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2008—2012年间，北京口岸共截获有害生物3618种次，其中以2011年最多，达到1092种次，2008年奥运年最低为441种次。截获的有害生物中以昆虫种次最多，为1970种次，其次是真菌1161种次，线虫列第3位，285种次；截获的检疫性有害生物中，昆虫种次最多，93种次，其次是线虫，61种次，病毒（类病毒）排第3，18种次。检疫性昆虫截获率整体呈下降趋势，而检疫性线虫和病毒（类病毒）的截获数量和种次逐年呈明显上升趋势，疫情首次截获情况突出。对2008—2012年间北京口岸截获植物疫情进行统计分析，旨在为提高口岸检疫监管、降低外来有害生物传入风险和检验检疫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北京口岸；有害生物；疫情分析；建议
中图分类号：S41-3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2013-0487
Analysis and Advice on the Intercepted Epidemic Situation of Imported Plant in Beijing Port
Jiang Lihui1， Bian Yong1， Zhou Qi1， Lv Yufeng1， Deng Congliang1， Liang Linlin2
（1Beijing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Testing Center， Beijing 100026， China；
2Patent Examination Cooperation Center of the Patent Office，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From 2008 to 2012， 3618 species （times） pests had been intercepted in Beijing port during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most species were 1092 species （times） pests in 2011， while there were only 441 species （times） in 2008 Olympic year. The dominant pests were insects with 1970 species （times）， followed by fungi with 1161 species （times）. The third were nematodes with 285 species （times）. Among all of the quarantine pests， the dominant pests were insects with 93 species （times）， followed by the nematodes with 61 species （times）. The third category was virus （viroids）. The quantity and species of insects had reduced year by year， while the quantity and species of nematodes and virus （viroids） had increased obviously year by yea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ccurred in Beijing port from 2008 to 2012，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ort quarantine and supervision， the reduction of the invasion risk of the exotic pests and the reference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Key words： Beijing Port； Pest； Epidemic Situation Analysis； Advice
0 引言
由于首都北京的特殊地位，汇集了大量科研机构和苗木、农产品进出口公司，长期以来，通过北京口岸向国内引种的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的种类、数量始终处于全国第一的位置[1]。同时作为国际大都市，不少农产品也通过空运、陆运直接进入北京市场，给北京口岸带来较大的植物检疫压力[2]。
对于口岸疫情动态的研究，历来收到相关学者的重视，特别是从事口岸植物疫情检疫、有害生物鉴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有害生物疫情预测、防治等领域学者的重视[3]。研究者往往通过对口岸疫情动态的分析研究了解有害生物入侵状况[4]，一些研究则通过疫情的变化情况指导口岸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确保疫情控制的有效性[5]。在这一方面相关研究论文较多，一些研究是针对口岸整体疫情进行分析，如王江岭等[6]对宁波口岸植物疫情截获情况进行的分析报道，指出了在宁波口岸各类检疫性有害生物中，杂草所占比例最大，但昆虫比例有所上升；各类检测样品中，大豆、大麦中的检疫性有害生物数量最多；也有一些主要针对某类进口植物所携带疫情，或某类有害生物疫情进行分析，如李新芳等[7]对广东佛山口岸进境水果检疫及其有害生物疫情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防范对策，指出从进口水果中截获的有害生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惊人，其中不乏中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或具有重要检疫意义的危险性有害生物。而马兴莉等[8]则报道了中国口岸截获东盟实蝇疫情的情况，指出加强对东盟实蝇类重要害虫的检验检疫，保护中国农林业生产安全的问题迫在眉睫，此外，亦有针对旅客携带物疫情分析的一些研究，表明入境旅客携带物疫情亦不容忽视[9]，这些研究不少成为制定双边贸易协定的重要参考数据[10]，一些也成为口岸实验室规划建设的参考[11]，而对口岸旅客携带物疫情的分析，则成为旅客检疫工作必要性的有利证据[12]。 本研究作者对2008—2012年北京口岸入境的种苗等货物中截获的植物疫情进行全面、详细的统计分析，就口岸疫情截获的总体情况、截获有害生物特点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旨在向本地区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相关专业的研究、管理提供参考，并提出工作建议为进一步提高口岸检测把关能力、降低外来有害生物传入风险和检验检疫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1 北京口岸近5年截获有害生物总体情况
1.1 截获有害生物基本情况
2008—2012年，北京口岸共截获有害生物3618种次，其中以2011年最多，达到1092种次，其次为2012年842种次，2008年最低为441种次；其中截获昆虫种次最多，为1970种次；其次是真菌，1161种次；线虫列第3位，285种次；杂草、病毒（类病毒）分别截获131种次和36种次（详见表1）。
1.2 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基本情况
2008—2012年，北京口岸共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174种次，其中截获昆虫种次最多，为93种次；其次是线虫，61种次；病毒（类病毒）列第3位，18种次；杂草2种次，截获的真菌均为非检疫性真菌（表2）。
1.3 不同年份有害生物截获情况
2008—2012年，北京口岸疫情截获总体较波动，但检疫性有害生物截获总体趋于减少。受北京奥运会影响，2008年截获有害生物的数量在近5年中处于最低水平，而2011年达到最高峰，与此同时，有害生物总种次数，呈现出“高-低-高”的“大小”年特征，而检疫性有害生物截获数量相对较为平稳（表3）。
1.4 不同国家或地区传带检疫性有害生物的风险
对2008—2012年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进行统计，结果表明，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种类因来源国、应检物不同存在明显差异，截获频次最高的来源国是荷兰，应检物为种苗，截获的检疫性有害生物为线虫，52批次；其次是泰国，应检物为水果，23批次。表4给出了高风险有害生物的前10个国家或地区。
2 截获有害生物疫情分析
2.1 基本情况分析
所截获的有害生物中，昆虫最多，其检疫性有害生物也最多；其次是真菌，但均为一般性有害生物；虽然线虫的截获率不如真菌，但其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截获率远高于真菌。在所有应检疫物中，种苗和水果是疫情截获率最高的2类植物产品。
2.2 截获有害生物特点
2.2.1 涉及检疫性有害生物种类多 近5年北京口岸截获的桔小实蝇、番石榴果实蝇、新菠萝灰粉蚧、香蕉穿孔线虫、鳞球茎茎线虫、马铃薯腐烂茎线虫、短体属线虫、根结属线虫、传毒类线虫、啤酒花矮化类病毒、葡萄黄斑类病毒1号、葡萄黄斑类病毒2号等均属于检疫性有害生物，都是随水果、种苗携带传播高风险的有害生物，而且批次多、种类多、寄主范围广泛、来源复杂。
2.2.2 水果携带检疫性昆虫风险高 北京口岸2008—2012年截获有害生物总共3618种次，其中昆虫为1970种次，占总截获量的54%，而这些昆虫几乎100%是从进境水果中截获的。近几年北京口岸进境的水果批次、数量和品种均呈上升趋势，也是导致水果中检疫性昆虫截获率较多的原因。
2.2.3 多年生宿根花卉携带检疫性线虫风险高 北京口岸是植物繁殖材料进境指定检疫口岸，每年从北京口岸进境的种苗、种球品种繁多，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多年生宿根花卉，而检疫性线虫截获量由2008年每年6种次，逐年增加到2012年每年18种次，检疫性线虫疫情呈明显上升趋势。
2.2.4 种苗携带检疫性病毒（类病毒）风险高 北京口岸进境种苗中病毒（类病毒）疫情形势严峻，由2008年的无截获记录，猛增到2012年的15种次，种苗中携带检疫性病毒（类病毒）的风险非常高。
2.2.5 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相对集中 一方面，植物疫情具明显季节性，每年春季、初夏苗木引种繁殖相对集中的季节，植物疫情也相对集中、携带检疫性线虫和病毒（类病毒）疫情严重；大量进境水果是导致昆虫疫情大量出现的直接原因。如北京口岸截获的桔小实蝇主要是水果成熟上市季节；而线虫疫情大多集中在每年2—4月的春节和春季种植期，如2次截获的香蕉穿孔线虫均发生在当年春节前一周；鳞球茎茎线虫、马铃薯腐烂茎线虫等多在每年3—4月春季种植期被截获。
另一方面，疫情来源与产品输出国家或地区一致，如检疫性昆虫疫情集中在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水果输出国，而检疫性线虫主要是种苗和盆花输出最多的荷兰，病毒（类病毒）疫情的增多主要与大宗种苗输出国，如从日本大量引种桃树苗等有关。
2.2.6 涉及寄主范围广 北京口岸截获的检疫性昆虫涉及从东南亚进境的绝大多数水果品种，如携带桔小实蝇高风险的莲雾、龙眼、番石榴和携带新菠萝灰粉蚧的香蕉等；而携带检疫性线虫的种苗涉及到北京城市景观生态规划中几乎所有绿地栽培的多年生宿根花卉，其中既有大规模引种栽培进口数量相对较大的鸢尾、萱草等，也有少量引种的黄花捻、橐吾等。近5年北京口岸截获线虫疫情涉及到蝎尾蕉、鸢尾、百合、茶镳子、老鹳草、鬼灯擎、铃兰、肺草、黄花捻、蓼、风铃草、醉鱼草、锈线菊、黄精、福禄考、橐吾、婆婆纳、吊钟柳、苹果苗、猕猴桃苗等26种苗木花卉，几乎占到北京口岸进口种苗种类的1/3；携带检疫性病毒（类病毒）的种苗通常进口量大，品种相对单一。
3 北京口岸进境植物疫情高发的原因分析
3.1 进境的植物及产品种类多
首先，北京是首都和国际化大都市，作为国家对外联络的窗口，经常要举办各种外事活动和其他国际性展会，因此在城市规划和绿色景观建设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经常大量引种国外优质种苗花卉；其次北京高校、科研院所云集，这些单位也从国外引种大量的花卉品种用于科研、育种，虽然数量不多，但批次多、种类丰富，位居全国首位。甚至很多品种属首次引进，有些稀有、特殊种，因引种数量少、批次少，并未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相应的审批工作也不太完善，风险分析不够细致，尤其在对输出国疫情分析不到位情况下就批准引种，使有害生物传入的风险大大增加。 3.2 引种苗木易携带有害生物
一方面，进口种苗大多属于多年生宿根花卉，地下根茎处于休眠期，检疫性线虫随植物的地下根茎传入，而病毒（类病毒）通常只有在生长期才表现出症状；另一方面，为提高栽培成活率，进口种苗花卉常伴有输出国家和地区检疫性线虫疫区的介质土，由于检疫性线虫多存活于植物根茎内或介质土中，除害处理困难。如果引种前处理不当，就很容易造成检疫性线虫入境。从近几年北京口岸截获情况看，进境种苗花卉的线虫检出率几乎达到100%。
3.3 植物及产品主要输出国属有害生物多发区
一方面，北京口岸截获的昆虫疫情几乎100%来源于进境水果，其来源地本身就是疫情高发区，水果中的检疫性实蝇因深藏果肉中，不易作除害处理；另一方面，北京口岸截获检疫性线虫和病毒（类病毒）的花卉苗木主要来自荷兰、美国、法国、智利等有害生物高发的国家。
4 对北京地区植物及其产品引进的工作建议
植物检疫是以立法手段防止植物及其产品在流通过程中传播有害生物的措施，是植物保护工作的一个方面，其特点是从宏观整体上预防一切有害生物的传入、定植与扩展，其具有一定的法律强制性。目前大多数国家的植物检疫均遵行产地预检、口岸关检和栽培地监管的模式[13]，这3个环节相辅相成，密切配合，才能使检疫体系发挥防控有害生物的作用。目前由于中国农业检疫体制的原因，一般植物种苗的进口，涉及到农业、林业部门的审批，口岸检疫部门的关检及属地农、林业部门的“内检”等环节，由于隶属不同部门，在种苗进口过程中，信息的共享、措施的配合等则尤其重要。北京作为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在相关政策研究领域更应不断探索，积极研究制定适合本地区，乃至可以向全国推广的有益举措，基于笔者在口岸工作的体会，提出以下建议。
4.1 加强审批管理
检疫审批是进境种苗检疫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检疫审批应依照进境种苗检疫技术法规体系相关要求来审批。检疫审批应该建立在对引种植物产地疫情分析的基础上的科学决策。同时应考虑和出入境部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的衔接。从北京口岸多次检出疫情的宿根苗木的审批情况来看，这些审批多数只提出进行细菌、真菌等少量项目的检测要求，与疫情实际状况差别较大。作为批准引种的官方文件，在引种活动中具有重要法律地位，其科学性和准确性对引种工作有着重要的导向性，从源头抓起，加强引种的审批管理，有助于降低高风险苗木引进的风险，也可为口岸检疫部门提供更为精准的施检参考。
4.2 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
由于多种科研用、试种引种的小批量苗木多通过北京口岸入境，这些苗木的疫情发生情况，可作为农林等部门了解该类植物或植物产品疫情风险的基础数据，为日后大规模引种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同时口岸针对多种苗木实施的检测信息，也可以成为一些种苗入境后栽培监管、植保管理的有益参考。而反之，农林部门的引种计划的及时通报，也有助于口岸合理分配检测力量，及时开展检测工作。因此在多部门间建立合理的通报机制、信息共享机制，有助于提供植物及其产品引进管理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4.3 加强部门间合作，捋顺管理线条
对进境种苗检疫监管，农林审批部门、检验检疫部门均有检疫监管职责，如何保证各自环节的职能力度，同时有在环节间又有效衔接，将成为植物及其产品安全引种的保证。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合作，建立管理协调机制，加强配合，既保证正常贸易的有序进行，又能保证本地区农林业生产安全。
5 结语
笔者通过对北京口岸近5年口岸疫情数据的统计分析，总结出了北京口岸有害生物疫情发生的特点及原因，这有助于本地区农林业工作人员参考，为本地区植物保护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口岸检疫，是植物及其产品进入国门前，最后一道有害生物的防线，因此对口岸疫情数据的总结，能从总体上反映本地区农林业来自国外的疫情风险压力，由于北京着力发展“都市型农业”，其建设初期以发展观光休闲性农业为主[14]。近几年北京地区大量引进国外种苗，用于城市绿化、生态建设，但随着带来较大的有害生物防控压力，北京的区域位置及生态特征，决定了其生态涵养区较为有限[15]。因此对于本地区的有害生物检疫、预测预报、防治等更显得犹为重要。笔者以北京口岸截获疫情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获得北京口岸外来植物携带疫情的总体特征，并分析其原因并给出建议。基于北京特殊的首都效应，大量植物及产品从本地区入境，一方面，本地区农业生态承受力有限，而另一方面本地区乃至全国植物检疫工作中存在的“内外检”缺少交流与合作，协调性差，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植物检疫工作执法主体交叉等问题[16]，都成为本地区疫情风险高发的原因。笔者就此，在分析疫情高发的原因和特点基础上，重点从加强内外检源头管理上提出工作建议，以为各方面决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边勇，周琦，江丽辉，等.加强苗木引种管理防止有害生物侵入[J].中国线虫学研究，2010（3）：134-136.
[2] 边勇，汪万春，李建光，等.北京口岸奥运前后进境植物检疫截获疫情分析[J].植物检疫，2012，26（1）：77-81.
[3] 顾忠盈，周明华，吴新华，等.江苏口岸动植物疫情预警与应对的工作探讨[J].江苏农业科学，2008（6）：305-306.
[4] 谌运清，刘翔，杨万风，等.进境大豆植物检疫截获疫情分析及工作建议[J].植物检疫，2009，23（S）：61-64.
[5] 王祥，李凯兵，谈珺，等.进境林木种苗疫情分析与检疫对策[J].广东农业科学，2012（19）：83-85.
[6] 王江岭，徐瑛，张慧丽，等.宁波口岸植物疫情截获情况分析[J].植物检疫，2011，25（6）：90-93.
[7] 李新芳，王卫芳，余霞，等.广东佛山口岸进境水果检疫及其有害生物疫情分析与防范对策[J].植物检疫，2012，26（5）：69-75.
[8] 马兴莉，刘海军，李志红，等.我国口岸截获东盟实蝇疫情分析[J].植物检疫，2012，26（5）：82-87.
[9] 韦兵，张传飞.广州天河口岸旅检截获植物疫情情况分析[J].植物检疫，2012，26（6）：78-80.
[10] 赵朔，吴杰，丁建云.植物检疫对我国农业产业的影响与对策思考[J].中国植保导刊，2012，32（3）：58-89.
[11] 谢建勋.空港口岸植物检疫实验室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植物检疫，2012，26（2）：75-77.
[12] 王桂英.我国入境旅客携带物检疫问题与对策[J].对外经贸，2012（8）：93-94
[13] 朱西汝，徐志宏，陈枝楠.植物检疫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8.
[14] 周春江，刘瑞涵.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阶段性发展理论探讨与实践[J].作物杂志，2011（3）：7-10.
[15] 和朝东，张广海.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农村发展研究——以怀柔区为例[J].北京规划建设.2010（6）：56-60.
[16] 王晓勤，马荣，朱银飞，等.试论进出境植物检疫和国内植物检疫的关系[J].中国农学通报，2010，26（12）：257-260.
关键词：北京口岸；有害生物；疫情分析；建议
中图分类号：S41-3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2013-0487
Analysis and Advice on the Intercepted Epidemic Situation of Imported Plant in Beijing Port
Jiang Lihui1， Bian Yong1， Zhou Qi1， Lv Yufeng1， Deng Congliang1， Liang Linlin2
（1Beijing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Testing Center， Beijing 100026， China；
2Patent Examination Cooperation Center of the Patent Office，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From 2008 to 2012， 3618 species （times） pests had been intercepted in Beijing port during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most species were 1092 species （times） pests in 2011， while there were only 441 species （times） in 2008 Olympic year. The dominant pests were insects with 1970 species （times）， followed by fungi with 1161 species （times）. The third were nematodes with 285 species （times）. Among all of the quarantine pests， the dominant pests were insects with 93 species （times）， followed by the nematodes with 61 species （times）. The third category was virus （viroids）. The quantity and species of insects had reduced year by year， while the quantity and species of nematodes and virus （viroids） had increased obviously year by yea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ccurred in Beijing port from 2008 to 2012，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ort quarantine and supervision， the reduction of the invasion risk of the exotic pests and the reference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Key words： Beijing Port； Pest； Epidemic Situation Analysis； Advice
0 引言
由于首都北京的特殊地位，汇集了大量科研机构和苗木、农产品进出口公司，长期以来，通过北京口岸向国内引种的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的种类、数量始终处于全国第一的位置[1]。同时作为国际大都市，不少农产品也通过空运、陆运直接进入北京市场，给北京口岸带来较大的植物检疫压力[2]。
对于口岸疫情动态的研究，历来收到相关学者的重视，特别是从事口岸植物疫情检疫、有害生物鉴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有害生物疫情预测、防治等领域学者的重视[3]。研究者往往通过对口岸疫情动态的分析研究了解有害生物入侵状况[4]，一些研究则通过疫情的变化情况指导口岸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确保疫情控制的有效性[5]。在这一方面相关研究论文较多，一些研究是针对口岸整体疫情进行分析，如王江岭等[6]对宁波口岸植物疫情截获情况进行的分析报道，指出了在宁波口岸各类检疫性有害生物中，杂草所占比例最大，但昆虫比例有所上升；各类检测样品中，大豆、大麦中的检疫性有害生物数量最多；也有一些主要针对某类进口植物所携带疫情，或某类有害生物疫情进行分析，如李新芳等[7]对广东佛山口岸进境水果检疫及其有害生物疫情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防范对策，指出从进口水果中截获的有害生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惊人，其中不乏中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或具有重要检疫意义的危险性有害生物。而马兴莉等[8]则报道了中国口岸截获东盟实蝇疫情的情况，指出加强对东盟实蝇类重要害虫的检验检疫，保护中国农林业生产安全的问题迫在眉睫，此外，亦有针对旅客携带物疫情分析的一些研究，表明入境旅客携带物疫情亦不容忽视[9]，这些研究不少成为制定双边贸易协定的重要参考数据[10]，一些也成为口岸实验室规划建设的参考[11]，而对口岸旅客携带物疫情的分析，则成为旅客检疫工作必要性的有利证据[12]。 本研究作者对2008—2012年北京口岸入境的种苗等货物中截获的植物疫情进行全面、详细的统计分析，就口岸疫情截获的总体情况、截获有害生物特点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旨在向本地区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相关专业的研究、管理提供参考，并提出工作建议为进一步提高口岸检测把关能力、降低外来有害生物传入风险和检验检疫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1 北京口岸近5年截获有害生物总体情况
1.1 截获有害生物基本情况
2008—2012年，北京口岸共截获有害生物3618种次，其中以2011年最多，达到1092种次，其次为2012年842种次，2008年最低为441种次；其中截获昆虫种次最多，为1970种次；其次是真菌，1161种次；线虫列第3位，285种次；杂草、病毒（类病毒）分别截获131种次和36种次（详见表1）。
1.2 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基本情况
2008—2012年，北京口岸共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174种次，其中截获昆虫种次最多，为93种次；其次是线虫，61种次；病毒（类病毒）列第3位，18种次；杂草2种次，截获的真菌均为非检疫性真菌（表2）。
1.3 不同年份有害生物截获情况
2008—2012年，北京口岸疫情截获总体较波动，但检疫性有害生物截获总体趋于减少。受北京奥运会影响，2008年截获有害生物的数量在近5年中处于最低水平，而2011年达到最高峰，与此同时，有害生物总种次数，呈现出“高-低-高”的“大小”年特征，而检疫性有害生物截获数量相对较为平稳（表3）。
1.4 不同国家或地区传带检疫性有害生物的风险
对2008—2012年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进行统计，结果表明，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种类因来源国、应检物不同存在明显差异，截获频次最高的来源国是荷兰，应检物为种苗，截获的检疫性有害生物为线虫，52批次；其次是泰国，应检物为水果，23批次。表4给出了高风险有害生物的前10个国家或地区。
2 截获有害生物疫情分析
2.1 基本情况分析
所截获的有害生物中，昆虫最多，其检疫性有害生物也最多；其次是真菌，但均为一般性有害生物；虽然线虫的截获率不如真菌，但其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截获率远高于真菌。在所有应检疫物中，种苗和水果是疫情截获率最高的2类植物产品。
2.2 截获有害生物特点
2.2.1 涉及检疫性有害生物种类多 近5年北京口岸截获的桔小实蝇、番石榴果实蝇、新菠萝灰粉蚧、香蕉穿孔线虫、鳞球茎茎线虫、马铃薯腐烂茎线虫、短体属线虫、根结属线虫、传毒类线虫、啤酒花矮化类病毒、葡萄黄斑类病毒1号、葡萄黄斑类病毒2号等均属于检疫性有害生物，都是随水果、种苗携带传播高风险的有害生物，而且批次多、种类多、寄主范围广泛、来源复杂。
2.2.2 水果携带检疫性昆虫风险高 北京口岸2008—2012年截获有害生物总共3618种次，其中昆虫为1970种次，占总截获量的54%，而这些昆虫几乎100%是从进境水果中截获的。近几年北京口岸进境的水果批次、数量和品种均呈上升趋势，也是导致水果中检疫性昆虫截获率较多的原因。
2.2.3 多年生宿根花卉携带检疫性线虫风险高 北京口岸是植物繁殖材料进境指定检疫口岸，每年从北京口岸进境的种苗、种球品种繁多，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多年生宿根花卉，而检疫性线虫截获量由2008年每年6种次，逐年增加到2012年每年18种次，检疫性线虫疫情呈明显上升趋势。
2.2.4 种苗携带检疫性病毒（类病毒）风险高 北京口岸进境种苗中病毒（类病毒）疫情形势严峻，由2008年的无截获记录，猛增到2012年的15种次，种苗中携带检疫性病毒（类病毒）的风险非常高。
2.2.5 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相对集中 一方面，植物疫情具明显季节性，每年春季、初夏苗木引种繁殖相对集中的季节，植物疫情也相对集中、携带检疫性线虫和病毒（类病毒）疫情严重；大量进境水果是导致昆虫疫情大量出现的直接原因。如北京口岸截获的桔小实蝇主要是水果成熟上市季节；而线虫疫情大多集中在每年2—4月的春节和春季种植期，如2次截获的香蕉穿孔线虫均发生在当年春节前一周；鳞球茎茎线虫、马铃薯腐烂茎线虫等多在每年3—4月春季种植期被截获。
另一方面，疫情来源与产品输出国家或地区一致，如检疫性昆虫疫情集中在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水果输出国，而检疫性线虫主要是种苗和盆花输出最多的荷兰，病毒（类病毒）疫情的增多主要与大宗种苗输出国，如从日本大量引种桃树苗等有关。
2.2.6 涉及寄主范围广 北京口岸截获的检疫性昆虫涉及从东南亚进境的绝大多数水果品种，如携带桔小实蝇高风险的莲雾、龙眼、番石榴和携带新菠萝灰粉蚧的香蕉等；而携带检疫性线虫的种苗涉及到北京城市景观生态规划中几乎所有绿地栽培的多年生宿根花卉，其中既有大规模引种栽培进口数量相对较大的鸢尾、萱草等，也有少量引种的黄花捻、橐吾等。近5年北京口岸截获线虫疫情涉及到蝎尾蕉、鸢尾、百合、茶镳子、老鹳草、鬼灯擎、铃兰、肺草、黄花捻、蓼、风铃草、醉鱼草、锈线菊、黄精、福禄考、橐吾、婆婆纳、吊钟柳、苹果苗、猕猴桃苗等26种苗木花卉，几乎占到北京口岸进口种苗种类的1/3；携带检疫性病毒（类病毒）的种苗通常进口量大，品种相对单一。
3 北京口岸进境植物疫情高发的原因分析
3.1 进境的植物及产品种类多
首先，北京是首都和国际化大都市，作为国家对外联络的窗口，经常要举办各种外事活动和其他国际性展会，因此在城市规划和绿色景观建设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经常大量引种国外优质种苗花卉；其次北京高校、科研院所云集，这些单位也从国外引种大量的花卉品种用于科研、育种，虽然数量不多，但批次多、种类丰富，位居全国首位。甚至很多品种属首次引进，有些稀有、特殊种，因引种数量少、批次少，并未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相应的审批工作也不太完善，风险分析不够细致，尤其在对输出国疫情分析不到位情况下就批准引种，使有害生物传入的风险大大增加。 3.2 引种苗木易携带有害生物
一方面，进口种苗大多属于多年生宿根花卉，地下根茎处于休眠期，检疫性线虫随植物的地下根茎传入，而病毒（类病毒）通常只有在生长期才表现出症状；另一方面，为提高栽培成活率，进口种苗花卉常伴有输出国家和地区检疫性线虫疫区的介质土，由于检疫性线虫多存活于植物根茎内或介质土中，除害处理困难。如果引种前处理不当，就很容易造成检疫性线虫入境。从近几年北京口岸截获情况看，进境种苗花卉的线虫检出率几乎达到100%。
3.3 植物及产品主要输出国属有害生物多发区
一方面，北京口岸截获的昆虫疫情几乎100%来源于进境水果，其来源地本身就是疫情高发区，水果中的检疫性实蝇因深藏果肉中，不易作除害处理；另一方面，北京口岸截获检疫性线虫和病毒（类病毒）的花卉苗木主要来自荷兰、美国、法国、智利等有害生物高发的国家。
4 对北京地区植物及其产品引进的工作建议
植物检疫是以立法手段防止植物及其产品在流通过程中传播有害生物的措施，是植物保护工作的一个方面，其特点是从宏观整体上预防一切有害生物的传入、定植与扩展，其具有一定的法律强制性。目前大多数国家的植物检疫均遵行产地预检、口岸关检和栽培地监管的模式[13]，这3个环节相辅相成，密切配合，才能使检疫体系发挥防控有害生物的作用。目前由于中国农业检疫体制的原因，一般植物种苗的进口，涉及到农业、林业部门的审批，口岸检疫部门的关检及属地农、林业部门的“内检”等环节，由于隶属不同部门，在种苗进口过程中，信息的共享、措施的配合等则尤其重要。北京作为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在相关政策研究领域更应不断探索，积极研究制定适合本地区，乃至可以向全国推广的有益举措，基于笔者在口岸工作的体会，提出以下建议。
4.1 加强审批管理
检疫审批是进境种苗检疫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检疫审批应依照进境种苗检疫技术法规体系相关要求来审批。检疫审批应该建立在对引种植物产地疫情分析的基础上的科学决策。同时应考虑和出入境部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的衔接。从北京口岸多次检出疫情的宿根苗木的审批情况来看，这些审批多数只提出进行细菌、真菌等少量项目的检测要求，与疫情实际状况差别较大。作为批准引种的官方文件，在引种活动中具有重要法律地位，其科学性和准确性对引种工作有着重要的导向性，从源头抓起，加强引种的审批管理，有助于降低高风险苗木引进的风险，也可为口岸检疫部门提供更为精准的施检参考。
4.2 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
由于多种科研用、试种引种的小批量苗木多通过北京口岸入境，这些苗木的疫情发生情况，可作为农林等部门了解该类植物或植物产品疫情风险的基础数据，为日后大规模引种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同时口岸针对多种苗木实施的检测信息，也可以成为一些种苗入境后栽培监管、植保管理的有益参考。而反之，农林部门的引种计划的及时通报，也有助于口岸合理分配检测力量，及时开展检测工作。因此在多部门间建立合理的通报机制、信息共享机制，有助于提供植物及其产品引进管理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4.3 加强部门间合作，捋顺管理线条
对进境种苗检疫监管，农林审批部门、检验检疫部门均有检疫监管职责，如何保证各自环节的职能力度，同时有在环节间又有效衔接，将成为植物及其产品安全引种的保证。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合作，建立管理协调机制，加强配合，既保证正常贸易的有序进行，又能保证本地区农林业生产安全。
5 结语
笔者通过对北京口岸近5年口岸疫情数据的统计分析，总结出了北京口岸有害生物疫情发生的特点及原因，这有助于本地区农林业工作人员参考，为本地区植物保护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口岸检疫，是植物及其产品进入国门前，最后一道有害生物的防线，因此对口岸疫情数据的总结，能从总体上反映本地区农林业来自国外的疫情风险压力，由于北京着力发展“都市型农业”，其建设初期以发展观光休闲性农业为主[14]。近几年北京地区大量引进国外种苗，用于城市绿化、生态建设，但随着带来较大的有害生物防控压力，北京的区域位置及生态特征，决定了其生态涵养区较为有限[15]。因此对于本地区的有害生物检疫、预测预报、防治等更显得犹为重要。笔者以北京口岸截获疫情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获得北京口岸外来植物携带疫情的总体特征，并分析其原因并给出建议。基于北京特殊的首都效应，大量植物及产品从本地区入境，一方面，本地区农业生态承受力有限，而另一方面本地区乃至全国植物检疫工作中存在的“内外检”缺少交流与合作，协调性差，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植物检疫工作执法主体交叉等问题[16]，都成为本地区疫情风险高发的原因。笔者就此，在分析疫情高发的原因和特点基础上，重点从加强内外检源头管理上提出工作建议，以为各方面决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边勇，周琦，江丽辉，等.加强苗木引种管理防止有害生物侵入[J].中国线虫学研究，2010（3）：134-136.
[2] 边勇，汪万春，李建光，等.北京口岸奥运前后进境植物检疫截获疫情分析[J].植物检疫，2012，26（1）：77-81.
[3] 顾忠盈，周明华，吴新华，等.江苏口岸动植物疫情预警与应对的工作探讨[J].江苏农业科学，2008（6）：305-306.
[4] 谌运清，刘翔，杨万风，等.进境大豆植物检疫截获疫情分析及工作建议[J].植物检疫，2009，23（S）：61-64.
[5] 王祥，李凯兵，谈珺，等.进境林木种苗疫情分析与检疫对策[J].广东农业科学，2012（19）：83-85.
[6] 王江岭，徐瑛，张慧丽，等.宁波口岸植物疫情截获情况分析[J].植物检疫，2011，25（6）：90-93.
[7] 李新芳，王卫芳，余霞，等.广东佛山口岸进境水果检疫及其有害生物疫情分析与防范对策[J].植物检疫，2012，26（5）：69-75.
[8] 马兴莉，刘海军，李志红，等.我国口岸截获东盟实蝇疫情分析[J].植物检疫，2012，26（5）：82-87.
[9] 韦兵，张传飞.广州天河口岸旅检截获植物疫情情况分析[J].植物检疫，2012，26（6）：78-80.
[10] 赵朔，吴杰，丁建云.植物检疫对我国农业产业的影响与对策思考[J].中国植保导刊，2012，32（3）：58-89.
[11] 谢建勋.空港口岸植物检疫实验室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植物检疫，2012，26（2）：75-77.
[12] 王桂英.我国入境旅客携带物检疫问题与对策[J].对外经贸，2012（8）：93-94
[13] 朱西汝，徐志宏，陈枝楠.植物检疫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8.
[14] 周春江，刘瑞涵.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阶段性发展理论探讨与实践[J].作物杂志，2011（3）：7-10.
[15] 和朝东，张广海.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农村发展研究——以怀柔区为例[J].北京规划建设.2010（6）：56-60.
[16] 王晓勤，马荣，朱银飞，等.试论进出境植物检疫和国内植物检疫的关系[J].中国农学通报，2010，26（12）：257-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