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国的城市有两个特点，一是盖楼多，另一个是搬家多。因为这两个特点，城市变得陌生了。大批旧房拆了，新楼盖起来，城市的景观大变。城市居民一个接一个离开旧居，搬入新房，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着发生了大的变化。
　　看电影《没事儿偷着乐》，看到最后，张大民一家從胡同的狭窄小房搬进单元楼，虽然为他们一家高兴，但也在心中暗暗猜想，电影里面展现的那种滋味丰富的邻里生活还会延续吗？电影结束了，心里却留下一桩“悬案”。
　　常听社会学家说，城市环境会造就一种特别的“人类”，他们有四种特点：一是理智性强，用理智而非感情来对待事情；二是精于计算，对于利弊得失要考虑再三；三是厌倦享乐；四是人情淡漠。过去我总认为这些情况不适合北京城，老北京的胡同生活不是这样冷淡疏远，但看到现在城市的变化，我渐渐感到社会学家说得有道理。电影里张大民一家最后是搬进单元楼了，但我们不难推测，大民“贫嘴”的生活环境也就没了。原来的胡同院里，邻居之间常见常聊，好说的人可以施展，但在单元楼里面，大家都比较“独”，对话很少，想象张大民在单元楼里一定憋死了。
　　电影里没有讲张大民是否还留恋他原来生活的那个胡同小院，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推测，张大民一定会留恋一番的。我自己也有从陈旧故居搬进新式楼房的经历，最近，因故居院子要被彻底拆除，老邻居们故院重游，拍照留影，对曾经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尽情感怀了一回。所谓“老邻居”，其实都是在这个院中长大的孩子，后来天各一方，从事各色职业，也有颇具知名度的明星，大家听说老院子要拆，都赶来要见它最后一面，回来的人数之多、之全，都超出事前的预料。一个“地方”的毁灭，竟有这么大的感召力！
　　美国一位有名的华人地理学家提出过一个人文地理术语，叫“恋地情结”（Topophilia），我想这个术语的提出很有必要，因为“恋地”是普遍存在的，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有这种情结。以故地为题作诗、作歌的大有其人。“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些诗歌都道出“恋地情结”，这些“恋地”诗歌，作者有情，闻者动容，一点也不比“恋人”的诗歌差。
　　不过，“恋地”是要有条件的。要“恋”的地方都是“特征性场所”（人文地理的另一术语），在这些特征性场所都有特定的景观，恋地与恋景观是并存的。如果把原来的景观拆个精光，换一个大样，恋地之情会变得空洞而无所依托，也就不会长久。我后来路过老院子那个地方，旧平房已被推倒，大树也被砍伐，面目全非，看上去俨然是个陌生的地方，想到日后会有新式高楼在这里耸立，那更是个与我无关的景观，对这个地方的“感觉”也就从我心中消退了。
　　我们居住很久的城市就这样一块一块地变得陌生起来，我们的生活，交往的群体也在同步地改变。竟然有学者说：“迷路的经历就成了我们对现代城市认知的基本特征。”在现代城市中的“迷路”，从本质上说是城市生活的迅速改变，人们几乎产生了全方位的“陌生”感。我们在北京城里看到，不少老字号也搬了家，换了地方，还换了门面，“老”的感觉全然没有了。如果到处都没有了“老”的感觉，则产生了一种效果，即一个本地人站在了与外地人类似的地位。
　　在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中，人们必然要重建自己的地方认同感，选择新的城市空间位置和新的景观特征，渐渐形成新的“恋地情结”。当然，由于城市的社会文化生态已经改变，人们在重新选择地方认同时可能与过去的观念完全两样。眼下，似乎没有人能够清高到完全不顾“经济形象”地去选择位置，在这种情形下形成的“恋地情结”，都是要恋富贵之地，所以，才出现了如“富贵山庄”、“尊贵家园”之类的地方。这类地方正在形成新的“特征性场所”，为了追求这种“特征性场所”，人们不顾超度消费，与此同时，房地产商们则在“偷着乐”。陌生，使许多人产生盲目，却为商人带来大量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