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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的林玥，是杭州某省级重点中学高三的学生。她赶上了浙江新高考第一轮试点规则的“末班车”，却认为自己运气太差，成了新高考的“小白鼠”。
今年4月、10月和明年6月，是林玥的高考时间表：“这两年好像总是在高考冲刺，弦一刻也没松过。”除了必考的语文、数学、英语，林玥选择了化学、地理和通用技术，今年4月参加了3门课程的“第一次高考”，由于化学成绩尚不理想，10月将“再考一次”。
林玥过度紧张的备考状态并非个例。自浙江和上海在2014年率先于全国试点新高考方案以来，高中生的考试频次更加密集。新高考打破文理分科，意味着林玥等学生们可从7门选考科目（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和通用技术）中任选3门，和语文、数学、英语一同作为高考科目。4月和10月选考科目考试，6月是正式高考，考核语文、数学、英语3门。每门选考科目都有两次考试机会，为缓解高三压力，包括林玥在内的多数学生会在高二下学期即进入首次选考，高三上学期则被用作首考不理想科目的二次“闯关”。
和林玥等学生同样备感焦虑的，还有杭州高中数学教师郑云。提前到来的“高考”，意味着最晚在高三下学期的4月份，学生就将完成所有选考科目的考试。“剩下的两个月时间只有语文、数学、英语。这段时间简直是我们的噩梦。”连续带了两年毕业班的郑云，在去年和今年的4月-5月，周排课超过20节。
选考和多次考试机会，是浙江新高考方案的两项重要变化，也是改革方案要求高校招录时“两依据一参考”的其中一个依据。此外，高考成绩还将依据学考成绩（7门中未选的另4门，以等级形式呈现）并参考“客观记录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情况”的综合素质评价。而其中体现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以及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并推进素质教育的取向，也是新高考总体方案的思路和要求。
意图以考试改革撬动素质教育改革的新高考改革即将在全国铺开。对“第一个吃螃蟹”的浙江而言，最初的彷徨和困惑却在放大。过去的4年里，浙江新高考饱受选课偏向、走班无序和素质评价“空谈”等诟病，本来意图打破“唯分数论”和“一考定终身”的浙江样本，收效并不尽如人意。
“落实情形与4年前的政策预估相差甚远。”一位长期关注和调研浙江新高考试点情况的观察者坦言。也因此，新学期伊始，浙江新高考方案正在进行轮番调整。
比林玥晚一届的师生迎来了新的时间表，他们有望比林玥和郑云获得更多“喘息”的空间。浙江在2017年底针对新高考作出调整：选考时间不再提前至高二；考试时间从4月和10月修改为传统的1月和6月。新政将从2017级学生起施行，将惠及今年高二的学生。这是郑云等教师们的福音，却令2016年入学的林玥和她身边同学们感叹“生不逢时”。
修改选考时间并非浙江新高考方案唯一的“补丁”，另两处与此前“弃考物理”风波有关。自由选课之下，“拿分难”的物理选课人数骤降，成为浙江教育系统的一块“心病”。为此，两个“补丁”相继出台：2017年底，浙江省教育考试院设定6.5万的物理人数保障机制，若选考人数低于6.5万，将以6.5万作为基数按比例划定等级并赋分；2018年初，教育部制定《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试行）》，允许高校专业同时设定多门选课要求，以倒逼高中学生选择物理。
新的“补丁”也在继续酝酿。据记者了解，下一个被调整的，或是饱受诟病的等级赋分制度。该制度旨在为选考不同科目的学生提供可比较的评分方法，但这套方法是否真正公平有效，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边新灿表示，他也找不到满意的答案。
边新灿对记者直言，对试点方案轮番调整属于“打补丁”的应急机制。记者从当地多家学校以及多名教育系统内部人士处了解到，浙江新高考改革已经走到一个尴尬境地：原有方案必须修修补补才能继续推进，而再往下走，却必然撞上更坚硬的壁垒。
第一个吃螃蟹
浙江對于新高考的探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全国排名名列前茅的浙江大学及国内最早的“洋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都是“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最早践行者。
降低高考分数比重、打破高考次数的唯一性、加强学生的学习的自主性等，是改革的关键内容。
早在2008年，浙江部分高考科目就实行“平时考”，并不全然集中在一年一度的高考期间，考生有两次考试机会并可自主选用考试成绩。2011年起，浙江率先尝试了综合3项测评指标的“三位一体”录取模式，即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综合素质测试成绩和高考成绩按一定比例合成综合成绩，具体比例由试点高校根据学校培养目标和学科专业设置情况确定，但高考成绩原则上不低于50%。2012年，浙江深化以“加强选修课”为核心的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并推行走班制教学，即在基础编班之外，选修相同专业课的学生上课时灵活组成专业班。这样一来，即便入学编入同一个班的学生，上课时却分别根据所选课程进入不同专业班。
“先行一步”的尝试令浙江成为全国最“有条件”试行新高考的地区之一。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方面介绍，“浙江方案”早在2013年底就已成形，直到2014年9月最终定稿，从讨论修改到落地历时超一年，前后数十次修订。
所谓“浙江方案”，核心是写入全国指导方案的“两依据一参考”：依据高考成绩和学考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
一个关键的指标是高考成绩的比重。浙江最早规定的占比下限为50%，全国指导方案中将这一数字进一步提升至60%。也就是说，高考分数仍为最关键的参照。而据记者了解，除高考成绩外，剩下的40%多由高校自主测试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决定。换言之，即便是推行多元评价的“三位一体”，应试所占比重仍不可小觑。
在仍以分数为主导的评估方式基础上，要让这套方案落地，有赖于一整套繁复的技术操作来衔接。比如，为实现自由选课进行高中走班教学，为实现不同科目组合的考生分数可比而实行等级赋分，为实现多元评价而建立综合素质考评机制。 和以往的“一考定终身”相比，高考所占比重的下降意味着高校自主选拔的空间扩大。但据记者了解，綜合素质评价目前并未成为高校招录的真正参照。由于方案允许高校在通过高考分数招生时也可以自主提出考评方案，学生不得不在正式考试之外同时备战高校的“自主招生”，负担更加沉重。
2017年是浙江参与第一届新高考考生的大考之年，3年前启动的试点已矛盾重重，令考生和家长不满。第一轮新高考到来前夕，浙江省教育部门曾在2017年初召集省内多名高中教师代表探讨新高考在高中的实践难点，并商讨解决方案。参与讨论的浙江省高中语文高级教师赵娜回忆，会场上交锋激烈，提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提前到高二的“高考”令学生接连面对应试，压力倍增；始终处于应试状态下的学生如何得以培养素质能力？在那次会议上，选课带来的麻烦成为关注重点之一。即便已有反复讨论，但半年后弃考物理的风波仍让教师和教育部门的官员措手不及。
选课博弈
学生选课自由也为评价标准的设置带来挑战，等级赋分机制应运而生。这一机制试图用分数比拼量化学生不同科目组合的成绩差异，却为新高考进一步深化埋下了隐患。
彼时一份报考数据在2016级学生家长当中流传。2017年9月19日，网传数据显示“2016级全省高二学生报名参加11月份选考共30万考生，其中选考物理的考生从以往的7万-8万人骤降至1.2万人”。后来，传言被浙江省教育厅辟谣，但新高考规则导致学生功利性选课的担忧至今难平。
以往文理分科模式下，高考科目只有文理两种组合，易于比较。但新方案下，高考科目和选考科目形成35种学科组合，不同科目组合的学生面对相同学校或专业的选拔，仍需要根据分数高低来评价。为使不同科目分数具有可比性，方案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模式，称为“等级赋分”，不按实际分数而是按排名进行评价。即为每一科目按实际排名高低划分出不同等级，按照等级再赋予对应的分数，等级分计入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
具体到每科的最终得分，需要参考学生该科成绩的全省排名。浙江将考试分数分为21等，对应不同的排名比例：如成绩排名前1%的考生得100分、排名2%～3%的考生得97分，依此类推。若某考生化学考82分，在全省考化学的学生中，排名位于前2%～3%，属“等级赋分表”的第二等级，则最终得分97分。这也意味着在某一个科目当中，实际考分较高的学生，有可能因为当年整体分数偏高而获得低赋分。
科目选考制度被指助长更加功利化、策略化的偏科学习，时至今日还在发生。“拿分容易”的科目大受追捧，教师一时间变得稀缺，其余科目则坐“冷板凳”。
田秋华和吴峰都是浙江某省级重点中学“生化班”的高三学生，考试临近却放弃了物理。“因为喜欢理科，一进高中就铆足了劲儿学理化生三门课。到了高一下学期末尾，物理成绩越来越不理想。”田秋华在那时动了换课的想法。为了能在高二早些完成选考，她选择了“拿分容易”的地理。
吴峰喜欢理科，物理不算太差，但选物理就意味着高分几率小。吴峰向记者解释，等级赋分机制下，高分人数与该课总人数成固定比例，“选择越多人学的科目，拿高分概率也越大。”
和吴峰、田秋华有类似想法的高中生并不少。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浙江省教育厅数据，2017年高考浙江全省共29.13万考生，其中25.01万人报名普通高校招生，新高考选考物理的仅8.95万人，比例仅占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的36%。而在2016年，选择理科综合的学生占到63%。实行新高考之后，选考物理的学生几乎减少一半。
不同于传统的文综和理综，新高考要求学生自主选择3门课参加高考。看似彰显自由度的改革举措，却延伸为趋利避害的捷径。“我完全赞成扩大考生选择权，不过，需要注意到目前这个方案可能存在的隐患。”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由于大量孩子不选物理，“像浙江大学这样非常偏重自然科学化的学校，招生时就感到非常无奈”。
新高考4年来，在浙江对“等级赋分”的诟病始终不减。一位杭州高二班主任对记者坦言：“如果学生成绩不是足够好，我们一定不建议他选物理，影响成绩的同时也影响学校的升学率。”在受访的多位教师、家长看来，人数少于其他科目的物理，等级赋分结果显然最为不利。
等级赋分何解？浙江教育系统人士直呼“世纪难题”。在一些学者看来，这种无视考试内容和考试人群差异的计分方式，反而有违公平。记者多次就等级赋分解决方案追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负责人，对方表示问题敏感，并不愿多言，只称已和上海一同递交修改方案，等待教育部最终敲定。
未来会否有其他科目重蹈物理的覆辙？答案是不确定。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方面表示，如若后续仍出现类似问题，保障机制还将是他们的首选办法。
教育资源重配困境
选课走班也是强调考生个性化的措施，但即便在教育投入并不低的浙江，仍难破解背后学校资源储备的差异。从新高考改革初期至今，因场地和师资力量受限而缩减学生可选组合的情况，在浙江的多数高中仍是常态。
“基层学校确实面临客观难题，县里中学最为突出。”身为经济强省的浙江，教育系统有关负责人对记者并不讳言。
王振今年夏天毕业于杭州市区一所重点高中，选择虽多，但他们当时仍感到不安。作为新高考第二批“小白鼠”，王振和周围一些同学仍然选择了传统理综的三门课，没有“自由选课”。“老师们对理综和文综的把控比较有经验，打乱课程组合之后老师心里没底，我们也担忧。”王振所在的高中在选课应对上较为保守，第一年甚至只安排文综和理综两个组合供选。
但对大多数浙江的高中来说，高二走班教学势在必行。记者通过走访杭州不同高中了解到，当下并无统一推行的走班模式，全凭学校“摸着石头过河”：一些高中实行7门选考的“大走班”；一些高中依据已有师资和场地，固定有限组合供学生选择；一些高中像王振所在的学校一样，起初仍按传统文综和理综的保守方案应对。 距离杭州市区30公里外的一所高中，历史教师曾良记得很清楚，2015年学校第一次面临选课时，“缺乏经验，任由学生们自己选。老师们光排课表和安排教室就用了整个暑假”。曾良介绍，当时除保留16个行政班统一上语数外，其他7门课全部走班。
用了多少教室？“太多了，数不清也记不清。一些本不是教室的屋子也被拿来当教室。”对曾良等教师们来说，困惑的是如何维持教学秩序和保证教学质量。“学生换班上课容易迟到；学生们缺乏班级归属感；课后师生互动不便，彼此效率都很低。”2016年第二次选课时，学校改为采取“固定两门，走班一门”的途径排班。
但赵娜所在的学校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她所任职的学校位于宁波，高中每个年级只有四个班级。“第一年选课时，学校就认识到场地问题必然制约学生选课自由。”后来为应急，学校打扫整理了6间空余屋子，用作走班教室。
据曾良和赵娜等观察，最难解决的是师资：地理教师严重短缺，物理教师过于清闲以致转投技术课或做实验室器材管理。刚刚来杭州就读大一的浙江台州学生李云告诉记者，她高一的地理老师由于课程安排太满今年刚刚辞职。
按照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教育综合改革项目组组长刘文杰和他的课题组的测算，上海高中师生比至少要达到1∶8，校长手里配置的师资要比原来增加30%以上，才能满足新高考的要求。而浙江面临的学科组合多于上海，对师资配置的要求也更高。
“走班可以慢慢适应，但初期必然会影响教学质量。”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吕阳认为。而师资调整能力和教室配备能力，背后所仰仗的是学校知名度和地区经济基础。当新高考改革真正推行至全国，长年面临教师招聘困难的中西部县城高中，又如何能为学生提供与东部城市平等的选课自由权？
在新高考全国指导方案当中，也提到“现有师资、教室等教育资源面临严峻压力，需要相关部门配合解决”。但何为解决方案？改革推行已然4年，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
由校际乃至地区经济差异带来的教育资源鸿沟，令新高考所追求的公平公正受到质疑。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这是长期问题。他表示，未来主要依靠“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并研究是否走农村学校特色发展道路或加强师资。这又是另一种“打补丁”的思路。新高考能否倒逼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实现？前景并不明朗。
等待高校改革
新高考推行的综合素质评价和“三位一体”，已在浙江实行多年。在中学越能够真正实现综合素质评价，就越有助于让高校实现招考分离。关于综合素质评价，在方案中被概括为“客观记录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情况”，但记者通过采访浙江多所高中的师生了解到，各校的具体落实情况参差不齐。各高校如何参考综合素质评价亦没有清晰标准，最终趋于应试化。
刘勇是王振的高中同学，今年通过“三位一体”成为一所知名学府电气工程系的大一新生。但回首招录过程，他表示“从没想过会这么辛苦”。
由于新高考最初的安排，刘勇在高中入学伊始就开始筹备高二的选考。而在紧锣密鼓的备考间隙，他还将面临学校“三位一体培训班”的筛选。筛选标准是什么？刘勇对记者摇了摇头，“反正只要学习成绩够好，就能进。”刘勇所在的高中是浙江省重点中学，年级约500人。据他了解，每年高二下学期都开设两个针对高水平大学的“三位一体培训班”，专门培训竞赛题，每班约60人，最终有六成同学可以顺利通过目标院校的“三位一体”笔面试。
以刘勇所报考的目标院校要求为例：最终成绩的60%为高考成绩；30%为高校笔面试成绩；剩余10%的综合素质评价成绩，依据标准是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所得“A”的个数。换言之，该校“三位一体”评价体系绝大部分被考试所占据。高中接触过如志愿服务或社会实践的综合素质评价内容吗？刘勇表示否定。
在不少业内学者看来，现阶段注定无法彻底实施的“招考分离”，是“唯分数论”无法改变的根本原因。“包括平时表现、道德修养和社会实践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评价由高中老师打分。在大学录取中究竟起多大作用，这个很难讲。”杭州高中教师曾良说。
意图倒逼高中素质教育的综合素质评价，在实践中亦逃不出“唯分数论”的怪圈。来自浙江金华的高中政治教师王利认为，学生追求分数的根源在于高校选拔标准，“只有高考选拔标准这个指挥棒有了根本性改变，素质教育才能贯彻到日常生活当中。”
无论如何，“三位一体”已向多元评价迈出了关键一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等决策参与者看来，这无疑是通往招生制度改革的一个进步。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8高招调查报告》，部分省外知名高校在浙江的录取名额中，八成以上都属“三位一体”。举例而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7年在浙江计划招生115人，其中“三位一体”计划招生100人，占比达86.95%；中国科学院大学2017年在浙江计划招生41人，其中“三位一体”计划招生39人，占比达到95.12%。
象征着多元评价初探的“三位一体”，高比例迈进是好事吗？刘海峰表示担心。他认为，“三位一体”的比例需要严格控制，新高考对于文化、社会资本比较弱的家庭而言，比较不利。“没摸过钢琴的学生如何考级？没出过县城的学生如何谈吐不凡、见多识广？”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也向记者表达了他的担心，“这种评价方式确实好，但是‘裸考’上去的学生越来越少了，分数线也越来越高。”
参与方案制定讨论的刘海峰对记者坦言，适当推动招生制度改革毫无疑问是高考方案制定的方向，然而作為决策建议者，他们亦无法忽略现阶段城乡素质教育存在的巨大鸿沟，且缺乏刚性标准的自主招生容易引发不正之风。过去的15年里，体现着高校自主权的自主招生，自诞生起就常常与“竞赛获奖”“重点中学”相结合，也时有发生令人震惊的贪腐案。如何确保自主考试的公正公平，成为公众最为关心的议题。
素质教育如何能真正推进？杨东平分析，关键在于高校自身的改革。他指出，招生的重大决策，应交给由教授组成的招生委员会，改变国内大学由招生办公室全盘操作的局面。内部制衡的同时，强化外部的社会监督，包括向家长公开招考过程，录取环节向媒体、家长开放。在学者们看来，综合评价招生模式的探索，在多元评价迈出第一步后，更需要高校去行政化、招生去行政化的相应配套制度予以保障，未来任重道远。（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师生均为化名）
（来源：《财新周刊》本刊有删节 记者 宿慧娴/文）
今年4月、10月和明年6月，是林玥的高考时间表：“这两年好像总是在高考冲刺，弦一刻也没松过。”除了必考的语文、数学、英语，林玥选择了化学、地理和通用技术，今年4月参加了3门课程的“第一次高考”，由于化学成绩尚不理想，10月将“再考一次”。
林玥过度紧张的备考状态并非个例。自浙江和上海在2014年率先于全国试点新高考方案以来，高中生的考试频次更加密集。新高考打破文理分科，意味着林玥等学生们可从7门选考科目（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和通用技术）中任选3门，和语文、数学、英语一同作为高考科目。4月和10月选考科目考试，6月是正式高考，考核语文、数学、英语3门。每门选考科目都有两次考试机会，为缓解高三压力，包括林玥在内的多数学生会在高二下学期即进入首次选考，高三上学期则被用作首考不理想科目的二次“闯关”。
和林玥等学生同样备感焦虑的，还有杭州高中数学教师郑云。提前到来的“高考”，意味着最晚在高三下学期的4月份，学生就将完成所有选考科目的考试。“剩下的两个月时间只有语文、数学、英语。这段时间简直是我们的噩梦。”连续带了两年毕业班的郑云，在去年和今年的4月-5月，周排课超过20节。
选考和多次考试机会，是浙江新高考方案的两项重要变化，也是改革方案要求高校招录时“两依据一参考”的其中一个依据。此外，高考成绩还将依据学考成绩（7门中未选的另4门，以等级形式呈现）并参考“客观记录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情况”的综合素质评价。而其中体现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以及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并推进素质教育的取向，也是新高考总体方案的思路和要求。
意图以考试改革撬动素质教育改革的新高考改革即将在全国铺开。对“第一个吃螃蟹”的浙江而言，最初的彷徨和困惑却在放大。过去的4年里，浙江新高考饱受选课偏向、走班无序和素质评价“空谈”等诟病，本来意图打破“唯分数论”和“一考定终身”的浙江样本，收效并不尽如人意。
“落实情形与4年前的政策预估相差甚远。”一位长期关注和调研浙江新高考试点情况的观察者坦言。也因此，新学期伊始，浙江新高考方案正在进行轮番调整。
比林玥晚一届的师生迎来了新的时间表，他们有望比林玥和郑云获得更多“喘息”的空间。浙江在2017年底针对新高考作出调整：选考时间不再提前至高二；考试时间从4月和10月修改为传统的1月和6月。新政将从2017级学生起施行，将惠及今年高二的学生。这是郑云等教师们的福音，却令2016年入学的林玥和她身边同学们感叹“生不逢时”。
修改选考时间并非浙江新高考方案唯一的“补丁”，另两处与此前“弃考物理”风波有关。自由选课之下，“拿分难”的物理选课人数骤降，成为浙江教育系统的一块“心病”。为此，两个“补丁”相继出台：2017年底，浙江省教育考试院设定6.5万的物理人数保障机制，若选考人数低于6.5万，将以6.5万作为基数按比例划定等级并赋分；2018年初，教育部制定《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试行）》，允许高校专业同时设定多门选课要求，以倒逼高中学生选择物理。
新的“补丁”也在继续酝酿。据记者了解，下一个被调整的，或是饱受诟病的等级赋分制度。该制度旨在为选考不同科目的学生提供可比较的评分方法，但这套方法是否真正公平有效，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边新灿表示，他也找不到满意的答案。
边新灿对记者直言，对试点方案轮番调整属于“打补丁”的应急机制。记者从当地多家学校以及多名教育系统内部人士处了解到，浙江新高考改革已经走到一个尴尬境地：原有方案必须修修补补才能继续推进，而再往下走，却必然撞上更坚硬的壁垒。
第一个吃螃蟹
浙江對于新高考的探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全国排名名列前茅的浙江大学及国内最早的“洋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都是“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最早践行者。
降低高考分数比重、打破高考次数的唯一性、加强学生的学习的自主性等，是改革的关键内容。
早在2008年，浙江部分高考科目就实行“平时考”，并不全然集中在一年一度的高考期间，考生有两次考试机会并可自主选用考试成绩。2011年起，浙江率先尝试了综合3项测评指标的“三位一体”录取模式，即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综合素质测试成绩和高考成绩按一定比例合成综合成绩，具体比例由试点高校根据学校培养目标和学科专业设置情况确定，但高考成绩原则上不低于50%。2012年，浙江深化以“加强选修课”为核心的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并推行走班制教学，即在基础编班之外，选修相同专业课的学生上课时灵活组成专业班。这样一来，即便入学编入同一个班的学生，上课时却分别根据所选课程进入不同专业班。
“先行一步”的尝试令浙江成为全国最“有条件”试行新高考的地区之一。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方面介绍，“浙江方案”早在2013年底就已成形，直到2014年9月最终定稿，从讨论修改到落地历时超一年，前后数十次修订。
所谓“浙江方案”，核心是写入全国指导方案的“两依据一参考”：依据高考成绩和学考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
一个关键的指标是高考成绩的比重。浙江最早规定的占比下限为50%，全国指导方案中将这一数字进一步提升至60%。也就是说，高考分数仍为最关键的参照。而据记者了解，除高考成绩外，剩下的40%多由高校自主测试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决定。换言之，即便是推行多元评价的“三位一体”，应试所占比重仍不可小觑。
在仍以分数为主导的评估方式基础上，要让这套方案落地，有赖于一整套繁复的技术操作来衔接。比如，为实现自由选课进行高中走班教学，为实现不同科目组合的考生分数可比而实行等级赋分，为实现多元评价而建立综合素质考评机制。 和以往的“一考定终身”相比，高考所占比重的下降意味着高校自主选拔的空间扩大。但据记者了解，綜合素质评价目前并未成为高校招录的真正参照。由于方案允许高校在通过高考分数招生时也可以自主提出考评方案，学生不得不在正式考试之外同时备战高校的“自主招生”，负担更加沉重。
2017年是浙江参与第一届新高考考生的大考之年，3年前启动的试点已矛盾重重，令考生和家长不满。第一轮新高考到来前夕，浙江省教育部门曾在2017年初召集省内多名高中教师代表探讨新高考在高中的实践难点，并商讨解决方案。参与讨论的浙江省高中语文高级教师赵娜回忆，会场上交锋激烈，提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提前到高二的“高考”令学生接连面对应试，压力倍增；始终处于应试状态下的学生如何得以培养素质能力？在那次会议上，选课带来的麻烦成为关注重点之一。即便已有反复讨论，但半年后弃考物理的风波仍让教师和教育部门的官员措手不及。
选课博弈
学生选课自由也为评价标准的设置带来挑战，等级赋分机制应运而生。这一机制试图用分数比拼量化学生不同科目组合的成绩差异，却为新高考进一步深化埋下了隐患。
彼时一份报考数据在2016级学生家长当中流传。2017年9月19日，网传数据显示“2016级全省高二学生报名参加11月份选考共30万考生，其中选考物理的考生从以往的7万-8万人骤降至1.2万人”。后来，传言被浙江省教育厅辟谣，但新高考规则导致学生功利性选课的担忧至今难平。
以往文理分科模式下，高考科目只有文理两种组合，易于比较。但新方案下，高考科目和选考科目形成35种学科组合，不同科目组合的学生面对相同学校或专业的选拔，仍需要根据分数高低来评价。为使不同科目分数具有可比性，方案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模式，称为“等级赋分”，不按实际分数而是按排名进行评价。即为每一科目按实际排名高低划分出不同等级，按照等级再赋予对应的分数，等级分计入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
具体到每科的最终得分，需要参考学生该科成绩的全省排名。浙江将考试分数分为21等，对应不同的排名比例：如成绩排名前1%的考生得100分、排名2%～3%的考生得97分，依此类推。若某考生化学考82分，在全省考化学的学生中，排名位于前2%～3%，属“等级赋分表”的第二等级，则最终得分97分。这也意味着在某一个科目当中，实际考分较高的学生，有可能因为当年整体分数偏高而获得低赋分。
科目选考制度被指助长更加功利化、策略化的偏科学习，时至今日还在发生。“拿分容易”的科目大受追捧，教师一时间变得稀缺，其余科目则坐“冷板凳”。
田秋华和吴峰都是浙江某省级重点中学“生化班”的高三学生，考试临近却放弃了物理。“因为喜欢理科，一进高中就铆足了劲儿学理化生三门课。到了高一下学期末尾，物理成绩越来越不理想。”田秋华在那时动了换课的想法。为了能在高二早些完成选考，她选择了“拿分容易”的地理。
吴峰喜欢理科，物理不算太差，但选物理就意味着高分几率小。吴峰向记者解释，等级赋分机制下，高分人数与该课总人数成固定比例，“选择越多人学的科目，拿高分概率也越大。”
和吴峰、田秋华有类似想法的高中生并不少。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浙江省教育厅数据，2017年高考浙江全省共29.13万考生，其中25.01万人报名普通高校招生，新高考选考物理的仅8.95万人，比例仅占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的36%。而在2016年，选择理科综合的学生占到63%。实行新高考之后，选考物理的学生几乎减少一半。
不同于传统的文综和理综，新高考要求学生自主选择3门课参加高考。看似彰显自由度的改革举措，却延伸为趋利避害的捷径。“我完全赞成扩大考生选择权，不过，需要注意到目前这个方案可能存在的隐患。”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由于大量孩子不选物理，“像浙江大学这样非常偏重自然科学化的学校，招生时就感到非常无奈”。
新高考4年来，在浙江对“等级赋分”的诟病始终不减。一位杭州高二班主任对记者坦言：“如果学生成绩不是足够好，我们一定不建议他选物理，影响成绩的同时也影响学校的升学率。”在受访的多位教师、家长看来，人数少于其他科目的物理，等级赋分结果显然最为不利。
等级赋分何解？浙江教育系统人士直呼“世纪难题”。在一些学者看来，这种无视考试内容和考试人群差异的计分方式，反而有违公平。记者多次就等级赋分解决方案追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负责人，对方表示问题敏感，并不愿多言，只称已和上海一同递交修改方案，等待教育部最终敲定。
未来会否有其他科目重蹈物理的覆辙？答案是不确定。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方面表示，如若后续仍出现类似问题，保障机制还将是他们的首选办法。
教育资源重配困境
选课走班也是强调考生个性化的措施，但即便在教育投入并不低的浙江，仍难破解背后学校资源储备的差异。从新高考改革初期至今，因场地和师资力量受限而缩减学生可选组合的情况，在浙江的多数高中仍是常态。
“基层学校确实面临客观难题，县里中学最为突出。”身为经济强省的浙江，教育系统有关负责人对记者并不讳言。
王振今年夏天毕业于杭州市区一所重点高中，选择虽多，但他们当时仍感到不安。作为新高考第二批“小白鼠”，王振和周围一些同学仍然选择了传统理综的三门课，没有“自由选课”。“老师们对理综和文综的把控比较有经验，打乱课程组合之后老师心里没底，我们也担忧。”王振所在的高中在选课应对上较为保守，第一年甚至只安排文综和理综两个组合供选。
但对大多数浙江的高中来说，高二走班教学势在必行。记者通过走访杭州不同高中了解到，当下并无统一推行的走班模式，全凭学校“摸着石头过河”：一些高中实行7门选考的“大走班”；一些高中依据已有师资和场地，固定有限组合供学生选择；一些高中像王振所在的学校一样，起初仍按传统文综和理综的保守方案应对。 距离杭州市区30公里外的一所高中，历史教师曾良记得很清楚，2015年学校第一次面临选课时，“缺乏经验，任由学生们自己选。老师们光排课表和安排教室就用了整个暑假”。曾良介绍，当时除保留16个行政班统一上语数外，其他7门课全部走班。
用了多少教室？“太多了，数不清也记不清。一些本不是教室的屋子也被拿来当教室。”对曾良等教师们来说，困惑的是如何维持教学秩序和保证教学质量。“学生换班上课容易迟到；学生们缺乏班级归属感；课后师生互动不便，彼此效率都很低。”2016年第二次选课时，学校改为采取“固定两门，走班一门”的途径排班。
但赵娜所在的学校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她所任职的学校位于宁波，高中每个年级只有四个班级。“第一年选课时，学校就认识到场地问题必然制约学生选课自由。”后来为应急，学校打扫整理了6间空余屋子，用作走班教室。
据曾良和赵娜等观察，最难解决的是师资：地理教师严重短缺，物理教师过于清闲以致转投技术课或做实验室器材管理。刚刚来杭州就读大一的浙江台州学生李云告诉记者，她高一的地理老师由于课程安排太满今年刚刚辞职。
按照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教育综合改革项目组组长刘文杰和他的课题组的测算，上海高中师生比至少要达到1∶8，校长手里配置的师资要比原来增加30%以上，才能满足新高考的要求。而浙江面临的学科组合多于上海，对师资配置的要求也更高。
“走班可以慢慢适应，但初期必然会影响教学质量。”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吕阳认为。而师资调整能力和教室配备能力，背后所仰仗的是学校知名度和地区经济基础。当新高考改革真正推行至全国，长年面临教师招聘困难的中西部县城高中，又如何能为学生提供与东部城市平等的选课自由权？
在新高考全国指导方案当中，也提到“现有师资、教室等教育资源面临严峻压力，需要相关部门配合解决”。但何为解决方案？改革推行已然4年，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
由校际乃至地区经济差异带来的教育资源鸿沟，令新高考所追求的公平公正受到质疑。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这是长期问题。他表示，未来主要依靠“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并研究是否走农村学校特色发展道路或加强师资。这又是另一种“打补丁”的思路。新高考能否倒逼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实现？前景并不明朗。
等待高校改革
新高考推行的综合素质评价和“三位一体”，已在浙江实行多年。在中学越能够真正实现综合素质评价，就越有助于让高校实现招考分离。关于综合素质评价，在方案中被概括为“客观记录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情况”，但记者通过采访浙江多所高中的师生了解到，各校的具体落实情况参差不齐。各高校如何参考综合素质评价亦没有清晰标准，最终趋于应试化。
刘勇是王振的高中同学，今年通过“三位一体”成为一所知名学府电气工程系的大一新生。但回首招录过程，他表示“从没想过会这么辛苦”。
由于新高考最初的安排，刘勇在高中入学伊始就开始筹备高二的选考。而在紧锣密鼓的备考间隙，他还将面临学校“三位一体培训班”的筛选。筛选标准是什么？刘勇对记者摇了摇头，“反正只要学习成绩够好，就能进。”刘勇所在的高中是浙江省重点中学，年级约500人。据他了解，每年高二下学期都开设两个针对高水平大学的“三位一体培训班”，专门培训竞赛题，每班约60人，最终有六成同学可以顺利通过目标院校的“三位一体”笔面试。
以刘勇所报考的目标院校要求为例：最终成绩的60%为高考成绩；30%为高校笔面试成绩；剩余10%的综合素质评价成绩，依据标准是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所得“A”的个数。换言之，该校“三位一体”评价体系绝大部分被考试所占据。高中接触过如志愿服务或社会实践的综合素质评价内容吗？刘勇表示否定。
在不少业内学者看来，现阶段注定无法彻底实施的“招考分离”，是“唯分数论”无法改变的根本原因。“包括平时表现、道德修养和社会实践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评价由高中老师打分。在大学录取中究竟起多大作用，这个很难讲。”杭州高中教师曾良说。
意图倒逼高中素质教育的综合素质评价，在实践中亦逃不出“唯分数论”的怪圈。来自浙江金华的高中政治教师王利认为，学生追求分数的根源在于高校选拔标准，“只有高考选拔标准这个指挥棒有了根本性改变，素质教育才能贯彻到日常生活当中。”
无论如何，“三位一体”已向多元评价迈出了关键一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等决策参与者看来，这无疑是通往招生制度改革的一个进步。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8高招调查报告》，部分省外知名高校在浙江的录取名额中，八成以上都属“三位一体”。举例而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7年在浙江计划招生115人，其中“三位一体”计划招生100人，占比达86.95%；中国科学院大学2017年在浙江计划招生41人，其中“三位一体”计划招生39人，占比达到95.12%。
象征着多元评价初探的“三位一体”，高比例迈进是好事吗？刘海峰表示担心。他认为，“三位一体”的比例需要严格控制，新高考对于文化、社会资本比较弱的家庭而言，比较不利。“没摸过钢琴的学生如何考级？没出过县城的学生如何谈吐不凡、见多识广？”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也向记者表达了他的担心，“这种评价方式确实好，但是‘裸考’上去的学生越来越少了，分数线也越来越高。”
参与方案制定讨论的刘海峰对记者坦言，适当推动招生制度改革毫无疑问是高考方案制定的方向，然而作為决策建议者，他们亦无法忽略现阶段城乡素质教育存在的巨大鸿沟，且缺乏刚性标准的自主招生容易引发不正之风。过去的15年里，体现着高校自主权的自主招生，自诞生起就常常与“竞赛获奖”“重点中学”相结合，也时有发生令人震惊的贪腐案。如何确保自主考试的公正公平，成为公众最为关心的议题。
素质教育如何能真正推进？杨东平分析，关键在于高校自身的改革。他指出，招生的重大决策，应交给由教授组成的招生委员会，改变国内大学由招生办公室全盘操作的局面。内部制衡的同时，强化外部的社会监督，包括向家长公开招考过程，录取环节向媒体、家长开放。在学者们看来，综合评价招生模式的探索，在多元评价迈出第一步后，更需要高校去行政化、招生去行政化的相应配套制度予以保障，未来任重道远。（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师生均为化名）
（来源：《财新周刊》本刊有删节 记者 宿慧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