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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玲：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目前担任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治理经验及政府理论提升”首席专家与负责人。
四川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指出，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具体实践。如何加强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建设面临哪些问题？突破口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4月12日下午，本刊记者独家线上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
? 制度创新从根本上取决于能力建设
记者：四川是全国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既有类型多样、发展差异明显的广袤乡村，又有超大城市和快速成长的大、中、小城市，还有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第二大藏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这些省情决定了全省基层治理任务十分繁重。四川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把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作为全省带有全局性、基础性、紧迫性的治理问题，进行集中研究并作出决定，有怎样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何艳玲：四川省委提出这一战略布局，与历史、现实都是契合的。其一，从全省来看，四川省域范围内存在较大程度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因此城乡问题对四川来说仍然是大问题。其二，辖区内有较多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域，这意味着发展程度不同，更意味着差异性的文化和观念，而从基层做起有助于弥合这种不平衡和差异性。其三，从过去发展历程来看，特别是实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和“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以来，四川已有很好的基层治理基础。因此，如果要推动四川省域内的均衡高质量发展，城乡基层治理和能力建设是一个合适的切入口。
另一方面，基层主要指社区和村，社区（村）包括三个维度：相对于党来说是基层，我们需要基层稳定;相对于政府来说，是小尺度的可控治理，我们需要美好生活;相对于人民来说，是日常生活的共同体，我们需要邻里和谐。可以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基层和社区才能落定和实现。此外，很多地方谈基层治理，要么谈乡村治理，要么谈城市治理，四川提出的是城乡基层治理，而几年前成都成立社治委的时候，讲的就是城乡社区治理，是将城乡基层放在一个系统中来推进。这对于我们如何整体性地解决城乡发展问题，也有重大意义！
记者：您从制度创新方面剖析了基层治理，那么如何深入理解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何艳玲：我们有了良好的制度设计，有了好的政策，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要呈现出对目标的可控性、可达性，这就是能力建设的问题。能力建设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组织能力建设，一个是党员干部个人能力建设。制度创新在根本上取决于能力建设。
? 治理能力要适应当前复杂的经济社会情况
记者：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基层治理效能直接关系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建设面临哪些问题？
何艳玲：从大的层面来说，治理能力的本质是回应变化。有能力就能够捕捉和回应异常性、非常规、突发性的变量。由此而言，当前基层治理能力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能力没有匹配复杂的经济社会变化。
比如，我们很多领导干部还没有意识到群众已经变成网民这个深刻变化。网民是有利益诉求的、有自己价值观的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而且他们擅长通过匿名的迅捷的互联网进行信息沟通，每个网民都是一个自媒体。这意味着，与过去面对群众不同，现在面对网民，我们的制度、政策、权力运作方式乃至说话的方式都要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我们以前可能只需要解決简单的经济问题，现在不只是经济问题，还要解决社会问题，乃至重大突发事件这类综合性问题。
从具体问题来看，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必须认真思考社区（村）如何把群众组织起来的问题。目前，四川全省各地都在搞社会组织建设，就是要将群众组织起来，同时与党的建设紧密结合。一方面，政府全力支持，让社区（村）中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兴趣的人结成各种合法社会组织，党和政府有更多助力和帮手，特别是应对突发事件的时候。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凝聚党的基层组织力量，孵化党支部，用党建引领的方式积极推进基层治理。
? 基层管理者要具备专业的治理能力
记者：我省从“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到打赢三大攻坚战，从构建现代工业体系、现代农业体系和现代服务业体系到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都离不开强有力的基层支持。您认为怎样才能有效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何艳玲：提升基层治理能力，让更优秀的人在基层工作，同时让在基层工作的人更优秀。
首先，要优化干部人事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的目标是用合适的方式找到合适的人从事特定工作，并保持良性的激励机制。我在成都调研时也见过非常优秀的年轻社区（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有很多这样的人才作为我们的基层党组织书记，基层工作的开展就能更加顺畅。所以关键是要建立机制让那些有能力、有学识的年轻人去夯实基层，同时建立上升通道。我以前还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让那些即将得到重用的地方“一把手”可以去社区（村）、去人大或政协工作半年或一年。因为这些口子都是直接面向人民群众的。干部们到了这类部门，就不得不琢磨老百姓的事。这有助于他们在承担更大责任的时候，真正做到以人民利益为中心。
其次，要提升党组织的社会统筹能力。要发挥党组织的社会枢纽作用，带动更多群众一起干。全国9000万党员，如果1个党员能够带动几个人，那整体规模就要增长几倍，这叫社会枢纽作用。
再次，要重视党员干部的公共管理能力建设。公共管理是一个专业，是需要专门学习的专业知识，其中的核心是如何制定合理的政策并回应社会需求。当下这个社会有如此多的不同声音，有如此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领导干部更应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掌握更多专门领域的知识，用专业的方式去解决冲突和分歧，并更有准备地去应对复杂性问题和情况。在此基础上，在实践中切实提升治理能力，解决目前基层迫在眉睫的问题，为实现人民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责编/谢鑫宇）
四川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指出，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具体实践。如何加强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建设面临哪些问题？突破口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4月12日下午，本刊记者独家线上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
? 制度创新从根本上取决于能力建设
记者：四川是全国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既有类型多样、发展差异明显的广袤乡村，又有超大城市和快速成长的大、中、小城市，还有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第二大藏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这些省情决定了全省基层治理任务十分繁重。四川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把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作为全省带有全局性、基础性、紧迫性的治理问题，进行集中研究并作出决定，有怎样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何艳玲：四川省委提出这一战略布局，与历史、现实都是契合的。其一，从全省来看，四川省域范围内存在较大程度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因此城乡问题对四川来说仍然是大问题。其二，辖区内有较多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域，这意味着发展程度不同，更意味着差异性的文化和观念，而从基层做起有助于弥合这种不平衡和差异性。其三，从过去发展历程来看，特别是实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和“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以来，四川已有很好的基层治理基础。因此，如果要推动四川省域内的均衡高质量发展，城乡基层治理和能力建设是一个合适的切入口。
另一方面，基层主要指社区和村，社区（村）包括三个维度：相对于党来说是基层，我们需要基层稳定;相对于政府来说，是小尺度的可控治理，我们需要美好生活;相对于人民来说，是日常生活的共同体，我们需要邻里和谐。可以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基层和社区才能落定和实现。此外，很多地方谈基层治理，要么谈乡村治理，要么谈城市治理，四川提出的是城乡基层治理，而几年前成都成立社治委的时候，讲的就是城乡社区治理，是将城乡基层放在一个系统中来推进。这对于我们如何整体性地解决城乡发展问题，也有重大意义！
记者：您从制度创新方面剖析了基层治理，那么如何深入理解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何艳玲：我们有了良好的制度设计，有了好的政策，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要呈现出对目标的可控性、可达性，这就是能力建设的问题。能力建设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组织能力建设，一个是党员干部个人能力建设。制度创新在根本上取决于能力建设。
? 治理能力要适应当前复杂的经济社会情况
记者：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基层治理效能直接关系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建设面临哪些问题？
何艳玲：从大的层面来说，治理能力的本质是回应变化。有能力就能够捕捉和回应异常性、非常规、突发性的变量。由此而言，当前基层治理能力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能力没有匹配复杂的经济社会变化。
比如，我们很多领导干部还没有意识到群众已经变成网民这个深刻变化。网民是有利益诉求的、有自己价值观的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而且他们擅长通过匿名的迅捷的互联网进行信息沟通，每个网民都是一个自媒体。这意味着，与过去面对群众不同，现在面对网民，我们的制度、政策、权力运作方式乃至说话的方式都要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我们以前可能只需要解決简单的经济问题，现在不只是经济问题，还要解决社会问题，乃至重大突发事件这类综合性问题。
从具体问题来看，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必须认真思考社区（村）如何把群众组织起来的问题。目前，四川全省各地都在搞社会组织建设，就是要将群众组织起来，同时与党的建设紧密结合。一方面，政府全力支持，让社区（村）中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兴趣的人结成各种合法社会组织，党和政府有更多助力和帮手，特别是应对突发事件的时候。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凝聚党的基层组织力量，孵化党支部，用党建引领的方式积极推进基层治理。
? 基层管理者要具备专业的治理能力
记者：我省从“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到打赢三大攻坚战，从构建现代工业体系、现代农业体系和现代服务业体系到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都离不开强有力的基层支持。您认为怎样才能有效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何艳玲：提升基层治理能力，让更优秀的人在基层工作，同时让在基层工作的人更优秀。
首先，要优化干部人事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的目标是用合适的方式找到合适的人从事特定工作，并保持良性的激励机制。我在成都调研时也见过非常优秀的年轻社区（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有很多这样的人才作为我们的基层党组织书记，基层工作的开展就能更加顺畅。所以关键是要建立机制让那些有能力、有学识的年轻人去夯实基层，同时建立上升通道。我以前还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让那些即将得到重用的地方“一把手”可以去社区（村）、去人大或政协工作半年或一年。因为这些口子都是直接面向人民群众的。干部们到了这类部门，就不得不琢磨老百姓的事。这有助于他们在承担更大责任的时候，真正做到以人民利益为中心。
其次，要提升党组织的社会统筹能力。要发挥党组织的社会枢纽作用，带动更多群众一起干。全国9000万党员，如果1个党员能够带动几个人，那整体规模就要增长几倍，这叫社会枢纽作用。
再次，要重视党员干部的公共管理能力建设。公共管理是一个专业，是需要专门学习的专业知识，其中的核心是如何制定合理的政策并回应社会需求。当下这个社会有如此多的不同声音，有如此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领导干部更应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掌握更多专门领域的知识，用专业的方式去解决冲突和分歧，并更有准备地去应对复杂性问题和情况。在此基础上，在实践中切实提升治理能力，解决目前基层迫在眉睫的问题，为实现人民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责编/谢鑫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