年夏，“因病予假”，越半年，愤然辞职。
1900年八国联国入侵北京，孙氏等人护驾慈禧、光绪逃往西安。1902年初，清廷返京，孙氏拜体仁阁及东阁、文渊阁等诸多大学士，任学务和政务大臣。1908年，孙氏中举六十周年，被赏官太子太傅。1909年初，因病乞休，不久即卒。
第二任管学大臣许景澄的行楷七言联（图二）
“评花到处收诗料，品竹随人入画禅。”
评花、评竹要出神入化，这又是一种文人的追求和境界。许景澄，字竹瀛，1845年出生于浙江嘉兴，同治进士。1884年，任驻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兼比国使务。1890年，任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氏熟谙外交和国际法，畅晓洋务，1898年以工部左侍郎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许氏知识渊博，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被孙家鼐聘为大学堂中学总教习。1900年春，孙氏病退，许氏接任管学大臣。义和团爱国运动兴起，慈禧利用义和团围攻洋人，对外宣战；而在清廷召开的大学士六部九卿御前会议上，许氏及太常寺卿袁昶、太常少卿张亨嘉等却反对对外宣战，并吁请保护外国使馆，力言杀使臣、攻使馆违背国际公法，不可肆意妄为。因忤逆载漪、慈禧，许袁二公以“任意妄奏”、“语多离间”等罪名，于7月28日同时被诛于菜市口。而同在御前会上进言的张亨嘉虽陈述的内容与许袁二公毫无二致，却因一口闽音无人能懂而幸免于难。幸亏福建官话救了张公一命，否则，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的人选只能他人而非张公，北京大学的历届校长史就得改写。
许公被诛，其亲朋也遭牵连，故其遗墨存世极少。1995年我赴香港讲学，闲暇时去逛荷里活道古玩街，在一个地摊上翻看一堆旧字画时，发现一幅破旧的七言联，打开一看，顿时眼睛一亮，下联落款处“竹瀛许景澄”五个字让我喜出望外。为讨个廉价，我按捺住狂喜的心情，漫不经心地拿起对联问摊主索要多少，得到的回答是：“先生，给钱就拿走！”我掏出一张面值五百元的港币，摊主接过，微笑点头，交易做成。我返回香港树仁学院住所，禁不住直呼“天助我也！”兴奋足足一周。万万没有想到，花了四五年时间没有寻找到的宝贝，竟然如此廉价而轻易地获得，真可谓是“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第三任管学大臣张百熙的行书律诗扇面（图三）
“仙省新诗几度传，一吟乡思一悠然，许身自比南金重，浪迹方为曲木金，燕地湖山春酒畔，楚天风雨夜灯前，看云听鸟同今日，跃马乘龙忆往年。”
这是张百熙晚年所作的一首抒怀七言诗。忆往昔，曾“跃马乘龙”，风云一时。在清末官宦中，他不仅是位有着“浪迹天涯”阅历的官吏，而且也是颇有作为的优秀人才。此扇面未落上款，亦无著录出处，诗意与张百熙的宦途相似。律诗第四句“曲木金”之“金”字，似为“全”字之笔误。
张百熙，字野秋，184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同治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早年当过光绪帝的侍读，既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又对西学颇有研究。且不畏权贵，大胆直言，为时论所重，声望很高。
1900年，联军侵京，清廷惨败。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再激民怨，创痛巨深，避难西安的清廷不得不“重新检讨”、“下诏求言”。张百熙疏陈大计，奏请改官制，理财政，变科举，办学堂，设报馆，积极提倡变法自强。西太后改变方针，重新起用张百熙，使其登上六部之首吏部尚书之位。1902年初，朝廷重返北京后的第三天，京师大学堂获令重开，张百熙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张氏锐意改革，决定重新设计、建立一所法制详备、规模宏大的新的京师大学堂，后人称他所复建的大学堂为“壬寅京师大学堂”。
张仅用半年时间就制定出一整套由幼儿园、小学、中学至大学的各级学堂的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以政府名义颁布、在全国各省实行的完整学制。又经过与当时享有学界泰斗之誉的张之洞半年会商，制定出一套包括普通教育、专业教育、师范教育三个系列在内的系统完整的学制。在这套学制指导下，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纷纷建立。在修订的大学堂章程的指导下，京师大学堂成为全国第一所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综合性大学。可以说，京师大学堂的草创者是孙家鼐，而使其走上现代化轨道的则是张百熙。
张百熙卒于1907年。其时，“旧日生徒会祭者皆哭失声。各界人士纷纷撰联悼念，捐资塑像，颂扬其功德”。今天我们欣赏张氏遗墨，不难感悟凝结其上的人格魅力。
首任总监督张亨嘉的楷书五言诗中堂（图四）
“柳絮晴飞日，梅花春发时，天颜多喜色，瑞气满瑶池，绿叶迎春绿，寒枝阅岁寒，愿持柏叶寿，长奉万年欢，北陆凝阴后，千门淑气新，年年金殿里，宝字帖宜春。”
这幅颜体书风的中堂首五言诗，是张亨嘉为官时“敬书”给皇太后的新春献词，辞藻华美。虽为官场应景之作，但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值得称道。张公擅真书，至今在颐和园听鹂馆还悬挂其楷书横幅墨宝。
张亨嘉，字燮钧，1847年出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光绪进士。历任湖南、浙江学政，大理寺少卿、礼部左侍郎等职。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为适应京师大学堂不断发展壮大的需要，奏请朝廷把管学大臣改为总理学务大臣，统管全国学务，另设总监督一人，专管京师大学堂的事务。经张百熙举荐，清廷于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任命大理寺少卿张亨嘉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从此，管学大臣的印章改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印章，京师大学堂开始独立运作。京师大学堂这一体制上的改变，标志着北大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张氏出任大学堂“校长”，不负众望，上任仅一个月，就为大学堂扩建校舍，向英、法、德、俄等国派出留学生。随后，在改革招生制度和广收生徒、筹设分科大学、延聘外国教师以及改建医学馆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成效显著。大学堂的规模由最初一百多学生，发展到五百余人。这为大学堂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亨嘉于1904年2月至1906年2月担任大学堂“校长”期间，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创造了两个第一。第一件事是张“校长”上任伊始，在就职典礼上发表了一篇仅仅一句话的演说词，创下二十世纪名人简短就职演说词之最。据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学生邹树文《北京大学早期的回忆》记述：“我还记得第一任监督张亨嘉先生就职的时候，监督与学生均朝衣朝冠，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学生向监督作三个大揖，行谒见礼。礼毕，张监督说：‘诸生听训，诸生为国家学，努力自爱。’于是全部仪式就算完了。这总共十四个字，可以说是一篇最短的演讲词。读者诸君，你听过再短于他的校长演讲没有？”十四个字，个个掷地有声。当场听者异口同声：“张老夫子正是言短心长，我们诸生之流正当书为座右铭啊！”
另一件事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京师大学堂举办了第一次运动会，竞赛二十个项目，有跳高、跳远、铅球、中长跑、竞走、拔河等。这是近代中国首次大学生运动会，其意义不只是运动会本身为中国体育史谱写了璀璨的一页，且为培养大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开了先河。正如张公在为此次运动会敬告来宾文中所言：德育、体育必兼是造就人才最完备的方法，而体育是造就人才的基础。他还特别强调，世界文明事业都是刚强体魄创造的，中国要富强就不能不重视体育。把大学生的体育提升到如此高度，无怪乎张总监督才上任一年，就不惜借拨内务府所辖沙滩旷地改建操场，旋即举办此次体育盛会。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张亨嘉升任兵部右侍郎后，辞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职务。张公于宣统三年（1911年）逝世，享年64岁，谥号文厚。
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的行楷七言联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19世纪末戊戌变法的产物。京师大学堂不但是中国近代中央政府建立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而且具有统领全国各级学堂的行政职能，因而其“校长”被称作管学大臣，统管全国学务。到了第四任“校长”时，上述行政职能被取消，“校长”专门管理大学堂，从此改称为“大学堂总监督”。中华民国建立初期，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此后其最高领导称作北京大学校长。
“与可自有竹外竹，少文不游山间山”，是孙氏退休前夕所书。不敢说是其绝笔，但确信是其一生禅悟。与可为北宋人文同（1018－1079年）之字，世称“石室先生”，善诗文、工书画，尤善墨竹。少文为南朝宋人宗炳（375－443年）之字，精于玄理，善琴书、图画。西涉荆巫，南登衡岳，以疾还江陵，叹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睹，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壁，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而孙氏，史传其秉性“简约敛退，生平无疾言遽色”，虽居官显贵，却常“闭门斋居、杂宾远迹、推避权势”，与所喜欢的两位艺术家颇有些相通之处。
孙家鼐，字燮臣，1827年出生于安徽寿县，咸丰九年已未科状元。殿试后，咸丰召见前十名进士，命以清王朝的兴盛为内容各撰一联。孙氏略加思索便得之：“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物阜，雍和其体，乾健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绍羲皇尧舜；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 既歌颂了清王朝的“宏伟功业”，又把咸丰之前历代清帝的年号都嵌入联中，极为工整巧妙，令皇帝击节称赏。孙氏状元及第后，在清廷为官长达五十年之久，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和内阁大学士等职，曾与尚书翁同龢同任光绪帝师傅。
1898年7月4日，光绪皇帝专门下诏，正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任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简称管学大臣），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由于孙氏的努力，当年夏天入试京师大学堂的人数超过七百人。可惜的是，时隔不久，西太后发动政变，囚光绪、罢新法，悉复旧制。虽然西太后独对大学堂网开一面，但在1898年冬天正式开学时，人数已经锐减到一百多人。孙氏办学困难重重，加之对囚禁光绪极为不满，1899年夏，“因病予假”，越半年，愤然辞职。
1900年八国联国入侵北京，孙氏等人护驾慈禧、光绪逃往西安。1902年初，清廷返京，孙氏拜体仁阁及东阁、文渊阁等诸多大学士，任学务和政务大臣。1908年，孙氏中举六十周年，被赏官太子太傅。1909年初，因病乞休，不久即卒。
第二任管学大臣许景澄的行楷七言联（图二）
“评花到处收诗料，品竹随人入画禅。”
评花、评竹要出神入化，这又是一种文人的追求和境界。许景澄，字竹瀛，1845年出生于浙江嘉兴，同治进士。1884年，任驻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兼比国使务。1890年，任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氏熟谙外交和国际法，畅晓洋务，1898年以工部左侍郎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许氏知识渊博，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被孙家鼐聘为大学堂中学总教习。1900年春，孙氏病退，许氏接任管学大臣。义和团爱国运动兴起，慈禧利用义和团围攻洋人，对外宣战；而在清廷召开的大学士六部九卿御前会议上，许氏及太常寺卿袁昶、太常少卿张亨嘉等却反对对外宣战，并吁请保护外国使馆，力言杀使臣、攻使馆违背国际公法，不可肆意妄为。因忤逆载漪、慈禧，许袁二公以“任意妄奏”、“语多离间”等罪名，于7月28日同时被诛于菜市口。而同在御前会上进言的张亨嘉虽陈述的内容与许袁二公毫无二致，却因一口闽音无人能懂而幸免于难。幸亏福建官话救了张公一命，否则，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的人选只能他人而非张公，北京大学的历届校长史就得改写。
许公被诛，其亲朋也遭牵连，故其遗墨存世极少。1995年我赴香港讲学，闲暇时去逛荷里活道古玩街，在一个地摊上翻看一堆旧字画时，发现一幅破旧的七言联，打开一看，顿时眼睛一亮，下联落款处“竹瀛许景澄”五个字让我喜出望外。为讨个廉价，我按捺住狂喜的心情，漫不经心地拿起对联问摊主索要多少，得到的回答是：“先生，给钱就拿走！”我掏出一张面值五百元的港币，摊主接过，微笑点头，交易做成。我返回香港树仁学院住所，禁不住直呼“天助我也！”兴奋足足一周。万万没有想到，花了四五年时间没有寻找到的宝贝，竟然如此廉价而轻易地获得，真可谓是“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第三任管学大臣张百熙的行书律诗扇面（图三）
“仙省新诗几度传，一吟乡思一悠然，许身自比南金重，浪迹方为曲木金，燕地湖山春酒畔，楚天风雨夜灯前，看云听鸟同今日，跃马乘龙忆往年。”
这是张百熙晚年所作的一首抒怀七言诗。忆往昔，曾“跃马乘龙”，风云一时。在清末官宦中，他不仅是位有着“浪迹天涯”阅历的官吏，而且也是颇有作为的优秀人才。此扇面未落上款，亦无著录出处，诗意与张百熙的宦途相似。律诗第四句“曲木金”之“金”字，似为“全”字之笔误。
张百熙，字野秋，184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同治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早年当过光绪帝的侍读，既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又对西学颇有研究。且不畏权贵，大胆直言，为时论所重，声望很高。
1900年，联军侵京，清廷惨败。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再激民怨，创痛巨深，避难西安的清廷不得不“重新检讨”、“下诏求言”。张百熙疏陈大计，奏请改官制，理财政，变科举，办学堂，设报馆，积极提倡变法自强。西太后改变方针，重新起用张百熙，使其登上六部之首吏部尚书之位。1902年初，朝廷重返北京后的第三天，京师大学堂获令重开，张百熙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张氏锐意改革，决定重新设计、建立一所法制详备、规模宏大的新的京师大学堂，后人称他所复建的大学堂为“壬寅京师大学堂”。
张仅用半年时间就制定出一整套由幼儿园、小学、中学至大学的各级学堂的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以政府名义颁布、在全国各省实行的完整学制。又经过与当时享有学界泰斗之誉的张之洞半年会商，制定出一套包括普通教育、专业教育、师范教育三个系列在内的系统完整的学制。在这套学制指导下，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纷纷建立。在修订的大学堂章程的指导下，京师大学堂成为全国第一所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综合性大学。可以说，京师大学堂的草创者是孙家鼐，而使其走上现代化轨道的则是张百熙。
张百熙卒于1907年。其时，“旧日生徒会祭者皆哭失声。各界人士纷纷撰联悼念，捐资塑像，颂扬其功德”。今天我们欣赏张氏遗墨，不难感悟凝结其上的人格魅力。
首任总监督张亨嘉的楷书五言诗中堂（图四）
“柳絮晴飞日，梅花春发时，天颜多喜色，瑞气满瑶池，绿叶迎春绿，寒枝阅岁寒，愿持柏叶寿，长奉万年欢，北陆凝阴后，千门淑气新，年年金殿里，宝字帖宜春。”
这幅颜体书风的中堂首五言诗，是张亨嘉为官时“敬书”给皇太后的新春献词，辞藻华美。虽为官场应景之作，但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值得称道。张公擅真书，至今在颐和园听鹂馆还悬挂其楷书横幅墨宝。
张亨嘉，字燮钧，1847年出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光绪进士。历任湖南、浙江学政，大理寺少卿、礼部左侍郎等职。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为适应京师大学堂不断发展壮大的需要，奏请朝廷把管学大臣改为总理学务大臣，统管全国学务，另设总监督一人，专管京师大学堂的事务。经张百熙举荐，清廷于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任命大理寺少卿张亨嘉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从此，管学大臣的印章改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印章，京师大学堂开始独立运作。京师大学堂这一体制上的改变，标志着北大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张氏出任大学堂“校长”，不负众望，上任仅一个月，就为大学堂扩建校舍，向英、法、德、俄等国派出留学生。随后，在改革招生制度和广收生徒、筹设分科大学、延聘外国教师以及改建医学馆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成效显著。大学堂的规模由最初一百多学生，发展到五百余人。这为大学堂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亨嘉于1904年2月至1906年2月担任大学堂“校长”期间，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创造了两个第一。第一件事是张“校长”上任伊始，在就职典礼上发表了一篇仅仅一句话的演说词，创下二十世纪名人简短就职演说词之最。据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学生邹树文《北京大学早期的回忆》记述：“我还记得第一任监督张亨嘉先生就职的时候，监督与学生均朝衣朝冠，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学生向监督作三个大揖，行谒见礼。礼毕，张监督说：‘诸生听训，诸生为国家学，努力自爱。’于是全部仪式就算完了。这总共十四个字，可以说是一篇最短的演讲词。读者诸君，你听过再短于他的校长演讲没有？”十四个字，个个掷地有声。当场听者异口同声：“张老夫子正是言短心长，我们诸生之流正当书为座右铭啊！”
另一件事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京师大学堂举办了第一次运动会，竞赛二十个项目，有跳高、跳远、铅球、中长跑、竞走、拔河等。这是近代中国首次大学生运动会，其意义不只是运动会本身为中国体育史谱写了璀璨的一页，且为培养大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开了先河。正如张公在为此次运动会敬告来宾文中所言：德育、体育必兼是造就人才最完备的方法，而体育是造就人才的基础。他还特别强调，世界文明事业都是刚强体魄创造的，中国要富强就不能不重视体育。把大学生的体育提升到如此高度，无怪乎张总监督才上任一年，就不惜借拨内务府所辖沙滩旷地改建操场，旋即举办此次体育盛会。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张亨嘉升任兵部右侍郎后，辞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职务。张公于宣统三年（1911年）逝世，享年64岁，谥号文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