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主题曲《清官谣》脍炙人口、流传至今，唱出了王朝兴衰更迭的规律与真谛，那就是——民心向背决定国家的生死存亡。
　　 早在春秋时期，亚圣孟子就已明确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何才能“得民心”？是训练所向披靡的军队，还是创造富甲天下的财富？是制定公正严明的法律，还是拥有宅心仁厚的君主？历代贤君名相、大儒先贤不懈努力，以实践回答着只有历史才能检验的答案。
　　重视民意者得民心
　　 曾经因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为了得“民心”，自创了一种收集民情民意的方法。据《淮南子·氾论训》记载，大禹当上夏朝的国君以后，在庭院中放置了钟、鼓、磬、铎、鞀五种乐器，百姓求见的时候，根据不同的事由击打不同的乐器，大禹凭借乐器发出的声音提前做好准备。有时候，大禹吃一頓饭，竟然被求见的百姓打断十多次;洗一次头，竟然需要三次擦干头发。大禹说：“我不担心老百姓停留在路上，反倒担心他们都停在我的门前。”因为如果百姓都停留在门前，说明他们一定是有意见无法表达，他们的事务一定没能及时得到处理。由此可以看出大禹“五音听治”的良苦用心。大禹特别重视百姓的呼声与要求，因而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巩固了夏王朝的统治。
　　 要想得民心，先要知民意。试想，一个连百姓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需求都不闻不问的君王，又怎么可能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呢？正如楚汉相争时的刘邦和项羽，他们对待民意的态度，决定了他们事业的成败。西楚霸王项羽本是贵族出身，依靠自己的军事才能和贵族优势成为反秦势力中最为强大的一个。而刘邦从小不学无术、游手好闲，是人们眼中的地痞无赖，各方面条件都与项羽相差甚远。但就是这样的一介布衣，却做了大汉的开国皇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刘邦重视民意。出身平民的刘邦对黎民百姓的想法和要求十分了解，他知道，经历了秦国多年的暴政，百姓们迫切需要安定的天下、仁慈的君主和平稳的生活。于是，刘邦每占领一个地方，就与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偿命，伤人者及盗抵罪。这三条规定深得民意，刘邦因此得到百姓的热烈拥护，也为他建立西汉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项羽的做法却与刘邦大相径庭。项羽在初期取得成功以后，并没有深入了解百姓的所想所思，反而屠咸阳、杀子婴、烧秦宫、苛民众。就算他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结束了秦朝的残暴统治，但天下百姓希望的是一个宅心仁厚的明主，而并非一个以暴制暴的昏君，不了解民意的项羽因此失了民心，最终只能落得个乌江自刎的下场。
　　取信于民者得民心
　　 重视民意，了解民众的呼声和要求，是获得“民心”的前提条件，但这还远远不够，只有想方设法去满足民众的合理需求并兑现承诺，得到的“民心”才会更加稳固。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战乱频仍。为了增强秦国实力，在诸侯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秦孝公决定改革图强，任用商鞅进行变法。众所周知，商鞅为了取信于民，采用“城门立木”的做法，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变法很快就在秦国推广开来。新法的推行，得到了百姓的信任与支持，落后的秦国一跃成为战国末期的唯一强国，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有因取信于民而巩固社稷的，也有因失信于民而丢掉江山的，其中最“著名”的国君莫过于“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了。他为了博取宠妃褒姒一笑，把诸侯的信任当作玩笑，最终失去了民心、失掉了江山，因失信而亡国亡身。
　　 在周幽王烽火戏诸侯200多年以后，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已经参悟出取信于民的重要意义。一日，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方法，孔子回答说：“粮食丰富、军备充足、人民信任，这三项对于治理国家最为重要。”子贡又问孔子：“如果要在这三项中舍弃一样，该放弃什么呢？”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去掉军备。”子贡再问：“如果迫不得已，再去掉一项呢？”孔子回答说：“去掉粮食。因为，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一死，而如果失掉人民的信任，那么即使有丰富的粮食和充足的军备，这个国家也很难存在。”可见，与其他治国理政的方法相比，取信于民是基础，占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
　　与民同利者得民心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都向着对自己有利的目标不断地奔波劳作。百姓追求的是更加舒适和安逸的生活，统治者追求的是更加长久和稳固的江山。如何才能使二者和谐统一，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给出了明确的回答。管仲认为，统治者如果心里装着百姓的利益，愿意与百姓同利共生，那么百姓的心中也一定是拥护统治者的;如果统治者心里只装着自己的利益，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侵害百姓的利益，那么他想守护的江山社稷一定是岌岌可危的。
　　 在与民同利得民心这个问题上，孟子与管仲给出了同样的回答。一日，齐宣王去猎场狩猎，邀请孟子随行。到达猎场后，仅半个时辰，齐宣王就打下了几只飞鸟和一只梅花鹿，射术得到孟子的称赞。齐宣王听了，心里很得意，于是问孟子：“听说周文王也有一处猎场，方圆七十里，真有这事吗？”孟子回答说：“史书上确有这样的记载。”齐宣王又问：“猎场真有这么大吗？”孟子点头说：“老百姓还觉得小呢！”齐宣王不解地问：“夫子，我的猎场还不到四十里，比周文王的猎场小得多，可老百姓为什么还认为我的猎场太大呢？”孟子说：“周文王的猎场虽大，但割草打柴的人可以进去，打猎的人也可以进去，文王同百姓一起享用猎场，老百姓当然认为太小了！可是君王您呢，恰恰同周文王相反。我早就听说，谁要是杀了您猎场里的鸟兽，等于犯了杀人之罪。对齐国的老百姓来说，这个四十里的地盘，就好像是一处大陷阱，百姓稍有不慎，就可能掉进去，这就是老百姓认为您的猎场太大的原因。”听了孟子的话，齐宣王幡然醒悟，于是下令拆掉木栏，解除禁令，和百姓一起享用这个猎场。
　　 与民同利不仅仅是物质丰厚时的共同享受，还包括国家有难时的风雨同舟。据《左传》记载，鲁昭公二十六年，齐国遭受严重旱灾，导致第二年春季爆发了全国性的大饥荒。为了应对灾情，齐景公召集群臣共同商议应对之策，有人建议举行祭神仪式，有人建议占卜算卦。齐景公又请来孔子，向他询问应对之策。孔子答道：“大荒之年，贵族要带头节省财用，出门用驽马驾车，尽量不征用劳力，停止宫室道路建设，举行祭祀活动时可以用币或玉来代替活牲，也不用讲究鼓乐齐鸣的排场。总之，能不支出就不支出，能减少支出就减少支出，这是贤明君主通过节减个人财用来赈灾救民的最正确方式。”齐景公听了连连点头，下令遵照执行。国家有难时，为君者只有从自身做起，降低生活标准，才能带动朝中官员和百姓同心同德、共渡难关。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对于“民心”这杆秤，自负孔武有力者不屑用之，怀疑轻视者不信可用之，眼高手低者不知如何用之。当然，也确有一些贤君德主能够较好地掌握“民心”这杆秤，让它成为挑起江山社稷、实现长治久安的决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