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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摘要：当代西方文化观各有千秋。马克思对民族问题的思考并非如以赛亚·伯林所说的“民族虚无主义”立场，也并非“欧洲中心论”立场。马克思“民族观”的价值关切体现为：解构“资本”统治人的逻辑悖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马克思着眼于人类社会的进步，认为全球化是各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纽带，是各个民族及其文化发展延续的基础与前提。当代中国社会正步入马克思对“资本”、“市场”、“社会主义”和“人的自由和解放”等社会问题思考的时代历史境遇。
关键词：马克思；民族文化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意义
马克思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重新学习他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进一步树立无产阶级民族观， 这对推动民族平等、团结、互助， 对加速四化建设， 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自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以“民族解放”为口号的民族国家运动。至此，作为一种价值理念的社会主义学说开始了与各民族国家实际相结合的社会现实历史进程。马克思的学说在当今中国正逐步走向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时代化、民族化和中国化的历史征程。
一、比较视域下的马克思“民族文化观”
（一）当代西方民族文化观的理论主张
在《东方学》里指出：“英国在印度必须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毁灭性的，另一个是再生性的，亚洲社会的毁灭与西方社会物质基础在亚洲的再生。”哈贝马斯提出“超越民族国家”的设想，是基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发展能力这一现实。首先，要构建一个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以此保障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措施，对在全球范围内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加以“政治驯化”。 其次，经济全球化使得地球上的人们成为风险共担的共同体，有着无法回避的集体命运。“全球化过程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使我们逐渐接受了另一种视角，由此出发，我们日益清晰地认识到社会的局限性、风险的共同性和集体命运的相关性。
通讯和交通的加速和日益频繁，正在缩短时空的距离，而市场的扩张却遇到了地球幅员的限制，对资源的掠夺也受到了自然界的限制。在全球化语境中，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突出强调民族性，依托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及现状，为自身的文化特点寻求定位，旨在抵御西方文化霸权对发展中国家文化的殖民统治。该理论体系强调民族文化融入全球化的文化后果，过于关注自身与他者的对立而未能足够地看到民族文化需要与其它文化交往才能发展这样的趋势。
（二）马克思“民族文化观” 理论来源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普遍交往等理论完全是从全球的视野去思考和分析有关问题的。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全球化是指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使人类活动超越民族和地域的局限和障碍，形成全球范围内各民族之间全面的互相往来与互相依赖的趋势和过程。
①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虽没有明确使用过“全球化”这一概念，但他谈到了“世界市场”、“世界历史”、“普遍交往”、“世界交往”、“世界民族”以及“世界文学”这样的概念。这些概念所蕴涵的思想无疑是当今“全球化”思想的源头所在，其相关论述为重新理解、定位全球化背景中的民族文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源。马克思在论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关系时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②马克思曾经把“未开化”与“半开化”的民族称为“野蛮的民族”，而把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民族称为“文明的民族”。显然，马克思注重社会历史的客观性进而作出的一种事实判断就是，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任何一个民族要想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经历从“野蛮”到“文明”的蜕变当资本主义建立起对生产要素进行全面组合的新型生产关系，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资源交换以及劳动分工国际化，使得隔绝、孤立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候，马克思科学地预见了人类社会将要面临的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在1853 年谈到资产阶级历史阶段的作用时指出： “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 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
③马克思指出，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这就是说，交往对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具有促进作用。
哲学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1900-2002）坚持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尊重。他认为，语言是理解的媒介。人总是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特殊的世界观。伽达默尔更强调理解主要是通过对话即语言的思辨走向一种一致或共识的辩证过程，而不是产生和拉大误解。典型的如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以及文化与文化的交流等等都是如此。
尽管伽达默尔强调依靠解释来谋求意见的一致，但是他同时补充道，解释学上的取得一致能够容纳不一致，即我们都同意我们在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不一致，我们承认这一点就够了。伽达默尔以一种文本的、思辨的推断告诉世人彼此尊重、相互承认的可贵，但是在世界潮流面前，回避了问题的本质，即承认不一致的对立依然可能是导致冲突甚或使冲突升级的根源 （三）马克思“民族文化观”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对民族问题的思考所体现出来的民族观的思想实质，从总体上说是一个旨在实现超越民族政治共同体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针对这一理论旨趣，西方有学者把马克思的民族观，视为一种在处理民族问题和政治理想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和悖论的“民族虚无主义”或者“想象的共同体”在马克思思想中并非是单一的人口学和政治学话语，而是体现为以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和解放为表征的全人类解放的实践话语和理论诉求。
“民族”在马克思思想中具有丰富的人类学和哲学内涵。马克思对民族问题的思考，贯穿其理论研究的各个方面（阶级问题，人类解放、全球化问题和社会历史观及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始终，并鲜明体现了马克思生活的那个年代由资本主义工业所催生的各国民族运动的社会历史现实及其发展趋势。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不断生成所形成的“资本”全球化的趋势，构成了“民族问题”得以必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商品”、“货币”和“资本”内在构成了民族问题得以产生的现实条件。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没有把“民族问题”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看待，而是看做由资本主义工业制度所催生出来的一种特有的以各民族解放运动为载体的全人类的解放运动。“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
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特性已经消灭。”民族解放构成人类解放的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和前提，人类的解放是民族解放的最后归宿，无产阶级承载着以民族解放为前提的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这就构成了马克思思考民族问题的深层问题意识和理论逻辑。
二、马克思“民族文化观”及其中国化意义
（一）马克思“民族文化观”及其中国化
马克思学说如何和何以能够中国化，既成为中华民族的理论遗产又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的理论指导，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以问题为着眼点去寻求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契合。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部分西方学者把马克思学说民族化的过程给予妖魔化。
马克思学说民族化的过程本身并没有原罪，问题是如何合理地处理马克思学说的民族化过程。基于当今中国的现实问题和我们对马克思学说关注的这一视角，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完全可以民族化，并且这也并非仅仅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
中国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而中国在应对这场危机中的良好表现激发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道路问题的热议和讨论，尤其是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论争。在有关“中国道路”问题的讨论中，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曾一度升温，但冷静的学理讨论仍有待推进。
透过马克思关于“民族问题”的世界眼光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前瞻性思考，对“中国道路”问题的理性审视，就是一个关涉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和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问题，其本身是一个中华民族走向理想未来的民族话题。但是，这一民族话题所指向的问题，并非简单是中国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与世界各国社会发展道路相比较的开放式话题。我们认为，在理性审视和阐发“中国道路”问题上，应具有“世界眼光”和“本土视角”的融合，以免陷入对待民族问题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泛国际主义”的双重意识形态的陷阱。
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资本”奴役人的现状和所追求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问题，仍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这一问题也不断被凸显出来。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游离出马克思当年思考民族问题的问题域。马克思的民族观与其世界历史理论、全球化理论和人类解放理论是融为一体的。
在马克思看来，各民族国家的分歧会越来越小并逐步走向统一。当然，于现今的世界，民族解放和最终走向融合仍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世界各民族国家仍动乱不断，宗教和种族冲突、恐怖威胁仍会长期存在。在世界范围内，除了工人阶级以外，还有很多边缘和弱势群体仍需给予关注，但需要对马克思当年所期待的、承载人类解放的无产阶级这个群体给予多角度的时代审视。
（二）马克思中国化的时代境遇和现实关联
“中国道路”问题的当下探讨和论争，凸显了“中国化”本身的复杂性和不定性。当今中国社会民众价值理想多元化的历史现状，对马克思当年所期待和憧憬的以“民族解放”为基底、并最终超越“民族解放”的人类解放这一宏大叙事的启蒙话语，构成了一定的挑战。但是，只要当今世界仍是以“资本”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只要当今中国的发展仍处于“资本”的全球化影响下，只要当今世界和中国仍面临着人的解放和自由问题，马克思当年关于“民族问题”的思考的原则和立场（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理论旨趣），就会随着当今“资本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未失去其价值启蒙及其批判和规范的意蕴。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与中国当今社会发展的历史命运仍紧密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近百年来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历史经验和实践总结。“民族问题”仍是当今中国社会理应得到关注并应慎重对待的理论和实践话题，其作为一种思想启蒙的话语，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仍没有随着资本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而消解和终结。
（三）马克思民族文化观的当代意义
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理论体系，马克思的全球化思想及其民族文化观，从“普遍联系”这样一种整体思维方式来观察、分析问题，体现开放心态，彰显历史格局，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融入全球化的积极意义。
第一，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原理的深刻理解与具体认识。文化的民族性是各种文化的特殊性，揭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它使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彼此区别开来。文化的世界性是各种文化普遍具有的属性，即世界各种文化内在的普遍性。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辩证的统一，它们反映着世界各种文化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联系。 一方面，世界性寓于民族性之中，通过民族性表现出世界性。没有民族文化个性的存在，世界性的文化共性也就失去了存在基础。马克思把世界文化看作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成的。也就是说，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都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独特的功能，除了存在于各民族文化之中的世界文化，没有与任何民族都不相干的所谓“世界文化”。另一方面，世界性影响制约民族性。理解、包容、和谐、共生等价值观理念是构建世界文化的哲学基础和文化前提，这种普遍意义上的文化理念引导、规范、制约着民族性的发展。
第二，马克思民族文化观有助于人们扩大交往，增进了解，推动世界文化的形成。世界性交往导致世界历史的形成，世界历史孕育了世界文化的生成，由于普遍的交往及其扩大，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不断增强的相互依赖性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显著特点。整个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中的世界，每一个国家都与其他国家处于紧密的联系之中。每一个国家作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必然受到世界体系的影响，因而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作为参考系来考虑各自的发展，在更广阔的世界背景下设计自己的指导方针、发展战略，安排自己的活动，这无疑是一种具有新坐标的崭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对人权、环境、气候及物种的命运表达出的关切攸关全人类的未来，日益成为世界意义上的问题。因此，各民族文化交融及整合的时代要求必然推进世界文化形成的实践过程。这种文化关注全人类的普遍利益，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所讲的世界文学就是世界文化。 歌德在使用“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时，指的是看报纸、文学杂志，读翻译文学，可以了解到跟自己不同的他人都在做什么、想什么、怎么生活。
作为代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客观趋势、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潮流的全球化，蕴涵着深刻的时代性和世界性，昭示着文化发展的精神方向。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民族文化建设的有利契机在于与其他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互相借鉴、吸收，彼此包容、理解，从而开阔民族文化的视野，丰富民族文化的内容，提升民族文化的品质。只有把代表人类发展方向、反映当今世界精神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吸收、整合到民族文化之中，才能巩固、丰富民族文化的特色，达到民族性、时代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袁贵仁，杨耕.当代西方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扎科措（1988—），女，藏族，四川阿坝州人，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佛教哲学）。
摘要：当代西方文化观各有千秋。马克思对民族问题的思考并非如以赛亚·伯林所说的“民族虚无主义”立场，也并非“欧洲中心论”立场。马克思“民族观”的价值关切体现为：解构“资本”统治人的逻辑悖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马克思着眼于人类社会的进步，认为全球化是各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纽带，是各个民族及其文化发展延续的基础与前提。当代中国社会正步入马克思对“资本”、“市场”、“社会主义”和“人的自由和解放”等社会问题思考的时代历史境遇。
关键词：马克思；民族文化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意义
马克思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重新学习他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进一步树立无产阶级民族观， 这对推动民族平等、团结、互助， 对加速四化建设， 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自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以“民族解放”为口号的民族国家运动。至此，作为一种价值理念的社会主义学说开始了与各民族国家实际相结合的社会现实历史进程。马克思的学说在当今中国正逐步走向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时代化、民族化和中国化的历史征程。
一、比较视域下的马克思“民族文化观”
（一）当代西方民族文化观的理论主张
在《东方学》里指出：“英国在印度必须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毁灭性的，另一个是再生性的，亚洲社会的毁灭与西方社会物质基础在亚洲的再生。”哈贝马斯提出“超越民族国家”的设想，是基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发展能力这一现实。首先，要构建一个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以此保障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措施，对在全球范围内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加以“政治驯化”。 其次，经济全球化使得地球上的人们成为风险共担的共同体，有着无法回避的集体命运。“全球化过程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使我们逐渐接受了另一种视角，由此出发，我们日益清晰地认识到社会的局限性、风险的共同性和集体命运的相关性。
通讯和交通的加速和日益频繁，正在缩短时空的距离，而市场的扩张却遇到了地球幅员的限制，对资源的掠夺也受到了自然界的限制。在全球化语境中，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突出强调民族性，依托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及现状，为自身的文化特点寻求定位，旨在抵御西方文化霸权对发展中国家文化的殖民统治。该理论体系强调民族文化融入全球化的文化后果，过于关注自身与他者的对立而未能足够地看到民族文化需要与其它文化交往才能发展这样的趋势。
（二）马克思“民族文化观” 理论来源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普遍交往等理论完全是从全球的视野去思考和分析有关问题的。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全球化是指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使人类活动超越民族和地域的局限和障碍，形成全球范围内各民族之间全面的互相往来与互相依赖的趋势和过程。
①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虽没有明确使用过“全球化”这一概念，但他谈到了“世界市场”、“世界历史”、“普遍交往”、“世界交往”、“世界民族”以及“世界文学”这样的概念。这些概念所蕴涵的思想无疑是当今“全球化”思想的源头所在，其相关论述为重新理解、定位全球化背景中的民族文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源。马克思在论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关系时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②马克思曾经把“未开化”与“半开化”的民族称为“野蛮的民族”，而把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民族称为“文明的民族”。显然，马克思注重社会历史的客观性进而作出的一种事实判断就是，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任何一个民族要想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经历从“野蛮”到“文明”的蜕变当资本主义建立起对生产要素进行全面组合的新型生产关系，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资源交换以及劳动分工国际化，使得隔绝、孤立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候，马克思科学地预见了人类社会将要面临的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在1853 年谈到资产阶级历史阶段的作用时指出： “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 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
③马克思指出，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这就是说，交往对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具有促进作用。
哲学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1900-2002）坚持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尊重。他认为，语言是理解的媒介。人总是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特殊的世界观。伽达默尔更强调理解主要是通过对话即语言的思辨走向一种一致或共识的辩证过程，而不是产生和拉大误解。典型的如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以及文化与文化的交流等等都是如此。
尽管伽达默尔强调依靠解释来谋求意见的一致，但是他同时补充道，解释学上的取得一致能够容纳不一致，即我们都同意我们在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不一致，我们承认这一点就够了。伽达默尔以一种文本的、思辨的推断告诉世人彼此尊重、相互承认的可贵，但是在世界潮流面前，回避了问题的本质，即承认不一致的对立依然可能是导致冲突甚或使冲突升级的根源 （三）马克思“民族文化观”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对民族问题的思考所体现出来的民族观的思想实质，从总体上说是一个旨在实现超越民族政治共同体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针对这一理论旨趣，西方有学者把马克思的民族观，视为一种在处理民族问题和政治理想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和悖论的“民族虚无主义”或者“想象的共同体”在马克思思想中并非是单一的人口学和政治学话语，而是体现为以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和解放为表征的全人类解放的实践话语和理论诉求。
“民族”在马克思思想中具有丰富的人类学和哲学内涵。马克思对民族问题的思考，贯穿其理论研究的各个方面（阶级问题，人类解放、全球化问题和社会历史观及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始终，并鲜明体现了马克思生活的那个年代由资本主义工业所催生的各国民族运动的社会历史现实及其发展趋势。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不断生成所形成的“资本”全球化的趋势，构成了“民族问题”得以必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商品”、“货币”和“资本”内在构成了民族问题得以产生的现实条件。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没有把“民族问题”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看待，而是看做由资本主义工业制度所催生出来的一种特有的以各民族解放运动为载体的全人类的解放运动。“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
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特性已经消灭。”民族解放构成人类解放的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和前提，人类的解放是民族解放的最后归宿，无产阶级承载着以民族解放为前提的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这就构成了马克思思考民族问题的深层问题意识和理论逻辑。
二、马克思“民族文化观”及其中国化意义
（一）马克思“民族文化观”及其中国化
马克思学说如何和何以能够中国化，既成为中华民族的理论遗产又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的理论指导，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以问题为着眼点去寻求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契合。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部分西方学者把马克思学说民族化的过程给予妖魔化。
马克思学说民族化的过程本身并没有原罪，问题是如何合理地处理马克思学说的民族化过程。基于当今中国的现实问题和我们对马克思学说关注的这一视角，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完全可以民族化，并且这也并非仅仅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
中国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而中国在应对这场危机中的良好表现激发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道路问题的热议和讨论，尤其是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论争。在有关“中国道路”问题的讨论中，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曾一度升温，但冷静的学理讨论仍有待推进。
透过马克思关于“民族问题”的世界眼光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前瞻性思考，对“中国道路”问题的理性审视，就是一个关涉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和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问题，其本身是一个中华民族走向理想未来的民族话题。但是，这一民族话题所指向的问题，并非简单是中国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与世界各国社会发展道路相比较的开放式话题。我们认为，在理性审视和阐发“中国道路”问题上，应具有“世界眼光”和“本土视角”的融合，以免陷入对待民族问题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泛国际主义”的双重意识形态的陷阱。
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资本”奴役人的现状和所追求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问题，仍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这一问题也不断被凸显出来。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游离出马克思当年思考民族问题的问题域。马克思的民族观与其世界历史理论、全球化理论和人类解放理论是融为一体的。
在马克思看来，各民族国家的分歧会越来越小并逐步走向统一。当然，于现今的世界，民族解放和最终走向融合仍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世界各民族国家仍动乱不断，宗教和种族冲突、恐怖威胁仍会长期存在。在世界范围内，除了工人阶级以外，还有很多边缘和弱势群体仍需给予关注，但需要对马克思当年所期待的、承载人类解放的无产阶级这个群体给予多角度的时代审视。
（二）马克思中国化的时代境遇和现实关联
“中国道路”问题的当下探讨和论争，凸显了“中国化”本身的复杂性和不定性。当今中国社会民众价值理想多元化的历史现状，对马克思当年所期待和憧憬的以“民族解放”为基底、并最终超越“民族解放”的人类解放这一宏大叙事的启蒙话语，构成了一定的挑战。但是，只要当今世界仍是以“资本”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只要当今中国的发展仍处于“资本”的全球化影响下，只要当今世界和中国仍面临着人的解放和自由问题，马克思当年关于“民族问题”的思考的原则和立场（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理论旨趣），就会随着当今“资本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未失去其价值启蒙及其批判和规范的意蕴。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与中国当今社会发展的历史命运仍紧密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近百年来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历史经验和实践总结。“民族问题”仍是当今中国社会理应得到关注并应慎重对待的理论和实践话题，其作为一种思想启蒙的话语，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仍没有随着资本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而消解和终结。
（三）马克思民族文化观的当代意义
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理论体系，马克思的全球化思想及其民族文化观，从“普遍联系”这样一种整体思维方式来观察、分析问题，体现开放心态，彰显历史格局，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融入全球化的积极意义。
第一，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原理的深刻理解与具体认识。文化的民族性是各种文化的特殊性，揭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它使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彼此区别开来。文化的世界性是各种文化普遍具有的属性，即世界各种文化内在的普遍性。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辩证的统一，它们反映着世界各种文化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联系。 一方面，世界性寓于民族性之中，通过民族性表现出世界性。没有民族文化个性的存在，世界性的文化共性也就失去了存在基础。马克思把世界文化看作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成的。也就是说，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都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独特的功能，除了存在于各民族文化之中的世界文化，没有与任何民族都不相干的所谓“世界文化”。另一方面，世界性影响制约民族性。理解、包容、和谐、共生等价值观理念是构建世界文化的哲学基础和文化前提，这种普遍意义上的文化理念引导、规范、制约着民族性的发展。
第二，马克思民族文化观有助于人们扩大交往，增进了解，推动世界文化的形成。世界性交往导致世界历史的形成，世界历史孕育了世界文化的生成，由于普遍的交往及其扩大，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不断增强的相互依赖性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显著特点。整个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中的世界，每一个国家都与其他国家处于紧密的联系之中。每一个国家作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必然受到世界体系的影响，因而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作为参考系来考虑各自的发展，在更广阔的世界背景下设计自己的指导方针、发展战略，安排自己的活动，这无疑是一种具有新坐标的崭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对人权、环境、气候及物种的命运表达出的关切攸关全人类的未来，日益成为世界意义上的问题。因此，各民族文化交融及整合的时代要求必然推进世界文化形成的实践过程。这种文化关注全人类的普遍利益，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所讲的世界文学就是世界文化。 歌德在使用“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时，指的是看报纸、文学杂志，读翻译文学，可以了解到跟自己不同的他人都在做什么、想什么、怎么生活。
作为代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客观趋势、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潮流的全球化，蕴涵着深刻的时代性和世界性，昭示着文化发展的精神方向。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民族文化建设的有利契机在于与其他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互相借鉴、吸收，彼此包容、理解，从而开阔民族文化的视野，丰富民族文化的内容，提升民族文化的品质。只有把代表人类发展方向、反映当今世界精神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吸收、整合到民族文化之中，才能巩固、丰富民族文化的特色，达到民族性、时代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袁贵仁，杨耕.当代西方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扎科措（1988—），女，藏族，四川阿坝州人，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佛教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