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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人预料到末日的世界里会满是肥皂泡。疫情之下，让人感触颇深的不是街头支离破碎的窗户，而是消耗无止境的洗手用品。去年，在疫情暴发后的几周内，肥皂和消毒液在全英的销量飙升，较2019年同期猛增255%。
如果说耀眼的科技之光曾照亮整个20世纪，那么暗淡的2020年则让我们有了另一番领悟。我们如今对抗新型疾病的主要武器其实早在维多利亚时期便已臻于完善——那就是肥皂和清水。
肥皂与身份政治
自19世纪肥皂走進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很少有人对其大加赞扬。为何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忽视肥皂所带来的乐趣？这多少与“身份政治”有关。细菌和病毒不会只对女人的双手情有独钟，污垢也不会只出现在女人的视野中。然而，肥皂的历史与由来已久的刻板印象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好女人要纯洁无瑕，真男人要强健邋遢。到头来，肥皂竟成了女权议题。
想想营销套路就知道了。作为全球肥皂巨头之一，多芬在其官网主页上展示的11个清爽人物形象中，没有一个是男性。近几年，多芬还在电视和平面广告里刻意赞美各种体型、体重和肤色的“真实”女性，而不是皮包骨头的金发模特。品牌方称：“我们可以自己决定何为美。这不是哪个人的权利，而是我们自己的权利。”但看起来，多芬所主张的兼容并包好像和男性毫无关系。
女性确实比男性更注重个人卫生。美国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75%的男性会在如厕后洗手，而女性洗手的比例则是90%。这个结果纯属预料之内，毕竟几百年来，女性都听信了恭维话，坚信用肥皂清洗是她们的拿手好戏。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社会都仰仗女性做无偿的清洗工作——洗盘子、洗衣服、给孩子洗澡，女性的远大志向与洗手习惯也由此形成。
其实，我们对清洗原理的认知大多要归功于19世纪晚期的德国女科学家阿格内斯·珀克尔。这个聪明又勤奋的女孩，对知识充满渴求，一心想去念大学。然而，弟弟去大学学习后，她却只能留在家里照顾父母，在厨房洗盘子，再自学弟弟丢弃的课本。
日复一日盯着水槽，珀克尔开始思考：为何用了肥皂后，油脂就会从盘子上滑掉？她在做了几个简易的实验后，想出了一种测算表面张力的方法。她写信将自己的观察结果告诉了一位英国科学家，后者立马发现了她的才华，并将她的信寄给了学术杂志《自然》。1891年3月，珀克尔的文章刊印了出来，那位英国科学家在文末介绍珀克尔是“用极简易器具得出极有价值成果的德国女士”。
珀克尔的观察结果为现今的化学分支学科“表面科学”奠定了基础。该学科的研究者试图弄清楚一种物质是如何黏附于另一种物质上的，病毒也在研究对象内。
肥皂的成分与功效
最基础的肥皂配方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是最早记录下这一配方的人之一。据他观察，凯尔特人会用动物油脂和灰烬的混合物来给头发染上淡淡的红色。或许是因为不太了解染色的原理，老普林尼搞错了整件事的因果关系。不过，他倒是弄清了肥皂的原料。制作肥皂的方法正是将油脂和碱混合，而灰烬溶于水后的产物就是一种碱。
这个配方似乎能施展神奇的魔法。动物油脂和灰烬——这两个污秽之物的典型代表在混合后竟能产生净化效果。难怪肥皂曾一度被人视作圣物。
如今所用的碱都是人工合成的，但生成的肥皂分子与过去的大同小异。伦敦大学的化学教授安德烈亚·塞拉给出了一个形象的类比：“它们就像精子，有头，还有长长的油性尾巴。”头部亲水，尾巴亲油脂。遇到顽固污渍时，肥皂分子会集结成一支“特警队”。它们尾巴朝里，头部朝外，形成一个光滑、易冲洗的球体，将污渍紧紧围住。
肥皂双管齐下的效力还体现在它能破坏病毒和细菌脆弱的包膜，进而导致它们解体。有的肥皂好标榜“抗菌”功效，但其实肥皂的功效本来就是抗菌。人们也无需害怕与人共用肥皂，正如塞拉所说：“通常肥皂自己就会瓦解沾在其表面的污物。”
无论是便宜的梨牌肥皂块、瓶装的肥皂液，还是价值2800美元镶金嵌钻的卡塔尔肥皂，虽然形态不同，基本的化学过程却都一样。影响肥皂效力的因素只有浓度。浓度高，洗得净。反之，则洗不净。
肥皂与营销套路
肥皂是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但也隔了段时日才真正流行开来。尽管老普林尼热情高涨，罗马人依旧延续着自己旧有的习惯——用人类尿液清洗东西。人们直到19世纪才清楚认识到肥皂对于个人卫生的重要作用。当时，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伦敦泰晤士河引发了一场关于公共健康与卫生的革命。可即便如此，肥皂的推广工作还是费了不少功夫。如果早期的广告说肥皂是一种由肉类加工废料制成的脂肪酸盐，恐怕人们就不会把它抢购一空了。
肥皂厂商早就意识到了，只有梦想才能带来畅销，而恐惧却不能（除非遇上疫情）。梨牌先人一步将肥皂包装成梦寐以求的商品来兜售。19世纪80年代，该公司聘请伦敦最具魅力的性感女郎莉莉·兰特里担任代言人，兰特里也因此成为了首位为商品代言的女性。在早期的梨牌广告中，兰特里举着一块肥皂说：“对双手和面色有举世无双的功效。”
自那以后，肥皂卖家都鼓吹自己的产品能美容养颜。1942年，力士的一则广告直截了当地问：“想魅力大增吗？”20世纪40年代，在棕榄的一幅广告图中，一位女士害羞地对着摄像机笑。“我太爱我的丈夫了。”她嘴边飘出的台词气泡里写道，“我可不希望我的肌肤像中年人的那样，干巴巴的，毫无生气。”
随着这种苛求女人味的观点深植于西方社会，一种强调男子气概的观点应运而生——男性的肌肤就该沾满汗水与污垢。比尔·勃兰特和厄尔·多特之类的摄影师更是为男子汉的形象提供了关键参考：在他们的镜头下，强力劳动在男人黝黑的脸上刻下了疲惫的印记。正如俗话所说，女性只需容光焕发，男性则要尽情挥洒全部的汗水。
这种清洁理念还有另一副肮脏面孔——它主张无论如何都要把黑皮肤洗白。在早期的一则梨牌广告里，一个黑人宝宝迈入浴缸，出来后就奇迹般地变白了。这个宣传套路流传了好长时间。
近年来，肥皂卖家改用新的论调向女性推销。肥皂的卖点不再是提升对异性的吸引力，而是舒缓心情、抚平皱纹、展开女性紧锁的眉头。正如皇室香皂所承诺的：“助你放松身心，洗尽烦恼，专注自我。”
这类宣传词从表面上看能赋予女性力量，但其中的潜台词就本质来说还是老一套。家里的一帮孩子让女性沮丧不已，兼顾家务和工作让女性筋疲力尽。而这时，广告竟小声地念叨：女性需要的不是平等、女权主义，也不是丈夫替她们分担，而是买块肥皂、洗个澡。
单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投资一个文化附加值如此之高的基础清洁用品，盈利十分可观。我们花费在肥皂和浴液上的钱逐年增长，即使在疫情引发全民抢购前，清洁用品的全球市值也已超过400亿美元。
然而，《清洁：皮肤新科学》一书的作者詹姆斯·汉布林医生认为，人们大可不必疯狂地用肥皂清洗。他在书的开篇写道：“我从五年前开始就不洗澡了。”即使不再像别人教我们的那样热衷于清洗，我们照样可以过得很好，甚至在很多方面，我们能过得更好。
随着我们愈发狂热地清洗、擦洗、冲洗我们的肌肤，牛皮癣和湿疹等疾病的发病率反倒提高了。卫生革命让我们以为所有的细菌都有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加深对微生物群系的了解能让我们更加重视自己肠道内的细菌。那么，如果我们肌肤上的污垢也同样至关重要呢？
如果说耀眼的科技之光曾照亮整个20世纪，那么暗淡的2020年则让我们有了另一番领悟。我们如今对抗新型疾病的主要武器其实早在维多利亚时期便已臻于完善——那就是肥皂和清水。
肥皂与身份政治
自19世纪肥皂走進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很少有人对其大加赞扬。为何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忽视肥皂所带来的乐趣？这多少与“身份政治”有关。细菌和病毒不会只对女人的双手情有独钟，污垢也不会只出现在女人的视野中。然而，肥皂的历史与由来已久的刻板印象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好女人要纯洁无瑕，真男人要强健邋遢。到头来，肥皂竟成了女权议题。
想想营销套路就知道了。作为全球肥皂巨头之一，多芬在其官网主页上展示的11个清爽人物形象中，没有一个是男性。近几年，多芬还在电视和平面广告里刻意赞美各种体型、体重和肤色的“真实”女性，而不是皮包骨头的金发模特。品牌方称：“我们可以自己决定何为美。这不是哪个人的权利，而是我们自己的权利。”但看起来，多芬所主张的兼容并包好像和男性毫无关系。
女性确实比男性更注重个人卫生。美国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75%的男性会在如厕后洗手，而女性洗手的比例则是90%。这个结果纯属预料之内，毕竟几百年来，女性都听信了恭维话，坚信用肥皂清洗是她们的拿手好戏。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社会都仰仗女性做无偿的清洗工作——洗盘子、洗衣服、给孩子洗澡，女性的远大志向与洗手习惯也由此形成。
其实，我们对清洗原理的认知大多要归功于19世纪晚期的德国女科学家阿格内斯·珀克尔。这个聪明又勤奋的女孩，对知识充满渴求，一心想去念大学。然而，弟弟去大学学习后，她却只能留在家里照顾父母，在厨房洗盘子，再自学弟弟丢弃的课本。
日复一日盯着水槽，珀克尔开始思考：为何用了肥皂后，油脂就会从盘子上滑掉？她在做了几个简易的实验后，想出了一种测算表面张力的方法。她写信将自己的观察结果告诉了一位英国科学家，后者立马发现了她的才华，并将她的信寄给了学术杂志《自然》。1891年3月，珀克尔的文章刊印了出来，那位英国科学家在文末介绍珀克尔是“用极简易器具得出极有价值成果的德国女士”。
珀克尔的观察结果为现今的化学分支学科“表面科学”奠定了基础。该学科的研究者试图弄清楚一种物质是如何黏附于另一种物质上的，病毒也在研究对象内。
肥皂的成分与功效
最基础的肥皂配方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是最早记录下这一配方的人之一。据他观察，凯尔特人会用动物油脂和灰烬的混合物来给头发染上淡淡的红色。或许是因为不太了解染色的原理，老普林尼搞错了整件事的因果关系。不过，他倒是弄清了肥皂的原料。制作肥皂的方法正是将油脂和碱混合，而灰烬溶于水后的产物就是一种碱。
这个配方似乎能施展神奇的魔法。动物油脂和灰烬——这两个污秽之物的典型代表在混合后竟能产生净化效果。难怪肥皂曾一度被人视作圣物。
如今所用的碱都是人工合成的，但生成的肥皂分子与过去的大同小异。伦敦大学的化学教授安德烈亚·塞拉给出了一个形象的类比：“它们就像精子，有头，还有长长的油性尾巴。”头部亲水，尾巴亲油脂。遇到顽固污渍时，肥皂分子会集结成一支“特警队”。它们尾巴朝里，头部朝外，形成一个光滑、易冲洗的球体，将污渍紧紧围住。
肥皂双管齐下的效力还体现在它能破坏病毒和细菌脆弱的包膜，进而导致它们解体。有的肥皂好标榜“抗菌”功效，但其实肥皂的功效本来就是抗菌。人们也无需害怕与人共用肥皂，正如塞拉所说：“通常肥皂自己就会瓦解沾在其表面的污物。”
无论是便宜的梨牌肥皂块、瓶装的肥皂液，还是价值2800美元镶金嵌钻的卡塔尔肥皂，虽然形态不同，基本的化学过程却都一样。影响肥皂效力的因素只有浓度。浓度高，洗得净。反之，则洗不净。
肥皂与营销套路
肥皂是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但也隔了段时日才真正流行开来。尽管老普林尼热情高涨，罗马人依旧延续着自己旧有的习惯——用人类尿液清洗东西。人们直到19世纪才清楚认识到肥皂对于个人卫生的重要作用。当时，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伦敦泰晤士河引发了一场关于公共健康与卫生的革命。可即便如此，肥皂的推广工作还是费了不少功夫。如果早期的广告说肥皂是一种由肉类加工废料制成的脂肪酸盐，恐怕人们就不会把它抢购一空了。
肥皂厂商早就意识到了，只有梦想才能带来畅销，而恐惧却不能（除非遇上疫情）。梨牌先人一步将肥皂包装成梦寐以求的商品来兜售。19世纪80年代，该公司聘请伦敦最具魅力的性感女郎莉莉·兰特里担任代言人，兰特里也因此成为了首位为商品代言的女性。在早期的梨牌广告中，兰特里举着一块肥皂说：“对双手和面色有举世无双的功效。”
自那以后，肥皂卖家都鼓吹自己的产品能美容养颜。1942年，力士的一则广告直截了当地问：“想魅力大增吗？”20世纪40年代，在棕榄的一幅广告图中，一位女士害羞地对着摄像机笑。“我太爱我的丈夫了。”她嘴边飘出的台词气泡里写道，“我可不希望我的肌肤像中年人的那样，干巴巴的，毫无生气。”
随着这种苛求女人味的观点深植于西方社会，一种强调男子气概的观点应运而生——男性的肌肤就该沾满汗水与污垢。比尔·勃兰特和厄尔·多特之类的摄影师更是为男子汉的形象提供了关键参考：在他们的镜头下，强力劳动在男人黝黑的脸上刻下了疲惫的印记。正如俗话所说，女性只需容光焕发，男性则要尽情挥洒全部的汗水。
这种清洁理念还有另一副肮脏面孔——它主张无论如何都要把黑皮肤洗白。在早期的一则梨牌广告里，一个黑人宝宝迈入浴缸，出来后就奇迹般地变白了。这个宣传套路流传了好长时间。
近年来，肥皂卖家改用新的论调向女性推销。肥皂的卖点不再是提升对异性的吸引力，而是舒缓心情、抚平皱纹、展开女性紧锁的眉头。正如皇室香皂所承诺的：“助你放松身心，洗尽烦恼，专注自我。”
这类宣传词从表面上看能赋予女性力量，但其中的潜台词就本质来说还是老一套。家里的一帮孩子让女性沮丧不已，兼顾家务和工作让女性筋疲力尽。而这时，广告竟小声地念叨：女性需要的不是平等、女权主义，也不是丈夫替她们分担，而是买块肥皂、洗个澡。
单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投资一个文化附加值如此之高的基础清洁用品，盈利十分可观。我们花费在肥皂和浴液上的钱逐年增长，即使在疫情引发全民抢购前，清洁用品的全球市值也已超过400亿美元。
然而，《清洁：皮肤新科学》一书的作者詹姆斯·汉布林医生认为，人们大可不必疯狂地用肥皂清洗。他在书的开篇写道：“我从五年前开始就不洗澡了。”即使不再像别人教我们的那样热衷于清洗，我们照样可以过得很好，甚至在很多方面，我们能过得更好。
随着我们愈发狂热地清洗、擦洗、冲洗我们的肌肤，牛皮癣和湿疹等疾病的发病率反倒提高了。卫生革命让我们以为所有的细菌都有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加深对微生物群系的了解能让我们更加重视自己肠道内的细菌。那么，如果我们肌肤上的污垢也同样至关重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