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通过突发紧急事件中西方国家的政府应对措施和民众对政府措施的反应对比，从中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质、基础、内容、实施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民主;制度;本质;区别
近年来，全球各类自然灾害频发，地震、山火、疫情等对世界各国和群众造成重大损失。对比中西方国家对这些突发事件的处理，我们不难发现两种民主制度的显著区别。
一、西方民主本质上是为资本站台，中国民主是为人民执政。西方国家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个阶段的资本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已经渗透到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政府，表面上是“民选”政府、民主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了“财阀”政府。在最近的疫情时期，一些国家不愿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一些国家一度对信息公布、检验检测态度消极，个别国家甚至在疫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急于开工，看似不可理喻，实际原因显而易见：为了资本的利益。因为资本需要人口流动、需要工厂运转，才能带来收益。因此，在国民的生命与资本的利益这一两难选择中，政府首先听命于资本。而中国作为人民民主的国家，强调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在正常时期以促发展为首要任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特殊时期可以全国上下一盘棋，为保证百姓生命安全竭尽全力。
二、西方民主着眼于权利制衡，中国民主兼顾适度集中。为了制衡权力，西方国家实行的是“三权分立”，部门、党派之间相互掣肘，这对权力任性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在要承担义务时也容易造成各方的互相推诿。因此，在灾难降临后，一些官员往往不是第一时间团结起来将灾难的损失降到最低，而是抓紧时间“打嘴炮”，互相推卸责任。此外，西方国家的上下级政府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实行协商一致的“契约”管理模式，除了权力相互制衡外，在利益分配上更是相互角力。在这种模式下，就算上下“应急动员”，也会陷入到救援资金谁来出、事故责任谁来负等问题上，等大家商量好，时间早已过去很久了。比如在美国，中央对州的管辖相对松散，所以灾害事件突发后，常常出现各地政令不一、反应迟缓的情况，各级官员互相指责、相互推诿，闹出了不少“乌龙”事件。反观中国，实施的是民主集中制，追求民主前提下的适度集中。从国家到省、市，再到县、镇、村，可以高效指挥，快速决策。所以遇到重大突发事件，从救援物资储备，到救援力量调度，能快速集结各方力量，形成全方位“一条龙”的救灾合力。正是在这样的机制下，才有了举国之力全力抗灾的快速决策，才有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快速响应，才有了快速控制灾情的“中国速度”。
三、西方民主強调个性自由，中国民主强调集体利益。在西方民主崇尚个性自由、人格独立。长期以来，人们强调个人自我感受，形成了不愿受外界影响和约束生活方式和处事原则。因此，在今年疫情初期，当意大利政府想要禁止大规模集会时，一些民众从全国各地涌入首都罗马，举行大型集会进行抗议。在美国，有人甚至认为，政府在杜撰新冠肺炎病毒的致命性，来剥夺人民的人身自由。在英国，政府之所以选择放任感染60%人口来获得“群体免疫”这样极其冒险的方法，其中有民众反感隔离、坚持自由行动的心理考量。而中国民主强调民主与集中相统一，倡导民主下的集中和集中下的民主，而根深蒂固的人情社会环境造就了人们愿意为社会、集体放弃自身利益和个性追求。所以，在疫情发生后，武汉政府决定封城，当地居民自觉服从;其他地方因地制宜“一城一策”，各地群众宁愿忍受孤独和生活不便尽量待在家中、宁愿忍受不适坚持出门戴口罩，医护人员义无反顾赶赴疫情最前线，各行各业的人员自觉坚守岗位履行各自职责。
四、西方民主遵从职责法定，中国民主强调一岗多责。中西方国家对官员的岗位职责都有明确设定。在西方，职责一旦设定，就不能因一时一事而变更，即使遇到紧急事件也是如此。相反，如果违反程序采取紧急行动，决策者可能被追究责任。因此，灾害来临后，西方国家一些官员会按部就班开展工作，部门该走程序的必须走程序，官员该休假的会照常休假，导致灾害迟迟没人处理。在中国，除了日常的岗位职责外，明确规定实行“一岗多责”，比如必须同时承担安全、廉政等责任，而且追责力度比日常岗位职责要严厉得多。对于重大紧急事件，还有特别严厉的责任追究制度。所以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工作人员，一旦发生紧急事件，都会在第一时间放下其他一切，集中精力紧急处置。在最近的疫情中，特朗普身为美国总统，尽管因为疫情处置不力遭到国内民众的吐槽，仍多次悠闲地出现在高尔夫球场。而中国的一些官员，虽然在疫情期间做了不少工作，仍因为处置不力等原因而受到了处分。
西方民主制度设计伊始，主要着眼点是权力，即权力如何约束。而中国的民主制度，设计的着眼点是服务，所以强调权力如何为人民服务。不同的制度设计，决定了不同的服务理念，在遭遇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事件时，这种不同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世界常常惊叹于中国速度、中国力量，诟病西方国家的拖沓低效、反应迟缓。我认为，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遇到突发紧急事件，如果没有这种能快速集中民智、聚合民力的民主集中制度，所造成的损失必定比西方国家还要严重。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中国的民主集中制，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模式。
参考文献
[1] 《民主》杂志，民进中央主管主办，2020年1-5期。
作者简介：肖芷玥，女，2002年12月出生，东北大学学生。
关键词：民主;制度;本质;区别
近年来，全球各类自然灾害频发，地震、山火、疫情等对世界各国和群众造成重大损失。对比中西方国家对这些突发事件的处理，我们不难发现两种民主制度的显著区别。
一、西方民主本质上是为资本站台，中国民主是为人民执政。西方国家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个阶段的资本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已经渗透到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政府，表面上是“民选”政府、民主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了“财阀”政府。在最近的疫情时期，一些国家不愿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一些国家一度对信息公布、检验检测态度消极，个别国家甚至在疫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急于开工，看似不可理喻，实际原因显而易见：为了资本的利益。因为资本需要人口流动、需要工厂运转，才能带来收益。因此，在国民的生命与资本的利益这一两难选择中，政府首先听命于资本。而中国作为人民民主的国家，强调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在正常时期以促发展为首要任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特殊时期可以全国上下一盘棋，为保证百姓生命安全竭尽全力。
二、西方民主着眼于权利制衡，中国民主兼顾适度集中。为了制衡权力，西方国家实行的是“三权分立”，部门、党派之间相互掣肘，这对权力任性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在要承担义务时也容易造成各方的互相推诿。因此，在灾难降临后，一些官员往往不是第一时间团结起来将灾难的损失降到最低，而是抓紧时间“打嘴炮”，互相推卸责任。此外，西方国家的上下级政府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实行协商一致的“契约”管理模式，除了权力相互制衡外，在利益分配上更是相互角力。在这种模式下，就算上下“应急动员”，也会陷入到救援资金谁来出、事故责任谁来负等问题上，等大家商量好，时间早已过去很久了。比如在美国，中央对州的管辖相对松散，所以灾害事件突发后，常常出现各地政令不一、反应迟缓的情况，各级官员互相指责、相互推诿，闹出了不少“乌龙”事件。反观中国，实施的是民主集中制，追求民主前提下的适度集中。从国家到省、市，再到县、镇、村，可以高效指挥，快速决策。所以遇到重大突发事件，从救援物资储备，到救援力量调度，能快速集结各方力量，形成全方位“一条龙”的救灾合力。正是在这样的机制下，才有了举国之力全力抗灾的快速决策，才有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快速响应，才有了快速控制灾情的“中国速度”。
三、西方民主強调个性自由，中国民主强调集体利益。在西方民主崇尚个性自由、人格独立。长期以来，人们强调个人自我感受，形成了不愿受外界影响和约束生活方式和处事原则。因此，在今年疫情初期，当意大利政府想要禁止大规模集会时，一些民众从全国各地涌入首都罗马，举行大型集会进行抗议。在美国，有人甚至认为，政府在杜撰新冠肺炎病毒的致命性，来剥夺人民的人身自由。在英国，政府之所以选择放任感染60%人口来获得“群体免疫”这样极其冒险的方法，其中有民众反感隔离、坚持自由行动的心理考量。而中国民主强调民主与集中相统一，倡导民主下的集中和集中下的民主，而根深蒂固的人情社会环境造就了人们愿意为社会、集体放弃自身利益和个性追求。所以，在疫情发生后，武汉政府决定封城，当地居民自觉服从;其他地方因地制宜“一城一策”，各地群众宁愿忍受孤独和生活不便尽量待在家中、宁愿忍受不适坚持出门戴口罩，医护人员义无反顾赶赴疫情最前线，各行各业的人员自觉坚守岗位履行各自职责。
四、西方民主遵从职责法定，中国民主强调一岗多责。中西方国家对官员的岗位职责都有明确设定。在西方，职责一旦设定，就不能因一时一事而变更，即使遇到紧急事件也是如此。相反，如果违反程序采取紧急行动，决策者可能被追究责任。因此，灾害来临后，西方国家一些官员会按部就班开展工作，部门该走程序的必须走程序，官员该休假的会照常休假，导致灾害迟迟没人处理。在中国，除了日常的岗位职责外，明确规定实行“一岗多责”，比如必须同时承担安全、廉政等责任，而且追责力度比日常岗位职责要严厉得多。对于重大紧急事件，还有特别严厉的责任追究制度。所以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工作人员，一旦发生紧急事件，都会在第一时间放下其他一切，集中精力紧急处置。在最近的疫情中，特朗普身为美国总统，尽管因为疫情处置不力遭到国内民众的吐槽，仍多次悠闲地出现在高尔夫球场。而中国的一些官员，虽然在疫情期间做了不少工作，仍因为处置不力等原因而受到了处分。
西方民主制度设计伊始，主要着眼点是权力，即权力如何约束。而中国的民主制度，设计的着眼点是服务，所以强调权力如何为人民服务。不同的制度设计，决定了不同的服务理念，在遭遇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事件时，这种不同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世界常常惊叹于中国速度、中国力量，诟病西方国家的拖沓低效、反应迟缓。我认为，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遇到突发紧急事件，如果没有这种能快速集中民智、聚合民力的民主集中制度，所造成的损失必定比西方国家还要严重。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中国的民主集中制，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模式。
参考文献
[1] 《民主》杂志，民进中央主管主办，2020年1-5期。
作者简介：肖芷玥，女，2002年12月出生，东北大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