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气说”是中国文学理论中一个极富生命活力和民族特色的理论范畴。古人关于“文气”的论述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与作者修养、作品内容及语言表达、形式风格都有重要的关系。特别是其关于主体素养建构的“养气观”和讲究诵读的“因声求气”法，不仅对后来的作家、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对今天“体弱气虚”的写作教学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和滋养价值。
　　一、古代“文气说”的由来及其建立
　　“气”在我国古代原本是一个哲学概念，源于古人特有的自然观和生命观。最初“气”被看作一种精微的、无形无状的、不间断的自然物质，它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原，万事万物皆可用“气”来解释。后来人们把对“气”的体认逐步转化为养生和医学概念，最终成为文艺理论、美学的重要范畴。最先讲“气”，并使“气”与“文”产生联系的是孟子。“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知言”即“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就是要对语言文字有深厚的造诣，懂得它在表述思想时的长短优劣；“养气”则是在思想修养基础上显示出的“塞于天地之间”的精神力量。孟子不仅把“气”这个物质概念转化成了精神概念，还将“养气”与“知言”并提，使“气”与创作发生联系，对后代文论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开“以气论文”先河，明确提出“文以气为主”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还以“气”为标尺评品当时的作家作品，如“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等。尽管曹丕对“气”的解释语焉不详，以致后人颇多争议、莫衷一是，但我们细细推究却不难发现：“气之清浊有体”“孔融体气高妙”指的是作家的先天禀赋、气质才华，而“徐干时有齐气”则指文章的风貌、特色、风格。曹丕后，刘勰《文心雕龙》也对“气”进行了充分讨论，认为“气”是基于作者气质个性而形成风格特色的重要因素，既可以指作家的个性才气和精神状态，也可以指作品的气势风格、节奏韵律，还可以指创作的冲动和勇气。如“才有庸隽，气有刚柔”，指作家的内在气质、才气；“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指创作的冲动和勇气；“精理为文，秀气成采”，指作品的气势和风格；“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指生气和文气；“诗官采言，乐盲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指文章的节奏和韵律。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刘勰赋予了“气”更为丰富的内涵，但从“言”与“气”的角度谈论的并不多，还没有直接将“气”联系到写作上。
　　明确提出文气与言辞关系，真正在写作上建立“文气说”的是韩愈。韩愈十分注重作家的道德情操、精神品质对文学创作的作用，提出了著名的“气盛言宜”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長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在这里，“气”指文章的气势，“言”指文章的语言。韩愈将“气”与“言”的关系比作水与物的关系，认为文章的好坏与作家的道德水平有着直接的联系。就是说，作者有了渊博的才识、正大的精神和充沛的感情，就不难找到恰当的语言表现形式。当然，韩愈并非不注重文句声律，而是强调语言的声音、节奏是“气盛”的自然产物，只要为文气盛，语句的长短、声音的高下就会自然表现出来，所谓“文从字顺各识职”就是这个道理。韩愈以后，谈论文气的人很多，如柳宗元、苏辙等对“养气”途径的探讨，但基本上都是对韩愈理论的沿用和延展，没有太大突破。直到清代桐城派文人对文气与音节辩证关系的论述，才使“文气说”走向成熟和完善。可以说，韩愈是“文气说”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之前人们对气的论述多囿于内容方面，强调作者精神气质的修养；韩愈开始把“气”与“言”紧密联系起来考察，直接启发了桐城派“因声求气”说，使人们对气的认识具体、形式化，“文气说”迎来了“软着陆”时代。
　　二、内养与外阅：“文气说”对主体素养建构的意义
　　既然文以气为主，气盛则言宜，那么“气”就无疑成了写作的根基，作家要写出好作品就必须要养气。明代宋濂说过：“为文必在养气，气与天地同，苟能充之，则可配序三灵，管摄万汇。”又说：“人能养气，则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当与天地之同功也。”他认为写文章必须要气理充沛，这样才能做到文思顺畅、情深文明，这与韩愈的“气盛言宜”说一脉相承。王鏊也有类似的说法：“圣贤未尝有意为文也，理极天下之精，文极天下之妙。后人殚一生之力以为文，无一字到古人处，胸中所养未至耳。故为文，莫先养气，莫要穷理。”他们都看到了写作主体积养文气的重要性，都强调“养气”对于写作的决定性作用。既然为文必先养气，那么气怎样才能培养出来呢？古人关于养气途径的讨论颇多，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孟子、刘勰、韩愈等提倡的“内养”，一种是苏辙等人提倡的“外阅”。
　　就“内养”来说，孟子主张的“养气”重在内心修养，但讲得比较抽象，真正践行起来很难得其要领。韩愈则系统阐发了孟子的“养气论”，认为“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强调写文章要在“养其根”“加其膏”上用动夫。他还结合自己的切身体验，指明了修养的途径和方法：“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只有这样，才能“浩乎其沛然”，使自己具有浩然的文气。所谓“外阅”，就是通过周览交游来扩大阅历、陶冶情性、锻炼才识。韩愈后，苏辙一方面肯定了孟子、韩愈的养气说，强调“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另一方面论述了向社会学习的重要性，推重司马迁式的广泛游历，所谓“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问豪俊交游”。看得出，苏辙将孟子的道德修养观与司马迁的社会阅历观相提并论，既注重道德修养，又注重博览群书，更注重广泛交游以长见识，强调内养与外阅的互动，也即古人常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然，有了一腔“浩然之气”也不见得就能把文章写好，还有个善于运用的问题。刘勰则从生命律动、元气保养与调和的角度提出了他的“守气观”：“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他认为元气是生理、生命的基础，只有元气强盛、精力充沛，创作才能顺利进行；如果气衰神疲、力乏体惫，构思、表达则难以进行。刘勰还提出了著名的“虚静”说，主张“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意思是洗雪心神，摈除外物的牵累，才能使心境澄明、神清气旺，驶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创作状态。 　　古代“文气说”注重主体素养建构的“养气观”对今天的写作教学具有很现实的借鉴意义。就当前写作教学而言，有关作文教学的各种教法策略、模式思路可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而结果却是作文教学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突破，我们仍然没能摆脱一个尴尬的困境：很多高中生甚至大学毕业生的作文仍文理不通，毛病百出；有的大学生写个求职简历也困难重重，勉强为之则词不达意，层次混乱……甚至可以说，我们至今还没解决好黎锦熙早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通不通”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还是对写作主体的研究不深人，对主体素养的建构不够重视。传统的作文教学过分专注于对文章静态、平面、孤立的精细分析，这种“重知轻行”、重作品轻作者、重技术轻生活的教学偏颇，将学生封闭在“阅读一练笔”“揣摩一依仿”的单一轨道上，无视写作教学的生命性和生活性，无视学生是鲜活、灵性、丰富的生命个体，作文教学进入了唯技法至上、唯训练至上的死胡同。既然文气是写作的根基，气盛方可带来文胜，厚积才能实现薄发，这就启示我们：写作教学要抓住主体素养建构这个关键，通过加强内在道德、学识修养和丰富外在阅历的方式来厚植“文气”。当然，“文气”的培养需要慢火细煨，那种希冀于“猛药去疴”式的破解思路并不适合“体弱气虚”的写作教学。
　　三、“因声求气”说的方法论意义及对写作教学的价值
　　如果我们把古代“文气说”同写作教学联系起来考察，不能不提到将“文气说”转向语言形式层面的“因声求气”说。前面提到，韩愈“气盛言宜”说解释了文与气的关系，但他没讲清楚文章外在形式与气的关系到底如何。清代的桐城派正是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因声求气”的主张。最先是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讲道：“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所谓“神气”，是指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神韵和气势，是作家精神气质和作品情感内涵高度艺术化的体现；“音节”则是指长短相问、参差错落的句式，以及抑扬顿挫、高下缓急的声韵等语言因素。“神气”需要借助“音节”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反之，通过对诗文“音节”的吟咏诵读，就能够领会到作品的“神气”，这就是所谓“因声求气”。刘大櫆后，桐城派传授文法，大都靠“因声以求气”的方法。如其弟子姚鼐在《尺牍·与石甫侄孙》中说：“深读久为，自有悟入。……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聲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矣。”。意思是通过多读多写，慢慢就会懂得文章怎么写。
　　众所周知，“气”的含义历来难以捉摸，因而古代文论家对“文气”的论述也甚为玄虚，理解也较为模糊和宽泛。刘大樾“因声求气”说的贡献首先在于从语言的角度对文章气势、养气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更为切实的探讨，使“文气说”由作者开始转向文章，由玄虚抽象变得具体可感，更容易为人所理解和把握。其次，刘大樾把神气与诵读相联系，为人们学习诗文写作、积养文气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这是其又一理论贡献。刘大櫆主张学习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那怎么得字句措置之妙呢？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诵读，其要领是“在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问，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这种由字句、音节入手的“因声求气”法被后来桐城派文人奉为圭臬；纵声朗诵或低声讽诵，更成为后人学习和欣赏文章所采用的主要方法之一。
　　从写作教学的角度讲，“因声求气”说为学生积养文气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如前所述，写作教学的根本任务要放在主体素养的建构上，放在对文气的培植上，这是“文气说”带给写作教学最重要的启示。但“内养”和“外阅”这两种积养文气的方式毕竟太笼统，真正实践起来并不容易。刘大櫆的“因声求气”说不仅把养气的方法具体落到了实处，还认识到了吟咏诵读对于培养语感、揣摩文法的重要作用，这正是今天“体弱气虚”的写作教学所急需的。所谓语感，指的是人们对典范语言的感知领悟和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对语言敏锐的直觉运用能力。语感的突出特征是快速感受、直觉把握，一般不需要理性思维为中介，就能敏锐地识别语言的内涵和情味、正误与优劣，语感好的人写起文章来或信手拈来、文从字顺，或左右逢源、洋洋洒洒。语感是一种经验色彩很浓的能力，很难靠分析研究获得，主要通过长期的朗读感悟加以培养。难怪刘大樾的学生姚鼐说：“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现在看来，我们对“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中的“读”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默读了。还有，“因声求气”说没有排斥对技巧法度的学习，反而是将其纳入“文气”的范畴，强调通过诵读也可以领悟文章的体式法度，扩大了“文气说”的内涵，也为体式法度的习得提供了一个好方法。其实，刘大櫆“因声求气”说深受方苞“义法论”影响，只不过这里的文法不再是空洞的体式格式，而演变为作品内在的节奏韵律。再后来张裕钊对此论述得更全面：“故必讽诵之深且久，使吾之与古人沂合于无间，然后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极其能事。……吾所求于古人者，由气而通其意，以及其辞与法，而喻乎其深。”他注意到了诵读对于体味文章用意、文辞、风格、技巧方面的重要作用，将技巧法度也纳入“因声求气”说中，其视野要比刘大櫆、姚鼐更为开阔。
　　刘大櫆“因声求气”说对后来的写作教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夏丐尊、叶圣陶于1938年合著的《文章讲话》中专文谈论诵读对于养气的作用。稍后的唐弢在《文章修养》中也讨论了诵读对于提高写作能力的重要作用。语言学大家黎锦熙更是将诵读视为写作教学的“课外功夫”，主张“声人心通”的诵读技术，足见突出吟咏诵读的“因声求气”法对于写作教学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