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24岁住在波士顿的时候，门口有一条街就叫牛津街。如今我已经26岁，见证了这两个字如何从理想主义和街道名的混合体，成为学术圈生存手册的代名词。

岁月

　　在这样的人生阶段，除了經常被有些大腹便便、语重心长的老一辈叫作青年诗人之外——依据某种奇怪的惯例，等我40岁恐怕还会如此——最使我厌倦的莫过于为了查证某个引用的出处通宵达旦，然后又开始犯颈椎病。犯病间隔的缩短几乎和青春岁月的流逝，以及我对过去事物留恋的增长成正比。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至少在精神和身体状态层面，我已经不再完全年轻，如果年轻意味着某种不计代价的冲动和对生活的嬉戏态度的话。

　　犯病间隔的缩短几乎和青春岁月的流逝，以及我对过去事物留恋的增长成正比。

　　带着这种在外人看来，似乎有一半是强加于自己的沉重感，我越来越意识到与他人相处时，轻易暴露自己的学历是危险的。在中国这么做会让人感到敬畏，在牛津则会让人顿觉衰老，即使我好像看上去比多数博士年轻得多。成为博士也不光意味着年龄增长和掉发的可能性，它往往像任何真正的宗教一样，使你感到你开始有权利接近真理，并可以像阿奎那一样有勇气去破解世界之谜，但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一行诗中包含的真理光芒，很可能远比一本冗长的学术著作中的耀眼，但有时后者让人付出的代价却更沉重。除了生理上的痛苦，它对现实和思维中琐碎之物的偏爱也非常人可以忍受。正如上文所说，我经常身陷同引文和脚注搏斗的艰难时刻不能自拔，后来经常干脆打开另一篇文档写诗。

风

　　相比较而言，身在美国的学者们并不如此注重文法、逻辑和用词的规定性。风格上，他们是法国哲学家们的拥趸;血液里，他们是惠特曼缺少文化，因此更注重时髦的子孙。在迸发出真正的创造力以前，学术的宗教仪式并不构成与神圣真理接轨的必然条件。但对那些白发凌乱，眼镜盒比眼镜还要干净，可以随时信手拈来莎士比亚，或者济慈的非著名段落的英国老师们来说，学术研究并不存在这种“因信称义”的可能。就为了追求那么点烛火般的光芒，为了某个对这世界来说微不足道的论证，甚至为了编造一个只有自己才相信的谎言，我和这儿的很多学生学者一样，每天像钟点工坐在电脑前，熟练地翻开和合拢旁边那些只看过一部分的书，大口嚼着燕麦饼，有时像品尝卡西利亚的甘泉一样咂着卡布奇诺，心里暗暗祈祷有神祇为自己指点迷津，在一场自己亲手导演的无声辩论中。
　　与我相比，我的好朋友LA已年过三十，似乎更有资格发泄他对细节琐碎的愤懑。初次见面，他整个人犹如犰狳一样蜷在椅子里，不安地注视着周围的一举一动。在吃饭的大多数时间他是沉默的，刚开始我以为是拘谨，后来才知道他在朋友们中间时每每如是。令人惋惜的是，作为艺术史博士，他却并没有在谈话间显露多少艺术天分，反而经常不知所措，甚至谈到专业问题也会突然语塞。这种拘束感终于在一次酒局之后得到缓解。那天晚上他悠然地在大街上昂首阔步。
　　一种青春气盛的得意重新在他脸上燃起。他的背逐渐挺直，几乎让人感觉它本来就是如此。他的步伐逐渐轻盈，这种轻快一方面源于他喝得太多，以至于走路不稳;另一方面源于毕业论文中，最重要的几章已经大功告成。几个月以来，他对我坦言，没日没夜地专注于术语改动和资料考证等工作，已经让他疲惫不堪。为他感到庆幸的同时，我也由衷意识到相似的情形也可能在我身上发生。这种沉默，与其说是不擅与人交往，不如说是不擅与自己打交道。这不禁会让人疑惑，一个人舍弃暂时的名利，也许为了更长远的声誉或对永恒的执念，也或许什么都不因为，而投身于常人所不理解也不愿理解的精神事业中，这种行为是为了认识自我和世界吗，还是为了逃避自我和世界？

光

　　但无论如何，我坚持认为，这种努力即使不是完全具有意义的——实际上，很多人活着的时候的确未能弄清自己学术工作的意义何在，参考瓦尔特本雅明——也至少应该是令人感动的。值得感动的重要原因，并不在于一个人心甘情愿地献身于精神工作所表现出的崇高，却相反是他在这种充满现代繁冗和思想的边角料的劳动中还能稍微保持个体生命的独异性，即使这种独异有时看上去古怪而不可理喻。马尔库塞在写作单向度的人的时候，并不会想到他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单向度性，尽管几乎是以一种现代人自嘲的方式。如果所有工作都是一部社会巨型机器得以运转的组成部分，那么它们本质上并无区别，但是学术工作作为其中的一种，恰恰可能粗略地提供了一种自我反思的契机。当他在深夜面对空空如也的文档和面无表情的《论文字学》茫然无措之时，对自我的深刻怀疑和对世界的失望，却反而能让生命理解力达到新的层次。这种怀疑和失望，我不得不承认，是真正的流水线维修工所无法实现的。

　　更重要的是，学术工作会让一个人意识到自我和世界的无法分割性，在这点上它比任何工作对人的影响都更持久。金融业和股票淹没了自我，沉湎于绘画和音乐可能遗忘了世界，但人文学在这200年的历史阶段中，无论多么崇尚形式或宣扬虚无，它从一而终的人文主义底色并不随着时间彻底衰退。近年来席卷人文学科的社会人类学模式，一方面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色彩——对此我不想赘言;另一方面也让大学真正变成对于世界复杂性的提问中心，而非避之不及的世外桃源。研究荷马史诗的古典学者会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时下政论，而迷恋魏晋服饰工艺的专家也会频繁出现在当代艺术媒体中。对脚注的订正可能成为智慧的一部分——正如约瑟夫·布罗茨基所说，脚注使人类文明得以保存——在此过程中写作者的触角可能深入更久远的历史，或者更隐晦的当下现实，就像记者发现了某个公职人员不为人知的一面而暗自窃喜。一个人越是渴望学术的纯粹性，就越难以纵身跳脱现实的藩篱，因为根本上这其实是一回事。鉴于此我毫不怀疑，LA所经历的人生况味之丰富和他论文修改的字数一样多。正是这种被折磨出的局促使他陷入沉默。

网

　　这样看来，也许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点就在于，它们实际上一点也不要求维持表面的崇高性。驳杂和繁冗是人生的真谛，对于通向真理之路同样适用，无论你是走路还是坐私家车。从这个角度看，那些认为象牙塔里的人群缺乏外部世界经验的观点基本属于无稽之谈。在学术圈，无论是与自我、书籍，还是与他人的交往，个中的微妙之处可能比谈恋爱还要多。有些未来的政客奉献了他们一生中最聪明的时光，抱有企业家雄心的人献出了世故，而青年艺术家则用心观察前两种人的一举一动。借用福柯的话说，每个人都身处无处不在的微型权力网络中，被不同的关系所牵制，谁也不能独善其身。我曾经差点因为和硕士导师的关系不佳而失去前往牛津的推荐信。而在牛津，由于各自身份背景差异更为多样，人与人的交流更像是友好的人情世故的练习，以至于我时常感慨，昔日在北大的愣头青时光一去不返。
　　保持和他人良好关系的诀窍之一就是赞美。我有时会违心地称赞这个人穿着很讲究，或者那个人学术潜力巨大。对此我很后悔。但好在我还是保持了良好的个人原则，即在重大事件面前，不会轻易地顺从多数人的立场。集体的正确性不一定高于个体的正确性，虽然前者的喊声常常更为刺耳。这逐渐变成了我博士生活中交友的准则之一，对缺少原则而喜欢取悦他人者敬而远之。由于这种可能被认为是傲慢的执念，我以前因为懒得当面奉承，得罪过牛津某个学术投机分子，并在一段时间内饱受其身后诽谤之苦。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因为这件事我倒认识了不少朋友，都几乎怀着和我同样的愤慨，对其污蔑行为嗤之以鼻，甚至不惜当面回击。在感激之余，我也意识到这种友谊的弥足珍贵之处，并非在于能互相形成团体为彼此打抱不平，而是在于能认识到和你恪守相似原则之人，然后通过这种良性的激励，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并得以继续坚持信念和底线。而这一点，是我所认为的学术圈的终极生存指南。
　　编辑  郞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