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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土耳其举行了议会选举。毫无悬念，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卫冕成功，获得单独组阁权。新议会批准新一届政府后的头等大事是选新总统。由于正发党仍未能获得2/3以上的议席，跟选前一样，从正发党内产生一个总统的可能性不大；新总统很可能会由议会内三大党通过协商，选出一个能被各界各派接受的人来担任。
而即便难产已久的新总统顺利产生，也不意味着土耳其教俗之争、宪政风波就此尘埃落定。同时，由于最近3个月的选战令土国的外交活动陷入停滞，土新政府还必须在旷日持久的入盟谈判与清剿跨境恐怖分子这两大棘手问题上快刀斩乱麻，有所决断，有所承担。以上三个问题，环环相扣，互相影响，堪称土耳其选后三大抉择。
教俗之争：政变还是改良
先说朝野对峙的问题，由于军方的参与，这就不光是教俗之争，还有可能变成“民主保卫战”。在7月22日投票中，正发党在农村地区收获了大量选票，但在城市居民中仍遭到抵制。宗教背景成为该党洗脱不了的原罪。尽管该党上台后造就了数十年来最富成效的世俗政府，同时实质性地启动了入盟谈判，但在今春的宪政风波中，世俗派仍在多个城市游行，反对正发党推出的副总理兼外长居尔竞选总统，而以“捍卫世俗制的最后一道防线”自居的土耳其军方更发出威胁说，一旦居尔当选，他们将发动政变。
总统选举问题延宕已久，现任总统塞泽尔今年5月任满7年，早该退休，却因接任人选未到位而勉强挂职，充当着世俗派在“四权体系”中的门面。执政党一心想把自己的人推上总统宝座，但世俗派散布舆论说，一旦正发党同时掌控了总统、总理与国会议长“三巨头”，将形成事实上一党执政，那时它就将彻底漠视社会舆论，放下亲市场、亲西方的面具，推行以伊斯兰主义为核心的国家政策。后来由于议会两轮投票不过关，居尔自动退出竞选，而总理埃尔多安把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当作补救的手段。
大选本身并没有改变朝野势力的基本盘，只是给了各方以转圜的台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即便议会最后推出一个中立的人当选总统，军队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将悬留于正义与发展党头上，监督它不要偏离既定的世俗轨道。这种世界上最独特的“由军队维护世俗政体”的现象，由于历史因缘际会(1960年以来土军方曾三度发动政变，而后又果断还政于民)而具有部分的合理性，但是，军队将领也应该认识到，继续用非民主手段来保证民主政治恐怕已不合时宜了，尤其是在土耳其要求加入欧盟的情况下。军队应该帮助各世俗的反对党派联合起来，修改选举法以制约有宗教倾向的政党。
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是，正发党之所以能靠不到半数的选票而囊括多数议席，究其根本，就是因为各世俗党派的四分五裂所致——选举法规定不获得10％的选票不得参政，于是一些党派因此而与议会无缘，而正发党的力量却被放大。如在2002年大选中，正发党得票率为34．28％，却能在全部550席中获363席，比例逼近2／3。如果降低10％这个当选门槛，让众多小党也来瓜分这些议席，朝野势力的对比无疑将更为均衡。
除了修宪一途，制度内的调整也可能收到同样的效果。相比2002年大选，本届大选正发党得票率增加约12％，所分议席却减少了21个，就说明世俗派选民已经有意识地将选票向在野的两大党——共和人民党和民族行动党集中，从而减少了正发党钻制度空子的机会。换言之，民主机制的缺点可以用多种改良的方式去作“自我修正”。而无论军队多想，也不能以践踏民主为代价，因为惩罚政府的职责在于选民，而非军队。事实上，4、5月份数百万土耳其民众上街抗议时，当中就不乏反对军事政变的声音。
需要反思的当然不仅仅是军方，在野一方总是倾向于把执政一往黑里描，结果导致了部分民众的杞人忧天，在野阵营本身也因此在这次大选中被选民责罚。其实，如今的正发党已不是当初那个被取缔的繁荣党了。它吸纳了众多的中产阶级人士，能够包容他们的民主政治理念及现代生活方式；正发党的相当一部分社会基础——移居城里的“乡下人”，尽管对于过分西方化不满，但也不希望重返宗教禁锢之下；而正发党所谓的伊斯兰复兴，更多的是增加自身可识别性的选举动作，而不是真的在推行宗教治国。
看来，土耳其有条件有能力也有机会避免非民主的前景，军队在关键时刻应该通过促进改良来发挥社会稳压器的作用，而非援引历史先例轻动兵戈。
加入欧盟：目的还是手段
土耳其入盟谈判目前遇到了瓶颈。尽管在6月底，双方启动了在电信等领域的会谈，但在至关重要的经济和货币政策领域，欧盟一直拒绝与土谈判。就中期而言，土入盟前景堪忧，因为法国已经发出信号：与其让土入盟，不如建立“特殊伙伴关系”。
对于5年一届的土新政府来说，入盟已不可期，这时是该打退堂鼓，在相关改革问题上回缩，还是不轻言败，重在参与，不急于求成？想来已为此投入不少心力的埃尔多安政府，在看到法德等原来赞成土入盟的大国纷纷态度转为保留，而希腊和新加入的塞浦路斯等周边小国又在起劲反对自己时，心里会不是滋味。不过，如果他能透过历史的长镜头，看到土耳其向西方靠拢的近百年实践给本国带来的繁荣与稳定，以及实行欧洲人权标准将对土耳其未来产生的影响，或许就不会这么惆怅满怀，为自己前功尽弃而恼怒了。
平心而论，欧盟对土耳其这个欲嫁入豪门的小媳妇百般挑剔，也有说不过去的地方。土耳其自1999年成为欧盟候选国以来，为了满足“婆家”的标准，已经出台了数千项改革计划，但欧盟内部却为土耳其能否转化为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而争吵不休，对土耳其入盟将在文化、宗教和政治认同上给布鲁塞尔带来的挑战愈发恐惧。同时，从地缘政治角度，欧盟也担心接纳土耳其后，自己的边界将直接与动荡的两伊和叙利亚接壤，这会涣散欧盟的力量。应该说，欧盟的这些担心不无道理，但这些因素都是土耳其短期内甚至永远无法改变的。欧盟同意与之谈判之初，就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在土做出诸多牺牲与改进后，欧盟的立场却在后退，并不断给土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此种做法与始乱终弃何异?
当然，安卡拉没必要失掉自信：土耳其地处欧亚战略交叉点，镇守欧盟的南大门，它的政体是伊斯兰和民主能够协调的例证，它还是决定伊拉克未来局势的一个因素。以上优势使它无法长期被欧盟拒绝。只要安卡拉把人盟主要作为促进本国民主化与现代化的外在手段，相信当它表现得若即若离的时候，也许就该欧盟还有美国着急了。
清剿PKK：越境战争还是坚壁清野
从今春开始，久不吭声的库尔德工人党(以下简称PKK)开始在土耳其东南部趁乱搅局，发动了疯狂的恐怖袭击。这在安卡拉引起了强烈反弹。在5、6月份，不时有消息称土耳其已在土伊边境部署了大军跃马盘弓引而待发，甚至已有小股土军进入了伊拉克。但是，为了保持选前社会稳定，埃尔多安政府还是婉拒了军方立刻行动的要求。
现在，大选结束，如何收拾PKK马上提上了日程。从以往的经验看，PKK以伊拉克北部山区为根据地，受到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庇护，主要是一个外交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1995年3月，土耳其曾对伊北部的PKK营地进行过一次大规模入境清剿，但成效不彰。如今安卡拉之所以再度冒出军事清剿的呼声，也许是瞅着伊拉克这个“软柿子”好捏。但其实不然，这当中不消说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治地位在战后已大为提高，成立了自治实体并由总统塔拉巴尼在国际层面代言，更得提防的是，一直忌恨土国不为美军开辟伊北部战场提供过境方便而有意放纵PKK的美国，届时也许会倒打土一耙。鉴于土是美国的长期战略性北约盟友，7月初，布什政府明确警告土不要攻击PKK，这已经算是尽了提醒之责。
虎背难下，危机从权。土耳其可用“锯箭法”破解PKK的难题。PKK无非是想把土耳其这口“有小裂缝的锅”彻底弄裂以渔利。在不能刮骨疗毒的情况下，通过外科大夫的“锯箭法”来治箭伤，不失为权宜之计：不必因大军越境清剿而得罪众人，通过建立至少包括土耳其、伊拉克、美国在内的安全机制，联合诸方对越境藏匿的PKK进行压制打击，同时严厉清剿国内叛乱分子，也可以使局势稳定，间接满足国民的安全诉求。
总之，攘外必先安内。土耳其把本应在11月举行的大选提前到7月举行，这本身就是一场政治博弈。新政府如果不能化解宪政危机和教俗间的紧张关系，从而避免军队干政或其他政治危机，那么，乱局之下，当政者为了转移民众视线而孤注一掷悍然发兵伊拉克的可能也不能排除。只是，出了这种纰漏之后，土耳其的民主进程与入盟进程，都将受到损害。久而久之，不仅土耳其自身将被撕裂，其融入西方的努力也将化为泡影。
而即便难产已久的新总统顺利产生，也不意味着土耳其教俗之争、宪政风波就此尘埃落定。同时，由于最近3个月的选战令土国的外交活动陷入停滞，土新政府还必须在旷日持久的入盟谈判与清剿跨境恐怖分子这两大棘手问题上快刀斩乱麻，有所决断，有所承担。以上三个问题，环环相扣，互相影响，堪称土耳其选后三大抉择。
教俗之争：政变还是改良
先说朝野对峙的问题，由于军方的参与，这就不光是教俗之争，还有可能变成“民主保卫战”。在7月22日投票中，正发党在农村地区收获了大量选票，但在城市居民中仍遭到抵制。宗教背景成为该党洗脱不了的原罪。尽管该党上台后造就了数十年来最富成效的世俗政府，同时实质性地启动了入盟谈判，但在今春的宪政风波中，世俗派仍在多个城市游行，反对正发党推出的副总理兼外长居尔竞选总统，而以“捍卫世俗制的最后一道防线”自居的土耳其军方更发出威胁说，一旦居尔当选，他们将发动政变。
总统选举问题延宕已久，现任总统塞泽尔今年5月任满7年，早该退休，却因接任人选未到位而勉强挂职，充当着世俗派在“四权体系”中的门面。执政党一心想把自己的人推上总统宝座，但世俗派散布舆论说，一旦正发党同时掌控了总统、总理与国会议长“三巨头”，将形成事实上一党执政，那时它就将彻底漠视社会舆论，放下亲市场、亲西方的面具，推行以伊斯兰主义为核心的国家政策。后来由于议会两轮投票不过关，居尔自动退出竞选，而总理埃尔多安把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当作补救的手段。
大选本身并没有改变朝野势力的基本盘，只是给了各方以转圜的台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即便议会最后推出一个中立的人当选总统，军队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将悬留于正义与发展党头上，监督它不要偏离既定的世俗轨道。这种世界上最独特的“由军队维护世俗政体”的现象，由于历史因缘际会(1960年以来土军方曾三度发动政变，而后又果断还政于民)而具有部分的合理性，但是，军队将领也应该认识到，继续用非民主手段来保证民主政治恐怕已不合时宜了，尤其是在土耳其要求加入欧盟的情况下。军队应该帮助各世俗的反对党派联合起来，修改选举法以制约有宗教倾向的政党。
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是，正发党之所以能靠不到半数的选票而囊括多数议席，究其根本，就是因为各世俗党派的四分五裂所致——选举法规定不获得10％的选票不得参政，于是一些党派因此而与议会无缘，而正发党的力量却被放大。如在2002年大选中，正发党得票率为34．28％，却能在全部550席中获363席，比例逼近2／3。如果降低10％这个当选门槛，让众多小党也来瓜分这些议席，朝野势力的对比无疑将更为均衡。
除了修宪一途，制度内的调整也可能收到同样的效果。相比2002年大选，本届大选正发党得票率增加约12％，所分议席却减少了21个，就说明世俗派选民已经有意识地将选票向在野的两大党——共和人民党和民族行动党集中，从而减少了正发党钻制度空子的机会。换言之，民主机制的缺点可以用多种改良的方式去作“自我修正”。而无论军队多想，也不能以践踏民主为代价，因为惩罚政府的职责在于选民，而非军队。事实上，4、5月份数百万土耳其民众上街抗议时，当中就不乏反对军事政变的声音。
需要反思的当然不仅仅是军方，在野一方总是倾向于把执政一往黑里描，结果导致了部分民众的杞人忧天，在野阵营本身也因此在这次大选中被选民责罚。其实，如今的正发党已不是当初那个被取缔的繁荣党了。它吸纳了众多的中产阶级人士，能够包容他们的民主政治理念及现代生活方式；正发党的相当一部分社会基础——移居城里的“乡下人”，尽管对于过分西方化不满，但也不希望重返宗教禁锢之下；而正发党所谓的伊斯兰复兴，更多的是增加自身可识别性的选举动作，而不是真的在推行宗教治国。
看来，土耳其有条件有能力也有机会避免非民主的前景，军队在关键时刻应该通过促进改良来发挥社会稳压器的作用，而非援引历史先例轻动兵戈。
加入欧盟：目的还是手段
土耳其入盟谈判目前遇到了瓶颈。尽管在6月底，双方启动了在电信等领域的会谈，但在至关重要的经济和货币政策领域，欧盟一直拒绝与土谈判。就中期而言，土入盟前景堪忧，因为法国已经发出信号：与其让土入盟，不如建立“特殊伙伴关系”。
对于5年一届的土新政府来说，入盟已不可期，这时是该打退堂鼓，在相关改革问题上回缩，还是不轻言败，重在参与，不急于求成？想来已为此投入不少心力的埃尔多安政府，在看到法德等原来赞成土入盟的大国纷纷态度转为保留，而希腊和新加入的塞浦路斯等周边小国又在起劲反对自己时，心里会不是滋味。不过，如果他能透过历史的长镜头，看到土耳其向西方靠拢的近百年实践给本国带来的繁荣与稳定，以及实行欧洲人权标准将对土耳其未来产生的影响，或许就不会这么惆怅满怀，为自己前功尽弃而恼怒了。
平心而论，欧盟对土耳其这个欲嫁入豪门的小媳妇百般挑剔，也有说不过去的地方。土耳其自1999年成为欧盟候选国以来，为了满足“婆家”的标准，已经出台了数千项改革计划，但欧盟内部却为土耳其能否转化为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而争吵不休，对土耳其入盟将在文化、宗教和政治认同上给布鲁塞尔带来的挑战愈发恐惧。同时，从地缘政治角度，欧盟也担心接纳土耳其后，自己的边界将直接与动荡的两伊和叙利亚接壤，这会涣散欧盟的力量。应该说，欧盟的这些担心不无道理，但这些因素都是土耳其短期内甚至永远无法改变的。欧盟同意与之谈判之初，就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在土做出诸多牺牲与改进后，欧盟的立场却在后退，并不断给土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此种做法与始乱终弃何异?
当然，安卡拉没必要失掉自信：土耳其地处欧亚战略交叉点，镇守欧盟的南大门，它的政体是伊斯兰和民主能够协调的例证，它还是决定伊拉克未来局势的一个因素。以上优势使它无法长期被欧盟拒绝。只要安卡拉把人盟主要作为促进本国民主化与现代化的外在手段，相信当它表现得若即若离的时候，也许就该欧盟还有美国着急了。
清剿PKK：越境战争还是坚壁清野
从今春开始，久不吭声的库尔德工人党(以下简称PKK)开始在土耳其东南部趁乱搅局，发动了疯狂的恐怖袭击。这在安卡拉引起了强烈反弹。在5、6月份，不时有消息称土耳其已在土伊边境部署了大军跃马盘弓引而待发，甚至已有小股土军进入了伊拉克。但是，为了保持选前社会稳定，埃尔多安政府还是婉拒了军方立刻行动的要求。
现在，大选结束，如何收拾PKK马上提上了日程。从以往的经验看，PKK以伊拉克北部山区为根据地，受到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庇护，主要是一个外交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1995年3月，土耳其曾对伊北部的PKK营地进行过一次大规模入境清剿，但成效不彰。如今安卡拉之所以再度冒出军事清剿的呼声，也许是瞅着伊拉克这个“软柿子”好捏。但其实不然，这当中不消说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治地位在战后已大为提高，成立了自治实体并由总统塔拉巴尼在国际层面代言，更得提防的是，一直忌恨土国不为美军开辟伊北部战场提供过境方便而有意放纵PKK的美国，届时也许会倒打土一耙。鉴于土是美国的长期战略性北约盟友，7月初，布什政府明确警告土不要攻击PKK，这已经算是尽了提醒之责。
虎背难下，危机从权。土耳其可用“锯箭法”破解PKK的难题。PKK无非是想把土耳其这口“有小裂缝的锅”彻底弄裂以渔利。在不能刮骨疗毒的情况下，通过外科大夫的“锯箭法”来治箭伤，不失为权宜之计：不必因大军越境清剿而得罪众人，通过建立至少包括土耳其、伊拉克、美国在内的安全机制，联合诸方对越境藏匿的PKK进行压制打击，同时严厉清剿国内叛乱分子，也可以使局势稳定，间接满足国民的安全诉求。
总之，攘外必先安内。土耳其把本应在11月举行的大选提前到7月举行，这本身就是一场政治博弈。新政府如果不能化解宪政危机和教俗间的紧张关系，从而避免军队干政或其他政治危机，那么，乱局之下，当政者为了转移民众视线而孤注一掷悍然发兵伊拉克的可能也不能排除。只是，出了这种纰漏之后，土耳其的民主进程与入盟进程，都将受到损害。久而久之，不仅土耳其自身将被撕裂，其融入西方的努力也将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