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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在三门浦坝港镇一个一面靠海、三面环山的渔西村。上世纪中叶，三门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都还很落后，尤其是穷乡僻壤的渔西村，更甚。由于交通的落后，渔西人出行到三门县城海游，去台州府临海城关，除了翻山越岭到山下张村或者健跳乘车，就是坐木帆船从水路走。长期以来，渔西人都认为凡是出行，始终以三门湾水域为界。要是去三门县城、健跳、蛇盘等地，从水上走，往西北纵深行，都在三门湾水域内，算是没有“出洋”。若是驶出三门湾水域，就认为是“出洋”了。如到杜桥、临海方向，先出三门湾往南到上盘、到海门，向西沿椒江北上去临海，这都算“出洋”。由此，渔西人就把处于杜桥一带的乡村，都叫“外洋”。
有“外洋”就有“外洋人”。这“外洋人”就是杜桥人，那我家外婆，人家都叫“外洋婆”“外洋婶”的，是杜桥人了！
我的外婆，确切地说，是我的第二个外婆。那个与我母亲、娘舅有血缘关系的第一个外婆，早在我母亲7岁、娘舅2岁时就驾鹤西去。我外公含辛茹苦，在独自一人拉扯了我母亲和娘舅6年后，实在难以顾及地里的劳动和家里两个幼小的孩子了，才续娶了二外婆。
外婆老家在杜桥炮台村。听我父亲说过，她是大户人家出身，有兄弟姐妹多个。土地改革时，她家被划定为地主成分。是什么原因让她放弃了优裕的家庭条件，毅然离开父母兄妹，只身来到百里之外极端偏僻的海边山村，嫁给了中农成分的外公，做起我母亲和娘舅的“老寄娘”，我不得而知。
渔西村前的前门山溪蜿蜒人海，溪水清澈见底，不管从哪个角度，都能看到溪坝底部棱角分明的砌石和圆润的鹅卵石。外公是诚实守家的农民。他的朴实，不虚假，不做作，就像这溪里的水一样。外公的从农手艺堪称一流，无论是执犁打耙挑猪栏、穿蓑衣做草鞋打觉毡，还是拗罾赶小网，样样能干。或许是外婆来到渔西村后，看到外公的这些优点才愿意嫁给他的。外公在族群里的辈分最大，村里大多数人尊称他为“太公”。外婆是“外洋人”，人们也就叫她“外洋人太婆”“外洋人婆”。长此以往，外婆的真实姓名就不知不觉地被人遗忘了。
盛夏的夜晚，湛蓝的天空高挂着三三两两或明或暗的星星。闷热的空气，仿佛和村前屋后树枝上的绿叶一起沉睡了似的。外公和娘舅们提着湿漉漉的衣衫，拖着疲惫的身躯从田里回来。他们在台门口水井边的拗斗里，舀起一蒲篓接一蒲篓的水，从头上、肩膀上淋下，把身上的污泥连同汗水洗去后，就赤膊去揭开锅盖，匆匆开始了当天的最后一顿正餐。当然，钢精罐里的半罐米饭是让给我们这些孩子们吃的。大人们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就着咸菜、蟹糊、菜头丝，喝着薄粥汤，嚼着番薯干，而外婆还在堂前的风车前扇着当天翻晒好的稻谷。夜深人静时，外婆独自坐在厨房间的小矮凳上，戴着老花镜，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缝补着外公衬衣上那已经磨碎的肩膀部位。
翌日清晨，万籁俱寂，一股细微咸湿的气流缓缓地从海上向山村弥漫，村前屋后树枝上的绿叶仿佛突然之间从沉睡中苏醒。当大人们刚把一张张旧草席从道台里的泥地上卷起，将睡榻从户外转移到屋内床上时，外婆早已经在灶膛里点上火，开始了新一天的家务劳动。
春去秋来，年复一年。外婆始终是家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她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全天照管着三个还没上学的孙辈;全家八九个人一天三餐的饮食，农忙时节还要烧好下午四点钟的半午餐点心，送到田头给在生产队劳动的大人们吃;八九个人换下的被褥、衣服的洗刷晾晒和缝补;家里还有一亩多点儿的自留地，地里豆、薯菜类作物的收种和管理;家养的二十多只鸡、三四头猪的喂养;从生产队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收获的所有粮食的翻晒收藏……
外婆从不生气，也不打骂我们。外公却是一个急性子，有时很暴躁，甚至会骂外婆，但外婆从不还嘴，就像没听见一样。一次，外婆送午后点心给外公他们吃，在回来的路上，突然下起雷阵雨，外婆被淋了个“落汤鸡”，晒在晒场上的稻谷也被暴雨冲走了小半擔。外公回来后大发脾气，指责外婆不提前把稻谷收回家，还大骂外婆是“傻瓜”“败家子”，连一些不堪入耳的话都用上了。外婆只是一声不吭，默默地烧着晚饭。晚饭后，大家都到后门的矮墙上聊天了，外婆却在灶膛前黯然落泪。
邻舍三虎娘舅，是外公兄弟的儿子，他还没娶亲，独自在外帮人做船老大，农忙时才回家抢收番薯、小麦。每天外婆不但主动给他烧三餐饭，还包下了他家的麦子、番薯干的翻晒和收藏。外婆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从灶头、水井头、针孔篮头、纺车头到鸡窝头、猪栏头，从田头、地头到榀场头、风车头、谷仓头，一直不知疲倦地奔走着、忙碌着。
父亲在别处公社工作。母亲生下我，带到我断奶时，就去了邻近的三岩公社三沙洋棉花站打工了。而我，就成了爹娘不管、外婆外公管的宝贝。在外婆家，负责我饮食起居的任务理所当然落在了外婆的身上。据外公说，我初到外婆家，还不大会走路，外婆用拦腰布做成背篼，时刻把我背在她的背上，她常常背着我在家里烧饭、洗衣服，到晒场翻晒稻谷，到后门山去拔猪草，到坑后园自留地里摘蚕豆……每当她要挑担或者背重物时，就把我安置在事先用干净的稻草和旧衣服垫起来的竹箩里，让我看着她劳动。她会经常牵着我的手，不厌其烦地让我学走路，等到她能够放手了，就让我在家里沿着门槛、板壁走，顺着楼梯往上爬。累了，就让我在小凳子和小竹椅子上休息。到我会说话、会走路的时候，外婆就带我一起做家务。
因为刚断奶就到外婆家，外婆先是挨家挨户地给我讨要舅妈、婶婶们多余的奶吃，再是让我喝粥汤和“粥油”。每次煮粥的时候，外婆总是一再让粥镬沸腾，再用慢火熬，最后把浮游在镬面的那层黏稠如糨的“粥油”捞上来，用扇子扇，用嘴吹，等稍微冷却到可以进口时再喂给我吃。后来，外婆又变着花样，给我煮粟米粥、番薯丝糯米粥，磨豆浆、磨米粉糊，炖番薯粉羹、虾皮鸡蛋糊……不厌其烦地一羹匙、一羹匙地喂我吃。直到我四岁的时候，我还让外婆喂我吃饭。外公实在看不下去了，怪外婆过分宠爱我，外婆也只是笑笑而已。
外婆极少说话，也不参与邻里和家庭的是非纷争。家里人吃饭时，她从不上桌一起吃，只是坐在小桌子边，给年龄最小的表弟喂饭或是看着我们吃饭。她每餐都是在大家吃好后才拿把小矮凳坐在一边吃。吃饭时，外婆总是制止我们说话，说“小孩子吃饭时讲话要变成鸭的”。她不容许我们在吃饭时，跷起二郎腿或者把一只脚搁到小桌子的隔档上。就是坐着吃饭，也必须坐正，说“坐要有坐相，从小坐正，长大以后也会端正的”。有一次，我不想自己用筷子吃饭，要外婆喂我吃，不然我就不吃。外婆实在拗不过我，嗔怪我：“小祖宗，你要外婆喂饭到几岁？”我说：“到七岁上学时！”外婆笑了，嘴巴凑近我的耳朵，轻轻地说：“外婆愿意喂你到上学！” 上世纪60年代初，村里还没条件也没想法去围海造田，生产队里仅有的水稻田就是前门山脚的几丘冷水田。那里收获的稻谷基本交了国家征收的公粮和余粮任务。这样，米，自然就被当作珍贵的食物，基本储藏着应急用;即使吃，也大多是煮成粥。人们大多以番薯、洋芋和麦类来缓解自家粮食的严重不足。外婆家也一样，上半年大多吃洋芋，下半年大多吃番薯。将外观光滑和质量较高的番薯和洋芋放在锅的上部，留给自己吃;将外观和质量较差的，放在下部，作为猪饲料。每餐都在番薯和洋芋锅里，炖一罐粥。用餐时，舀一勺稀薄的粥汤就着番薯或洋芋吃，以解决难以下咽的问题。番薯、洋芋吃没了，就拿出家里储藏着的番薯干来煮着吃。在外婆家，番薯、洋芋和番薯干，都是大人们吃的，我和表弟表妹们基本不吃。外婆始终这样对家人说：“再穷，也不能从小孩子的嘴里抠吃。”外婆每次烧番薯洋芋时，都在大铁镬里炖一钢精罐粥，再用小碗装上洗好的大米和适量的水，然后在碗口合上另外一只口径稍微小点儿的碗，用纱线系紧，抛在粥罐里。这样，我们这些小孩子每天都能吃到香喷喷的米饭和烧烂的米粥了。
“文革”期间，经常有公社里的人下村来“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样，农村社员几乎没有啥副业可搞，也就没啥经济收入了。外公外婆还住着茅草房，木头房子让给娘舅一家住。为了尽早将茅草房换瓦房，外婆每年要养几只羊、三四头猪和几十只鸡。猪羊养到过年时直接杀掉或者卖掉，除购置少量的年货和衣服被褥外，余下的都为将来造房子准备柱子、桁条、楼板和砖瓦等建材。家养的鸡大多是母鸡，靠鸡蛋来换购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儿和表弟表妹们的书簿纸笔。那时，一个鸡蛋值5分钱，谁都舍不得自己吃，只有来了贵客，才会慷慨地拿出三五个鸡蛋，给客人烧红糖鸡蛋茶。村里各家的孩子们一年到头能够吃到鸡蛋的时候，就是隔壁邻舍或亲戚朋友嫁娶的日子;或者家里来客了，烧给客人吃而客人没吃完的蛋茶。对我，外婆从不吝惜鸡蛋，每周会清煮一个鸡蛋或者泡个鸡蛋茶给我吃。她自己从来不吃，一旦烧好鸡蛋，她就会坐在我身边，看着我吃完才走开。在我大一点儿的时候，外婆会使出在老家学来的烹饪手艺，经常用自留地里采回的食材当原料，给我们做米浆糕、食饼筒、麦饼、粽子、糯米青团、鸡蛋炒麻糍吃。
一次，我不小心翻倒了外公打草鞋用的高凳子，边上的小矮凳被弹起，凳子的一角撞到我的嘴巴上，顿时，鲜红的血从牙齿间、嘴唇上赶趟似的流出。外婆慌忙赶来，发现我的下嘴唇碰破了一块小指甲盖大的肉，她连忙把这块还没有全掉落的唇肉粘回到伤口上，急速将我送到公社卫生所敷药。连续几天，我的嘴唇肿得像打了气的皮囊，痛得天天哭闹，连饭也不想吃。外婆像犯了大错似的，反复念叨着自己的不是，说没有带好我，让我的嘴唇留下了伤疤，等女儿女婿回来怎么向他们交代。就在那天晚上，外婆哭得很伤心，到第二天上午，我发现她的眼眶还是红肿的。
我的父母在异乡工作，尽管相距不到20里，但他们有时两个月也不见得回家一次，处于幼儿阶段的我，难免想妈妈。一天晚上，我突然大哭，说妈妈回家了，要外婆带我去见妈妈。外公外婆不管怎么哄我，都没止住我的哭喊。他们只得起床，打着灯笼，送我到家。到家后，我发现妈妈没在，又是哭闹不停。最后，外婆突然念起了民谣：“燕啊燕，高山飞屋背。屋背白，背小麦。小麦麦头摇，飞过桥。桥上打花鼓，桥下娶新户（媳妇）。一娶娶个癞头新户，夜夜赖麦果。麦果碎，来妹妹，妹妹几时嫁，天娘（明天）后日嫁。嫁介人，嫁邻舍。邻舍桶，两头空，嫁相公。相公無田无地，嫁仔鸡。仔鸡非出坑，嫁小生。小生非做戏，嫁皇帝。皇帝非管天下，嫁给马。马无辫，嫁给黄浦鳝。黄浦鳝非打洞，嫁给蓝眼红。蓝眼红双眼烂糟糟，嫁给猫。猫非抓老鼠，一棒笃个死！”
我被外婆这朗朗上口、富有韵味和哲理的民谣所打动，逐渐停止了哭闹，在外婆的一遍遍吟诵声中进入了梦乡。
外婆家的茅草房有两间，一间烧饭，一间卧室。这茅草房没有瓦房那么高，那由稻草缠绕在栎树枝上的条条草棱，拼接成厚重的房顶，直接架在不到一人高的泥坯墙上。尽管在四面泥墙上开了个小窗，但房里面还是黑咕隆咚的。夏天，房内闷热不堪，热辣辣的太阳晒在头顶的稻草棱上，房间里的柱子、衣柜和凳子，床上的草席都像从火炉里烤过似的。每当高温天气来临，外婆就会在晚饭后，往道台里的泥地上倒下一桶水，等水全渗进泥土里，再把旧草席摊开，让我们睡在露天的草席上。
夜深了，闷热过去了，凉快来了，外婆不愿叫醒熟睡的我，让外公轻轻将双手插进我的背脊与地上的草席之间，横托起我，挪步进茅草房，轻轻地放在床上。在一个个闷热的夏夜，我都是在外婆不停摇动着蒲扇的细微声响中，进入梦乡的。
冬夜，刺骨的寒风从泥坯墙头和不怎么紧密的门缝、窗缝里钻进来，冻得人瑟瑟发抖。我蜷缩在外婆的臂弯里，贴着外婆温暖的身体，在外婆细声细语哼唱的摇篮曲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外婆中等个子，方脸盘，双眼皮。花白的头发，打成辫子整齐地盘在脑后。外婆常穿的衣服没几件，也很少看到她穿新衣服，且都是黑色和蓝色的大襟衫，打着襻扣。平时在家，都穿一双土布鞋，劳动的时候穿一双解放鞋。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外婆总是先对着小镜子，认真梳理头发，把洗得已经发白的衣服和裤子整理得服服帖帖，给人以精明、干练的形象，经常被人们称赞。
外婆中风后，娘舅把她送到县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回到家后，又上宁波，下温州，四处寻医，求得中草药给外婆煎服。外婆始终乐观对待病痛，坚持康复锻炼，经过两年多时间，外婆重新站了起来，从能够行走，到能做些简单的杂事，直到再次挑起照顾全家七八个人生活的家务担子，足足又干了五六年。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重度中风后，还能彻底脱离病痛，正常生活，这真是一个奇迹！
外婆是在16年前走的，享年85岁。她走得很突然，我们都没赶上送她。
责任编辑：秀丽
美术插图：李奇茂
有“外洋”就有“外洋人”。这“外洋人”就是杜桥人，那我家外婆，人家都叫“外洋婆”“外洋婶”的，是杜桥人了！
我的外婆，确切地说，是我的第二个外婆。那个与我母亲、娘舅有血缘关系的第一个外婆，早在我母亲7岁、娘舅2岁时就驾鹤西去。我外公含辛茹苦，在独自一人拉扯了我母亲和娘舅6年后，实在难以顾及地里的劳动和家里两个幼小的孩子了，才续娶了二外婆。
外婆老家在杜桥炮台村。听我父亲说过，她是大户人家出身，有兄弟姐妹多个。土地改革时，她家被划定为地主成分。是什么原因让她放弃了优裕的家庭条件，毅然离开父母兄妹，只身来到百里之外极端偏僻的海边山村，嫁给了中农成分的外公，做起我母亲和娘舅的“老寄娘”，我不得而知。
渔西村前的前门山溪蜿蜒人海，溪水清澈见底，不管从哪个角度，都能看到溪坝底部棱角分明的砌石和圆润的鹅卵石。外公是诚实守家的农民。他的朴实，不虚假，不做作，就像这溪里的水一样。外公的从农手艺堪称一流，无论是执犁打耙挑猪栏、穿蓑衣做草鞋打觉毡，还是拗罾赶小网，样样能干。或许是外婆来到渔西村后，看到外公的这些优点才愿意嫁给他的。外公在族群里的辈分最大，村里大多数人尊称他为“太公”。外婆是“外洋人”，人们也就叫她“外洋人太婆”“外洋人婆”。长此以往，外婆的真实姓名就不知不觉地被人遗忘了。
盛夏的夜晚，湛蓝的天空高挂着三三两两或明或暗的星星。闷热的空气，仿佛和村前屋后树枝上的绿叶一起沉睡了似的。外公和娘舅们提着湿漉漉的衣衫，拖着疲惫的身躯从田里回来。他们在台门口水井边的拗斗里，舀起一蒲篓接一蒲篓的水，从头上、肩膀上淋下，把身上的污泥连同汗水洗去后，就赤膊去揭开锅盖，匆匆开始了当天的最后一顿正餐。当然，钢精罐里的半罐米饭是让给我们这些孩子们吃的。大人们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就着咸菜、蟹糊、菜头丝，喝着薄粥汤，嚼着番薯干，而外婆还在堂前的风车前扇着当天翻晒好的稻谷。夜深人静时，外婆独自坐在厨房间的小矮凳上，戴着老花镜，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缝补着外公衬衣上那已经磨碎的肩膀部位。
翌日清晨，万籁俱寂，一股细微咸湿的气流缓缓地从海上向山村弥漫，村前屋后树枝上的绿叶仿佛突然之间从沉睡中苏醒。当大人们刚把一张张旧草席从道台里的泥地上卷起，将睡榻从户外转移到屋内床上时，外婆早已经在灶膛里点上火，开始了新一天的家务劳动。
春去秋来，年复一年。外婆始终是家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她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全天照管着三个还没上学的孙辈;全家八九个人一天三餐的饮食，农忙时节还要烧好下午四点钟的半午餐点心，送到田头给在生产队劳动的大人们吃;八九个人换下的被褥、衣服的洗刷晾晒和缝补;家里还有一亩多点儿的自留地，地里豆、薯菜类作物的收种和管理;家养的二十多只鸡、三四头猪的喂养;从生产队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收获的所有粮食的翻晒收藏……
外婆从不生气，也不打骂我们。外公却是一个急性子，有时很暴躁，甚至会骂外婆，但外婆从不还嘴，就像没听见一样。一次，外婆送午后点心给外公他们吃，在回来的路上，突然下起雷阵雨，外婆被淋了个“落汤鸡”，晒在晒场上的稻谷也被暴雨冲走了小半擔。外公回来后大发脾气，指责外婆不提前把稻谷收回家，还大骂外婆是“傻瓜”“败家子”，连一些不堪入耳的话都用上了。外婆只是一声不吭，默默地烧着晚饭。晚饭后，大家都到后门的矮墙上聊天了，外婆却在灶膛前黯然落泪。
邻舍三虎娘舅，是外公兄弟的儿子，他还没娶亲，独自在外帮人做船老大，农忙时才回家抢收番薯、小麦。每天外婆不但主动给他烧三餐饭，还包下了他家的麦子、番薯干的翻晒和收藏。外婆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从灶头、水井头、针孔篮头、纺车头到鸡窝头、猪栏头，从田头、地头到榀场头、风车头、谷仓头，一直不知疲倦地奔走着、忙碌着。
父亲在别处公社工作。母亲生下我，带到我断奶时，就去了邻近的三岩公社三沙洋棉花站打工了。而我，就成了爹娘不管、外婆外公管的宝贝。在外婆家，负责我饮食起居的任务理所当然落在了外婆的身上。据外公说，我初到外婆家，还不大会走路，外婆用拦腰布做成背篼，时刻把我背在她的背上，她常常背着我在家里烧饭、洗衣服，到晒场翻晒稻谷，到后门山去拔猪草，到坑后园自留地里摘蚕豆……每当她要挑担或者背重物时，就把我安置在事先用干净的稻草和旧衣服垫起来的竹箩里，让我看着她劳动。她会经常牵着我的手，不厌其烦地让我学走路，等到她能够放手了，就让我在家里沿着门槛、板壁走，顺着楼梯往上爬。累了，就让我在小凳子和小竹椅子上休息。到我会说话、会走路的时候，外婆就带我一起做家务。
因为刚断奶就到外婆家，外婆先是挨家挨户地给我讨要舅妈、婶婶们多余的奶吃，再是让我喝粥汤和“粥油”。每次煮粥的时候，外婆总是一再让粥镬沸腾，再用慢火熬，最后把浮游在镬面的那层黏稠如糨的“粥油”捞上来，用扇子扇，用嘴吹，等稍微冷却到可以进口时再喂给我吃。后来，外婆又变着花样，给我煮粟米粥、番薯丝糯米粥，磨豆浆、磨米粉糊，炖番薯粉羹、虾皮鸡蛋糊……不厌其烦地一羹匙、一羹匙地喂我吃。直到我四岁的时候，我还让外婆喂我吃饭。外公实在看不下去了，怪外婆过分宠爱我，外婆也只是笑笑而已。
外婆极少说话，也不参与邻里和家庭的是非纷争。家里人吃饭时，她从不上桌一起吃，只是坐在小桌子边，给年龄最小的表弟喂饭或是看着我们吃饭。她每餐都是在大家吃好后才拿把小矮凳坐在一边吃。吃饭时，外婆总是制止我们说话，说“小孩子吃饭时讲话要变成鸭的”。她不容许我们在吃饭时，跷起二郎腿或者把一只脚搁到小桌子的隔档上。就是坐着吃饭，也必须坐正，说“坐要有坐相，从小坐正，长大以后也会端正的”。有一次，我不想自己用筷子吃饭，要外婆喂我吃，不然我就不吃。外婆实在拗不过我，嗔怪我：“小祖宗，你要外婆喂饭到几岁？”我说：“到七岁上学时！”外婆笑了，嘴巴凑近我的耳朵，轻轻地说：“外婆愿意喂你到上学！” 上世纪60年代初，村里还没条件也没想法去围海造田，生产队里仅有的水稻田就是前门山脚的几丘冷水田。那里收获的稻谷基本交了国家征收的公粮和余粮任务。这样，米，自然就被当作珍贵的食物，基本储藏着应急用;即使吃，也大多是煮成粥。人们大多以番薯、洋芋和麦类来缓解自家粮食的严重不足。外婆家也一样，上半年大多吃洋芋，下半年大多吃番薯。将外观光滑和质量较高的番薯和洋芋放在锅的上部，留给自己吃;将外观和质量较差的，放在下部，作为猪饲料。每餐都在番薯和洋芋锅里，炖一罐粥。用餐时，舀一勺稀薄的粥汤就着番薯或洋芋吃，以解决难以下咽的问题。番薯、洋芋吃没了，就拿出家里储藏着的番薯干来煮着吃。在外婆家，番薯、洋芋和番薯干，都是大人们吃的，我和表弟表妹们基本不吃。外婆始终这样对家人说：“再穷，也不能从小孩子的嘴里抠吃。”外婆每次烧番薯洋芋时，都在大铁镬里炖一钢精罐粥，再用小碗装上洗好的大米和适量的水，然后在碗口合上另外一只口径稍微小点儿的碗，用纱线系紧，抛在粥罐里。这样，我们这些小孩子每天都能吃到香喷喷的米饭和烧烂的米粥了。
“文革”期间，经常有公社里的人下村来“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样，农村社员几乎没有啥副业可搞，也就没啥经济收入了。外公外婆还住着茅草房，木头房子让给娘舅一家住。为了尽早将茅草房换瓦房，外婆每年要养几只羊、三四头猪和几十只鸡。猪羊养到过年时直接杀掉或者卖掉，除购置少量的年货和衣服被褥外，余下的都为将来造房子准备柱子、桁条、楼板和砖瓦等建材。家养的鸡大多是母鸡，靠鸡蛋来换购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儿和表弟表妹们的书簿纸笔。那时，一个鸡蛋值5分钱，谁都舍不得自己吃，只有来了贵客，才会慷慨地拿出三五个鸡蛋，给客人烧红糖鸡蛋茶。村里各家的孩子们一年到头能够吃到鸡蛋的时候，就是隔壁邻舍或亲戚朋友嫁娶的日子;或者家里来客了，烧给客人吃而客人没吃完的蛋茶。对我，外婆从不吝惜鸡蛋，每周会清煮一个鸡蛋或者泡个鸡蛋茶给我吃。她自己从来不吃，一旦烧好鸡蛋，她就会坐在我身边，看着我吃完才走开。在我大一点儿的时候，外婆会使出在老家学来的烹饪手艺，经常用自留地里采回的食材当原料，给我们做米浆糕、食饼筒、麦饼、粽子、糯米青团、鸡蛋炒麻糍吃。
一次，我不小心翻倒了外公打草鞋用的高凳子，边上的小矮凳被弹起，凳子的一角撞到我的嘴巴上，顿时，鲜红的血从牙齿间、嘴唇上赶趟似的流出。外婆慌忙赶来，发现我的下嘴唇碰破了一块小指甲盖大的肉，她连忙把这块还没有全掉落的唇肉粘回到伤口上，急速将我送到公社卫生所敷药。连续几天，我的嘴唇肿得像打了气的皮囊，痛得天天哭闹，连饭也不想吃。外婆像犯了大错似的，反复念叨着自己的不是，说没有带好我，让我的嘴唇留下了伤疤，等女儿女婿回来怎么向他们交代。就在那天晚上，外婆哭得很伤心，到第二天上午，我发现她的眼眶还是红肿的。
我的父母在异乡工作，尽管相距不到20里，但他们有时两个月也不见得回家一次，处于幼儿阶段的我，难免想妈妈。一天晚上，我突然大哭，说妈妈回家了，要外婆带我去见妈妈。外公外婆不管怎么哄我，都没止住我的哭喊。他们只得起床，打着灯笼，送我到家。到家后，我发现妈妈没在，又是哭闹不停。最后，外婆突然念起了民谣：“燕啊燕，高山飞屋背。屋背白，背小麦。小麦麦头摇，飞过桥。桥上打花鼓，桥下娶新户（媳妇）。一娶娶个癞头新户，夜夜赖麦果。麦果碎，来妹妹，妹妹几时嫁，天娘（明天）后日嫁。嫁介人，嫁邻舍。邻舍桶，两头空，嫁相公。相公無田无地，嫁仔鸡。仔鸡非出坑，嫁小生。小生非做戏，嫁皇帝。皇帝非管天下，嫁给马。马无辫，嫁给黄浦鳝。黄浦鳝非打洞，嫁给蓝眼红。蓝眼红双眼烂糟糟，嫁给猫。猫非抓老鼠，一棒笃个死！”
我被外婆这朗朗上口、富有韵味和哲理的民谣所打动，逐渐停止了哭闹，在外婆的一遍遍吟诵声中进入了梦乡。
外婆家的茅草房有两间，一间烧饭，一间卧室。这茅草房没有瓦房那么高，那由稻草缠绕在栎树枝上的条条草棱，拼接成厚重的房顶，直接架在不到一人高的泥坯墙上。尽管在四面泥墙上开了个小窗，但房里面还是黑咕隆咚的。夏天，房内闷热不堪，热辣辣的太阳晒在头顶的稻草棱上，房间里的柱子、衣柜和凳子，床上的草席都像从火炉里烤过似的。每当高温天气来临，外婆就会在晚饭后，往道台里的泥地上倒下一桶水，等水全渗进泥土里，再把旧草席摊开，让我们睡在露天的草席上。
夜深了，闷热过去了，凉快来了，外婆不愿叫醒熟睡的我，让外公轻轻将双手插进我的背脊与地上的草席之间，横托起我，挪步进茅草房，轻轻地放在床上。在一个个闷热的夏夜，我都是在外婆不停摇动着蒲扇的细微声响中，进入梦乡的。
冬夜，刺骨的寒风从泥坯墙头和不怎么紧密的门缝、窗缝里钻进来，冻得人瑟瑟发抖。我蜷缩在外婆的臂弯里，贴着外婆温暖的身体，在外婆细声细语哼唱的摇篮曲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外婆中等个子，方脸盘，双眼皮。花白的头发，打成辫子整齐地盘在脑后。外婆常穿的衣服没几件，也很少看到她穿新衣服，且都是黑色和蓝色的大襟衫，打着襻扣。平时在家，都穿一双土布鞋，劳动的时候穿一双解放鞋。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外婆总是先对着小镜子，认真梳理头发，把洗得已经发白的衣服和裤子整理得服服帖帖，给人以精明、干练的形象，经常被人们称赞。
外婆中风后，娘舅把她送到县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回到家后，又上宁波，下温州，四处寻医，求得中草药给外婆煎服。外婆始终乐观对待病痛，坚持康复锻炼，经过两年多时间，外婆重新站了起来，从能够行走，到能做些简单的杂事，直到再次挑起照顾全家七八个人生活的家务担子，足足又干了五六年。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重度中风后，还能彻底脱离病痛，正常生活，这真是一个奇迹！
外婆是在16年前走的，享年85岁。她走得很突然，我们都没赶上送她。
责任编辑：秀丽
美术插图：李奇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