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通货膨胀，一边是“产能过剩”，“滞胀”面临两难
　　刘正山专栏·经济观察
　　Liu Zhengshan ECONOMIC REVIEW
　　当前业内学者为中国经济走入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争论不休。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既不会走入通货膨胀，也不会走入通货紧缩，而是进入到一种令人头疼的“滞胀”状态，即在经济过剩的时候却出现物价上涨。
　　中国经济已现“产能过剩”。目前官方已经认定11个主要行业（钢铁、电解铝、汽车、铁合金、焦炭、煤炭、电石、铜冶炼、水泥、电力、纺织）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当然，有时候，单纯使用供求指标衡量经济周期显得不够，需要印证指标，即失业率。如果经济景气上升，则失业率走低。相反，经济步入衰退，失业率走高。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中国失业率高达20%，而国际警戒线是12%。
　　当前中国实际通货膨胀率已逾“警戒线”。从最近几个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看，通货膨胀比较温和。但是，用中国统计部门公布的CPI，无法完全反映真实物价走势。在美国CPI的组成中，住房的比重最高，占到了1/3，食品比重最小，只占到14%。中国的情况却恰好相反，我们最多的是食品37%，而住房却只占到了13.2%。如果房租权重改为房价，并按30%而不是目前的13%重新估算CPI，实际数据应该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至少高出1-2个百分点。此外，持续上涨的油价将推动物价上涨，带动CPI上涨1-2个百分点。再考虑医疗、教育等情况，中国目前真实CPI当在5%以上（高于2%的警戒线）。
　　步入“滞胀”，对于中国经济以及宏观监管部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滞胀”的境况下，如果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会加剧通货膨胀；运用货币主义的措施，会加剧“产能过剩”。这是一个两难处境。我们要处理好此问题，惟一的举措是从导致“滞胀”的体制因素入手。
　　“产能过剩”，主要是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带来的。当前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速度在30%左右。这种高投资，确实带来了经济的高增长。但是，这种过快的增长并不能很好地被消化。投资扩张具有两重性，短期内可增加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帮助消化剩余产品，从而拉动经济增长，中长期则会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在前期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埋下导致下一阶段经济回调或是衰退的种子。与此同时，市场调整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低效率投资和低效率供给无法淘汰，也加剧了在总量上“供大于求”的矛盾以及由此累积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即“严重的产能过剩”。
　　而通货膨胀主要是垄断行业“控价”、地方政府以及成本推进的混和的结果。从一般情况看，产能过剩的同时，应当伴随通货紧缩。但是，体制性的因素导致物价高涨，通货不但不紧缩，反而膨胀。
　　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通货膨胀，都与地方政府有很大关系，而地方政府之所以要主导投资、维持高度的GDP增长，与政府定位、财政体制及政绩考核体系有关。从当前的情况看，地方政府的行政开支与经济增长开支比较大。第一，吃财政饭的人太多，需要庞大的财政收入作为支撑。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研究发现，中国当前的“官民比”为1:18。第二，由于地方政府负有经济发展的任务，且这是考核其政绩的主要指标，因此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开支较大。与此同时，分税制将“财权上移”的同时，却将“事权下移”。这样一来，地方政府要做的事越来越多，但手中可支配的财力相对越来越少。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土地财政”。因为，1994年分税制体制开了一个“口子”—土地出让金归地方政府。于是，地方政府通过征地，以几万元每亩的低价，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拿走，转手通过拍卖等方式出让，地价上升几十、几百倍以上。这种内在冲动，直接导致了“滞胀”。
　　因此，要从根本上治理“滞胀”，不能用常规手段，需要跳出圈子，从根本上入手，即顺应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思路，重新给政府定位，以“人类发展指数”、“幸福指数”等取代GDP的政绩考核指标，让政府部门退出经济建设第一线，转向服务性的政府，从根本上推进市场化进程。只有这样，才能让地方政府从根本上走出唯GDP马首是瞻的发展观，避免盲目竞争国内外投资、上项目，从而避免进一步的过剩，也缓解抬高产品价格的内在需求。
　　（作者为中国青年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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