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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一六和二0一八年夏天，我同王中忱、刘建辉、王铁军、陈东诸位教授一道，受邀参加了日本岩手大学教育学部的基础研究课题——“建立区域合作的自省历史认识”。学部长今野日出晴教授认为，大学及“东北亚历史认识研究会”等研究机构的教师和学者们，有义务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让构成关东军主要兵源的日本东北人，特别是现在的青年学生对七十多年前那场侵华战争和至今尚存的不光彩印迹，形成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由愧疚到谢罪的认知态度和正确历史观。二0一六年，在与岩大师生凭吊了当年日本军虐杀中国劳工的“花冈”事件现场——中山寮等遗迹后，今野教授又与中方研究者相约，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一起去踏查此前从未听说，但惊诧度可能会远超想象的另一个去处。于是，二0一八年八月八日，我们来到了保存有大量战争实物的“北上和平纪念展示馆”（北上平和記念展示館，以下简称“展示馆”）。
展示馆位于日本岩手县藤根村，距东北新干线北上站约八公里处。从馆所环望，周围的水田仿若绿茵戏浪，波纹由近及远，又由远及近，起伏有致，稻香袭人。透过飘来的细雨和薄雾，还隐约可见远方错落的工业团地和规模不等的工厂等。当然，如果用时下流行的日语词来描述这座突现于此的展示馆，那么“违和感”就一定会成为初来者的第一印象——它无法让人相信，眼前这幅旖旎祥和的画面怎么会跟那场血腥的战争有所关联。
关于昭和时期的日本侵略战争，日方有学者喜欢把它分成“满洲事变”（一九三一）、“日中战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和“亚洲太平洋战争”（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这三个阶段，并尽力排除三者间的因果关联。然而，藤根的兵源供应链，却从没有因学者对战争的主观肢解而中断过一次。一九三五年的资料统计显示，当时的藤根村规模不大，一共才有四百九十一户人家，三千零五十四人（小田嶋恭二：《 高橋峯次郎と七千通の軍事郵便》）。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村落，战争中就“出征”有士兵达七百三十六人。其中，应征最多时要数日本战败前的一九四五年，那一年，有六百一十人集中入伍。于是后方所余者，就只有祖父母、父母、妻儿等老弱病残了。“不幸”的是，藤根村那些应征的日本兵，几乎全部殒命沙场。他们的抛尸异国，意味着该村落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人在战场上死去，可他们原本都是每个家庭支撑门户的青壮年农民！问题是，如此高的征兵率和战死率，藤根村是怎样做到的？
展示馆馆长高桥氏，把我们引到了一个展柜前。展柜中最先映入视线的展品，是一张半身照。主人公身着一件日军常穿的白色立领衬衫，光头，长而唇部微凸的脸上，嵌有一对八字眉、一双单眼皮和一撮仁丹胡。照片正面陈列的是那些藤根籍士兵从战场上寄给他的早已发黄的书信和明信片，即后来被称作“军事邮便”的东西;而我们右手边的展柜上，则陈放着他当年用来沟通内外消息并发表“军事邮便”的“在乡军人会志”——《真友》原件。這个人，就是展示馆存留物的主要生产者、收集者和提供者——高桥峯次郎。其实一定程度上说，眼前这座展示馆，是无法盛下他几十年积累的“工作业绩”的。
高桥峯次郎（一八八三至一九六七），明治十六年一月五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曾发奋读书，在岩手县立师范学校乙种讲习科修习后，做过一所小学的教员，时称“训导”。日俄战争爆发后，他作为护理兵从军，亲眼目睹了战争的血腥和惨烈，但从此念念不忘。复员回到家乡，担任藤根寻常小学的教员。退职后，又成为“青年训练所”和“青年学校”的“指导员”，并在藤根工作到最后。这两所学校，顾名思义，是对未来士兵进行基础训练的地方。日俄战争中日本的险胜，让他总觉得战争随时还会爆发，而决定战争胜负的两个重要指标，在他看来则不外乎士兵的体魄和意志。唯此，他在野蛮训练学生身体的同时，还在日俄战争结束第三年的一九0八年，创办了上述乡土通讯手段——《真友》，并坚持发行到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前后长达三十七年。随着把自己训练出来的学生一批批送上战场，他的《真友》邮寄发行量也日渐增多，即便在战中印刷费用暴涨时，他也从未中断过这项工作。于是三十七年下来，《真友》共出刊了一百八十号，最多时竟一次印制过七百五十份。主要内容包括：各年度被征集士兵的氏名、征兵与出兵的近况报告、来自前线士兵的家族师友慰问、稻作的种植收获情况等，几乎覆盖了前线士兵的主要动向和村落现状的全方位信息。据称，在战地拿到《真友》的士兵，其激动程度是难以名状的;他们回信时也总是动情地说，看到《真友》，“就仿佛自己回到了家乡一样”。经常是，这些士兵在微弱的烛光下边流泪边阅读，而且每次都要读上不止一遍。有研究人员称，在日本对外战争中能对士兵发挥如此激励作用的，恐未有出《真友》之右者。正因为如此，那些在海外作战的藤根籍士兵——也就是被他送上战场的学生们，也利用一切空隙时间，纷纷给峯次郎回信。统计数据显示，寄自九百余人次的书信数量，已多达七千余封。而尤为要者，是这七千多封信竟统一寄给了一个地址和一个人——“大日本岩手県和賀郡藤根村 高橋峯次郎 様”。这在世界通信史上，亦堪称绝无仅有。然而，随着日本的战败和藤根籍士兵的纷纷战死，人们的追责目光也逐渐集中到高桥峯次郎身上。是因为日本战后追责的彻底程度不及德国，还是因品级不够，峯次郎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GHQ（盟军司令部）的战犯名单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死去的士兵遗属会轻易放过他。在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峯次郎竟转瞬变成了另一个人：以前动辄发作和近乎强迫症的性格，不但安静下来，而且无论怎样被人责骂，也绝不再有任何还口或反驳;以前充满精气神、头戴战斗帽、脚踏自行车飞转于村中大小角落做战争动员的“征兵狂人”，如今倏忽间蜕变为身挎布褡、目光呆滞、猫腰驼背、灰头土脸的乞丐模样。不过，也有人喜欢用另一种标准来评价他，说峯次郎本人不但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战争责任，还不断进行着深刻的反省和谢罪。为了用实际行动慰灵并致歉那些遍布全村的遗属，他还自己筹资，兴建了用以祭奠亡灵的“和平观音堂”——时间是日美和平条约生效和GHQ撤出日本后的那一年。没有人会怀疑战后千百位村邻的唾骂声能够引发峯次郎的内心苦楚和悔意，但冷静观察后也不难发现，上述正面评价中却不乏刻意美化的成分：一是，选择GHQ撤离日本后才兴建的“和平观音堂”，已暗藏有为躲开战犯追责的巧妙安排，这一点，还客观地助推了他在一九五三年去专程慰问巢鸭监狱中甲级战犯的行为。战犯中，有当年出兵西伯利亚武装干涉过俄国十月革命和日后作为“皇道派”精神领袖的荒木贞夫。而从现场实物看，荒木等人也的确为“和平观音堂”专门送上过一个匾额——“遗芳万古”。二是，毗邻“和平观音堂”的“撞钟堂”梵钟上所铸之铭文，也十分耐人寻味。“撞钟堂”是钟楼，距离峯次郎住宅约五百米左右。钟楼高约四米，从石制然后木制的台阶拾级而上，可见到高悬于“撞钟堂”中央的一幢梵钟。梵钟的周围铸满了纪念文字，也记录了峯次郎的“悲愿”。我拍自现场的照片虽有些模糊，但“青年子弟中国殉难者，有百余名。兹发愿造营观音堂，新铸梵钟，使余音袅袅，响彻天地，利益众生，供养万灵”等字样，历历可辨，未有残泐。 梵钟铭文和“军事邮便”，互证了高桥峯次郎驱遣学生兵的主要去向国之一——中国。与日本甫一战败时政府和军部都争先恐后去焚毁相关罪证的做法不同，高桥峯次郎竟把既有的《真友》、军事通信及其他能收集到的资料统统藏匿起来。那些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的大量信息，反而随着这一颟顸之举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昭和四十二年（一九六七）五月十六日，高桥峯次郎死去。关于他生前对资料的态度，后世自有定论，但如何去发掘、看待和使用这些资料等一系列细微的学术工作，则已经交给学者，并且是当年交战国双方的学者。
一九九五年，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简称“历博”）以“近现代史上士兵的实相”为题，正式对此展开学术调查和研究。二00三年，历博以《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报告第一0一集：村与战场》为题将整理内容集结成书，并公开出版。其后，藤根地区开始筹建纪念展示馆，并于二00五年正式落成。岩手县公立小学校长和展示馆第二代馆长高桥源英，将内容庞杂的七千余封书信，大致归为六大板块：一、入伍;二、农民士兵的诞生;三、心系稻作;四、翘盼《真友》;五、惨烈的战况;六、战死。高桥氏还认为，把这些信函如此封存在展示馆里，实在是有些可惜，于是，他通过藤根公民馆发行的“公民馆信息·藤根”和“广报藤根”等形式，以每月一次的频率，开始连载。而这七千余封的“军事邮便”，又分别以（一）报平安，（二）对家乡父老和农业的关怀，（三）询问高桥峯次郎安否，（四）汇报惨烈的战况（胜负俱报），（五）对峯次郎和后方支援者的谢意，（六）感谢（一）和（五）的混合事物等内容分类推出。此外，根据藤根村士兵在中国的不同分布地点，他还把战场细分为“满洲”“北支”“中支”“南支”“南方”“海军”等。最后，则将藤根地区出身的士兵，根据更小的自然聚落细分为藤根、长沼、后藤等等。其实，这些年来相关的研究著作已出版不少，光在岩手大学教育学部的讨论会现场，研究人员就展出了数十种之多。当然，视角不一，亦评价各异，诸如菊池敬一的《七千封军事通信》 （《七000通の軍事郵便》）、鹿野政直的《一个士兵：动员与从军的精神史》（《兵士であること：動員と従軍の精神史》）、和我野氏的《倾听农民士兵的声音》（《農民兵士の声がきこえる》）以及吉见义明的《草根法西斯主义：日本民众的战争体验》（《草の根のファシズム：日本民衆の戦争体験》）等。而引起我格外关注的，是川岛茂裕研究员在解读“军事邮便”时所经常提及的“八路军”印象—日本兵在战场上对中共军队的零距离感受。
有一封来自“北支”（华北）战场、署名“后藤·高桥千太郎”的信。信很长，内容也很多。他在信中讲，自己有一次在华北看到中方逃兵和农民可怜无助的场面时，曾有过瞬间的恻隐和怜悯，可是马上，他就为自己没生在“支那”而生在“大日本帝国”，特别是还能沐承“天皇陛下之御稜威”，而倍感骄傲和自豪。他于是发誓，此生当为天皇陛下“报国尽忠，永无二心”，“作为一个日本男子，将立志做捍卫国家之干城”等。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还历数了迄今值得炫耀的所谓“清丰城之战”（一九三七年）和“百泉河畔之战”（一九三八年）等“横扫北支”时“连战连胜”之快举。然而，当说起前不久接到的一个新命令时，适才的兴奋仿佛一扫而空，他谈起日方的师团与山西“共产军”特别是“一一五师”遭遇后的特别感受：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师团接到消灭北支西部山西地区“强悍的支那第八路军抗日共产军”的命令。为完成这一任务，师团需越过平汉线以北的两大山脉进入潞安平原，再突破险峻的太行山岳进入临汾。这场与八路军的遭遇战，叫作“东阳关之战”。他认为，这场战役，是发生在“日支事变终局之际的历史性激战”，也是自己“所在的中村支队难以言表的苦战”：“敌方是强悍的共产军一一五师，他们实际上以两万人的兵力已利用夜色筑好了堡垒，并在千丈山岳之巅用重型武器向我军一齐开火，致使我方佐藤部陷入苦斗境地。战斗开始于二月十六日下午四时许，入夜后，第一线步兵六队对敌前阵地发动了夜袭，可敌人不但不退却，反而将手榴弹像雨点般投向我友军步兵中队，友军苦斗到极致，其惨烈状，简直无法言说：小队长战死，其属下死伤者也相当多！天亮后，直到上午九时左右，我军才以肉弹式的无畏精神冲上敌人阵地，日章旗重又飘扬起来。对此，师团长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说：东阳关战役，是北支战事中的历史性战役！”（藤井忠俊等：《村と戦場》）然而，日方的大喜过望，大概只能归因于他们并不了解“共产八路军”的战略和战术。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已呈联合态势，于是，我们可以从藤根籍士兵高桥德孝（中村部队井村队）的回信中读到以下记录——与“东阳关战役”相距不远的“临汾之战”：“我等击溃了河北之敌后，二月十二日复与盘踞于山西省山间地带的敌人交战。我们连日追击，于二十七号进入了山西中心城市临汾。我们的敌人，是拥有三十个师团的共产军、阎锡山军和中央军。敌人十分顽强。相连的山脉，几乎皆为敌军阵地。经常是，我方一旦分散为五六个人，就会遭到袭击。真要消灭这些敌人，恐怕得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久）高桥三太郎（藤根人—引者注）上等兵光荣战死……”日本兵对临汾之战中八路军的勇猛特征描述，似未尝珍惜笔墨;阎锡山军的表现，与指挥官的地方意识和家乡情怀当密不可分;但高桥德孝把“中央军”排序第三，与蒋介石政府军最初在“北支”战场上留给日本人的印象有关。据土肥原部骑兵、藤根地区野中出身的宮本满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来信说，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至今，“北支”地区的所谓国民党“中央军”，在“支那事变”（指卢沟桥事变）后“朝承德方向快速后撤，我部十四师团则在装甲车和坦克的掩护下追击至承德”。他说，他所看到的“中央军”，“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战斗力。在望都（今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引者注）站，他们曾拥有山炮、野炮和机动车炮共十三门，可是因一味撤退，结果连这些武器也一齐丢掉，真是全无战斗力可言”（《北上平和記念展示館の軍事郵便》No.29）。
如实地讲，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日本兵对“中央军”形象的上述描绘，应该与国共抗日武装在华北地区的数量比例有关。日本研究者指出：“北支游击队的支撑点有二：一是中央军，一是第八路军。但是，在游击战上，第八路军则完全处于领导地位。第八路军各师周围，聚集着众多的游击队，而游击队周围，又聚集着乡村的自卫团，整体人数十分庞大。在北支地区，属于共产系游击队的数量，与中央军相比，前者应该是后者的三倍”，“仅仅在卢沟桥事变后一年的时间里，第八路军就与日本军进行了六百三十八次战斗”（長野朗：《遊撃隊·遊撃戦研究》第一章）。中共军队的游击打法，致使盘踞于华北地区的日本军长年生存在惊恐和不安之中。“北支下元部队中村觉队本部”士兵高桥长市，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的来信中写道：“敌人经常潜伏在铁道沿线的麦田里，见我方军队人数微少，就发起狙击或炸毁铁道，搞得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北上平和記念展示館の軍事郵便》No.35） 在“军事邮便”中，人们还经常会发现日军与中共军队短瞬交战后所谓“敌人败走”之类的记录。有日本研究者后来才明白过来，认为这固然表现出“皇军”的“英勇”，但敌方的所谓“败走”，其实不过是对毛泽东所倡导的“持久战”理论的一个实践罢了。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共产军”往往“小胜即退”，而日军则每每尾随追击，误入敌阵，终被寸断切割，分头吃掉。日本军的好勇斗狠表现在，他们自诩为白刃战的高手，总想一口气全歼对方;可他們也经常在敌方“败走”的假象中，盲目冒进，每遭重创。然而，并不是所有日本兵均对此毫无察觉。藤根·割田出身的千叶末喜，在回忆自己太行作战之际“共产八路军第二十五军团”的战场表现时之所以赞其为“顽强”，与他所发现的中共持久战战法不无关联（同上，川岛茂裕解说）。
在“满洲”战场，日本军同样遭遇过各式各样的打击，而且，这一打击，还集中来自中共拉起的最早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藤根·立野出身、“北满佳木斯步兵第六三联队”所属的士兵小原浩一，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来信中写道：“北满的旷野越来越冷，零下二十度的严冬……寒彻骨髓”，“前几天，在松花江沿岸下游一带遇到了一伙匪贼，我们忍着饥饿和寒冷，连续追击，原定四天的追击任务，竟用去了十五天！大家日夜兼程，断续奔走了七十里路。回到营地后，才有时间去设祭哀悼那些战死的将士。这次，一直被称为步兵六十三联队战神（鬼）的小浜中佐也不幸负重伤，其他负伤者更多。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战役才告结束”。这场战役，在日方记录中被称作“松花江作战”，过程据说相当惨烈。他接下来说，自己来“满洲”已经三年了，有义务帮助新来者熟悉环境，并称，自己在“来年五月左右的北满大讨伐结束后，就要凯旋了”，并“向神祈求，保证自己在回国前不出事故”，等等（《北上平和記念展示館の軍事郵便》N o .4）。藤根·池尻出身、据守当时牡丹江省东宁县老黑山的日本兵简次兵卫，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八日的来信中写道：他所驻防的“当地，属于共匪出没的危险地带，其间，我们抓捕了以朝鲜人为头目的匪贼又十一人”云（《北上平和記念展示館の軍事郵便》No.85）。解说者在提到“军事邮便”有关用语时考证道：“‘讨匪’一词，多用于集团和有组织的强敌身上。在北支战线上，多被称作‘匪贼’;其中，‘共匪’云者，虽说是对中国共产党军（八路军、新四军等）带有强烈蔑视意识的称呼，但同时也明显内含有对手强悍和不好对付的意思。”（同上，高桥源英解说）
然而，给敌手送上一个充满贬义的“蔑称”，只能说明过度在意对方甚至害怕对方。这也是日军信笺中不时会出现“顽强的共产八路军”（“頑強な共産八路軍”，千葉末喜語）感叹的真实原因（北支派遣勝第五二二八部隊戦友会：《北支派遣勝第五二二八部隊》）。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纂的《北支的治安战》（《北支の治安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68-1971 年）中，亦有对八路军和中共游击战的大量白描，许多送给敌手的不乏敬佩的措辞，读来反觉客观。因为无论如何，被高桥峯次郎疯狂推向战场的近千名本村青年，最终都成了“匹马只轮无返者”。这意味着，真实的“共产八路军”应该是足以“礼葬”那些侵略者的钢铁劲旅，而不需要国内“神剧”的刻意拔高。
今年六月份，我和本系教师们一道去杨靖宇烈士陵园，拜谒了这位连敌人都不敢不敬的大英雄。仰望杨靖宇塑像时我在想，如果高桥峯次郎能预见到那些被他鼓动来中国并死在这里的士兵会写出那么多对“共产八路军”的正面评价，并且还知道侵华日军败亡的根本原因乃在于中国有这样的死磕者，那么，他当初的疯狂就应该收敛为战后的正常。不过，从“征兵狂人”到“破败乞丐”的瞬间丕变，表明高桥的精神状态其实已经失常—他一面向村里所有遗属忏悔谢罪，同时又必须去探狱荒木贞夫;一面设观音堂以祈世界和平，一面又寄望于寇略者亡灵会余音袅袅、永配祀享……
展示馆位于日本岩手县藤根村，距东北新干线北上站约八公里处。从馆所环望，周围的水田仿若绿茵戏浪，波纹由近及远，又由远及近，起伏有致，稻香袭人。透过飘来的细雨和薄雾，还隐约可见远方错落的工业团地和规模不等的工厂等。当然，如果用时下流行的日语词来描述这座突现于此的展示馆，那么“违和感”就一定会成为初来者的第一印象——它无法让人相信，眼前这幅旖旎祥和的画面怎么会跟那场血腥的战争有所关联。
关于昭和时期的日本侵略战争，日方有学者喜欢把它分成“满洲事变”（一九三一）、“日中战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和“亚洲太平洋战争”（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这三个阶段，并尽力排除三者间的因果关联。然而，藤根的兵源供应链，却从没有因学者对战争的主观肢解而中断过一次。一九三五年的资料统计显示，当时的藤根村规模不大，一共才有四百九十一户人家，三千零五十四人（小田嶋恭二：《 高橋峯次郎と七千通の軍事郵便》）。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村落，战争中就“出征”有士兵达七百三十六人。其中，应征最多时要数日本战败前的一九四五年，那一年，有六百一十人集中入伍。于是后方所余者，就只有祖父母、父母、妻儿等老弱病残了。“不幸”的是，藤根村那些应征的日本兵，几乎全部殒命沙场。他们的抛尸异国，意味着该村落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人在战场上死去，可他们原本都是每个家庭支撑门户的青壮年农民！问题是，如此高的征兵率和战死率，藤根村是怎样做到的？
展示馆馆长高桥氏，把我们引到了一个展柜前。展柜中最先映入视线的展品，是一张半身照。主人公身着一件日军常穿的白色立领衬衫，光头，长而唇部微凸的脸上，嵌有一对八字眉、一双单眼皮和一撮仁丹胡。照片正面陈列的是那些藤根籍士兵从战场上寄给他的早已发黄的书信和明信片，即后来被称作“军事邮便”的东西;而我们右手边的展柜上，则陈放着他当年用来沟通内外消息并发表“军事邮便”的“在乡军人会志”——《真友》原件。這个人，就是展示馆存留物的主要生产者、收集者和提供者——高桥峯次郎。其实一定程度上说，眼前这座展示馆，是无法盛下他几十年积累的“工作业绩”的。
高桥峯次郎（一八八三至一九六七），明治十六年一月五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曾发奋读书，在岩手县立师范学校乙种讲习科修习后，做过一所小学的教员，时称“训导”。日俄战争爆发后，他作为护理兵从军，亲眼目睹了战争的血腥和惨烈，但从此念念不忘。复员回到家乡，担任藤根寻常小学的教员。退职后，又成为“青年训练所”和“青年学校”的“指导员”，并在藤根工作到最后。这两所学校，顾名思义，是对未来士兵进行基础训练的地方。日俄战争中日本的险胜，让他总觉得战争随时还会爆发，而决定战争胜负的两个重要指标，在他看来则不外乎士兵的体魄和意志。唯此，他在野蛮训练学生身体的同时，还在日俄战争结束第三年的一九0八年，创办了上述乡土通讯手段——《真友》，并坚持发行到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前后长达三十七年。随着把自己训练出来的学生一批批送上战场，他的《真友》邮寄发行量也日渐增多，即便在战中印刷费用暴涨时，他也从未中断过这项工作。于是三十七年下来，《真友》共出刊了一百八十号，最多时竟一次印制过七百五十份。主要内容包括：各年度被征集士兵的氏名、征兵与出兵的近况报告、来自前线士兵的家族师友慰问、稻作的种植收获情况等，几乎覆盖了前线士兵的主要动向和村落现状的全方位信息。据称，在战地拿到《真友》的士兵，其激动程度是难以名状的;他们回信时也总是动情地说，看到《真友》，“就仿佛自己回到了家乡一样”。经常是，这些士兵在微弱的烛光下边流泪边阅读，而且每次都要读上不止一遍。有研究人员称，在日本对外战争中能对士兵发挥如此激励作用的，恐未有出《真友》之右者。正因为如此，那些在海外作战的藤根籍士兵——也就是被他送上战场的学生们，也利用一切空隙时间，纷纷给峯次郎回信。统计数据显示，寄自九百余人次的书信数量，已多达七千余封。而尤为要者，是这七千多封信竟统一寄给了一个地址和一个人——“大日本岩手県和賀郡藤根村 高橋峯次郎 様”。这在世界通信史上，亦堪称绝无仅有。然而，随着日本的战败和藤根籍士兵的纷纷战死，人们的追责目光也逐渐集中到高桥峯次郎身上。是因为日本战后追责的彻底程度不及德国，还是因品级不够，峯次郎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GHQ（盟军司令部）的战犯名单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死去的士兵遗属会轻易放过他。在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峯次郎竟转瞬变成了另一个人：以前动辄发作和近乎强迫症的性格，不但安静下来，而且无论怎样被人责骂，也绝不再有任何还口或反驳;以前充满精气神、头戴战斗帽、脚踏自行车飞转于村中大小角落做战争动员的“征兵狂人”，如今倏忽间蜕变为身挎布褡、目光呆滞、猫腰驼背、灰头土脸的乞丐模样。不过，也有人喜欢用另一种标准来评价他，说峯次郎本人不但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战争责任，还不断进行着深刻的反省和谢罪。为了用实际行动慰灵并致歉那些遍布全村的遗属，他还自己筹资，兴建了用以祭奠亡灵的“和平观音堂”——时间是日美和平条约生效和GHQ撤出日本后的那一年。没有人会怀疑战后千百位村邻的唾骂声能够引发峯次郎的内心苦楚和悔意，但冷静观察后也不难发现，上述正面评价中却不乏刻意美化的成分：一是，选择GHQ撤离日本后才兴建的“和平观音堂”，已暗藏有为躲开战犯追责的巧妙安排，这一点，还客观地助推了他在一九五三年去专程慰问巢鸭监狱中甲级战犯的行为。战犯中，有当年出兵西伯利亚武装干涉过俄国十月革命和日后作为“皇道派”精神领袖的荒木贞夫。而从现场实物看，荒木等人也的确为“和平观音堂”专门送上过一个匾额——“遗芳万古”。二是，毗邻“和平观音堂”的“撞钟堂”梵钟上所铸之铭文，也十分耐人寻味。“撞钟堂”是钟楼，距离峯次郎住宅约五百米左右。钟楼高约四米，从石制然后木制的台阶拾级而上，可见到高悬于“撞钟堂”中央的一幢梵钟。梵钟的周围铸满了纪念文字，也记录了峯次郎的“悲愿”。我拍自现场的照片虽有些模糊，但“青年子弟中国殉难者，有百余名。兹发愿造营观音堂，新铸梵钟，使余音袅袅，响彻天地，利益众生，供养万灵”等字样，历历可辨，未有残泐。 梵钟铭文和“军事邮便”，互证了高桥峯次郎驱遣学生兵的主要去向国之一——中国。与日本甫一战败时政府和军部都争先恐后去焚毁相关罪证的做法不同，高桥峯次郎竟把既有的《真友》、军事通信及其他能收集到的资料统统藏匿起来。那些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的大量信息，反而随着这一颟顸之举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昭和四十二年（一九六七）五月十六日，高桥峯次郎死去。关于他生前对资料的态度，后世自有定论，但如何去发掘、看待和使用这些资料等一系列细微的学术工作，则已经交给学者，并且是当年交战国双方的学者。
一九九五年，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简称“历博”）以“近现代史上士兵的实相”为题，正式对此展开学术调查和研究。二00三年，历博以《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报告第一0一集：村与战场》为题将整理内容集结成书，并公开出版。其后，藤根地区开始筹建纪念展示馆，并于二00五年正式落成。岩手县公立小学校长和展示馆第二代馆长高桥源英，将内容庞杂的七千余封书信，大致归为六大板块：一、入伍;二、农民士兵的诞生;三、心系稻作;四、翘盼《真友》;五、惨烈的战况;六、战死。高桥氏还认为，把这些信函如此封存在展示馆里，实在是有些可惜，于是，他通过藤根公民馆发行的“公民馆信息·藤根”和“广报藤根”等形式，以每月一次的频率，开始连载。而这七千余封的“军事邮便”，又分别以（一）报平安，（二）对家乡父老和农业的关怀，（三）询问高桥峯次郎安否，（四）汇报惨烈的战况（胜负俱报），（五）对峯次郎和后方支援者的谢意，（六）感谢（一）和（五）的混合事物等内容分类推出。此外，根据藤根村士兵在中国的不同分布地点，他还把战场细分为“满洲”“北支”“中支”“南支”“南方”“海军”等。最后，则将藤根地区出身的士兵，根据更小的自然聚落细分为藤根、长沼、后藤等等。其实，这些年来相关的研究著作已出版不少，光在岩手大学教育学部的讨论会现场，研究人员就展出了数十种之多。当然，视角不一，亦评价各异，诸如菊池敬一的《七千封军事通信》 （《七000通の軍事郵便》）、鹿野政直的《一个士兵：动员与从军的精神史》（《兵士であること：動員と従軍の精神史》）、和我野氏的《倾听农民士兵的声音》（《農民兵士の声がきこえる》）以及吉见义明的《草根法西斯主义：日本民众的战争体验》（《草の根のファシズム：日本民衆の戦争体験》）等。而引起我格外关注的，是川岛茂裕研究员在解读“军事邮便”时所经常提及的“八路军”印象—日本兵在战场上对中共军队的零距离感受。
有一封来自“北支”（华北）战场、署名“后藤·高桥千太郎”的信。信很长，内容也很多。他在信中讲，自己有一次在华北看到中方逃兵和农民可怜无助的场面时，曾有过瞬间的恻隐和怜悯，可是马上，他就为自己没生在“支那”而生在“大日本帝国”，特别是还能沐承“天皇陛下之御稜威”，而倍感骄傲和自豪。他于是发誓，此生当为天皇陛下“报国尽忠，永无二心”，“作为一个日本男子，将立志做捍卫国家之干城”等。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还历数了迄今值得炫耀的所谓“清丰城之战”（一九三七年）和“百泉河畔之战”（一九三八年）等“横扫北支”时“连战连胜”之快举。然而，当说起前不久接到的一个新命令时，适才的兴奋仿佛一扫而空，他谈起日方的师团与山西“共产军”特别是“一一五师”遭遇后的特别感受：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师团接到消灭北支西部山西地区“强悍的支那第八路军抗日共产军”的命令。为完成这一任务，师团需越过平汉线以北的两大山脉进入潞安平原，再突破险峻的太行山岳进入临汾。这场与八路军的遭遇战，叫作“东阳关之战”。他认为，这场战役，是发生在“日支事变终局之际的历史性激战”，也是自己“所在的中村支队难以言表的苦战”：“敌方是强悍的共产军一一五师，他们实际上以两万人的兵力已利用夜色筑好了堡垒，并在千丈山岳之巅用重型武器向我军一齐开火，致使我方佐藤部陷入苦斗境地。战斗开始于二月十六日下午四时许，入夜后，第一线步兵六队对敌前阵地发动了夜袭，可敌人不但不退却，反而将手榴弹像雨点般投向我友军步兵中队，友军苦斗到极致，其惨烈状，简直无法言说：小队长战死，其属下死伤者也相当多！天亮后，直到上午九时左右，我军才以肉弹式的无畏精神冲上敌人阵地，日章旗重又飘扬起来。对此，师团长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说：东阳关战役，是北支战事中的历史性战役！”（藤井忠俊等：《村と戦場》）然而，日方的大喜过望，大概只能归因于他们并不了解“共产八路军”的战略和战术。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已呈联合态势，于是，我们可以从藤根籍士兵高桥德孝（中村部队井村队）的回信中读到以下记录——与“东阳关战役”相距不远的“临汾之战”：“我等击溃了河北之敌后，二月十二日复与盘踞于山西省山间地带的敌人交战。我们连日追击，于二十七号进入了山西中心城市临汾。我们的敌人，是拥有三十个师团的共产军、阎锡山军和中央军。敌人十分顽强。相连的山脉，几乎皆为敌军阵地。经常是，我方一旦分散为五六个人，就会遭到袭击。真要消灭这些敌人，恐怕得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久）高桥三太郎（藤根人—引者注）上等兵光荣战死……”日本兵对临汾之战中八路军的勇猛特征描述，似未尝珍惜笔墨;阎锡山军的表现，与指挥官的地方意识和家乡情怀当密不可分;但高桥德孝把“中央军”排序第三，与蒋介石政府军最初在“北支”战场上留给日本人的印象有关。据土肥原部骑兵、藤根地区野中出身的宮本满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来信说，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至今，“北支”地区的所谓国民党“中央军”，在“支那事变”（指卢沟桥事变）后“朝承德方向快速后撤，我部十四师团则在装甲车和坦克的掩护下追击至承德”。他说，他所看到的“中央军”，“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战斗力。在望都（今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引者注）站，他们曾拥有山炮、野炮和机动车炮共十三门，可是因一味撤退，结果连这些武器也一齐丢掉，真是全无战斗力可言”（《北上平和記念展示館の軍事郵便》No.29）。
如实地讲，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日本兵对“中央军”形象的上述描绘，应该与国共抗日武装在华北地区的数量比例有关。日本研究者指出：“北支游击队的支撑点有二：一是中央军，一是第八路军。但是，在游击战上，第八路军则完全处于领导地位。第八路军各师周围，聚集着众多的游击队，而游击队周围，又聚集着乡村的自卫团，整体人数十分庞大。在北支地区，属于共产系游击队的数量，与中央军相比，前者应该是后者的三倍”，“仅仅在卢沟桥事变后一年的时间里，第八路军就与日本军进行了六百三十八次战斗”（長野朗：《遊撃隊·遊撃戦研究》第一章）。中共军队的游击打法，致使盘踞于华北地区的日本军长年生存在惊恐和不安之中。“北支下元部队中村觉队本部”士兵高桥长市，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的来信中写道：“敌人经常潜伏在铁道沿线的麦田里，见我方军队人数微少，就发起狙击或炸毁铁道，搞得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北上平和記念展示館の軍事郵便》No.35） 在“军事邮便”中，人们还经常会发现日军与中共军队短瞬交战后所谓“敌人败走”之类的记录。有日本研究者后来才明白过来，认为这固然表现出“皇军”的“英勇”，但敌方的所谓“败走”，其实不过是对毛泽东所倡导的“持久战”理论的一个实践罢了。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共产军”往往“小胜即退”，而日军则每每尾随追击，误入敌阵，终被寸断切割，分头吃掉。日本军的好勇斗狠表现在，他们自诩为白刃战的高手，总想一口气全歼对方;可他們也经常在敌方“败走”的假象中，盲目冒进，每遭重创。然而，并不是所有日本兵均对此毫无察觉。藤根·割田出身的千叶末喜，在回忆自己太行作战之际“共产八路军第二十五军团”的战场表现时之所以赞其为“顽强”，与他所发现的中共持久战战法不无关联（同上，川岛茂裕解说）。
在“满洲”战场，日本军同样遭遇过各式各样的打击，而且，这一打击，还集中来自中共拉起的最早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藤根·立野出身、“北满佳木斯步兵第六三联队”所属的士兵小原浩一，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来信中写道：“北满的旷野越来越冷，零下二十度的严冬……寒彻骨髓”，“前几天，在松花江沿岸下游一带遇到了一伙匪贼，我们忍着饥饿和寒冷，连续追击，原定四天的追击任务，竟用去了十五天！大家日夜兼程，断续奔走了七十里路。回到营地后，才有时间去设祭哀悼那些战死的将士。这次，一直被称为步兵六十三联队战神（鬼）的小浜中佐也不幸负重伤，其他负伤者更多。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战役才告结束”。这场战役，在日方记录中被称作“松花江作战”，过程据说相当惨烈。他接下来说，自己来“满洲”已经三年了，有义务帮助新来者熟悉环境，并称，自己在“来年五月左右的北满大讨伐结束后，就要凯旋了”，并“向神祈求，保证自己在回国前不出事故”，等等（《北上平和記念展示館の軍事郵便》N o .4）。藤根·池尻出身、据守当时牡丹江省东宁县老黑山的日本兵简次兵卫，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八日的来信中写道：他所驻防的“当地，属于共匪出没的危险地带，其间，我们抓捕了以朝鲜人为头目的匪贼又十一人”云（《北上平和記念展示館の軍事郵便》No.85）。解说者在提到“军事邮便”有关用语时考证道：“‘讨匪’一词，多用于集团和有组织的强敌身上。在北支战线上，多被称作‘匪贼’;其中，‘共匪’云者，虽说是对中国共产党军（八路军、新四军等）带有强烈蔑视意识的称呼，但同时也明显内含有对手强悍和不好对付的意思。”（同上，高桥源英解说）
然而，给敌手送上一个充满贬义的“蔑称”，只能说明过度在意对方甚至害怕对方。这也是日军信笺中不时会出现“顽强的共产八路军”（“頑強な共産八路軍”，千葉末喜語）感叹的真实原因（北支派遣勝第五二二八部隊戦友会：《北支派遣勝第五二二八部隊》）。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纂的《北支的治安战》（《北支の治安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68-1971 年）中，亦有对八路军和中共游击战的大量白描，许多送给敌手的不乏敬佩的措辞，读来反觉客观。因为无论如何，被高桥峯次郎疯狂推向战场的近千名本村青年，最终都成了“匹马只轮无返者”。这意味着，真实的“共产八路军”应该是足以“礼葬”那些侵略者的钢铁劲旅，而不需要国内“神剧”的刻意拔高。
今年六月份，我和本系教师们一道去杨靖宇烈士陵园，拜谒了这位连敌人都不敢不敬的大英雄。仰望杨靖宇塑像时我在想，如果高桥峯次郎能预见到那些被他鼓动来中国并死在这里的士兵会写出那么多对“共产八路军”的正面评价，并且还知道侵华日军败亡的根本原因乃在于中国有这样的死磕者，那么，他当初的疯狂就应该收敛为战后的正常。不过，从“征兵狂人”到“破败乞丐”的瞬间丕变，表明高桥的精神状态其实已经失常—他一面向村里所有遗属忏悔谢罪，同时又必须去探狱荒木贞夫;一面设观音堂以祈世界和平，一面又寄望于寇略者亡灵会余音袅袅、永配祀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