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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朝军队与美韩军队除战场上血战外，暗地里还进行着一场情报战。
敌人冒充我军截获情报
1951年夏季的一天，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从截获的美军发往华盛顿的电报中，多次发现有我军通讯被窃听的迹象，立刻向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通信处做了通报。
紧接着有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无线电第三区队区队长李东祥急匆匆赶到通信处报告：当天同朝鲜大使馆的无线电联络，出现了异常情况！上午会晤联络时间是10时整，我方监听呼叫到12点，对方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下午会晤时间是16时，沟通联络后，询问对方时，他们却说上午联络情况正常，并发电给我们，号数是××，原数×××。
时任通信处处长杜牧平立刻意识到很可能是敌人从中做了手脚，马上命令向朝鲜大使馆发电，查明确切情况。
朝鲜大使馆又回电详细说明上午联络的情况，并特别说明：“上午联络后，你台说干扰很厉害，要我台改频到××mc，之后我台立即向你处发报……”
杜牧平判断：一定是敌人冒充志愿军与朝鲜使馆台联络，以此想获得志愿军的情报。
为粉碎敌人的阴谋，通信处一面向上级指挥部报告了详细情况，一面采取防范措施，通知各电台，以后互相联络必须使用一次性敌我识别暗令，核对暗令无误后才能通电。
通信处与一线部队联络因为保密原因，比较小心谨慎，而与二线休整部队的联络却警惕不够，这又给敌人钻了一个空子。
有一次，我第60军在二线休整，忽然有一天，杜牧平从志愿军司令部各台的联络情况报告表中发现，同第60军已经3天没有联络上了。按理说我们已采用“敌我识别暗令”，敌人冒充干扰联络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敌人没有干扰，就可能是第60军遭敌机轰炸，电台被敌人破坏了。
杜牧平当即派通信参谋携15瓦电台一部和3名报务员，到原第60军驻地查明情况，将电台留给60军，以便及时与总部联络汇报情况。
通信参谋乔俊带电台星夜启程，却出人意料地在原驻地顺利找到了第60军，并很快找到该军通信科科长刘文波。
乔俊首先向刘文波说明来意，刘文波大惊：“什么？我们一直同志愿军司令部保持联络，现在正在联络，怎么会失去联系呢？”
乔俊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妙。
刘文波、乔俊等人直奔隐蔽在山洞中的电台，报务员正在和“志愿军总部”“亲切”交谈呢。乔俊立刻接过报话器，向对方拍发“敌我识别暗令”，对方只是避而不答。
乔俊当即仔细校正了收发频率，重新呼叫志愿军司令部电台。沟通联络后，乔俊拍发了“敌我识别暗令”，对方当即拍了回令。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志愿军司令部电台。几天来，60军一直在和敌台联络。
刘文波吓得冒出一身冷汗，幸亏及时发现并纠正过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敌特谍报分队落网
1952年8月底，美军扬言，马上就要对志愿军发起秋季攻势。因此，战场局势顿时紧张起来。这时，中美双方都想通过各种方法搜集对方的军队部署、进攻计划等情报。
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接到第42军报告，捕获了一个侦察我军通信的敌特分队，要通信处派人前去了解情况。
当天晚上，借着夜色掩护，杜牧平带着几个人驱车前往42军总部。为了不被敌机发现，车辆关掉车灯摸黑行驶。各条道路白天已被敌人的轰炸机炸得起伏不平。途中不时有敌人的侦察机扔下照明弹，侦察战场上我军在夜间的行动。
黎明时分，经过一夜的颠簸行驶，杜牧平等人终于抵达在西海岸防御的第42军驻地，经过一番审讯，这才揭开我军事情报被泄的秘密。
原来，这伙特务是美国804部队的一支分队。804部队是专门执行电报、电信侦察的谍报部队，部队战前是南韩军总部的一个分属机构，朝鲜战争爆发后，划归美军驱使，专门侦窃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情报。
美国804部队有两个联队，一个是无线电联队，这个联队多是从台湾网罗来的特务人员，任务是侦窃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另一个是有线电联队，由南朝鲜人、懂中国话的美国人等组成，其任务是侦窃我方的有线电话。
这次我军捕获的是有线电联队第一大队，由11人组成，使用的是美式特工15瓦的电台和感应音频收信机、录音机，是美国最新研制的新式窃听器，专门用于窃听有线电话。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混入我军空隙，秘密获取我最高指挥部关于敌军秋季攻势的了解程度、具体战略部署等。为了达到目的，这个分队冒险秘密接近我军总部通往北方有线电线路附近。
这个装备先进的特务小组，两个星期前从西海岸秘密爬上半岛，化装成朝鲜人民军的样子。由于他们都是朝鲜人，地形熟且不露痕迹，很难引起我方注意。
这伙人上岸后，就住在我军第42军后勤部驻扎的村子里。他们严密地伪装起来，白天像朝鲜人民军一样出操上课，夜间以巡逻为名出去活动。他们同当地老百姓关系处得很好，并且无环节疏漏，以致在志愿军的眼皮底下蒙混了半个月之久。
在这伙人中间，有几个人是朝鲜人民军俘虏人员中的变节分子。有一个年轻人，家住平壤附近，一天夜里在执行任务时偷偷逃走，不料他的可疑行迹被我巡逻分队发觉，当即将其批捕。经过审讯，他交待了侦窃分队的情况，并愿意带路去寻找。
不料，我军搜捕队赶到时，他们发现情况不妙，已经提前撤离。搜捕队立刻与附近的志愿军联系，连夜派出几路巡逻队围追堵截，最后将这伙人全部抓获。
这伙人被抓获后，杜牧平立刻将俘虏提供的有关军事情报，报告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彭德怀立刻与中央军委取得联系，及时对我军粉碎敌人秋季攻势的战略部署做了调整。
为了防止敌人对我志愿军通信的再次侦窃，杜牧平当即组织通信处，针对敌人先进的侦窃手段，进行相应的反侦窃改造，对“敌我识别暗令”进行了更保密的设计，还派武装巡逻队在有线电话线路上机动巡逻。这样，我军的通信保密更加安全，敌人再也难以窃取我志愿军的通信情报了。
敌人冒充我军截获情报
1951年夏季的一天，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从截获的美军发往华盛顿的电报中，多次发现有我军通讯被窃听的迹象，立刻向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通信处做了通报。
紧接着有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无线电第三区队区队长李东祥急匆匆赶到通信处报告：当天同朝鲜大使馆的无线电联络，出现了异常情况！上午会晤联络时间是10时整，我方监听呼叫到12点，对方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下午会晤时间是16时，沟通联络后，询问对方时，他们却说上午联络情况正常，并发电给我们，号数是××，原数×××。
时任通信处处长杜牧平立刻意识到很可能是敌人从中做了手脚，马上命令向朝鲜大使馆发电，查明确切情况。
朝鲜大使馆又回电详细说明上午联络的情况，并特别说明：“上午联络后，你台说干扰很厉害，要我台改频到××mc，之后我台立即向你处发报……”
杜牧平判断：一定是敌人冒充志愿军与朝鲜使馆台联络，以此想获得志愿军的情报。
为粉碎敌人的阴谋，通信处一面向上级指挥部报告了详细情况，一面采取防范措施，通知各电台，以后互相联络必须使用一次性敌我识别暗令，核对暗令无误后才能通电。
通信处与一线部队联络因为保密原因，比较小心谨慎，而与二线休整部队的联络却警惕不够，这又给敌人钻了一个空子。
有一次，我第60军在二线休整，忽然有一天，杜牧平从志愿军司令部各台的联络情况报告表中发现，同第60军已经3天没有联络上了。按理说我们已采用“敌我识别暗令”，敌人冒充干扰联络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敌人没有干扰，就可能是第60军遭敌机轰炸，电台被敌人破坏了。
杜牧平当即派通信参谋携15瓦电台一部和3名报务员，到原第60军驻地查明情况，将电台留给60军，以便及时与总部联络汇报情况。
通信参谋乔俊带电台星夜启程，却出人意料地在原驻地顺利找到了第60军，并很快找到该军通信科科长刘文波。
乔俊首先向刘文波说明来意，刘文波大惊：“什么？我们一直同志愿军司令部保持联络，现在正在联络，怎么会失去联系呢？”
乔俊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妙。
刘文波、乔俊等人直奔隐蔽在山洞中的电台，报务员正在和“志愿军总部”“亲切”交谈呢。乔俊立刻接过报话器，向对方拍发“敌我识别暗令”，对方只是避而不答。
乔俊当即仔细校正了收发频率，重新呼叫志愿军司令部电台。沟通联络后，乔俊拍发了“敌我识别暗令”，对方当即拍了回令。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志愿军司令部电台。几天来，60军一直在和敌台联络。
刘文波吓得冒出一身冷汗，幸亏及时发现并纠正过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敌特谍报分队落网
1952年8月底，美军扬言，马上就要对志愿军发起秋季攻势。因此，战场局势顿时紧张起来。这时，中美双方都想通过各种方法搜集对方的军队部署、进攻计划等情报。
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接到第42军报告，捕获了一个侦察我军通信的敌特分队，要通信处派人前去了解情况。
当天晚上，借着夜色掩护，杜牧平带着几个人驱车前往42军总部。为了不被敌机发现，车辆关掉车灯摸黑行驶。各条道路白天已被敌人的轰炸机炸得起伏不平。途中不时有敌人的侦察机扔下照明弹，侦察战场上我军在夜间的行动。
黎明时分，经过一夜的颠簸行驶，杜牧平等人终于抵达在西海岸防御的第42军驻地，经过一番审讯，这才揭开我军事情报被泄的秘密。
原来，这伙特务是美国804部队的一支分队。804部队是专门执行电报、电信侦察的谍报部队，部队战前是南韩军总部的一个分属机构，朝鲜战争爆发后，划归美军驱使，专门侦窃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情报。
美国804部队有两个联队，一个是无线电联队，这个联队多是从台湾网罗来的特务人员，任务是侦窃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另一个是有线电联队，由南朝鲜人、懂中国话的美国人等组成，其任务是侦窃我方的有线电话。
这次我军捕获的是有线电联队第一大队，由11人组成，使用的是美式特工15瓦的电台和感应音频收信机、录音机，是美国最新研制的新式窃听器，专门用于窃听有线电话。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混入我军空隙，秘密获取我最高指挥部关于敌军秋季攻势的了解程度、具体战略部署等。为了达到目的，这个分队冒险秘密接近我军总部通往北方有线电线路附近。
这个装备先进的特务小组，两个星期前从西海岸秘密爬上半岛，化装成朝鲜人民军的样子。由于他们都是朝鲜人，地形熟且不露痕迹，很难引起我方注意。
这伙人上岸后，就住在我军第42军后勤部驻扎的村子里。他们严密地伪装起来，白天像朝鲜人民军一样出操上课，夜间以巡逻为名出去活动。他们同当地老百姓关系处得很好，并且无环节疏漏，以致在志愿军的眼皮底下蒙混了半个月之久。
在这伙人中间，有几个人是朝鲜人民军俘虏人员中的变节分子。有一个年轻人，家住平壤附近，一天夜里在执行任务时偷偷逃走，不料他的可疑行迹被我巡逻分队发觉，当即将其批捕。经过审讯，他交待了侦窃分队的情况，并愿意带路去寻找。
不料，我军搜捕队赶到时，他们发现情况不妙，已经提前撤离。搜捕队立刻与附近的志愿军联系，连夜派出几路巡逻队围追堵截，最后将这伙人全部抓获。
这伙人被抓获后，杜牧平立刻将俘虏提供的有关军事情报，报告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彭德怀立刻与中央军委取得联系，及时对我军粉碎敌人秋季攻势的战略部署做了调整。
为了防止敌人对我志愿军通信的再次侦窃，杜牧平当即组织通信处，针对敌人先进的侦窃手段，进行相应的反侦窃改造，对“敌我识别暗令”进行了更保密的设计，还派武装巡逻队在有线电话线路上机动巡逻。这样，我军的通信保密更加安全，敌人再也难以窃取我志愿军的通信情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