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民间信仰世代相传，从最初的树崇拜、石崇拜、太阳崇拜，到后来成体系的神明崇拜、祖先崇拜等，无不蕴含在民族文化的银盘中熠熠生辉。在民间信仰的对象、内容和载体的系统化和具体化中，以及民间信仰的传播过程中，有一种宗教文化一直穿插其中，并对民间信仰体系的建立和传承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它就是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来自于民间、发祥于民间，它集民间信仰的精华而成，将这种信仰系统化形象化之后又再次传入民间，与民间信仰顺利融合并广泛传播。川西地区作为道教文化的发祥地，自古有着浓厚的民间信仰习俗，至今留存；东北地区虽不见道教文化的普遍性影响，但深受道教文化影响的民间信仰却跟随人口的迁移来到这里生根发芽。本文将以川西、东北农村为例，浅谈道教文化对我国民间信仰的影响。
　　【关键词】：道教文化 民间信仰 川西农村 东北农村
　　信仰是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伴随着人类进步而产生并不断生长的精神支柱。可以说信仰是应需而生，他不是简单的精神追求而已，而是人类生活和思想境界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主动寻求的精神寄托。信仰能够帮助人们认识“自我”、思考“超我”，在人类历史各阶段中，信仰的内容来自于哪里没人能够说得清，但一阶段内的信仰确是人们在这个阶段内的精神支柱。信仰并非具体的意识形态，它不被任何体制“规划”，民间的信仰只可能来自于民众的生活状态和民众的精神追求，而民间信仰即是民间宗教。在我国，民间信仰能作为民间宗教来看待因有其具备一定的体系：信众、信仰以及世代相传的文化仪式，虽有别于“有组织宗教”或“历史性宗教”的体系之完整，但民间信仰作为民间世代相传的自发形成的共同的信仰取向，自有其存在的原因和特殊地位。
　　道教来自于民间信仰，或者说是民间信仰的集大成者，道教的祖师爷张道陵最初将道教命名为“五斗米道”，可见其与民间生活的紧密联系。道教作为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其文化发祥于民间，集民间思想荟萃于一身，而后，道教文化又以更加系统具体的形态传播于民间，道教文化中所推崇的神明及教义恰恰顺应着民众的信仰及思想需求，二者一拍即合，故而道教文化得以顺利融合在民间信仰之中并对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笔者在本文中分别取例川西——今四川彭州阳平村，及东北——今黑龙江哈尔滨前闫家村，意不在于将二者作比较，旨在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川西作为道教文化的发祥地，“问道青城山”之名自古流传，川西地区的民间信仰受道教文化影响之深远，至今仍随处可见道教文化在民间信仰中留下的印记，在阳平村有一处被道学家誉为中国道教中央教区的阳平治道观，在史籍上屡书不绝，是为海内外道教所敬仰的神踪圣迹。这个村子早已跟随时代的进步成为了现代化的村落，社区楼宇林立，游客络绎不绝，居住在此地的村民们世代传承下来的信仰和祭拜仪式仍为今天的村民所用，道教文化在此地也是根深蒂固，虽不见得此地人人都是道教信众，但道教文化对此地民间信仰的影响确是可以想见的。二是东北农村远离中原，距川西更有3800多公里，这等距离与古人而言便是“十万八千里”了，在今天看来，道教确也未在东北地区有太多建树，然而深受道教文化影响的民间信仰却跟随“闯关东” 的人口流动从华北地区来到了遥远的北地。前闫家村是典型的闯关东带来的东北村落，祖籍在山东，祖上闯关东的家族将祖地流传的民间信仰带到了此地，故，取此地作例来探讨道教文化对民间信仰的影响便又具有另一番风味了。
　　许多存在于道观之中的神明，如元始天尊、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南海观世音、财神、灶王爷、门神、武财神关老爷等等，他们的故事均流传于民间，有的甚至至今仍存在于民间的风俗习惯之中，如阳平观村民们近年关贴门神、平时设龛供奉财神爷的习俗，以及笔者在前闫家村的田野实践中了解到的当地村民们小年祭灶王爷、财神日迎财神等习俗。其实我们将民间信仰中的神明们与道观中的神明们做做简单的对比便不难发现，有许多的民间神进入了道观。这些民间神是如何进入道观的，道观中这些来自民间的神明“回到”民众眼中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以及民众在吸收“改装版”民间信仰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笔者将从这三个方面来进一步探讨道教文化对民间信仰的影响。
　　第一，道教是在东汉时期的民间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在建立之初就与民間信仰有了割裂不开的联系，另一方面道教对民间信仰最重要的影响恰体现在，它有选择地吸收了民间信仰中的一些具体的为民众所推崇的内容，并按照自己的标准和理念对这些内容进行了加工改造，尔后又以一种更加成体系的概念和形态回到了民间。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发生的便是经过修饰的、形象具体化的民间神进入了道观，成为道教体系中直接呈现在民众面前的重要部分，可以说是使民众能快速理解和接受道教文化的“门面”，同时也是“钥匙”。第二，经道教集合民间传说和神明崇拜建立起的这个神明系统几乎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就成为了民众选择的信仰对象，因这些神明本就来自民间，民众对他们的崇拜和祭祀自古已有之，道教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只是让这些神明更加的具体化和系统化，它对祭祀、礼仪、时关、地点等等一系列的规则具体化明确化，使民众更加容易接受，同时也使道教文化无声地融进了民间信仰之中，并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三，民间信仰不是凭空出现的，信仰都需要载体，同理，民间信仰也需要它的信仰载体，载体是什么，说得简单通俗点，就是人。当人的生活和精神达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往往会感到寂寞和精神世界的无力感，他们会主动的去思考世界的方方面面，诸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如何来、如何去；我为什么会痛苦”等等，这些并非笑谈，而是每个人在精神生活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都会去思考的，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信仰给予支撑，人的思维将固化甚至走向极端。民间信仰能在民间世代流传并不是史书的记载而是民众的选择，它以民众为载体流传千古从未消逝自有其存在的特殊地位和价值。
　　当我们看到道教文化对民间信仰产生影响的同时，需要思考的便是，这种影响为何会产生？第一个原因在于民间信仰与道教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正如我们前文所述，道教文化来自于民间、发祥于民间，它在产生之初便于民间信仰建立起了不可割裂的联系，正是因为它的产生， 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传说和神明崇拜被具体化形象化，我们说人神“同文同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都有自己的神灵和传说，这种信仰和传说并非我们今天矫枉过正的“迷信”，它是民族的信仰和神明系统，这个系统之大之高，高大到能装下一整个民族的信仰和精神世界。道教文化对它的归纳和总结可以说是原始的民间信仰走向宗教化的一种体现。第二个原因，民族大融合促成了这种深受道教文化影响的民间信仰的传播。道教这一名称的规范化起于唐玄宗在朝廷设天下道门使，自此，道教作为我民族的土生宗教为官方所确认，恰此时也是民间信仰在民族大融合的潮流之中广泛吸收各民族的信仰，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信仰，道教文化和民间信仰有如双生，被迁移的人口带去了华夏的每一寸土地，在我们民族的民间信仰的历史上，曾有过非常辉煌的时期，民间的早已不再是底层民众的诉求，近乎成为全民的诉求。第三个原因，文化大包容为民间信仰的传播提供了“沃土”，这片沃土便是人们不受禁锢的、包容全面的思想世界，在我们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文化的包容性一直是我们所坚守的，道教文化更是将这种文化的包容性发挥到极致。道教对受教之人从无强制性的行为准则和思想禁锢，心中有道，谓之道；心中无道，亦为道。故在我国的道教文化中从未试图与民间信仰之间建立起某种所属关系，而民间宗教也从来呈现出一种奇妙的自由而统一的形态。这种文化中的包容性，恰使道教文化得以顺利地融入到民间信仰之中，同时也令民众得以轻易地接受经过道教加工改造之后的信仰体系。
　　民间信仰在传到东北时，已是道教文化完美融入民间信仰之后，民众主动传播的信仰与官方兴建的庙宇不同，这些仪礼存在与人们生活的额点滴之间，无论其身在何处。我们的民族不是没有信仰的民族，曾经的我们崇拜神明、崇拜祖先、崇拜老者，我们集会祭祀、祝酒舞蹈，同时生活也在正常地运转。时代在紧锣密鼓地前进，我们却将批判的笔尖对准了世代传承下来的民间信仰，我们应当相信科学，我们也需要饱满的精神世界。我们需要信仰，这不是进步的反面，恰巧是社会进步的助力。没有人去追寻信仰的这些东西真或假，它的存在只在于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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