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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环境问题的产生背后有着一系列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因而与现代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环境问题;现代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环境问题的产生背后有着一系列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因而与现代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环境问题的产生显示了现代性的运作逻辑蕴藏着巨大的风险。这种现代性又体现在受现代性改造程度最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制度三个方面。
一、关于现代性
什么是现代性?英国社会学家鲍曼认为:“现代性就是抛弃并决定改造现有世界,现代意义上的存在包含了强制性和义务性的改变:以能作为名义,打着‘应该作为’的旗号对‘仅仅是如此’进行驳斥。现代社会有野心和决心挑战‘不变’。这种野心就是将它我(itself)与自我(the self)相区分,然后不停地刷新它我。现代化就是这样前行的。面临的选择要么是现代化要么是灭亡,现代历史因此就是设计的历史。”这个世界原本是一个自行其是的世界,一切既不是我们认为的井井有条,也不是我们认为的充满混乱,既不是洁净的也不是肮脏的。“是人类的设计在想象中将秩序的景象与世界的无序,将肮脏与纯净结合在一起。思想首先修剪整理世界的意象,这样真实的世界就可以因循次意象得以秩序化。”这种秩序化遵循着个人→群体→人类社会→自然环境这样脉络,它体现了人类的主体意志,或者说是人类中心主义。人们按照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改造自然界,所采用方式就是生产。废弃物无疑就是这种秩序化活动的边角料。
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对世界的秩序化改造。尽管秩序化的追求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体制的,比如规定某些行为是犯罪然后以惩罚罪犯的方式来明确秩序的存在。人们建构的秩序化建构也延伸到自然环境中来,却没有根本地改变自然环境。就最根本的生产方式而言,传统的农耕文明是连续的,播种意味着收获,养殖意味着增殖,死亡之后是重生。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废物的产生,因为所有的产物都可以参加生产的循环。在现代社会,机器化大生产所利用的能源绝大多数是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鲍曼引述刘易斯·芒福德的说法认为,“采矿是破裂和间断的象征”因而“旧的不被废弃破坏,新的便不会产生,新事物诞生在目标产品和它实现道路上任何障碍的无情又仔细的分裂的分裂过程中”。所有的新生事物都迟早要面对死亡,为更新的事物让路,大多数事物被创造之后就意味着死亡,在出生时就被宣布了死亡的日期。
例如所有的产品都有保质期,在保质期之内,它是有生命的,在保质期之外,就必须成为废弃物。现代的生产方式就是一个连续断裂的过程,这种说法似乎充满矛盾,断裂意味着事物的不断更新,连续则意味着不断进行这种断裂。一旦这个连续的过程被减缓或者中止,社会的运行就会出问题,诸如经济衰退、大萧条等。现代生产方式本身就内含着一种矛盾,这种矛盾赋予废弃物一些特征,使其处理起来很困难。一方面它从自然环境中“断裂”出来,回归自然就极为困难,例如塑料制品和大多数化学制剂;另一方面垃圾产生的速率不断加快,因为生产也在不断加快。
二、 环境问题与现代性
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现代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业改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现代的生活方式也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一方面现代的生产方式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废弃物的产生一部分来自于生产过程,另一部分则来自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人们对于确定性的寻求也使得废弃物变为“垃圾”和“污秽”。环境污染意味着一种深刻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正是我们的生活的风险和不安全的来源,因为不确定性,意味着未知,也意味着不可控制。人们渴望生活在一个确定性的世界里,一切都井井有条,都在人们的控制之中,一旦有事物破坏了这种秩序,就是“污染”或者说是“垃圾”。
玛丽·道格拉斯认为:“如果把关于污秽观念中的病原学和卫生学因素去掉。我们就会得到关于误会的古老定义,即污秽就是位置不当的东西(matter out of place),它暗示了两个情境:一系列有秩序的关系以及对此秩序的违背。这样一来,污秽就绝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事件。有污秽的地方必然存在一个系统。污秽是事物系统排序和分类的副产品,因为排序的过程就是抛弃不当要素的过程。”这些不当要素就是废弃物,垃圾或者污秽。人类学家认为,人们从原始社会起就有对对洁净的需求不同文化形态下人们对污染物的定义并不相同,对污染的祛除和宗教中的禁忌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今天,判定污染物的标准和传统社会已经大不相同,传统社会主要是禁忌,现代社会则是科学。通过对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无序之物——污水、垃圾、废气的研究和定义,判定它们为废物,建立一个知识谱系和序列并延伸到人们的心理。人们似乎认为只要把这种东西排除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之外就能获得某种“洁净”,“窗明几净”带来的至少是心理上的宽慰。
在现代社会,每个家庭里所安装的下水管道、垃圾桶、抽油烟机在其工具性作用之外还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他们象征着人们对污染物的定义和恐慌,以及对“洁净”“卫生”生活的追求。“清扫”,则是一种“社会仪式”,清洁工日复一日的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将人们居住的社区中的了垃圾清理走,这些垃圾不仅包括不可再生的塑料物品,还包括可以进入自然循环的人们的生活垃圾。在清洁中,人们并不区别垃圾的种类,将这些都定义为不卫生,会孳生蚊蝇传播疾病,清扫的仪式性功能无疑就是解除人们的担心。人们似乎相信只要这些污染物远离自己的生活,就会远离疾病——至少是一部分疾病。他们竭力在自己所生活的区域内保持“干净、整洁”。和清扫一样,排放也是一种社会仪式,人们将此处的污染物转移到另外的地方,从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保持了有序和洁净。
清扫和排放是为了转移废弃物以及废弃物所代表的风险,废弃物来自于人们对秩序化的追求,来自于人们对世界图景的设计,风险也就是这种设计所固有的本质了。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不可驾驭的庞然大物,而不安全和风险来自于现代社会的设计者的设计事物和操纵者的失误。贝克也认为,风险本身并不来自于外界,而是来自于现代社会本身。我们要检讨风险的成因,就必须检讨给设计者们以指导的“科学”以及科学背后的整个体制。“在日常工作中致力于革命性地颠覆现有社会秩序的规划的生意人和科学家,以天真的客观性面目坚持认为他们不对这些计划中决定的任何问题负责任。”也就是说,环境问题的产生不仅源于生产和消费的过程,更源于人们对自己行为的不负责任,在人们建构的秩序化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借口,从而推卸责任。这种不负责任却是得到现代社会整个制度上的保证。
综上所述,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现代社会的风险本质的外化和体现。它根植于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三个层面。要想解决环境问题,人们就要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对世界的秩序化改造,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以风险意识取代财富意识,以沟通理性取代工具理性,重塑我们的社会体制。
参考文献
[1]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3;15;17
[2]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民族出版社,2008: 41～44;45
[3]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37页
[4]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3:223
【关键词】 环境问题;现代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环境问题的产生背后有着一系列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因而与现代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环境问题的产生显示了现代性的运作逻辑蕴藏着巨大的风险。这种现代性又体现在受现代性改造程度最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制度三个方面。
一、关于现代性
什么是现代性?英国社会学家鲍曼认为:“现代性就是抛弃并决定改造现有世界,现代意义上的存在包含了强制性和义务性的改变:以能作为名义,打着‘应该作为’的旗号对‘仅仅是如此’进行驳斥。现代社会有野心和决心挑战‘不变’。这种野心就是将它我(itself)与自我(the self)相区分,然后不停地刷新它我。现代化就是这样前行的。面临的选择要么是现代化要么是灭亡,现代历史因此就是设计的历史。”这个世界原本是一个自行其是的世界,一切既不是我们认为的井井有条,也不是我们认为的充满混乱,既不是洁净的也不是肮脏的。“是人类的设计在想象中将秩序的景象与世界的无序,将肮脏与纯净结合在一起。思想首先修剪整理世界的意象,这样真实的世界就可以因循次意象得以秩序化。”这种秩序化遵循着个人→群体→人类社会→自然环境这样脉络,它体现了人类的主体意志,或者说是人类中心主义。人们按照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改造自然界,所采用方式就是生产。废弃物无疑就是这种秩序化活动的边角料。
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对世界的秩序化改造。尽管秩序化的追求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体制的,比如规定某些行为是犯罪然后以惩罚罪犯的方式来明确秩序的存在。人们建构的秩序化建构也延伸到自然环境中来,却没有根本地改变自然环境。就最根本的生产方式而言,传统的农耕文明是连续的,播种意味着收获,养殖意味着增殖,死亡之后是重生。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废物的产生,因为所有的产物都可以参加生产的循环。在现代社会,机器化大生产所利用的能源绝大多数是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鲍曼引述刘易斯·芒福德的说法认为,“采矿是破裂和间断的象征”因而“旧的不被废弃破坏,新的便不会产生,新事物诞生在目标产品和它实现道路上任何障碍的无情又仔细的分裂的分裂过程中”。所有的新生事物都迟早要面对死亡,为更新的事物让路,大多数事物被创造之后就意味着死亡,在出生时就被宣布了死亡的日期。
例如所有的产品都有保质期,在保质期之内,它是有生命的,在保质期之外,就必须成为废弃物。现代的生产方式就是一个连续断裂的过程,这种说法似乎充满矛盾,断裂意味着事物的不断更新,连续则意味着不断进行这种断裂。一旦这个连续的过程被减缓或者中止,社会的运行就会出问题,诸如经济衰退、大萧条等。现代生产方式本身就内含着一种矛盾,这种矛盾赋予废弃物一些特征,使其处理起来很困难。一方面它从自然环境中“断裂”出来,回归自然就极为困难,例如塑料制品和大多数化学制剂;另一方面垃圾产生的速率不断加快,因为生产也在不断加快。
二、 环境问题与现代性
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现代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业改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现代的生活方式也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一方面现代的生产方式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废弃物的产生一部分来自于生产过程,另一部分则来自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人们对于确定性的寻求也使得废弃物变为“垃圾”和“污秽”。环境污染意味着一种深刻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正是我们的生活的风险和不安全的来源,因为不确定性,意味着未知,也意味着不可控制。人们渴望生活在一个确定性的世界里,一切都井井有条,都在人们的控制之中,一旦有事物破坏了这种秩序,就是“污染”或者说是“垃圾”。
玛丽·道格拉斯认为:“如果把关于污秽观念中的病原学和卫生学因素去掉。我们就会得到关于误会的古老定义,即污秽就是位置不当的东西(matter out of place),它暗示了两个情境:一系列有秩序的关系以及对此秩序的违背。这样一来,污秽就绝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事件。有污秽的地方必然存在一个系统。污秽是事物系统排序和分类的副产品,因为排序的过程就是抛弃不当要素的过程。”这些不当要素就是废弃物,垃圾或者污秽。人类学家认为,人们从原始社会起就有对对洁净的需求不同文化形态下人们对污染物的定义并不相同,对污染的祛除和宗教中的禁忌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今天,判定污染物的标准和传统社会已经大不相同,传统社会主要是禁忌,现代社会则是科学。通过对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无序之物——污水、垃圾、废气的研究和定义,判定它们为废物,建立一个知识谱系和序列并延伸到人们的心理。人们似乎认为只要把这种东西排除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之外就能获得某种“洁净”,“窗明几净”带来的至少是心理上的宽慰。
在现代社会,每个家庭里所安装的下水管道、垃圾桶、抽油烟机在其工具性作用之外还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他们象征着人们对污染物的定义和恐慌,以及对“洁净”“卫生”生活的追求。“清扫”,则是一种“社会仪式”,清洁工日复一日的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将人们居住的社区中的了垃圾清理走,这些垃圾不仅包括不可再生的塑料物品,还包括可以进入自然循环的人们的生活垃圾。在清洁中,人们并不区别垃圾的种类,将这些都定义为不卫生,会孳生蚊蝇传播疾病,清扫的仪式性功能无疑就是解除人们的担心。人们似乎相信只要这些污染物远离自己的生活,就会远离疾病——至少是一部分疾病。他们竭力在自己所生活的区域内保持“干净、整洁”。和清扫一样,排放也是一种社会仪式,人们将此处的污染物转移到另外的地方,从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保持了有序和洁净。
清扫和排放是为了转移废弃物以及废弃物所代表的风险,废弃物来自于人们对秩序化的追求,来自于人们对世界图景的设计,风险也就是这种设计所固有的本质了。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不可驾驭的庞然大物,而不安全和风险来自于现代社会的设计者的设计事物和操纵者的失误。贝克也认为,风险本身并不来自于外界,而是来自于现代社会本身。我们要检讨风险的成因,就必须检讨给设计者们以指导的“科学”以及科学背后的整个体制。“在日常工作中致力于革命性地颠覆现有社会秩序的规划的生意人和科学家,以天真的客观性面目坚持认为他们不对这些计划中决定的任何问题负责任。”也就是说,环境问题的产生不仅源于生产和消费的过程,更源于人们对自己行为的不负责任,在人们建构的秩序化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借口,从而推卸责任。这种不负责任却是得到现代社会整个制度上的保证。
综上所述,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现代社会的风险本质的外化和体现。它根植于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三个层面。要想解决环境问题,人们就要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对世界的秩序化改造,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以风险意识取代财富意识,以沟通理性取代工具理性,重塑我们的社会体制。
参考文献
[1]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3;15;17
[2]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民族出版社,2008: 41～44;45
[3]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37页
[4]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3: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