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幸福,这个古老又永恒的话题,它是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人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有时候,幸福却非常简单。2008年英国剑桥大学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北欧人普遍感到幸福,其中丹麦人的幸福指数最高。丹麦人的幸福是什么?32岁的瑟伦对媒体说:“在丹麦,我能安心地走在路上,不必担心欺骗和谎言,这让我感到很幸福。”
佛家说,人生的痛苦是因为充满了欲望和贪念,“欲不达”便导致嗔怒和痛苦,从这个角度理解,幸福是个私人话题,得到幸福的唯一捷径就是割舍欲望。但如果在一个充满欺骗和谎言的社会中生存,你就不免常常会担心、会愤怒、会浮躁,用阉割欲望的方式换取幸福,不过是鸵鸟策略而已。
换句话说,幸福是追求而来,还是让渡而来?是通过努力奋斗而来,还是通过灭绝欲望而来?当然,不同的阶层对幸福有不同期待,奴役者希望被奴役者灭绝欲望甘愿受苦,这样,鱼肉百姓者能幸福,被鱼肉的百姓也能幸福,皆大欢喜。
可惜,觉悟不高的大众斩不断七情六欲,饿肚子时想着米饭,有了米饭想要肉汤,有了肉汤想要自由。所以,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总爱给人民制造一种假象——全世界的人民都在“敌人”的奴役下苦不堪言,你们在我的“保护”下,活着,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话说到这里,好像有些跑题。在此讨论“幸福”话题的起源,是在2011年12月10日《投资者报》在深圳举办的“投资者论坛”上,学者和投资家们在辨析“资本善恶”的时候。有观点认为,善的资本应该利人利己,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成功,关键是使得消费者更幸福,这背后的道理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让消费者有了充分的投票权,谁能带给消费者更多的幸福感,消费者就把手里的钞票投给谁。
当下中国,经济总量近44万亿人民币,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穷二白,到如今大部分老百姓可以吃上米饭肉汤,中产阶层可以用上汽车洋房,富裕阶层可以跻身世界富豪榜之列,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
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优势——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推动经济高速发展。这种观点为政府集权、国企垄断提供了很好的理由,似乎只有一切资源和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把一切权力交给政府,人民才能接近幸福。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不久前提出了一个疑问:如果国有体制真有制度优势,从1949年到1978年的近30年间,为何中国经济和社会却陷入崩溃的边缘?而我们北方近邻的现实也让我们疑惑,为何在国有体制下,“吃上米饭和肉汤”居然奋斗几十年还不能实现?
张维迎教授在“投资者论坛”的独立演讲中谈到,人类历史上发明的好制度不多,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制度之一,这种制度改变了自古以来“普通人”伺候“聪明人”的局面,让“聪明人”反过头来伺候“普通人”。
这里面的聪明人是企业家,是利用集中资本的人,而普通人是消费者,也是提供资本的人。消费者每时每刻都利用钞票(资本),对企业家进行投票,决定谁输谁赢;而越是能给消费者带来幸福感的企业家,越能得到投票(即获得财富)。市场经济激发出消费者主权,并因此普惠大众。
所以,近年来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都是给消费者带来巨大幸福感的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的前任CEO史蒂文·乔布斯,这个聪明绝顶的家伙,不断为普通人献上心仪的产品,他创造的iPhone手机一次次被全世界消费者追捧,为消费者带来巨大的幸福感,因此,他的公司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和市场价值。
温家宝总理在不久前也提出,中国要有“乔布斯”。如果借用张维迎教授的逻辑,中国需要有为消费者创造巨大幸福感的企业家。问题是,如果这个国家6成拥有充足资本的人在想办法移民,如果企业家要在官员面前卑躬屈膝,如果知识产权的创新被随意剽窃不受保护,如果国有资本总是有优先权,企业家哪里还会有幸福感?企业家自己都没有幸福感,又怎么给消费者创造“巨大的幸福感”呢?
幸福感是因人而异的,它是一种情绪感知,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被管理”的。电影《骇客帝国》中,人们被装在液体瓶子中,脑后插着管线被电脑控制思维感知,在电脑设计的场景中过着虚拟的“幸福生活”。这的确是一种幸福,但总有少数了解真相的一群人,宁愿要蜗居地下不见天日的自由,也不要这种被控制的幸福。
幸福的前提是自由,没有自由的幸福,如同装在液体瓶子中的虚拟幸福,它自欺欺人,一钱不值。而且,人们也不会真的相信那些被灌输的幸福,那一张张在强权下幸福的笑脸,背后其实充满了鄙夷、恐惧和愤怒,一旦有普罗米修斯般的英雄,让光明之火照亮黑暗,这种愤怒就会成为推翻强权的力量。
中国30年前走上市场经济之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把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还给大家,这才是中国经济有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的根本原因。如果今天的人们,还在讨论是自由带来的发展还是集权带来的发展,那真是历史的倒退。而且,当经济发展遇见瓶颈的时候,我们更要反思,是要寄予集权之力来突破瓶颈,还是应该寄希望于更大的自由?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善的制度,它促使竞争带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它将社会资源进行最优化合理的配置,它那只无形之手打开了人们通向幸福之门,但它的前提是,人们拥有自由的权力、建立维护自由的规则。
(摘自《投资者报》)
佛家说,人生的痛苦是因为充满了欲望和贪念,“欲不达”便导致嗔怒和痛苦,从这个角度理解,幸福是个私人话题,得到幸福的唯一捷径就是割舍欲望。但如果在一个充满欺骗和谎言的社会中生存,你就不免常常会担心、会愤怒、会浮躁,用阉割欲望的方式换取幸福,不过是鸵鸟策略而已。
换句话说,幸福是追求而来,还是让渡而来?是通过努力奋斗而来,还是通过灭绝欲望而来?当然,不同的阶层对幸福有不同期待,奴役者希望被奴役者灭绝欲望甘愿受苦,这样,鱼肉百姓者能幸福,被鱼肉的百姓也能幸福,皆大欢喜。
可惜,觉悟不高的大众斩不断七情六欲,饿肚子时想着米饭,有了米饭想要肉汤,有了肉汤想要自由。所以,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总爱给人民制造一种假象——全世界的人民都在“敌人”的奴役下苦不堪言,你们在我的“保护”下,活着,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话说到这里,好像有些跑题。在此讨论“幸福”话题的起源,是在2011年12月10日《投资者报》在深圳举办的“投资者论坛”上,学者和投资家们在辨析“资本善恶”的时候。有观点认为,善的资本应该利人利己,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成功,关键是使得消费者更幸福,这背后的道理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让消费者有了充分的投票权,谁能带给消费者更多的幸福感,消费者就把手里的钞票投给谁。
当下中国,经济总量近44万亿人民币,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穷二白,到如今大部分老百姓可以吃上米饭肉汤,中产阶层可以用上汽车洋房,富裕阶层可以跻身世界富豪榜之列,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
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优势——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推动经济高速发展。这种观点为政府集权、国企垄断提供了很好的理由,似乎只有一切资源和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把一切权力交给政府,人民才能接近幸福。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不久前提出了一个疑问:如果国有体制真有制度优势,从1949年到1978年的近30年间,为何中国经济和社会却陷入崩溃的边缘?而我们北方近邻的现实也让我们疑惑,为何在国有体制下,“吃上米饭和肉汤”居然奋斗几十年还不能实现?
张维迎教授在“投资者论坛”的独立演讲中谈到,人类历史上发明的好制度不多,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制度之一,这种制度改变了自古以来“普通人”伺候“聪明人”的局面,让“聪明人”反过头来伺候“普通人”。
这里面的聪明人是企业家,是利用集中资本的人,而普通人是消费者,也是提供资本的人。消费者每时每刻都利用钞票(资本),对企业家进行投票,决定谁输谁赢;而越是能给消费者带来幸福感的企业家,越能得到投票(即获得财富)。市场经济激发出消费者主权,并因此普惠大众。
所以,近年来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都是给消费者带来巨大幸福感的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的前任CEO史蒂文·乔布斯,这个聪明绝顶的家伙,不断为普通人献上心仪的产品,他创造的iPhone手机一次次被全世界消费者追捧,为消费者带来巨大的幸福感,因此,他的公司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和市场价值。
温家宝总理在不久前也提出,中国要有“乔布斯”。如果借用张维迎教授的逻辑,中国需要有为消费者创造巨大幸福感的企业家。问题是,如果这个国家6成拥有充足资本的人在想办法移民,如果企业家要在官员面前卑躬屈膝,如果知识产权的创新被随意剽窃不受保护,如果国有资本总是有优先权,企业家哪里还会有幸福感?企业家自己都没有幸福感,又怎么给消费者创造“巨大的幸福感”呢?
幸福感是因人而异的,它是一种情绪感知,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被管理”的。电影《骇客帝国》中,人们被装在液体瓶子中,脑后插着管线被电脑控制思维感知,在电脑设计的场景中过着虚拟的“幸福生活”。这的确是一种幸福,但总有少数了解真相的一群人,宁愿要蜗居地下不见天日的自由,也不要这种被控制的幸福。
幸福的前提是自由,没有自由的幸福,如同装在液体瓶子中的虚拟幸福,它自欺欺人,一钱不值。而且,人们也不会真的相信那些被灌输的幸福,那一张张在强权下幸福的笑脸,背后其实充满了鄙夷、恐惧和愤怒,一旦有普罗米修斯般的英雄,让光明之火照亮黑暗,这种愤怒就会成为推翻强权的力量。
中国30年前走上市场经济之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把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还给大家,这才是中国经济有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的根本原因。如果今天的人们,还在讨论是自由带来的发展还是集权带来的发展,那真是历史的倒退。而且,当经济发展遇见瓶颈的时候,我们更要反思,是要寄予集权之力来突破瓶颈,还是应该寄希望于更大的自由?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善的制度,它促使竞争带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它将社会资源进行最优化合理的配置,它那只无形之手打开了人们通向幸福之门,但它的前提是,人们拥有自由的权力、建立维护自由的规则。
(摘自《投资者报》)