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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文学中的主角类型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大约十七年时间，是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创作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刚刚从战争创伤中恢复元气的作家们，或满怀深情或顺应时代大潮地回忆和记述战争，战争文学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而其塑造的主角形象大多比较相似，即为新生的国家大唱赞歌，成为同一化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们在自己可歌可泣的故事里被提纯、净化、拔高，接近完美，几乎失去了常人的普通和平凡。尽管如此，这些勇敢、机智、顽强的完美英雄在特殊的年代里为塑造人们的信仰信念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源泉。
这些“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奠定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基调，树立了独特的审美风范。王愿坚《粮食的故事》的主角，《柳堡的故事》的李进，《党费》的黄新，《新儿女英雄传》黑老蔡、牛大水，《保卫延安》的周大勇，《风云初记》的高庆山，这些在贫苦家庭中成长的主人公，在生存和环境的逼迫和共产党员的宣传鼓动下，血性品格恰逢革命时代，他们背负着与敌人的血海深仇，怀揣着禀性里一触即发的民族信仰和一往无前的赴死豪情，投身革命，奋勇杀敌。同时，这些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也具有了超越常人的神性，苦难贫乏的成长经历使得他们极少渴望物质利益，他们一心投身革命，抛弃个人杂念乃至情感，除了信仰，他们别无所求，连难以割舍的亲情，在特殊时刻面临抉择时也忍痛让位。这些主角形象，逐渐成为无限圆满的“完美英雄”，他们身上的智慧、胆识和传奇经历，一方面在物质和精神匮乏的年代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对英雄主义的信仰在人们心中扎根，在艰难困苦的战场、开荒、劳动、科研以至于文学创作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这些主角形象塑造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这些英雄形象又往往在人民群众中被疏离、拔高，他们从人民中来，最终却并未回到人民中去，而是成为过于神化的存在，这不仅在艺术创作上削弱了作品的成就，也限制了作家对时代情绪的表达。
“前十七年”的军旅文学作品中，由于时代的限制我们很难看到英雄人物内心的纠结与困惑，部队内部的矛盾、军营大院内的明争暗斗也不被作者关注，军人丰富的情感被淡化，显得单一而苍白，主角始终带着正面形象的脸谱，这些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创作风格被无限延伸，其创作模式和审美模式都不免显得有些僵化。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八十年代，在南方国境上一场壮烈悲惨且战火持续十年的战争后，军旅文学创作有了质的变化，比战争因素影响更大的，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巨大浪潮。社会整体的政治环境开始弱化，经济环境占据中心地位，人们的思维观念逐渐向人本位回归。随着人们内心的解放，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对物欲的追求和渴望、对认知世界的探索，再加上人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得到拓展，文学作品教化式的宣传一步步成为明日黄花。时代的车轮，带动着文学创作滚滚向前。军旅文学作家被从政治氛围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西方的优秀文学作品涌入国内，对当时年轻的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军旅文学作品中的主角形象开始从单一走向多元，从枯涩走向丰满，从“完美”走向人性化。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军旅文学作品中，有两种主角形象值得关注。一种是在革命历史题材中发展壮大的“草莽英雄”，一种是伴随市场经济浪潮而生的“污点”英雄。
“南线战争”的爆发，使得战争成为大量作家热衷表现的文学主题，而主角形象却与“前十七年”的战争文学有所不同。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实地展现枪炮轰鸣、尸横遍野的战场环境下，军人在死亡面前的恐惧和绝望，以及他们对生命、人世幸福最朴实的渴望。相较先前军事文学作品中的主角几乎是天生的英雄，这一时期的主角在面对战争与死亡时，与普通人一样，他们焦虑、害怕、恐慌，甚至试图逃避战争，但是在严苛战场的磨砺下，他们克服内心的恐惧，从小我中跳脱出来，最终成为真英雄。
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家的创作活力也被不断激发，军事文学作品中的主角形象不仅不再带着无限的光环，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具有人性的缺陷，带有“污点”。这一时期，作家们逐渐摆脱了以往为人物唱高歌、树典型的窠臼，开始遵循艺术的真实性，以挖掘这些人物以往在文学作品中不被呈现的隐秘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
《遍地葵花》讲述了一个农家子弟通过自我努力一步一步走上中级领导岗位，后却为欲望和贪婪所累，迷失在欲望的深渊中。项小米的《英雄无语》中，“爷爷”这个角色既非全红，又非全黑，而被定位为紫色，即红色和黑色相结合。他不仅是坚定的革命者，为国家做出贡献，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红色英雄，同時又是带着黑色匪气和封建意识的小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色彩”在主角身上共现。这种矛盾冲突之下，主角身上的价值光辉反而被其“污点”衬托得更加鲜明。
进入21世纪，军事文学作家一改以往对于战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考，转而站在更人道主义的高度审视战争，直言战争对人的意义的否定与毁灭，展现血淋淋的战争之下人性真实的善与恶。主角不再是演奏“主旋律”的一维道具，而成为作者对政治、经济、社会、道德、历史、人性态度的立体表达。这一时期，青春形象、女性角色、后勤形象、微观角色、非战斗单元开始得到作家们的关注。爱情主题不再成为军旅文学的禁忌，伦理思索与道德挣扎也开始成为军旅文学作品中主角的常态，军人仍然是和平年代中的英雄形象，而具体到主角身上，他又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社会人。军旅文学的主角越来越多样化，他们不再限于战场和军营，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情感状态、家庭矛盾、个人追求与思索也都成为表现的重点。
王凯的《全金属青春》、王甜的《同袍》、陈华的《那一曲军校恋歌》等，将视角转向青年军人、军校学员的成长过程。虽然这些年轻的作品不能成为代表时代风貌艺术的典范，但是这些青春形象对于军旅文学作品中主角类型起到的补充丰富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以往的军旅文学作品，其场面常常是宏大的，他们的主角往往经历国家、民族的浩劫和剧变，或者在文化变迁中经历内心的挣扎，最终得到升华，刻上时代的烙印。新时期年轻的军旅文学作家们，从未经历过宏大战争场面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他们便把目光放在一个个小角色上，阐述军队底层世界中闪耀着光辉的事迹，描绘那些难以为人所知的喜怒哀愁。曾剑以部队生活的最底层入手，以基层哨兵、理发员、饲养员、巡逻哨的视角，展现他们眼中的军营。这些“小人物”，在军营生活中可有可无，随时可能会被替代，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他们更多的是作为配角形象出现。曾剑却以细致入微的情感触及他们内心更深更隐蔽的角落。朱苏进的《醉太平》更是直指和平时期军营在太平盛世中的沉醉，军营不再是净土，世俗利益开始侵入，军区大院的围城之下，一些人随着权力或情感的驱使与诱惑，机关算尽，互相利用又互相拆台。这些人本可以成为英雄，却在面对各种利力纷扰中迷失了自我。作家们开始揭开曾经的完美军人形象身上的人之本性，展现真实的自我和道德，自由和纪律，信仰和欲望，将现代思维和传统精神的碰撞与冲突展现得酣畅淋漓。 影响主角形象塑造的因素
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军事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开始，军事文学的创作题材、主角类型、人物形象、情节模式被不断压缩，军事文学的政治性逐步挤占了它的艺术性，在十年“文革”中主角形象被限定在“三突出”的枷锁之中。改革开放伊始，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军事文学创作也开始回归人的本性，“文学是人学”的理念开始被广泛地接受和认同。1979年，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对文学的“主体”“主体性”问题进行了初步论述，开创了文学主体论的先河。到1981年，李泽厚再次在《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中详细对主体性问题作了专门阐述，直至1985年《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建立起了文学主体性视角的完整理论，成为当代研究文学作品、人物形象塑造的一种基本方法和手段。
在主体性视角下，创造主体、对象主体、接受主体是主角形象生成的基本影响因素。作家和读者在这个过程中既受到时代特征、文化语境、政治氛围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又受到创作主体、创作方法和读者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主角便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被塑造成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英雄或非英雄人物形象。
创作主体在创作作品时，唯有先实现主体自我的精神自由，保证不受其他诸如政治或经济层面上的捆绑束缚，其塑造的人物才能更自由，更具审美价值。换言之，如若创作主体的主体性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等的规约，那么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只会是某种概念先行的产物，那将是是毫无灵魂毫无美感可言的。当文学作品以阐释理念宣传教化为目的时，其主角身上所蕴含的符号内涵远超其艺术价值。不管是向政治、向主流思想妥协，严格地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来进行创作，还是干脆将作品作为赢得功名利禄的途径，归根结底都是创作主体能动性的丧失。如前所述的《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红日》中的石东根，《红岩》中的许云峰以及《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东等等正面到几乎完美的人物形象，都是创作主体为了向主流思想靠拢看齐。这些形象的塑造并没有按照文学自身的规律，而是将所要传达的精神和思想摆到首要位置。
而当军事文学创作者被赋予了更大的自由时，其主观能动性才开始得到真正的发挥，军事文学的审美趋向也由单一走向多元。创作主体不再一味张扬大爱与大义，他们开始思考人物背后关于生死、爱恨、得失、生命价值等问题。他们开始将视点下沉，去呈现军营中小人物的生存图景以及精神状态，展露他们的琐碎日常和“一地鸡毛”。刘震云的《新兵连》中，原本朴实憨厚的年轻人，到了部队后，却互相算计，甚至不惜牺牲同伴成全自己，在这些行为的善与恶之下，生活的苦楚，家人的期待，个人的抱负，都饱含着作者对生活对生命的深情注视。当这些人物形象引发读者共鸣时，他们才具有了真正的审美品格。但是当军事文学开始迎合市场的走向变得商业化、影视化，写作者的主体性不断增强甚至膨胀时，人物形象的意义不断被消解，作品就开始丧失文学本身所赋予它的主体性，成为用来服务那些博取大众眼球的故事情节的工具。
主角形象除了与创作主体有强关联，还与接受主体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学者杨春时就曾提及“读者的反应对文学方向自然产生巨大影响，而文学方向的设计者和掌舵人也将文学规范普及到读者，改造他们的标准、趣味，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前十七年”中，军事文学的接受主体仅限于工农兵大众，可以说那个时期的读者，其审美标准与能力是备受文学设计者控制的。那时候的文艺创作并没有充分尊重接受主体的主体性，反而将他们当做被动的客体，拒绝承认他们个性与审美的差异，忽视文学多样性，用统一的政治化标准去限定作品内容和接受主体的视野和认知，使他们被动地接受吸纳以杨子荣等英雄为革命旗帜和生活榜样的思想。在这种被动接受中，接受主体无法从文学作品中获得更大程度的精神自由与审美享受。
军事文学的接受主体审美趣味的多元化，又导致了主角类型的多样化，从而出现了许多极富审美价值和感染力的人物。如《士兵突击》中秉持着“不抛弃不放弃”人生信条的许三多，乍看许三多好像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能量与劲头，但试着参透他这行为背后的心理，那便是不断地去寻找身份、寻找意义。从最初的试着成为班上的尖子到后來的留守在钢七连，对钢七连这个集体以及其精神的珍视与守护，再到最后思考身为军人的意义以及个体生命的意义。在这层层递进的对意义的追寻之中完成的是许三多的身份的逐级转变。
时代的发展变化，常常伴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导致文学理论的革新、创作方法的拓展、审美观念的差异。作家、文学理论家的成长，离不开文化环境的塑造，尤其是主流文化，不仅是时代风貌的集中体现，也对社会生活具有最大的历史概括性。每当主流文化剧烈变迁，必然伴随着文学的大幅度变革，所塑造的主角形象也会不自觉地从一种类型发展至另一种类型。
一种是政治氛围主导的主流文化，军事文学作品中处处洋溢着乐观主义、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被政治要求捆住手脚的作家们努力勾勒出一幅幅神圣的革命史诗，这些作品几乎成为主流文化模子里的流水产品。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后，军事文学创作短暂地迎来了“解冻”，王愿坚、茹志鹏、肖平、路翎等试图脱离主流文化的束缚，大胆抒发个人情感，探索描写战争场面和革命情感的新途径，《亲人》《妈妈》《三月雪》《“洼地”上的战役》等作品应运而生。然而，在“对抗”主流文化的过程中，这些坚持“个性”、寻求创新、拒绝将作品披上政治外衣的作家不仅得不到认同，甚至遭受不公待遇。孙犁的《荷花淀》《芦花荡》《山地回忆》坚持唯美的个人化抒情，在那个年代独树一帜，刘真《英雄的乐章》中，描绘了一对革命恋人的成长历程，情感细腻，情节生动。然而孙犁、刘真却被主流文化所排斥，受到批判。“文革”中，主流文化更是排挤任何形式的创新，“三突出”创作方式所形成的样板主角，完全挤压了文学的主体性。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严格地控制文学形象表现，文学作品思想性大于艺术性，教化宣传大于文学本身，文学审美拘泥于美丑二元对立模式，美就是美，丑就是丑，黑白分明，没有介于美丑之间的灰色空间。其背景也多建立在战争语境之下，歌颂主角们的崇高信仰与坚定信念，赞美他们英勇无畏、保家卫国、凛然赴死的义举。如《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彭亮、王强，《红日》中的石东根，《红岩》中的许云峰和江姐。那个时期被塑造的英雄形象虽然缺失文学审美意义，但是其所蕴含的精神寄托却支撑中国人民熬过那段一穷二白的艰难光阴。 另一种是民主思潮、商业精神、经济思维影响下，形成的有别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的创作风格，涌现出大批创作风格鲜明的作家。从“文革”刚刚结束到八十年代初期，作家们“还处在一个艰涩的恢复苏醒的过渡阶段”，他们仍然囿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思路，邓友梅《我们的军长》，王愿坚《足迹》，张天民《战士通过雷区》，周立波《湘江一夜》等，作品仍偏向文学的教化功能和认识价值，但“高、大、全”的完美英雄主角已开始走向弱化，作家们对主角人性化的挖掘已开始萌芽，在描写战争和战斗英雄的同时，开始试图暴露军人、军队中黑暗的角落，这表明，时代对文学政治性的要求开始放宽，作家们敢于突破思想桎梏的大胆尝试取得了一定实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造神运动”日渐消退，有关历史人物的各种写作戒律逐渐解除，主角形象塑造与英雄人物之间逐渐分离，作家面对我方最高层人物时，开始摒弃神秘感和仰视，而在艺术透镜中展现他们的功过得失、喜怒哀乐、灵肉隐曲。
还有一种，是随着作家创作思路的解放和主角形象塑造的革新，新世纪军事文学作品在主角类型上显示出人性化、多样化、微观化的特点。朱向前将1995年后至2005年这一阶段军旅长篇小说的繁荣称为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在这一时期，受全球化大潮的影响，军人的价值观念、情感表达、思维方式都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 ，作家们面对多元文化的碰撞，探索当下军营官兵的现实生活，对和平时期军事文学的主题进行了重新修正和突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作家都梁以自己的商海经历为基础，结合自身的英雄情结，创作出了《亮剑》中重诺轻生、侠肝义胆的李云龙。二十一世纪以来，大量军事题材影视剧的诞生，使作家们将军事文学创作与影视剧本相结合的潮流成为新的趋势，这一方面促进了军事文学多样性的发展，所塑造的主角形象呈现出多彩纷呈的局面，而另一方面又值得作家们警醒的是，市场与金钱的诱惑，极易导致粗制滥造的产生，部分作家将长篇小说当做影视剧本潜文本来写作，这势必影响与降低长篇小说的艺术质量与精神品位。
从过去看未来
纵观中国军事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到，若无法平衡军事文学主角形象塑造程式化、单一化与读者多元化的阅读趋向的问题，就会使军旅文学变得越来越符号化，丧失其作为文学的审美特性以及精神感召力。但是若一味地排斥甚至摒弃英雄主义这一传统精神，就会使军事文学作品失去本色。笔者看来，判定一部军事文学作品成功与否，首先要看它是否塑造出具有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看其在对生活的认识和表达上是否能引发人们的共情、思考与联想。这种原生态的军人形象不同于以往的革命英雄形象，它正视“军人是人”，寻找和平盛世之下军人的价值和生命色彩，挖掘人性的闪光点，反思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辩证关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军事文学创作在对以往的批判与继承之上，经过一番艰苦的螺旋式上升后，达到了更高的艺术境界。“前十七年”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设置的程式化，和当时的政治历史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下，英雄的出现，给予人们莫大的精神鼓舞，鼓舞了士气，也重振了民族精神。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这股英雄情结一直留存在人们心中，留存在军事文学作品之中。新中国成立之初，刚从战场的废墟中走出来的中国，还处在战争的余波之中，敬仰英雄自然也就成为这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就其功能性而言，似乎更多的关注在其教化功能和激励机制上，审美作用被极大弱化，从文字的书写，到英雄的塑造，无不是为了创造出彼时战争的特定氛围，从行为方式到情感体验，无不是以符合此模式为优。换言之，此时众多的军旅小说，无论是“神话”的战争传奇还是“神化”的英雄人物更像是安抚人民战争伤痕的一剂良方，用以填充和维持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军事文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一直以来都肩负着“时代需求”和“民众渴望”的重担。一方面，要适应主流意识形态，满足其政治诉求，这是作为文学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另一方面，还要满足大众审美趣味，担负起开启民声、启迪民智的引导作用。正是这两条基本特征，使得军旅小说区别于一般文学表现方式，在随着时代浪潮前行的过程中，还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与独有性。回首新中国军旅小说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前十七年”的作品中读出昂扬的斗志和朴素的阶级感情，可以在“南线战争”的文学作品中读出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战争伤痕的抚慰、反思，可以在九十年代百花齐放的作品中看到真实动人的传奇和当代青年军官的风采。可以说，历来的军事文学作品所承担的社会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作为小说的审美功能。虽然在特殊的时期是需要军事文学作品来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但是过于沉重的社会责任，使得本该更多关注审美功能的军旅小说不堪重负，这直接后果即那一个个政治化、模式化、概念化、带着“完美光环”的主角英雄们。黎如清曾说道：“借助于一段特定的历史的时空内蕴，给当代人以哲学的启迪，引发对人生新的参悟，唤起战争年代那种热烈的爱国热忱和为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是对民族优秀品格和奋发精神的弘扬！”是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军旅作家们一方面秉承着宣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则面临着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如何诠释崭新的战争伦理观念的大命题。同时也期待新时期的军旅作家们，能够积极寻找到新时期战争与和平、体制与自由及人性层面上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努力开辟军事文学发展的崭新局面。
作家朱向前对当下军事文学创作的担心和忧慮不无道理，文学创作产生了与市场相媾和的苗头，将小说与剧本套写，甚至先写剧本再改为小说，这极易降低作品的艺术质量。由于军事文学意识形态色彩和军事文学作家本身身份意识的双重淡化、模糊，新时代的军事文学作家能否立足军营、坚守阵地，在“绿色加方块”的限定中“掘一口深井”，是值得反思和警醒的。军事文学作品中的主角类型发展至今日，多元化、层次丰富、形象鲜明的特征固然值得喜悦，然而军事文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使命担当和对社会的引领作用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削弱。
兰晓龙的三部曲《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在当下的军事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其塑造的平民英雄许三多、铁血英雄“兄弟连”等无疑在人们心中占据重要地位，乃至无数热血青年为此而参军。李茂增在总结首届全军作家评论家高级研修班的作品时，强调了作家要从民族、国家甚至世界和人类的高度来审视战争和军事行动，才能写出史诗级的文学作品，而军旅写实中的困顿与坚守，历史重述中的反思与批判，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新时代条件下的军事文学作品，其主角类型也必将向着“新的英雄”而发展，讲好新时代的英雄故事，树立新时代的英雄形象，高歌新时代的最强音，是军事文学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大约十七年时间，是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创作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刚刚从战争创伤中恢复元气的作家们，或满怀深情或顺应时代大潮地回忆和记述战争，战争文学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而其塑造的主角形象大多比较相似，即为新生的国家大唱赞歌，成为同一化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们在自己可歌可泣的故事里被提纯、净化、拔高，接近完美，几乎失去了常人的普通和平凡。尽管如此，这些勇敢、机智、顽强的完美英雄在特殊的年代里为塑造人们的信仰信念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源泉。
这些“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奠定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基调，树立了独特的审美风范。王愿坚《粮食的故事》的主角，《柳堡的故事》的李进，《党费》的黄新，《新儿女英雄传》黑老蔡、牛大水，《保卫延安》的周大勇，《风云初记》的高庆山，这些在贫苦家庭中成长的主人公，在生存和环境的逼迫和共产党员的宣传鼓动下，血性品格恰逢革命时代，他们背负着与敌人的血海深仇，怀揣着禀性里一触即发的民族信仰和一往无前的赴死豪情，投身革命，奋勇杀敌。同时，这些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也具有了超越常人的神性，苦难贫乏的成长经历使得他们极少渴望物质利益，他们一心投身革命，抛弃个人杂念乃至情感，除了信仰，他们别无所求，连难以割舍的亲情，在特殊时刻面临抉择时也忍痛让位。这些主角形象，逐渐成为无限圆满的“完美英雄”，他们身上的智慧、胆识和传奇经历，一方面在物质和精神匮乏的年代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对英雄主义的信仰在人们心中扎根，在艰难困苦的战场、开荒、劳动、科研以至于文学创作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这些主角形象塑造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这些英雄形象又往往在人民群众中被疏离、拔高，他们从人民中来，最终却并未回到人民中去，而是成为过于神化的存在，这不仅在艺术创作上削弱了作品的成就，也限制了作家对时代情绪的表达。
“前十七年”的军旅文学作品中，由于时代的限制我们很难看到英雄人物内心的纠结与困惑，部队内部的矛盾、军营大院内的明争暗斗也不被作者关注，军人丰富的情感被淡化，显得单一而苍白，主角始终带着正面形象的脸谱，这些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创作风格被无限延伸，其创作模式和审美模式都不免显得有些僵化。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八十年代，在南方国境上一场壮烈悲惨且战火持续十年的战争后，军旅文学创作有了质的变化，比战争因素影响更大的，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巨大浪潮。社会整体的政治环境开始弱化，经济环境占据中心地位，人们的思维观念逐渐向人本位回归。随着人们内心的解放，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对物欲的追求和渴望、对认知世界的探索，再加上人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得到拓展，文学作品教化式的宣传一步步成为明日黄花。时代的车轮，带动着文学创作滚滚向前。军旅文学作家被从政治氛围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西方的优秀文学作品涌入国内，对当时年轻的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军旅文学作品中的主角形象开始从单一走向多元，从枯涩走向丰满，从“完美”走向人性化。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军旅文学作品中，有两种主角形象值得关注。一种是在革命历史题材中发展壮大的“草莽英雄”，一种是伴随市场经济浪潮而生的“污点”英雄。
“南线战争”的爆发，使得战争成为大量作家热衷表现的文学主题，而主角形象却与“前十七年”的战争文学有所不同。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实地展现枪炮轰鸣、尸横遍野的战场环境下，军人在死亡面前的恐惧和绝望，以及他们对生命、人世幸福最朴实的渴望。相较先前军事文学作品中的主角几乎是天生的英雄，这一时期的主角在面对战争与死亡时，与普通人一样，他们焦虑、害怕、恐慌，甚至试图逃避战争，但是在严苛战场的磨砺下，他们克服内心的恐惧，从小我中跳脱出来，最终成为真英雄。
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家的创作活力也被不断激发，军事文学作品中的主角形象不仅不再带着无限的光环，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具有人性的缺陷，带有“污点”。这一时期，作家们逐渐摆脱了以往为人物唱高歌、树典型的窠臼，开始遵循艺术的真实性，以挖掘这些人物以往在文学作品中不被呈现的隐秘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
《遍地葵花》讲述了一个农家子弟通过自我努力一步一步走上中级领导岗位，后却为欲望和贪婪所累，迷失在欲望的深渊中。项小米的《英雄无语》中，“爷爷”这个角色既非全红，又非全黑，而被定位为紫色，即红色和黑色相结合。他不仅是坚定的革命者，为国家做出贡献，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红色英雄，同時又是带着黑色匪气和封建意识的小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色彩”在主角身上共现。这种矛盾冲突之下，主角身上的价值光辉反而被其“污点”衬托得更加鲜明。
进入21世纪，军事文学作家一改以往对于战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考，转而站在更人道主义的高度审视战争，直言战争对人的意义的否定与毁灭，展现血淋淋的战争之下人性真实的善与恶。主角不再是演奏“主旋律”的一维道具，而成为作者对政治、经济、社会、道德、历史、人性态度的立体表达。这一时期，青春形象、女性角色、后勤形象、微观角色、非战斗单元开始得到作家们的关注。爱情主题不再成为军旅文学的禁忌，伦理思索与道德挣扎也开始成为军旅文学作品中主角的常态，军人仍然是和平年代中的英雄形象，而具体到主角身上，他又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社会人。军旅文学的主角越来越多样化，他们不再限于战场和军营，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情感状态、家庭矛盾、个人追求与思索也都成为表现的重点。
王凯的《全金属青春》、王甜的《同袍》、陈华的《那一曲军校恋歌》等，将视角转向青年军人、军校学员的成长过程。虽然这些年轻的作品不能成为代表时代风貌艺术的典范，但是这些青春形象对于军旅文学作品中主角类型起到的补充丰富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以往的军旅文学作品，其场面常常是宏大的，他们的主角往往经历国家、民族的浩劫和剧变，或者在文化变迁中经历内心的挣扎，最终得到升华，刻上时代的烙印。新时期年轻的军旅文学作家们，从未经历过宏大战争场面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他们便把目光放在一个个小角色上，阐述军队底层世界中闪耀着光辉的事迹，描绘那些难以为人所知的喜怒哀愁。曾剑以部队生活的最底层入手，以基层哨兵、理发员、饲养员、巡逻哨的视角，展现他们眼中的军营。这些“小人物”，在军营生活中可有可无，随时可能会被替代，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他们更多的是作为配角形象出现。曾剑却以细致入微的情感触及他们内心更深更隐蔽的角落。朱苏进的《醉太平》更是直指和平时期军营在太平盛世中的沉醉，军营不再是净土，世俗利益开始侵入，军区大院的围城之下，一些人随着权力或情感的驱使与诱惑，机关算尽，互相利用又互相拆台。这些人本可以成为英雄，却在面对各种利力纷扰中迷失了自我。作家们开始揭开曾经的完美军人形象身上的人之本性，展现真实的自我和道德，自由和纪律，信仰和欲望，将现代思维和传统精神的碰撞与冲突展现得酣畅淋漓。 影响主角形象塑造的因素
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军事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开始，军事文学的创作题材、主角类型、人物形象、情节模式被不断压缩，军事文学的政治性逐步挤占了它的艺术性，在十年“文革”中主角形象被限定在“三突出”的枷锁之中。改革开放伊始，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军事文学创作也开始回归人的本性，“文学是人学”的理念开始被广泛地接受和认同。1979年，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对文学的“主体”“主体性”问题进行了初步论述，开创了文学主体论的先河。到1981年，李泽厚再次在《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中详细对主体性问题作了专门阐述，直至1985年《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建立起了文学主体性视角的完整理论，成为当代研究文学作品、人物形象塑造的一种基本方法和手段。
在主体性视角下，创造主体、对象主体、接受主体是主角形象生成的基本影响因素。作家和读者在这个过程中既受到时代特征、文化语境、政治氛围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又受到创作主体、创作方法和读者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主角便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被塑造成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英雄或非英雄人物形象。
创作主体在创作作品时，唯有先实现主体自我的精神自由，保证不受其他诸如政治或经济层面上的捆绑束缚，其塑造的人物才能更自由，更具审美价值。换言之，如若创作主体的主体性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等的规约，那么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只会是某种概念先行的产物，那将是是毫无灵魂毫无美感可言的。当文学作品以阐释理念宣传教化为目的时，其主角身上所蕴含的符号内涵远超其艺术价值。不管是向政治、向主流思想妥协，严格地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来进行创作，还是干脆将作品作为赢得功名利禄的途径，归根结底都是创作主体能动性的丧失。如前所述的《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红日》中的石东根，《红岩》中的许云峰以及《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东等等正面到几乎完美的人物形象，都是创作主体为了向主流思想靠拢看齐。这些形象的塑造并没有按照文学自身的规律，而是将所要传达的精神和思想摆到首要位置。
而当军事文学创作者被赋予了更大的自由时，其主观能动性才开始得到真正的发挥，军事文学的审美趋向也由单一走向多元。创作主体不再一味张扬大爱与大义，他们开始思考人物背后关于生死、爱恨、得失、生命价值等问题。他们开始将视点下沉，去呈现军营中小人物的生存图景以及精神状态，展露他们的琐碎日常和“一地鸡毛”。刘震云的《新兵连》中，原本朴实憨厚的年轻人，到了部队后，却互相算计，甚至不惜牺牲同伴成全自己，在这些行为的善与恶之下，生活的苦楚，家人的期待，个人的抱负，都饱含着作者对生活对生命的深情注视。当这些人物形象引发读者共鸣时，他们才具有了真正的审美品格。但是当军事文学开始迎合市场的走向变得商业化、影视化，写作者的主体性不断增强甚至膨胀时，人物形象的意义不断被消解，作品就开始丧失文学本身所赋予它的主体性，成为用来服务那些博取大众眼球的故事情节的工具。
主角形象除了与创作主体有强关联，还与接受主体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学者杨春时就曾提及“读者的反应对文学方向自然产生巨大影响，而文学方向的设计者和掌舵人也将文学规范普及到读者，改造他们的标准、趣味，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前十七年”中，军事文学的接受主体仅限于工农兵大众，可以说那个时期的读者，其审美标准与能力是备受文学设计者控制的。那时候的文艺创作并没有充分尊重接受主体的主体性，反而将他们当做被动的客体，拒绝承认他们个性与审美的差异，忽视文学多样性，用统一的政治化标准去限定作品内容和接受主体的视野和认知，使他们被动地接受吸纳以杨子荣等英雄为革命旗帜和生活榜样的思想。在这种被动接受中，接受主体无法从文学作品中获得更大程度的精神自由与审美享受。
军事文学的接受主体审美趣味的多元化，又导致了主角类型的多样化，从而出现了许多极富审美价值和感染力的人物。如《士兵突击》中秉持着“不抛弃不放弃”人生信条的许三多，乍看许三多好像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能量与劲头，但试着参透他这行为背后的心理，那便是不断地去寻找身份、寻找意义。从最初的试着成为班上的尖子到后來的留守在钢七连，对钢七连这个集体以及其精神的珍视与守护，再到最后思考身为军人的意义以及个体生命的意义。在这层层递进的对意义的追寻之中完成的是许三多的身份的逐级转变。
时代的发展变化，常常伴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导致文学理论的革新、创作方法的拓展、审美观念的差异。作家、文学理论家的成长，离不开文化环境的塑造，尤其是主流文化，不仅是时代风貌的集中体现，也对社会生活具有最大的历史概括性。每当主流文化剧烈变迁，必然伴随着文学的大幅度变革，所塑造的主角形象也会不自觉地从一种类型发展至另一种类型。
一种是政治氛围主导的主流文化，军事文学作品中处处洋溢着乐观主义、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被政治要求捆住手脚的作家们努力勾勒出一幅幅神圣的革命史诗，这些作品几乎成为主流文化模子里的流水产品。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后，军事文学创作短暂地迎来了“解冻”，王愿坚、茹志鹏、肖平、路翎等试图脱离主流文化的束缚，大胆抒发个人情感，探索描写战争场面和革命情感的新途径，《亲人》《妈妈》《三月雪》《“洼地”上的战役》等作品应运而生。然而，在“对抗”主流文化的过程中，这些坚持“个性”、寻求创新、拒绝将作品披上政治外衣的作家不仅得不到认同，甚至遭受不公待遇。孙犁的《荷花淀》《芦花荡》《山地回忆》坚持唯美的个人化抒情，在那个年代独树一帜，刘真《英雄的乐章》中，描绘了一对革命恋人的成长历程，情感细腻，情节生动。然而孙犁、刘真却被主流文化所排斥，受到批判。“文革”中，主流文化更是排挤任何形式的创新，“三突出”创作方式所形成的样板主角，完全挤压了文学的主体性。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严格地控制文学形象表现，文学作品思想性大于艺术性，教化宣传大于文学本身，文学审美拘泥于美丑二元对立模式，美就是美，丑就是丑，黑白分明，没有介于美丑之间的灰色空间。其背景也多建立在战争语境之下，歌颂主角们的崇高信仰与坚定信念，赞美他们英勇无畏、保家卫国、凛然赴死的义举。如《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彭亮、王强，《红日》中的石东根，《红岩》中的许云峰和江姐。那个时期被塑造的英雄形象虽然缺失文学审美意义，但是其所蕴含的精神寄托却支撑中国人民熬过那段一穷二白的艰难光阴。 另一种是民主思潮、商业精神、经济思维影响下，形成的有别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的创作风格，涌现出大批创作风格鲜明的作家。从“文革”刚刚结束到八十年代初期，作家们“还处在一个艰涩的恢复苏醒的过渡阶段”，他们仍然囿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思路，邓友梅《我们的军长》，王愿坚《足迹》，张天民《战士通过雷区》，周立波《湘江一夜》等，作品仍偏向文学的教化功能和认识价值，但“高、大、全”的完美英雄主角已开始走向弱化，作家们对主角人性化的挖掘已开始萌芽，在描写战争和战斗英雄的同时，开始试图暴露军人、军队中黑暗的角落，这表明，时代对文学政治性的要求开始放宽，作家们敢于突破思想桎梏的大胆尝试取得了一定实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造神运动”日渐消退，有关历史人物的各种写作戒律逐渐解除，主角形象塑造与英雄人物之间逐渐分离，作家面对我方最高层人物时，开始摒弃神秘感和仰视，而在艺术透镜中展现他们的功过得失、喜怒哀乐、灵肉隐曲。
还有一种，是随着作家创作思路的解放和主角形象塑造的革新，新世纪军事文学作品在主角类型上显示出人性化、多样化、微观化的特点。朱向前将1995年后至2005年这一阶段军旅长篇小说的繁荣称为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在这一时期，受全球化大潮的影响，军人的价值观念、情感表达、思维方式都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 ，作家们面对多元文化的碰撞，探索当下军营官兵的现实生活，对和平时期军事文学的主题进行了重新修正和突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作家都梁以自己的商海经历为基础，结合自身的英雄情结，创作出了《亮剑》中重诺轻生、侠肝义胆的李云龙。二十一世纪以来，大量军事题材影视剧的诞生，使作家们将军事文学创作与影视剧本相结合的潮流成为新的趋势，这一方面促进了军事文学多样性的发展，所塑造的主角形象呈现出多彩纷呈的局面，而另一方面又值得作家们警醒的是，市场与金钱的诱惑，极易导致粗制滥造的产生，部分作家将长篇小说当做影视剧本潜文本来写作，这势必影响与降低长篇小说的艺术质量与精神品位。
从过去看未来
纵观中国军事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到，若无法平衡军事文学主角形象塑造程式化、单一化与读者多元化的阅读趋向的问题，就会使军旅文学变得越来越符号化，丧失其作为文学的审美特性以及精神感召力。但是若一味地排斥甚至摒弃英雄主义这一传统精神，就会使军事文学作品失去本色。笔者看来，判定一部军事文学作品成功与否，首先要看它是否塑造出具有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看其在对生活的认识和表达上是否能引发人们的共情、思考与联想。这种原生态的军人形象不同于以往的革命英雄形象，它正视“军人是人”，寻找和平盛世之下军人的价值和生命色彩，挖掘人性的闪光点，反思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辩证关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军事文学创作在对以往的批判与继承之上，经过一番艰苦的螺旋式上升后，达到了更高的艺术境界。“前十七年”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设置的程式化，和当时的政治历史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下，英雄的出现，给予人们莫大的精神鼓舞，鼓舞了士气，也重振了民族精神。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这股英雄情结一直留存在人们心中，留存在军事文学作品之中。新中国成立之初，刚从战场的废墟中走出来的中国，还处在战争的余波之中，敬仰英雄自然也就成为这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就其功能性而言，似乎更多的关注在其教化功能和激励机制上，审美作用被极大弱化，从文字的书写，到英雄的塑造，无不是为了创造出彼时战争的特定氛围，从行为方式到情感体验，无不是以符合此模式为优。换言之，此时众多的军旅小说，无论是“神话”的战争传奇还是“神化”的英雄人物更像是安抚人民战争伤痕的一剂良方，用以填充和维持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军事文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一直以来都肩负着“时代需求”和“民众渴望”的重担。一方面，要适应主流意识形态，满足其政治诉求，这是作为文学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另一方面，还要满足大众审美趣味，担负起开启民声、启迪民智的引导作用。正是这两条基本特征，使得军旅小说区别于一般文学表现方式，在随着时代浪潮前行的过程中，还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与独有性。回首新中国军旅小说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前十七年”的作品中读出昂扬的斗志和朴素的阶级感情，可以在“南线战争”的文学作品中读出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战争伤痕的抚慰、反思，可以在九十年代百花齐放的作品中看到真实动人的传奇和当代青年军官的风采。可以说，历来的军事文学作品所承担的社会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作为小说的审美功能。虽然在特殊的时期是需要军事文学作品来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但是过于沉重的社会责任，使得本该更多关注审美功能的军旅小说不堪重负，这直接后果即那一个个政治化、模式化、概念化、带着“完美光环”的主角英雄们。黎如清曾说道：“借助于一段特定的历史的时空内蕴，给当代人以哲学的启迪，引发对人生新的参悟，唤起战争年代那种热烈的爱国热忱和为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是对民族优秀品格和奋发精神的弘扬！”是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军旅作家们一方面秉承着宣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则面临着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如何诠释崭新的战争伦理观念的大命题。同时也期待新时期的军旅作家们，能够积极寻找到新时期战争与和平、体制与自由及人性层面上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努力开辟军事文学发展的崭新局面。
作家朱向前对当下军事文学创作的担心和忧慮不无道理，文学创作产生了与市场相媾和的苗头，将小说与剧本套写，甚至先写剧本再改为小说，这极易降低作品的艺术质量。由于军事文学意识形态色彩和军事文学作家本身身份意识的双重淡化、模糊，新时代的军事文学作家能否立足军营、坚守阵地，在“绿色加方块”的限定中“掘一口深井”，是值得反思和警醒的。军事文学作品中的主角类型发展至今日，多元化、层次丰富、形象鲜明的特征固然值得喜悦，然而军事文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使命担当和对社会的引领作用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削弱。
兰晓龙的三部曲《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在当下的军事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其塑造的平民英雄许三多、铁血英雄“兄弟连”等无疑在人们心中占据重要地位，乃至无数热血青年为此而参军。李茂增在总结首届全军作家评论家高级研修班的作品时，强调了作家要从民族、国家甚至世界和人类的高度来审视战争和军事行动，才能写出史诗级的文学作品，而军旅写实中的困顿与坚守，历史重述中的反思与批判，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新时代条件下的军事文学作品，其主角类型也必将向着“新的英雄”而发展，讲好新时代的英雄故事，树立新时代的英雄形象，高歌新时代的最强音，是军事文学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