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是中国改革的关键年，今年两会上，除了依法治国的亮点外，经济方面，新常态如何展开，一带一路战略如何推进，都备受关注。而这两个命题，又紧密相关。
　　一带一路构想自2013年提出之后，便成为各大论坛热词。伴随与之配套的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相继落子，今年3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一带一路热预计还将升温。
　　一带一路是中国ODI崛起的自然延伸。2014年，中国经济领域的一个大事件就是ODI超过FDI，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当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为1028.9亿美元，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约为1400亿美元，高于非金融业实际使用外资总额1195.6亿美元。
　　中国ODI热浪的一个最佳注脚是，就在国内游客春节在韩国大买化妆品、日本疯抢马桶盖之际，土豪安邦也在全球大笔挥金：2月16日宣布收购荷兰VIVAT保险公司；17日宣布收购韩国东洋人寿；20日收购黑石集团拥有的曼哈顿第五大道717号建筑第22层。吴小晖整个春节没闲着。
　　FDI的增速放缓也有案例可循。春节后开工首日，微软即宣布关闭诺基亚北京和东莞工厂，迁往河内。商务部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FDI的55.4%流入服务业，其占比高出制造业22个百分点。对劳动力成本敏感的低端制造业外资流入下滑尤其明显，曾经的MADE IN CHINA，渐被MADE IN VIETNAM/INDONESIA所蚕食。
　　当ODI超过FDI成为新常态，我们需要自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ODI？
　　首先，应当是共赢。对于ODI目标，有不少解读立足于提高外储投资回报、平滑经济与投资周期等，早前也有人把一带一路战略解读为旨在消化过剩产能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然而，后殖民时代的多边世界里，ODI绝不只是单向牟利的游戏，华为等先行者的经历证明，只有在与当地利益相关方共赢的旗帜下展开全球化，才能最终获得成功。
　　其次，应是市场导向。作为一种商业行为，海外投资首先要考量的是资金、回报与风险。从过往回报看，早前出海的企业答卷大多不佳，尤其是上游的资源型投资，一些中游的技术型投资者如TCL也经历过痛苦的整合。因此，对于中国ODI一个普遍的担心是，会否重演当年日企“买下美国”的悲剧。综合来看，新一轮谋求海外扩张的民企，无论产业投资者如万达，财务投资者如复星，都更为成熟，投资目标与手法更为市场化。这使得包括《经济学人》在内的媒体认为，民企介入使得中国ODI不一定以洒泪纽约收场。不过，它们的业绩仍需观察。
　　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战略，也将落实为一项项投资行为。在1月底的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上，北京大学黄益平教授即提醒，要防范一带一路演变成国际版西部大开发的风险。引入追求市场化的民间资本，不仅有利于解决其中融资问题，也有助于提高项目成功率，這也是PPP模式被热议的大背景。如何理解并化解当前民企的观望心态，应是一带一路推进中的重点议题。
　　ODI有风险，也是机遇。这一潮流中，包括券商、律师/会计师事务所在内的金融中介机构不只是ODI企业的同行者，也是海外收购与投资的直接参与者。在国际化行军中，中国高盛、大摩或将更早诞生。
　　2007年1月，新财富即联合中信证券研究部对《中国ODI崛起深刻改变全球经济秩序》的趋势进行了解析。今天，我们仍然期待，新一轮ODI大潮助推中国成为全球贸易、资本和技术流动的主要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