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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就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的董梦阳，最初的想法跟他的同学们并没有什么两样：就是要做个艺术家。但毕业后必须要面对的生存问题，却让找工作成为了摆在他艺术梦想之前的第一道现实的门槛。在董梦阳看来，后来自己做“艺术北京”所获得成功的最初缘起，就是当时在找工作时多少有些无奈的“阴差阳错”所埋下的伏笔。
“我感觉自己从事这个行业完全是被推上来的，它并不是我自己最初的主动选择，而是社会选择了我。”——毕业后的董梦阳在中国文化艺术总公司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这家公司主要是做演出和展览等项目的，董梦阳则被分配到了展览部门工作。恰巧当时这家公司正在做中国的第一个艺术博览会，即1993年在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大厦举办的“第一届中国艺术博览会”，而作为展览部门新员工的董梦阳也参与了很多与此相关的基础性工作。最开始的时候，董梦阳觉得这个工作仅仅是一个养家糊口的手段，等稳定几年之后还是会重新拿起画笔来实现自己在美院期间未完成的“大师梦”的，但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差距也时常让他对眼前日复一日的工作状态感到不满意，董梦阳说：“从毕业后到我35岁之前，之间大概10年的时间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阶段，从事的工作并不是自己想做的，也没什么机会做职业艺术家，那段时间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到底要做什么。”但在这段时间里，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董梦阳也渐渐发现了艺术博览会中有趣和有价值的部分，如艺术品是怎样进入市场的、怎样通过博览会的形式来推出好的艺术和艺术家等问题，同时通过努力工作所得到的别人的尊重和认可也让董梦阳重拾自信，并由此开始和艺术博览会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2006年创办第一届“艺术北京”艺术博览会至今，董梦阳也经常会去世界各地参加不同的艺术博览会，在他看来中国和西方的艺博会之间会表现出一些差异，但在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可比性。因为过去在西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正是中国在经历政治运动的倒退时期，外部环境的差异造成中国和西方的艺博会在横向上不存在什么可比性，只能纵向的来看。董梦阳说：“最早做艺术博览会的时候我們是拷贝西方的模式，肯定有盲目的成分，就是想把各个艺博会的优点都拿过来做集合，但随着实践的深入我后来也在不断地修正着自己的想法，到现在想法相对比较简单和朴素了：就是如何为人民服务或者说为中国人服务，这句话并不过时。我觉得在中国做艺博会不是为了要给外国人去看，是为了给生活在此地的人们提供一个接触艺术的平台，并引导他们去喜爱艺术和收藏艺术品。因为西方的公共教育系统很完善，公众所获得的艺术信息很多是在博览会之外去完成的，但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我们虽然拥有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但之前的艺术教育确实是很滞后的，如美术馆的功能很不健全，所以中国的艺博会在很多时候承担了美术馆和画廊的教育责任，可以说艺博会与受众群体是一起成长的，它也切合了在物质文明高速增长之后人们对精神文明的需求。精神文明是综合性的软件体现，艺博会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硬件平台，但却可以传播软件信息，通过我们的工作可以改变和推动一些促进文明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我现在工作的意义所在。”之前就有媒体评价说艺术北京“接地气”，实际上这也是董梦阳团队的态度，“就为几个藏家服务吗？他要是感冒不来怎么办？归根到底还是先要满足服务大众的需求。”
在满足为大众服务的前提下，董梦阳也在实践中不断调整着艺术北京的规划策略，如去年的“艺术北京，”除了既有的“当代艺术”主题之外，也加重了传统艺术的版块展示。在董梦阳看来这种强调并不意味着博览会方向的转变，而是因为当代与传统之间是具传承和延续关系的。通过放大传统艺术的价值来填补传播和导向上的空白，以便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当代艺术。董梦阳说：“艺术是需要寻根溯源的。如果没经过古典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教育，就直接跳跃到当代艺术，人们在理解和接受当代艺术时会出现一些问题。譬如西方当代艺术，目前我们的做法是直接把它嫁接过来，硬生生地塞给人们。但是，前期并没有把它的传承过程、发展脉络告之大家，这可能使人们‘误解’当代艺术。而长此以往，当代艺术的发展也会有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倡传统经典艺术，只是对艺术市场、对教育的一个补充。我们不能经常去法国的罗浮宫、奥赛博物馆去看长年陈列在那里的‘艺术的标准’，不能随时受到艺术的教育和熏陶。而我们如何何判断今天的当代艺术，如何判断你要收藏你的艺术品？这就是教育的问题了。现在，不管是市场还是人，都对传统艺术有需求。他们更容易接受能够读懂的东西。作为当代人，我们都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动、宣传传统艺术。”而在即将开始2013年的“艺术北京”博览会中，传统经典艺术展区将会呈现全新的规划和更整齐多元的面貌。画廊展区将进一步细分为中国经典专区和西方经典专区，国画、当代水墨、瓷器杂项、十八至十九世纪西洋油画、俄罗斯油画、古典家具等也将在这两个专区中得到进一步细分。此外，博览会设置的四个经典学术性专题展览、VIP教育论坛、艺术公益慈善项目也依然延续了董梦阳以“艺博会”作为教育平台的思路。
对于博览会教育责任的强调，让董梦阳在统筹每届“艺术北京”的时候都会对参展的画廊进行严格的筛选，即便在今年经济普遍低迷的大环境下，还是有100多家画廊未能入选“艺术北京”。董梦阳认为画廊在中国还属于一个新兴行业，很多画廊还在扮演着艺术品专卖店的角色，画廊的定位、所选艺术家的品质、艺术作品的真伪鉴别等，在艺博会最初的筛选阶段都是要考虑的，只有严格把控品质才能搭建起具有公信力的平台，反过来平台的品牌效应才会吸引很多成熟的机构和画廊参与，并反哺艺博会本身的成交量。董梦阳说：“一个没有标准或门槛的事情是很难持续发展下去的，我们选择画廊的标准主要基于对于未来的预判，如这家画廊是否会对未来艺术市场的发展产生很重要的作用等，而在市场上能够保持长时间良好回馈的画廊，一定是有清晰学术定位和价值作为支撑的。”
除了作为“艺术北京”的总监之外，董梦阳还身兼北京画廊协会法人代表等身份，但万变不离其宗，他的注意力始终还是集中在一些与画廊相关的工作上。董梦阳自嘲比较笨，反而能在一件事情上更加专注，因为画廊协会和“艺术北京”之间有很多可以联系在一起的事情，如帮助画廊行业建立自身的标准、自律性以及规范市场交易的细则等。董梦阳认为不论是“艺术北京”还是“画廊协会”，都是让艺术负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方式——“如果单纯为了一己私利的话，会有很多其他的不同选择，相比物质上的满足来说精神上的富裕其实更难达到。‘文明’也是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最大的差距，我们今天对于物质的追求有一种经历过贫困之后‘报复性’消费的感觉，但我觉得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追求精神的享受上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生命的时间对每个人都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里谁比别人活得充实，谁就赚了。我们今天更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帮助和引导，我现在所做的工作也许不能改变眼前的很多状况，但都是朝向‘文明’的方向来努力的，就像大家都在抱怨现在的雾霾天气，但我觉得可以换个视角去欣赏下眼前的不完美甚至是残缺，只有保持乐观的心态才能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做一些可能对未来产生改变的事情上吧。”
“我感觉自己从事这个行业完全是被推上来的，它并不是我自己最初的主动选择，而是社会选择了我。”——毕业后的董梦阳在中国文化艺术总公司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这家公司主要是做演出和展览等项目的，董梦阳则被分配到了展览部门工作。恰巧当时这家公司正在做中国的第一个艺术博览会，即1993年在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大厦举办的“第一届中国艺术博览会”，而作为展览部门新员工的董梦阳也参与了很多与此相关的基础性工作。最开始的时候，董梦阳觉得这个工作仅仅是一个养家糊口的手段，等稳定几年之后还是会重新拿起画笔来实现自己在美院期间未完成的“大师梦”的，但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差距也时常让他对眼前日复一日的工作状态感到不满意，董梦阳说：“从毕业后到我35岁之前，之间大概10年的时间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阶段，从事的工作并不是自己想做的，也没什么机会做职业艺术家，那段时间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到底要做什么。”但在这段时间里，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董梦阳也渐渐发现了艺术博览会中有趣和有价值的部分，如艺术品是怎样进入市场的、怎样通过博览会的形式来推出好的艺术和艺术家等问题，同时通过努力工作所得到的别人的尊重和认可也让董梦阳重拾自信，并由此开始和艺术博览会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2006年创办第一届“艺术北京”艺术博览会至今，董梦阳也经常会去世界各地参加不同的艺术博览会，在他看来中国和西方的艺博会之间会表现出一些差异，但在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可比性。因为过去在西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正是中国在经历政治运动的倒退时期，外部环境的差异造成中国和西方的艺博会在横向上不存在什么可比性，只能纵向的来看。董梦阳说：“最早做艺术博览会的时候我們是拷贝西方的模式，肯定有盲目的成分，就是想把各个艺博会的优点都拿过来做集合，但随着实践的深入我后来也在不断地修正着自己的想法，到现在想法相对比较简单和朴素了：就是如何为人民服务或者说为中国人服务，这句话并不过时。我觉得在中国做艺博会不是为了要给外国人去看，是为了给生活在此地的人们提供一个接触艺术的平台，并引导他们去喜爱艺术和收藏艺术品。因为西方的公共教育系统很完善，公众所获得的艺术信息很多是在博览会之外去完成的，但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我们虽然拥有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但之前的艺术教育确实是很滞后的，如美术馆的功能很不健全，所以中国的艺博会在很多时候承担了美术馆和画廊的教育责任，可以说艺博会与受众群体是一起成长的，它也切合了在物质文明高速增长之后人们对精神文明的需求。精神文明是综合性的软件体现，艺博会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硬件平台，但却可以传播软件信息，通过我们的工作可以改变和推动一些促进文明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我现在工作的意义所在。”之前就有媒体评价说艺术北京“接地气”，实际上这也是董梦阳团队的态度，“就为几个藏家服务吗？他要是感冒不来怎么办？归根到底还是先要满足服务大众的需求。”
在满足为大众服务的前提下，董梦阳也在实践中不断调整着艺术北京的规划策略，如去年的“艺术北京，”除了既有的“当代艺术”主题之外，也加重了传统艺术的版块展示。在董梦阳看来这种强调并不意味着博览会方向的转变，而是因为当代与传统之间是具传承和延续关系的。通过放大传统艺术的价值来填补传播和导向上的空白，以便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当代艺术。董梦阳说：“艺术是需要寻根溯源的。如果没经过古典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教育，就直接跳跃到当代艺术，人们在理解和接受当代艺术时会出现一些问题。譬如西方当代艺术，目前我们的做法是直接把它嫁接过来，硬生生地塞给人们。但是，前期并没有把它的传承过程、发展脉络告之大家，这可能使人们‘误解’当代艺术。而长此以往，当代艺术的发展也会有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倡传统经典艺术，只是对艺术市场、对教育的一个补充。我们不能经常去法国的罗浮宫、奥赛博物馆去看长年陈列在那里的‘艺术的标准’，不能随时受到艺术的教育和熏陶。而我们如何何判断今天的当代艺术，如何判断你要收藏你的艺术品？这就是教育的问题了。现在，不管是市场还是人，都对传统艺术有需求。他们更容易接受能够读懂的东西。作为当代人，我们都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动、宣传传统艺术。”而在即将开始2013年的“艺术北京”博览会中，传统经典艺术展区将会呈现全新的规划和更整齐多元的面貌。画廊展区将进一步细分为中国经典专区和西方经典专区，国画、当代水墨、瓷器杂项、十八至十九世纪西洋油画、俄罗斯油画、古典家具等也将在这两个专区中得到进一步细分。此外，博览会设置的四个经典学术性专题展览、VIP教育论坛、艺术公益慈善项目也依然延续了董梦阳以“艺博会”作为教育平台的思路。
对于博览会教育责任的强调，让董梦阳在统筹每届“艺术北京”的时候都会对参展的画廊进行严格的筛选，即便在今年经济普遍低迷的大环境下，还是有100多家画廊未能入选“艺术北京”。董梦阳认为画廊在中国还属于一个新兴行业，很多画廊还在扮演着艺术品专卖店的角色，画廊的定位、所选艺术家的品质、艺术作品的真伪鉴别等，在艺博会最初的筛选阶段都是要考虑的，只有严格把控品质才能搭建起具有公信力的平台，反过来平台的品牌效应才会吸引很多成熟的机构和画廊参与，并反哺艺博会本身的成交量。董梦阳说：“一个没有标准或门槛的事情是很难持续发展下去的，我们选择画廊的标准主要基于对于未来的预判，如这家画廊是否会对未来艺术市场的发展产生很重要的作用等，而在市场上能够保持长时间良好回馈的画廊，一定是有清晰学术定位和价值作为支撑的。”
除了作为“艺术北京”的总监之外，董梦阳还身兼北京画廊协会法人代表等身份，但万变不离其宗，他的注意力始终还是集中在一些与画廊相关的工作上。董梦阳自嘲比较笨，反而能在一件事情上更加专注，因为画廊协会和“艺术北京”之间有很多可以联系在一起的事情，如帮助画廊行业建立自身的标准、自律性以及规范市场交易的细则等。董梦阳认为不论是“艺术北京”还是“画廊协会”，都是让艺术负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方式——“如果单纯为了一己私利的话，会有很多其他的不同选择，相比物质上的满足来说精神上的富裕其实更难达到。‘文明’也是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最大的差距，我们今天对于物质的追求有一种经历过贫困之后‘报复性’消费的感觉，但我觉得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追求精神的享受上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生命的时间对每个人都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里谁比别人活得充实，谁就赚了。我们今天更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帮助和引导，我现在所做的工作也许不能改变眼前的很多状况，但都是朝向‘文明’的方向来努力的，就像大家都在抱怨现在的雾霾天气，但我觉得可以换个视角去欣赏下眼前的不完美甚至是残缺，只有保持乐观的心态才能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做一些可能对未来产生改变的事情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