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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4月18日至29日对美国、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尼日利亚和肯尼亚五国进行国事访问。其中，从18日至21日对美国的访问，是胡锦涛去年因美国内“卡特里娜”飓风而遭延期访问的继续，也是胡锦涛继2002年作为国家副主席访美后，以国家主席身份对美国的首次访问。
就在胡锦涛此次美国行前，中美双方进行了一系列引起世界瞩目的高层互动。先有3月20日舒默、格雷厄姆两位参议员的中国之行，他们曾经以中国“操纵货币”、压低人民币汇率对美国进行不公平贸易为名，要求对所有进口自中国的产品施加27.5％的惩罚性关税；接踵而来的，是3月26日开始的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对中国的访问。
此后，由吴仪副总理率领的、包括中国111家企业200名负责人在内的商贸代表团于4月5日开始访美。在短短一周内，他们穿梭美国13个州的14个城市，进行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规模最大的采购行动。
在4月12日结束的第17届中美商贸联委会后，吴仪宣布，随行的中国商贸代表团与美国企业签署了高达162.1亿美元的采购合约。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中美历次采购大单的签订，往往在领导人访问期间达成；这次却是在胡锦涛主席访美之前签单。这似乎说明，中美在贸易关系上摩擦点增多，有必要通过在正式访问前的积极贸易举动，来为领导人会见建立良好气氛。
在美方极为关注的中国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此次中方也做出积极反应，解除对美国进口牛肉的禁令，承诺所有电脑生产商和进口商必须预装正版操作系统和软件，并要求所有政府机构购买预装正版软件的电脑，加大打击盗版侵权行为等。这些都表明中方在两国存在利益交汇点的领域方面，积极营造有利胡锦涛访美的气氛。
“积极而复杂”
与此同时，美国领导人也作出了积极的表态。布什总统在4月10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讲话中，把中美关系的现状称作“积极而复杂”。
所谓“复杂”一面，似乎在于最近一年来双边关系中出现的许多不和谐的声调。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说，如果中国不能使其军事现代化过程显得更加透明，如果不能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寻求能源供给，那么中国一直强调的和平发展道路就无法实现。
布什此次讲话表示，美中关系积极的因素，在于双方领导人可以坐下来进行坦诚的对话，讨论各种双方关心的问题。这一表态表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的问题，是美国的政策取向；但是这些问题通常都不是通过几次谈判、几份协议就可以解决的，往往需要双方跳出简单双边关系的窠臼，避免简单的“问题解决”模式，通盘全局地来考虑问题，并为此制定中长期的增进互信战略。而建立互信的关键，又在于努力营造利益汇合点。
基于这种考虑，胡锦涛的美国之行不仅要起到主动向美方“解惑释疑”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让太平洋的另一方意识到，在未来的20年内，中国的发展给当前国际体系带来的不仅不是威胁，而是更大的机遇。这种机遇来自中国在维护现有国际体系稳定方面所起到的协调乃至不可或缺的作用——强大的中国，而非积贫积弱的中国，更能发挥这种作用。
汇率、伊朗与朝鲜
具体到此次峰会的内容，考虑到去年胡锦涛同布什进行过的五次会面及由此带来的两国元首外交常态化局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祖贵博士认为，峰会对两国关系未必产生十分突出的影响。
即便如此，类似的高层互动依然富有现实意义。美国布鲁津斯学会中国项目主任杰夫贝德（Jeff Bader）告诉《财经》，此次峰会的成功将取决于两国元首就“未来几年美中关系朝何处去”这个问题达成一定程度的谅解和信任。
很明显，针对布什4月10日讲话中提到的、希望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同胡锦涛达成共同声明的说法，此次峰会应会有所涉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戈德斯坦（Morris Goldstein）就此表示，峰会将会讨论汇率政策、美中贸易赤字和美国就业机会减少的关系，以及中国在汇率政策上的走向对美财政部即将出台的关于“国别货币报告”的影响。
几乎在舒默、格雷厄姆两位参议员宣布将他们的法案推迟至今年9月表决的同时，另外两位参议员又提出了相对较为温和的《美国贸易促进法案》（又名“格拉斯利－鲍克斯法案”）。根据该法案，如果一国货币出现与美元“根本性错位”的情况，美国政府应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对该国加以制裁。
接受《财经》采访的美国学界人士大都认为，伊朗以及朝鲜核问题将成为会谈的重要内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奥尔伯特基德尔（Albert Keidel）认为，由于伊朗核问题已经被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中国与俄罗斯在该问题上面临亮出底牌的挑战。
目前，中俄在伊朗问题的当务之急，是尽量避免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并重申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解决问题。由于包括布什在内的美国决策层在公开场合仍声称要以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危机，中国在此次峰会上，很可能将继续既有和平解决危机的政策，既不加入美国所期望的“自愿同盟”，也会尽量避免在该问题上与美国针锋相对。
在朝核问题上，中国无疑非常出色地扮演了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中国在去年9月成功促成朝核六方会谈《共同声明》的发表。各方早已一致认识到，和平手段是错综复杂的朝核问题惟一解决之道。因此，以何种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才是各方考虑的问题。预计双方领导人将会进一步致力通过该框架来解决朝核危机，推动谈判尽快重启。
在中方最为关心的台湾问题上，美方学者均表示，将不会成为会谈的核心关注点。布鲁津斯学会的贝德就此指出，美方可能将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但布什不一定会公开批评陈水扁今年初的终止“国统纲领”之举。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基德尔却持不同意见，他对《财经》表示，布什可能就陈水扁的“终统”行为表达某种批评。
中国大陆近期对台政策越来越自信稳健，以紧密经贸关系为基础，依托党际交往，并辅以一定的外部压力，使得台湾问题呈现一种“重要但不迫切”的局面，从而避免台湾问题成为牵动中国发展外部环境屡试不爽的杀手锏。此次如果能够使得美方重申台海两岸维持现状，将有助于让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双方新的利益汇合点。
把挑战变成机遇
在能源领域，中美双方既存在分歧，也存在相当大的共同利益，其成为下一个利益汇合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布鲁津斯学会的贝德表示，两国都希望稳定的能源供应，都希望保持波斯湾地区的稳定。美方不应该担心中国对其他国家合作开发石油资源的计划，因为这些计划并非对美国关闭。
《华尔街日报》4月10日报道称，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正在力推一项法案，欲联合中国等新兴石油消费大国共建紧急石油储备；同时采取其他措施，来应对重大石油供应短缺事件的发生。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也在年初表示，中美可以就新能源的开发和改进能耗进行合作。
在美国最为关注的反恐战线，分析人士认为，双方领导人可能只会浅尝辄止：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个美国最重要的反恐战场，中国涉足都不深。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罗伯特哈撒韦（Robert Hathaway）认为，双方将不会涉及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问题，可能会就反恐战争发表一个抽象的声明，不过不会有任何具体内容。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中美之间的交汇点也在迅速增加。这些交汇点，既可能是利益相交处，也可能是分歧乃至利益冲突所在。胡锦涛此次美国之行，为中国再次提供了向美国以及世界进一步表达善意的机会——中国的崛起带来机遇，而非挑战。
本刊驻华盛顿特约记者李昕对此文亦有贡献
就在胡锦涛此次美国行前，中美双方进行了一系列引起世界瞩目的高层互动。先有3月20日舒默、格雷厄姆两位参议员的中国之行，他们曾经以中国“操纵货币”、压低人民币汇率对美国进行不公平贸易为名，要求对所有进口自中国的产品施加27.5％的惩罚性关税；接踵而来的，是3月26日开始的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对中国的访问。
此后，由吴仪副总理率领的、包括中国111家企业200名负责人在内的商贸代表团于4月5日开始访美。在短短一周内，他们穿梭美国13个州的14个城市，进行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规模最大的采购行动。
在4月12日结束的第17届中美商贸联委会后，吴仪宣布，随行的中国商贸代表团与美国企业签署了高达162.1亿美元的采购合约。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中美历次采购大单的签订，往往在领导人访问期间达成；这次却是在胡锦涛主席访美之前签单。这似乎说明，中美在贸易关系上摩擦点增多，有必要通过在正式访问前的积极贸易举动，来为领导人会见建立良好气氛。
在美方极为关注的中国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此次中方也做出积极反应，解除对美国进口牛肉的禁令，承诺所有电脑生产商和进口商必须预装正版操作系统和软件，并要求所有政府机构购买预装正版软件的电脑，加大打击盗版侵权行为等。这些都表明中方在两国存在利益交汇点的领域方面，积极营造有利胡锦涛访美的气氛。
“积极而复杂”
与此同时，美国领导人也作出了积极的表态。布什总统在4月10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讲话中，把中美关系的现状称作“积极而复杂”。
所谓“复杂”一面，似乎在于最近一年来双边关系中出现的许多不和谐的声调。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说，如果中国不能使其军事现代化过程显得更加透明，如果不能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寻求能源供给，那么中国一直强调的和平发展道路就无法实现。
布什此次讲话表示，美中关系积极的因素，在于双方领导人可以坐下来进行坦诚的对话，讨论各种双方关心的问题。这一表态表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的问题，是美国的政策取向；但是这些问题通常都不是通过几次谈判、几份协议就可以解决的，往往需要双方跳出简单双边关系的窠臼，避免简单的“问题解决”模式，通盘全局地来考虑问题，并为此制定中长期的增进互信战略。而建立互信的关键，又在于努力营造利益汇合点。
基于这种考虑，胡锦涛的美国之行不仅要起到主动向美方“解惑释疑”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让太平洋的另一方意识到，在未来的20年内，中国的发展给当前国际体系带来的不仅不是威胁，而是更大的机遇。这种机遇来自中国在维护现有国际体系稳定方面所起到的协调乃至不可或缺的作用——强大的中国，而非积贫积弱的中国，更能发挥这种作用。
汇率、伊朗与朝鲜
具体到此次峰会的内容，考虑到去年胡锦涛同布什进行过的五次会面及由此带来的两国元首外交常态化局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祖贵博士认为，峰会对两国关系未必产生十分突出的影响。
即便如此，类似的高层互动依然富有现实意义。美国布鲁津斯学会中国项目主任杰夫贝德（Jeff Bader）告诉《财经》，此次峰会的成功将取决于两国元首就“未来几年美中关系朝何处去”这个问题达成一定程度的谅解和信任。
很明显，针对布什4月10日讲话中提到的、希望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同胡锦涛达成共同声明的说法，此次峰会应会有所涉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戈德斯坦（Morris Goldstein）就此表示，峰会将会讨论汇率政策、美中贸易赤字和美国就业机会减少的关系，以及中国在汇率政策上的走向对美财政部即将出台的关于“国别货币报告”的影响。
几乎在舒默、格雷厄姆两位参议员宣布将他们的法案推迟至今年9月表决的同时，另外两位参议员又提出了相对较为温和的《美国贸易促进法案》（又名“格拉斯利－鲍克斯法案”）。根据该法案，如果一国货币出现与美元“根本性错位”的情况，美国政府应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对该国加以制裁。
接受《财经》采访的美国学界人士大都认为，伊朗以及朝鲜核问题将成为会谈的重要内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奥尔伯特基德尔（Albert Keidel）认为，由于伊朗核问题已经被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中国与俄罗斯在该问题上面临亮出底牌的挑战。
目前，中俄在伊朗问题的当务之急，是尽量避免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并重申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解决问题。由于包括布什在内的美国决策层在公开场合仍声称要以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危机，中国在此次峰会上，很可能将继续既有和平解决危机的政策，既不加入美国所期望的“自愿同盟”，也会尽量避免在该问题上与美国针锋相对。
在朝核问题上，中国无疑非常出色地扮演了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中国在去年9月成功促成朝核六方会谈《共同声明》的发表。各方早已一致认识到，和平手段是错综复杂的朝核问题惟一解决之道。因此，以何种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才是各方考虑的问题。预计双方领导人将会进一步致力通过该框架来解决朝核危机，推动谈判尽快重启。
在中方最为关心的台湾问题上，美方学者均表示，将不会成为会谈的核心关注点。布鲁津斯学会的贝德就此指出，美方可能将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但布什不一定会公开批评陈水扁今年初的终止“国统纲领”之举。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基德尔却持不同意见，他对《财经》表示，布什可能就陈水扁的“终统”行为表达某种批评。
中国大陆近期对台政策越来越自信稳健，以紧密经贸关系为基础，依托党际交往，并辅以一定的外部压力，使得台湾问题呈现一种“重要但不迫切”的局面，从而避免台湾问题成为牵动中国发展外部环境屡试不爽的杀手锏。此次如果能够使得美方重申台海两岸维持现状，将有助于让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双方新的利益汇合点。
把挑战变成机遇
在能源领域，中美双方既存在分歧，也存在相当大的共同利益，其成为下一个利益汇合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布鲁津斯学会的贝德表示，两国都希望稳定的能源供应，都希望保持波斯湾地区的稳定。美方不应该担心中国对其他国家合作开发石油资源的计划，因为这些计划并非对美国关闭。
《华尔街日报》4月10日报道称，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正在力推一项法案，欲联合中国等新兴石油消费大国共建紧急石油储备；同时采取其他措施，来应对重大石油供应短缺事件的发生。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也在年初表示，中美可以就新能源的开发和改进能耗进行合作。
在美国最为关注的反恐战线，分析人士认为，双方领导人可能只会浅尝辄止：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个美国最重要的反恐战场，中国涉足都不深。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罗伯特哈撒韦（Robert Hathaway）认为，双方将不会涉及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问题，可能会就反恐战争发表一个抽象的声明，不过不会有任何具体内容。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中美之间的交汇点也在迅速增加。这些交汇点，既可能是利益相交处，也可能是分歧乃至利益冲突所在。胡锦涛此次美国之行，为中国再次提供了向美国以及世界进一步表达善意的机会——中国的崛起带来机遇，而非挑战。
本刊驻华盛顿特约记者李昕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