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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身体从出错开始？
我们真正开始有想去了解身体的动机，竟是从“身体感觉不舒服”开始，或是从“身体出毛病”了才开始。在健康日子里，欲望和热情驱使我们去忙这忙那，身体被“人”冷落一旁——直到有一天，它被迫发出尖锐的信号，我们慌了，满怀无助地去找医生。“疼痛改变了你，你的思想和你的身体暂时成为敌人，你的身体占了上风。”一个病人带着他并不了解的身体，去找医生。
来自身体的生理性常常让我们感到尴尬、自卑。在安静、肃穆场合的一阵尖锐肠鸣音，就像往波平如镜的水面里扔进一块大石头，尴尬无比。但其实，从生理意义上说，无非空空如也的肠子发出了抗议。
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大多数人会有一种逃离复杂、轻取简单的趋向。对身体，也是一样。我们多希望去阅读一张一目了然的身体地图，它最好不要太复杂，最好不要彼此牵连太多，最好不要还有很多未解的谜团。如果实在很复杂，我们就直奔新奇好玩的地方而去。比如大脑，比如眼球，比如心脏。至于肠胃，至于肾脏这些先扔一边去吧。那些最能愉悦我们的神奇之处，往往最先吸引我们的眼球。于是那些对身体的包裹着甜蜜外衣的赞赏，首先被我们高兴地接受了。但这些，并不能代表身体的所有真相，我们需要去主动了解“身体地图”。
以“弱者”自居的患者
在医疗新时代，“医生无所不知”的模式已经过时。提倡的是，知情的病人和医生一起共同决定，共同选择治疗方案。可惜，虽然病人权利运动开始如火如荼，我们和医生之间的关系渐渐要求平等，但其实仔细审视一下，会发现我们要求的仅仅只是结果的平等，却不寻求过程的参与。
病了，把身体寄托给“强者”
在这种关系建立的最初，我们甘心以“弱者”自居。病人甚至对自己的身体都没什么了解，就和疾病、医生发生了联系。
从进医院去看医生的一开始，我们内心极其希望把自己交给一个能掌控全局的医生。医生手持先进机械，脑装各种门类的检查和疾病知识，是权威的说话算数的家长。我们却两眼无助、诚惶诚恐，精神上那么弱小，对自己出错的身体一无所知。这一刻，其实是谈不上什么平等的。医生处于控制的角色，起先是在技术上，后来也在心理上。
寄托以后，患者依然不能全身而退
当你对自己的身体和疾病一无所知时，把所有的责任尽数交给一位专业人士，由他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在当时可以算是一种轻松、偷懒也是最容易的选择。但是一旦有一天，你发现，你全心信任的医生并没有让你保有健康，那么，所有的希望顷刻破灭了。病人希望能从医生那里得到承诺——健康的承诺，而医生就必须去实现这个诺言。如果不实现，只能法庭见。
仔细审视一下这种关系就会发现，病人将责任尽数交出，看似轻松，其实偷懒被动。病人似乎是被动地被疾病袭击，于是也被动地等待医生（或者医生背后站着的医学）的处置发落。病人甘心以“弱势”自居，很少主动、积极地意识到去承担自己该承担的：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对自己心理的关爱，去弥补医生把你看成一台机器的缺憾，努力和医生一起平等对话……这些其实是我们的分内事。聪明病人要求的是平等，这种平等是贯穿始终，是需要自己也投入努力的平等。
病了，把身体交给谁？
交给医生
事实上，并不是我们一感觉“身体不舒服”，就应该去找医生。现在的大多数医生已经被培养成无药不欢，看见你发热，给你一盒退烧药，“先吃两片阿司匹林，再来找我”。看见你疼痛难忍，给你一堆止痛片，其实未必对你是最好的选择。在这时，你该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需要自己为自己的身体作点决定。在我们尽己所能了解身体后，我们过分依赖医生的关系，才开始存在松绑的可能。
我们轻而易举地，甚至不负责任地就把身体的所有权和盘托出，尽数交给了医生。而医生，从接受医学训练的那天起，基本就一步跨入了和身体作战的干预阵营，自此他就相信非干预不可，非用药不可。就像郝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暗示的，在未来世界，人们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技术，人们会淹没在汪洋似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这样的预言在我们对身体的控制上，似乎同样恰当。
留给自己
其实，能站在我们身体这边的，终归是我们自己。我们总在要求最好的医生其实是和病人作战的，反过来，最好的病人其实是和医生一起作战的，属于病人的名字并非“弱者”。但为什么病人首先认为自己是“处于弱势”的消费者呢？在看病这件事上，我们为什么更像一个目不识丁的但也拒绝扫盲的文盲呢？我们为什么轻易就把太多的控制权交给医生，自己从不去承担任何判断的责任，也不要求知道得更多呢？
如此被动的关系带来的结果，只能让我们一味依附医学的“干涉哲学”。我们把身体带到医院，交给医生，交给医学，任他处置。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都依附于他。越依附，越离不开。越依附，越对细节和态度敏感，越对结果怀抱过高期望。当这结果达不到期望值时，我们总算才开始要求平等了，才开始想到去动用权利了。
聪明病人，是聪明地与医学的“干涉哲学”保持着距离，为自己的健康也作一份打算，身体最终还是要留给自己去照顾。
谁为你的健康打算？除了医生，还有你自己
创造积极的精神状态
病人改变不了医疗世界，但他可以改变自己的精神状态，可以为自己的健康打算！
在控制糖尿病的“五架马车”一说中，药物治疗只是其中的一匹马，其他四匹马都离不开病人自己的努力。这四匹马包括：饮食控制、保持心理平衡、有效的运动锻炼、定期检测病情。只有这五匹马齐头并进，朝着一个方向，才能达到有效控制糖尿病。
以19、20世纪之交的外科奇迹为开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神奇药物为高潮，针对特殊疾病的医学发明的效力有了提高。人们依赖药物和手术治疗，轻视其他控制疾病环节的管理，导致人们形成一种现代迷信——把全部信赖寄托在药物和手术治疗上。
到20世纪20年代，对科学医学的新希望已导致美国人把健康等同于药物健康护理，这导致四五十年代——正值对医药的信任增加之时——典型的健康普及短暂衰退。
而“五架马车”再次形象地说明，我们不能交出所有的控制权，把身体全部交给医生，我们也需为自己的健康打算。
运用自己的能力，参与治疗的过程
在信息泛滥的美丽新世界，我们确实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病了，就交给医生，就应该吃药。人们似乎也习惯这样的被控制感，而且我们还习惯于从医生那里得到所有的信息。
医生手中掌握着所有专业的信息，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交出判断力，成了被动的受体。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信息的格局已经改变了。我们有许多可以主动得到信息的渠道。
在网络中，有不少网站可以提供基本的医学信息，有些专业医学网站还有定期的专家网上咨询。一些病友也组织了相关疾病的论坛。如果你可以阅读英文，那么可以看到的角度更多，得到的知识更多。原先存在于我们和医生之间的信息沟壑，虽不可能填平，通过我们的主动努力是可以变得越来越小。
在一个积极的病人眼里，他总是能发现自己能够积极主动参与的那部分。有些视角是医生可能永远不会关注的、永远触及不到的，甚至可能因此会影响他们的思维和判断，而它们正好落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可以运用自己能控制得了的那部分力量，和医生一起对付疾病。我们还可以运用自己获得的信息、自己的判断，去和医生商讨更好的方案。
聪明的病人不是习惯“被灌输”的病人，不是等待“被控制”的病人，也不是医学的绝对“干涉哲学”的拥护者。身体是我们的，我们坐着说，何如站着行，和医生并肩前进。
我们真正开始有想去了解身体的动机，竟是从“身体感觉不舒服”开始，或是从“身体出毛病”了才开始。在健康日子里，欲望和热情驱使我们去忙这忙那，身体被“人”冷落一旁——直到有一天，它被迫发出尖锐的信号，我们慌了，满怀无助地去找医生。“疼痛改变了你，你的思想和你的身体暂时成为敌人，你的身体占了上风。”一个病人带着他并不了解的身体，去找医生。
来自身体的生理性常常让我们感到尴尬、自卑。在安静、肃穆场合的一阵尖锐肠鸣音，就像往波平如镜的水面里扔进一块大石头，尴尬无比。但其实，从生理意义上说，无非空空如也的肠子发出了抗议。
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大多数人会有一种逃离复杂、轻取简单的趋向。对身体，也是一样。我们多希望去阅读一张一目了然的身体地图，它最好不要太复杂，最好不要彼此牵连太多，最好不要还有很多未解的谜团。如果实在很复杂，我们就直奔新奇好玩的地方而去。比如大脑，比如眼球，比如心脏。至于肠胃，至于肾脏这些先扔一边去吧。那些最能愉悦我们的神奇之处，往往最先吸引我们的眼球。于是那些对身体的包裹着甜蜜外衣的赞赏，首先被我们高兴地接受了。但这些，并不能代表身体的所有真相，我们需要去主动了解“身体地图”。
以“弱者”自居的患者
在医疗新时代，“医生无所不知”的模式已经过时。提倡的是，知情的病人和医生一起共同决定，共同选择治疗方案。可惜，虽然病人权利运动开始如火如荼，我们和医生之间的关系渐渐要求平等，但其实仔细审视一下，会发现我们要求的仅仅只是结果的平等，却不寻求过程的参与。
病了，把身体寄托给“强者”
在这种关系建立的最初，我们甘心以“弱者”自居。病人甚至对自己的身体都没什么了解，就和疾病、医生发生了联系。
从进医院去看医生的一开始，我们内心极其希望把自己交给一个能掌控全局的医生。医生手持先进机械，脑装各种门类的检查和疾病知识，是权威的说话算数的家长。我们却两眼无助、诚惶诚恐，精神上那么弱小，对自己出错的身体一无所知。这一刻，其实是谈不上什么平等的。医生处于控制的角色，起先是在技术上，后来也在心理上。
寄托以后，患者依然不能全身而退
当你对自己的身体和疾病一无所知时，把所有的责任尽数交给一位专业人士，由他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在当时可以算是一种轻松、偷懒也是最容易的选择。但是一旦有一天，你发现，你全心信任的医生并没有让你保有健康，那么，所有的希望顷刻破灭了。病人希望能从医生那里得到承诺——健康的承诺，而医生就必须去实现这个诺言。如果不实现，只能法庭见。
仔细审视一下这种关系就会发现，病人将责任尽数交出，看似轻松，其实偷懒被动。病人似乎是被动地被疾病袭击，于是也被动地等待医生（或者医生背后站着的医学）的处置发落。病人甘心以“弱势”自居，很少主动、积极地意识到去承担自己该承担的：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对自己心理的关爱，去弥补医生把你看成一台机器的缺憾，努力和医生一起平等对话……这些其实是我们的分内事。聪明病人要求的是平等，这种平等是贯穿始终，是需要自己也投入努力的平等。
病了，把身体交给谁？
交给医生
事实上，并不是我们一感觉“身体不舒服”，就应该去找医生。现在的大多数医生已经被培养成无药不欢，看见你发热，给你一盒退烧药，“先吃两片阿司匹林，再来找我”。看见你疼痛难忍，给你一堆止痛片，其实未必对你是最好的选择。在这时，你该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需要自己为自己的身体作点决定。在我们尽己所能了解身体后，我们过分依赖医生的关系，才开始存在松绑的可能。
我们轻而易举地，甚至不负责任地就把身体的所有权和盘托出，尽数交给了医生。而医生，从接受医学训练的那天起，基本就一步跨入了和身体作战的干预阵营，自此他就相信非干预不可，非用药不可。就像郝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暗示的，在未来世界，人们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技术，人们会淹没在汪洋似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这样的预言在我们对身体的控制上，似乎同样恰当。
留给自己
其实，能站在我们身体这边的，终归是我们自己。我们总在要求最好的医生其实是和病人作战的，反过来，最好的病人其实是和医生一起作战的，属于病人的名字并非“弱者”。但为什么病人首先认为自己是“处于弱势”的消费者呢？在看病这件事上，我们为什么更像一个目不识丁的但也拒绝扫盲的文盲呢？我们为什么轻易就把太多的控制权交给医生，自己从不去承担任何判断的责任，也不要求知道得更多呢？
如此被动的关系带来的结果，只能让我们一味依附医学的“干涉哲学”。我们把身体带到医院，交给医生，交给医学，任他处置。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都依附于他。越依附，越离不开。越依附，越对细节和态度敏感，越对结果怀抱过高期望。当这结果达不到期望值时，我们总算才开始要求平等了，才开始想到去动用权利了。
聪明病人，是聪明地与医学的“干涉哲学”保持着距离，为自己的健康也作一份打算，身体最终还是要留给自己去照顾。
谁为你的健康打算？除了医生，还有你自己
创造积极的精神状态
病人改变不了医疗世界，但他可以改变自己的精神状态，可以为自己的健康打算！
在控制糖尿病的“五架马车”一说中，药物治疗只是其中的一匹马，其他四匹马都离不开病人自己的努力。这四匹马包括：饮食控制、保持心理平衡、有效的运动锻炼、定期检测病情。只有这五匹马齐头并进，朝着一个方向，才能达到有效控制糖尿病。
以19、20世纪之交的外科奇迹为开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神奇药物为高潮，针对特殊疾病的医学发明的效力有了提高。人们依赖药物和手术治疗，轻视其他控制疾病环节的管理，导致人们形成一种现代迷信——把全部信赖寄托在药物和手术治疗上。
到20世纪20年代，对科学医学的新希望已导致美国人把健康等同于药物健康护理，这导致四五十年代——正值对医药的信任增加之时——典型的健康普及短暂衰退。
而“五架马车”再次形象地说明，我们不能交出所有的控制权，把身体全部交给医生，我们也需为自己的健康打算。
运用自己的能力，参与治疗的过程
在信息泛滥的美丽新世界，我们确实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病了，就交给医生，就应该吃药。人们似乎也习惯这样的被控制感，而且我们还习惯于从医生那里得到所有的信息。
医生手中掌握着所有专业的信息，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交出判断力，成了被动的受体。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信息的格局已经改变了。我们有许多可以主动得到信息的渠道。
在网络中，有不少网站可以提供基本的医学信息，有些专业医学网站还有定期的专家网上咨询。一些病友也组织了相关疾病的论坛。如果你可以阅读英文，那么可以看到的角度更多，得到的知识更多。原先存在于我们和医生之间的信息沟壑，虽不可能填平，通过我们的主动努力是可以变得越来越小。
在一个积极的病人眼里，他总是能发现自己能够积极主动参与的那部分。有些视角是医生可能永远不会关注的、永远触及不到的，甚至可能因此会影响他们的思维和判断，而它们正好落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可以运用自己能控制得了的那部分力量，和医生一起对付疾病。我们还可以运用自己获得的信息、自己的判断，去和医生商讨更好的方案。
聪明的病人不是习惯“被灌输”的病人，不是等待“被控制”的病人，也不是医学的绝对“干涉哲学”的拥护者。身体是我们的，我们坐着说，何如站着行，和医生并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